高管地震经历与企业捐赠决策
——基于烙印理论的实证研究

周必彧，彭紫萱

（浙江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来越被大众所关注。以往的学者对于企业捐赠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者的身上，他们认为企业捐赠行为是受政府和制度规范压力的驱动［1-2］，或是为了获取声誉资本以及改善负面形象［3-4］。然而企业家除了将企业捐赠作为一种利己的手段之外，还会将其作为自身价值观道德观的外化形式。企业的决策者会因为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5-6］、价值观念以及组织主流的意识形态提高企业的捐赠水平［7-9］。事实上企业作为一个没有情感实体的个体，能够体现捐赠“利他”性的个体主要是企业内部的管理者。烙印理论的提出为研究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行为决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烙印理论认为管理者受一些过往经历的影响会形成思想烙印，该烙印会长期影响管理者个人及其所在组织的决策行为。在此基础上的“烙印—环境契合”假说认为烙印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动态演变。大饥荒、地震等宏观生活背景对个体的利他情感、公共价值观等多种内在特质具有塑造效应［10］。已有的文献中，有不少探究个体的大饥荒经历对企业决策影响的例子，包括大饥荒经历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11］、对企业利他慈善捐赠的影响［10］、对创业选择的影响以及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12-13］等。事实上地震同大饥荒具有相似之处，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大，且在危害公众安全的同时，也激发了民众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感，这一情感在企业层面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企业的慈善捐款。基于上述分析，拟探讨两个问题。第一，高管敏感时期的地震经历是否也会产生烙印，从而影响其进入企业后所做出的捐赠决策？第二，不同的环境是否会对烙印产生影响，从而体现出不同企业之间捐款的差异性？为探究高管童年时期地震经历产生的道德烙印对企业捐款水平的影响，以2006—2021 年所有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混合截面数据来检验高管童年地震经历与其企业捐赠水平之间的联系，同时验证企业内外部环境的持续性变动是否会使烙印产生强化效应和衰退效应。

本研究可能做出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为企业捐赠的意识形态动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理解此类企业“利他”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区别于过往文献中关于企业“利他”捐赠的研究，以地震经历为切入点，这一非人为选择因素排除了自选择性的干扰，更能体现捐款的“利他”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烙印的研究范围，并且为“烙印—环境契合度”假说和多重烙印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从微观层面（高管自身经历）、中观层面（企业的内部环境）以及宏观层面（外部疫情环境）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验证了不同环境下烙印的动态性变化，证实了烙印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同时实证结果表明，在敏感期内对个体时间影响的环境因素可能来自不同层面。这为企业及相关信息使用者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可能的经验支持，对于企业如何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启示作用，对促进企业推动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具有实践意义。

一、理论与假设

（一）相关文献评述

1.高管个人特征和企业行为决策之间的关系，可以利用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来解释。第一，高阶理论认为管理者采取的行动是基于其个人经历、价值观和性格等，通过管理者的个性特征可以预测管理者对于战略决策的选择，并最终反映在企业的行为决策结果上［14］。但是高阶理论的主要理论缺口在于它虽然强调了管理者自身特征的重要性，却忽略了个体意识是如何转变的，因此需要引入烙印理论来弥补这一缺口。第二，烙印就是在一段关键的敏感时期，组织或者个体演化出来和当时环境相匹配的特征的过程，且这些特征在随后环境发生变化时依旧持续存在［15］。烙印的“敏感期”不应该局限于组织的初创时期以及个人职业生涯刚开始的阶段，而应该延伸至组织内部人员变更与个人职业角色转换等阶段［16］。在此基础上，Tilczik 提出了“烙印—环境契合度”假说［17］，为理解个体多重烙印在组织中发展演变提供了理论支撑。

2.现有文献中，关于企业捐赠的研究主要包含“利己”捐赠和“利他”捐赠。第一，总结过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利己”捐赠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企业谋取经济或是其它方面的利益，一种则是满足高管自身的利益追求。前者认为企业的捐赠行为其实是一种“营销手段”，能够提升企业的知名度，给企业带来内在价值［18］，释放积极信号，彰显企业形象［19］。另一种则是基于代理理论，认为企业的捐赠行为是一种管理者的福利。企业捐赠为管理者创造了某种“暖光”效应，因为捐赠行为提升了高管个人的声誉［20-21］。第二，利他视角下的企业捐赠行为可能是因为高管自身受到某个时间段内特殊事件的影响而产生的。研究证明，企业家早年从军经历形成的价值观烙印对其企业的慈善捐赠有正向影响［22］。但是这类研究存在自选择性问题，很难区分是经历影响了个体特性还是个体的内在特性导致了个体选择这种经历。为此部分学者对研究进行了改进，选用外部非人为选择事件作为管理者的经历变量。例如高管早年时期经历的大饥荒事件会对高管自身的心理状态产生长远的影响，在其进入企业后会更加积极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23］。此类研究认为早年的负面经历会导致个体产生道德烙印，使之在成年之后产生区别于其他个体的更为强烈的责任意识。

3.国内对于早年的负面经历对高管冲击的研究中，多数探究的是早年大饥荒经历对行为的影响，现有的文献中还没有文献直接涉及有关地震经历的研究。第一，许年行等人在研究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时发现，有过贫困经历的CEO在汶川地震后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水平［7］，但也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调节变量。第二，有一部分学者则是将汶川地震事件作为大环境背景，研究公司捐赠行为存在提高声誉以获取广告效用的经济动机以及高管联结于企业捐款之间的关系［24-25］。这些研究都利用了地震事件，但都没有进一步探究地震与企业捐赠之间的作用机制。从烙印理论的逻辑视角来研究高管地震经历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可以填补这块研究的空白。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地震经历的道德烙印。能促使个体产生烙印的事件往往是重大事件，影响范围广、程度深且有一定的持续时间。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复杂多样，各自然灾害都有发生，其中地震的发生频率和数量居首位。尤其是之前的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也因此铸就了“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唐山抗震精神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汶川抗震救灾精神。人们在目睹过或是亲身经历过灾难时，会激发人类的道德意识，彼此之间互相帮助的可能性会增加。经历过灾难的人们会在看到他人痛苦时倾向于情感反馈和实际帮助，且这情感的强度和帮助的速度受到最初灾难严重程度的影响［26］。童年时期个体人格以及对于世界的认知都还处于塑造和构建的过程中，是个人的关键敏感时期。当高管童年时期亲身经历过地震灾难，在日后又碰到相似的外部环境，他们童年时期打下的道德烙印就会产生作用。当面对那些身处困境需要帮助的人时，他们会更加倾向于对受难群体伸出援手，这种责任意识会随着高管进入企业后体现在企业捐赠水平上。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 高管童年时期的地震经历正向影响企业捐赠水平。

2.地震频发环境的烙印强化效应。个体进入企业后需要融入企业新的氛围、建立新的知识体系、建立新的人脉、塑造新的认知观念，是个体的人生转折，属于个体敏感期。这一时期如果公司所在地出现地震频发的情况，尤其是公司积极履行了社会责任，那么个体在长期的履责氛围中可能会产生责任烙印，认为在面临灾难时，履行责任和义务是十分必要的烙印的强化效应体现：一方面，高频发的地震环境会激起高管童年时期地震的痛苦回忆，从而更具有奉献精神，懂得将心比心地对待同样身处困境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童年时期在地震中受到过帮助的高管，更会将助人为乐的精神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地震灾害引发的广泛的社会需求可能会唤醒高管的责任意识。高管的精神特质和行为模式会受到企业中的集体活动、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感的影响。当发生在灾难时，外界对企业的援助需求增强，无论是外部的舆论导向还是企业内部的集体价值取向都会促使高管产生责任意识，推动做出企业捐赠的决策。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 高管公司注册地的地震频率越高，该道德烙印对企业捐款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3.融资约束环境的烙印消退效应。资源约束理论认为，即使企业的资源比较充足，高管也会把资源投入到更能产生经济价值的领域。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消耗资源的行为，且不能带来直接可预测的经济效益［27］。因此，较高的融资约束会导致财务灵活性降低从而导致企业捐款水平下降［28］。企业长期处于较高的融资约束水平给高管释放的信号可能与高管先前经验所获得的信息相矛盾，进而导致地震经历引起的道德烙印被削弱。长期处于高融资约束环境下的企业自身发展受限制，高管的关注点可能会更加集中于如何摆脱公司困境、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上，从而减少道德烙印施加下企业的捐款水平。此外，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管的决策行为，拮据、谨慎的行事观念可能会冲淡童年时期形成的道德烙印。在面对需要企业慈善捐款的情况时，会更多地考虑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相对减少捐款金额。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 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对于地震经历与企业捐款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且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高管地震经历所引发的道德烙印，受到地震频发环境、融资约束环境的影响，并最终影响企业捐赠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高管地震经历对企业捐赠影响的研究概念模型

二、数据与变量

（一）样本选择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主要数据来源于数据库中“公司研究”这一板块的“社会责任”子板块，涵盖的数据起始于2006 年。选择了2006—2021 年全部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对样本做了如下处理：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样本；剔除了ST，*ST 样本；剔除样本数据缺失较多或是不符合逻辑的样本；剔除了研究期限内人员变动频繁的样本；还利用新浪财经网手工收集和整理了CEO 的学历信息以及一些缺失的年龄信息，整理了国家统计局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地震数据。所有连续型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的选择与度量

因变量为企业捐赠（DA）。借鉴曾春影等［10］的做法，采用企业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来度量企业捐赠行为。第一，自变量是高管童年时期地震经历（Exp）。其中的高管特指企业的CEO 个人而并非高管团队。关于童年时期的界定，心理学家认为无论是采用年龄指标、大脑发育指标，还是采用心理成熟指标，均应把儿童时限的上限大致定在少年期（14～15岁）［29］。研究选取0～14岁作为童年的时间范围，将高管出生后的前14 年内其出生地的情况与中国环境年鉴中记载的地震时间和震源相比较，如果高管在童年时期（0～14岁）其出生地发生过地震，则Exp＝1，否则为0。第二，调节变量是高管公司注册地的地震频率（Freq）和高管所在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FC）。地震频率是指高管在进入企业后该地区地震发生次数的累加，融资约束水平采用了FC指数进行度量［30］。第三，参考朱沆等［8］的做法，将控制变量分为了两类：高管个人层面，控制了高管的年龄（Age）、性别（Gender）、学历（Degree）；企业层面，控制了企业的规模（Size）、上市年限（ListAge）、管理层薪资（TOP3）、资产负债率（Debt）、资产收益率（Roa）、托宾Q（Tob）。还设置了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年度变化趋势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设定了行业虚拟变量来控制行业差异性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表1）。

圆满完成防洪减淤各项任务。汛前，实施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库排沙6 908万t，花园口以下河段实现全程冲刷。汛期，针对上中游不同区间发生的洪水，以及下游利津站出现的24年来最大流量洪水，统筹兼顾，科学应对，及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确保了黄河汛情平稳安全。根据国家防总要求，先后派出16个工作组，分赴流域有关省（自治区）和黑龙江、吉林等地，协助、指导地方防汛救灾。汛末，科学调度骨干水库，共蓄水290亿m3，较汛前增蓄66亿m3，为今冬明春储备了抗旱水源。

表1 变量定义表

（三）实证模型

采用模型（1）来检验高管童年时期的地震经历是否会影响企业的捐赠水平。其中，被解释变量是DA用企业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Exp为解释变量，重点关注系数β1的符号。CVs 为控制变量，∑Year和∑Industry分别表示年度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ε 为残差项。如果假设1 成立，则β1应显著为正。

采用模型式（2，3）分别检验高管所在地地震频率的正向调节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水平的负向调节效应。式（2）中的Freq为调节变量，代表高管所在地的地震频率。若假设2 成立，则β3显著为正。式（3）中的FC为调节变量，代表高管所在公司的融资约束水平。若假设3成立，则β3显著为负。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 对模型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总样本数N为14 128 个，其中DA的标准差为5.381，说明公司捐款水平差异较大。Exp的均值为0.388，这意味着有三成以上的管理者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地震。代表地震频率的变量Freq均值为25.95，标准差为63.67，最小值min 为0，最大值max 为490，这说明不同高管所处的企业外部地震环境差异非常大，有些企业所在省份地震频发，有些企业所在省份则是地震少有发生。代表企业融资水平的变量FC均值为0.361，标准差为0.251。

表2 变量描述统计表

（二）主要回归结果

高管地震经历与企业捐赠关系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表3 中：模型1 检验的是高管地震经历与企业捐款之间的关系；模型2和模型3分别检验了地震频率和融资约束水平的调节效应。由模型1 可得高管童年时期的地震经历，会正向影响企业的捐款水平（Beat＝5.779，p＜0.001），假设1得到验证。由模型2 可得高管公司注册地的地震频率对高管地震经历与企业捐赠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Beat＝0.009，p＜0.001），假设2 得到验证。由模型3 可得高管公司的融资约束水平对高管地震经历与企业捐赠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Beat＝-3.936，p＜0.001），假设3 得到验证。

表3 高管地震经历与企业捐赠关系检验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重新定义关键变量。为检验高管地震经历对企业捐款的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参考朱沆等的做法，将关键变量DA重新定义为企业慈善捐赠与高管个人薪资的比值［8］。将重新定义的解释变量DA′代入原回归模型中，得到的回归结果其各项系数发生变化，但结果依然稳健。考虑到篇幅问题，回归结果不在此处显示。

3.内生性问题检验。为了解决高管地震经历与企业捐赠之间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使用Heckman 两阶段模型对主要结论进行内生性检验。在第一阶段的回归分析中，除了主要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外，选择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作为工具变量。因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自愿披露的内容，有的企业不披露，就会造成样本选择性偏差，因此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是影响企业捐赠的一个重要外生变量。

汇报了采用Heckman 两阶段的回归结果，在模型4 关于主效应的检验中，IMR 回归系数至少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原方程中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不可忽视。在二阶段回归结果中，主要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变化不大，这说明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情况下，基准回归结果依旧可信。同样，将所有调节变量以及交互项放入回归方程中，其结果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仍然支持前文提出的假设（表4）。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四）拓展性检验与分析

由于烙印具有一定的持续性，高管童年时期地震经历产生的道德烙印对于企业捐款的影响可能延续至今。为了更好地检验“烙印—环境契合”假说，结合近几年的疫情环境，进一步探究道德烙印是否也在疫情期间发挥了作用。利用PSMDID 方式，对疫情发生的前一年以及疫情期间进行了回归测试。为了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先用倾向分值匹配法总样本分为两大类。一是处理组（Ti＝1），为聘用童年经历地震高管的企业。二是控制组（Ti＝0），为没有聘用童年经历地震高管的企业。根据独立性假设条件，将匹配向量Xi的组合 设 定 为Age，Gender，Degree，Size，ListAge，TOP3，Debt，Roe和Tob，这些匹配向量会同时影响管理者选聘和企业捐赠水平。用这些企业特征来估计倾向分值并运用最邻近方法，根据两组间p的相近度进行1∶1 的样本匹配。再根据事件研究方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疫情（2020 年）前后一年内上市公司披露的捐赠数据进行对比研究，以考察这两组公司在面对疫情事件时捐赠行为是否有显著的差别（表5）。

表5 疫情期间的道德烙印效应

由结果显示：2019 年检验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表明疫情发生前的一年内童年有无地震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的捐款水平变动趋势一样。而2020年和2021年检验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道德烙印在疫情期间（2020—2021 年）发挥了作用。验证了烙印可以在多个敏感时期发生，且不同敏感期的烙印之间相互影响，产生动态叠加的效果。为“烙印—环境契合”假说的观点提供了现实依据，同时也验证了在不同敏感期内对高管道德烙印施加影响的环境因素不仅来自于微观层面（高管自身经历）、中观层面（企业内部环境），也可能来自于宏观层面（新冠疫情环境），为学者研究“多重烙印对组织和个体作用”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强调“着力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状态”，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十分紧要的现实任务。在践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过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的道路。几十年来，中国企业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表现出使命和担当。推进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是当代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企业捐赠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势必会受到各方的关注。本研究以2006—2021 年所有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基于烙印理论的视角，探索高管童年时期的地震经历对于企业捐款的影响，以及过往的环境对其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童年时期有过地震经历的高管会产生道德烙印，且道德烙印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强化或者衰退。高管公司注册地的地震频率越高，该道德烙印对企业捐款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对地震经历与企业捐款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童年时期有过地震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在疫情期间的捐款表现优于其他企业，说明该道德烙印在疫情环境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二）研究展望

本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基于利他视角考察高管道德烙印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的从企业视角探究企业捐赠自利动机的研究，拓展了企业捐赠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不同层面探究了环境的变化对烙印的影响，用现实证据证实了“烙印—环境假说”，为研究“多重烙印下组织和个人行为”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二，企业的慈善捐赠有利于促进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有过特定过往经历的高管有利于上市企业通过企业捐赠履行社会责任，监管机构应鼓励有过特定经历的管理者参与公司治理。根据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会负向影响道德烙印与企业捐赠的研究结论，为了促进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企业更好地履责，可以从企业融资约束这一角度入手。通过为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减少企业交易费用等方式帮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水平持续过高的局面，从而使道德烙印在企业捐赠中发挥更强大的作用，最终推动企业为促进共同富裕添砖加瓦。第三，对于企业而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也能帮企业赢得良好的声誉，企业选择有特定经历的CEO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客观原因导致本次研究存在不足和局限性。首先，在样本数据收集方面，有关企业高管的数据并未记录在国泰安数据库中，只能通过新浪财经网等多种渠道进行检索，人工收集高管的年龄、性别以及学历等相关数据。其次，由于有些企业未披露或者是披露不完全，导致部分个人信息不完整、数据缺失等现象，只能通过删减样本来解决，可能会影响最终的实证结果。最后，地震经历参照的是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记录的所有地震发生的数据，可能存在部分地震震级小、震感不明显的情况，也许并未对高管造成实质性影响，未来研究可将地震震级进行细分，进一步研究地震的危害程度是否会影响烙印的生成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