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半城西二巷忆事

洁尘

一

在成都的北城，人民北路一带，向北到火车北站，朝西至沙湾，这一大片地区以前被称为“铁半城”。“铁半城”里趴着两个巨型单位，一个是成都铁路局，一个是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简称铁二局。1960年，我父母从北京铁道学院（今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成都铁路局，在此工作、结婚、安家，生下我们两个女儿。我是小的那个。

之所以说是巨型单位，是因为它们里面什么都有，除了有关铁路的无数部门之外，幼儿园、中小学、中专、医院、剧场、影院、商店、书店、专业体工队和专业文工团……什么都有。说明其“巨型”的关键因素还不是这些——它甚至有自己的公检法系统。

到我上大学之前，我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在铁半城。

几年前，诗人孙文波在我家聊天，说起我们曾经都非常熟悉的人民北路那个区域。街口的新华书店；书店旁边的副食中心；书店对门的百货商店，店员写好票据收了钱后，夹在头顶的木板上，通过铁丝“唰”的一声，扔到收款员那边；斜对门的铁路局机关大门和里面几栋沉稳的大楼；白马寺的木综厂；木综厂后面的游泳池；还有俱乐部的电影，票价两毛五……那天聊成都北城的老光景，久居北京的孙文波感慨：“我发现，这些年，我无论住到哪里，都住在城市的北面。”

孙文波是铁二局子弟，算隔壁子的人。隔壁子还有个很有名的人，我不认识，但大家都知道——张国立，他曾经在铁二局文工团待了很多年。我的朋友中，同属铁路局子弟、同样从成都铁中毕业的，是女诗人靳晓静，她是我的大师姐。

铁半城的成都话，在成都是一个著名的梗。因为这个区域的家庭大多和我家一样，是从外地来成都的移民家庭，普通话是这里的官话，所以这里的成都话夹杂着很多普通话的发音。我中学时参加成都市的优秀学生表彰会，我们坐的位置前有“成都铁中”的牌子，会议开始前，时不时就有成都市区男生会跑到我们的位置前，喊道：“铁中的女同学，你们的鞋子好漂亮哦。”所谓的笑点在“学”和“鞋”这两字上，他们故意用普通话发音。成都话里，“学”的发音类似于“xió”，“鞋”读成“孩”。现在说来被这样调侃真不算什么，但当时真是窘得不行，只好面无表情佯装镇定。我刚到成都晚报时，没几天，我的上司何大草知道我是铁路局子弟，对我说：“你们铁路局的街好宽哦，你们铁路局的树好绿哦。”其中“街”和“绿”都是普通话发音，而成都话里，街念作“该”，“绿”发“路”音。我一时愕然，随即大笑，想不到这么严谨的领导，居然被我这个铁路局子弟瞬间激发出了童心，重演了早年成都市区男生的恶作剧。

二

偌大的铁半城，我常年出入的是西二巷。我家住在母亲任教的被叫作“铁工校”的铁路中专宿舍。

从铁工校宿舍区门口出来，走三百米左右的砖石路，右边是铁工校的围墙，墙里有不少柚子树（成都话叫“汽柑树”），超出墙头很高。一年中总是有很多时候，汽柑挂在枝头引诱着孩子们去勾扯。我不止一次地爬上去，不记得有扯下过汽柑，但没有摔下来过倒是真的。上下墙头的时候，同院的小伙伴—— 一般是男孩—— 就弓着背当踏板。

砖石路的左边是一排简易工棚，走到头，向左拐，再走五百米左右，就到了成铁二小。那是我的小学母校。后来，沿着西二巷一直走到头，沿一环路北侧朝西走四五百米，一环路南侧对面就是我的中学母校：成都铁中。

小学三年级从南京转学回成都，后面的几年和初中的前两年，西二巷是我常年战斗的战场。那些年，我最讨厌的就是一种叫作“男生”的东西。这种“东西”会在放学路上追在后面扔小石子，会突然把猪儿虫塞进女孩的衣领，又把黄鳝放进女孩的文具盒里，会霸占女孩子正在玩的乒乓球桌，在路上怪声怪调地高声叫女孩父母的名字，会疯狗一样一把把女孩子正在玩的皮筋夺去扔到树上……

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我经过西二巷的围墙，赫然见上面用粉笔写有我的名字，写的内容是“某某喜欢某某，不要脸”。前面的某某是我，后面那个某某是我的一个男同学。我站在那里无比愤怒——我知道是哪个男生写的，加上有点心虚——我是有点喜欢那个男同学，他跟其他混球男生不一样，不爱说话，很安静。

因为太讨厌男生，那几年打过很多次架。一般不在学校里打，怕被老师拎到办公室去受训，还要被请家长。打架现场一般选在西二巷，方式一般是先检查一下书包扣子扣好没有，然后拿起书包追着抡。比较厉害的时候，是拿出书包里的乒乓球拍，追，扑倒，用拍子打，成都话叫“铲”。我发育早，比同龄男生个子高，加上一般没打几下就会被周围人劝开，所以也没怎么吃过亏。

铁路局子弟的家长们太忙，好多经常出差在外，管孩子的时候很少。小孩子打架后也几乎不会回家告状。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铁路局大院，大人们背后虽然暗潮汹涌，但小孩子们的斗殴风气依然是相当硬朗，值得赞美。我不太清楚我父母当时是否知道我常在外面打架，但我身体好，成绩也好，他们并不操心。我姐比我大好几岁，在上中学，大概也不太清楚。我母亲知道我有一个外号，叫“野人”，是铁工校的花工师傅告诉她的。我姐从小是個乖乖女，很斯文，但有一次放学路上听说我被同院的一个男孩打了，她就把那个男孩找到打了一顿。看来我们姐妹基因里的剽悍，还是相同的。

最后一次跟男生打架是在初二。跟同组一起做清洁的死敌打起来了，彼此以扫帚和拖把抡打，用桶里的脏水泼对方。其实光在教室里打并不会怎样，然而因为双方都很投入，就挥舞着凶器打到了走廊上，还从三楼打到了二楼、一楼，于是被逮进了政教处。政教主任有事在忙，让我们站在办公室的角落面窗思过。夏天的黄昏，放学后的学校操场上空荡荡的，窗玻璃上反映着绚丽的霞光。我饥肠辘辘，狼狈不堪，心想这回学校一定会请家长。政教处的一个年轻女老师，当时担任学校的团委书记，看到我站在那里罚站，就走过来温柔地理了理我的头发，说：“是女孩子哦，是干净漂亮香喷喷的女孩子哦，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脏啊！”我一愣，然后侧过脸看了看身边那个“敌人”，又矮又肥，满脸污垢，还在嘿嘿傻笑，电光石火间，我羞愧难当，女性的自我意识瞬间被激发了。成都老话里经常说，要“爱好”。我作为一个女孩子，这么不爱好，经常被“猪”激怒，而且跟“猪”一起滚打到猪圈里，这不是蠢爆了嘛！从此，我彻底撤离了西二巷战场，不再打架了。

三

小学时候的西二巷，过了拐向铁二小的那条小十字路口，笔直往下走，右边是一片农田，左边是铁路局局级干部宿舍，清一色的二层红砖小楼，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别墅。

那片农田，我现在还记得，是蚕豆地。成都人叫蚕豆为“胡豆”。

后来，每次经过胡豆地，我总要问同行女友：“你们小时候拔过‘泡’没有？”

选一片饱满匀整的胡豆叶，摘下来，从边缘开始轻轻吸嘬，叶片的上下两层逐渐分开，逐渐中空，最后成为一个鼓囊囊的叶泡。对着阳光，这个叶泡碧玉一样清透美丽。我们叫这个为“拔泡”。拔泡很不容易成功，吸嘬的力量要控制好，轻了拔不通，力道大了，叶片就破了。

那些年一起在胡豆地拔泡的孩子们，都是铁路局子弟，都住在铁路局大院里。有一年中学同学会，一个男生和我追忆往事，结果居然是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都和我同班（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在南京上学）。这样的发小，还有好些呢。

有几个男生是我的死敌，但也有男孩子是我的好朋友。有一个小名叫三娃的小学男同学，性格温柔，有点小迷糊，成绩差得一塌糊涂，跟我特别要好，是我的同桌。我们从不吵架打架，他手肘过了三八线我也不会用文具盒敲他。每天三娃放学之后就到周围的垃圾堆去翻找，捡糖纸，带回家用清水把糖渍仔细洗干净，然后贴在玻璃上，等干了以后揭下来，夹在课本里，第二天早上上学时给我。他得到的回报是所有的作业我都让他抄。铁路局的孩子从小有个优势，就是手里有大把糖果。几乎每家的家长都经常全国各地到处跑，可能因为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就买很多外地的糖果回家作为补偿，所以品种异常丰富。我集有厚厚几本糖纸，一些稀有品种我有好几张，有充分的和别人兑换的实力。当然，这也是要仰赖三娃每天辛勤地在垃圾堆刨拣。

三娃的父亲是山东人，后来调走了，三娃就转学了，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当时我很难过。

我到报社工作后的一天，回铁路局的父母家探望，从铁工校出来时沿着西二巷往下骑，一个男人突然紧贴上我骑在旁边，还超前一点扭头看我。我有点害怕，没敢看，紧蹬车子。那男的贴过来看了几次之后，干脆一加速别在我前面，然后伸手扶稳我的车把。这拦路劫道的我还第一次遇到，惊慌中抬头看，是一个高个子的男青年，眉眼依稀感到熟悉。男青年开口问：“是小洁吧？”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天啊，居然是三娃！

三娃高中后就参军了，后来回到成都一段时间，再后来又离开了。

当年铁路局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們，到了高中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很多年彼此没见了。而西二巷，在我们的集体忽视中，一点一点地变化着，农田消失了，街道拓宽，两边的房子越来越多，街道两边的夹竹桃逐渐浓密成林。再到后来，夹竹桃又被集体铲除。那些红砖小别墅也逐渐被藤蔓全面覆盖，到了春夏时，成了绿色的小楼，只是隐隐地能看到一点下面的暗红底色。

我偶然发现，西二巷竟成了印刷物资一条街，街面光秃秃的，而在我的记忆里，这里分明还是我中学时每天必经的那条有树荫庇护的小街。光斑在树叶间跃动，又跳到街面上，我和女友们吹着泡泡糖走着，随时有同校男孩子骑着车从身后迅疾地掠过，像鸟一样。

我最后在西二巷盘桓的那几年，是我儿子上铁路局第三幼儿园的那一段时间。当时我和先生都在报社，很忙。铁三幼就在西二巷，儿子由我父母每天接送，周末时才被我带回自己的家。跟我儿子同上幼儿园的有几个是我发小的孩子。这些孩子一般是不会再打架了。我和发小接孩子时偶尔会遇到，彼此笑谈几句，说说孩子，问候一下对方的父母，客气，也陌生。对于过去，我们很少谈及了。

父母后来离开铁路局大院，搬到城西北的交大路去，我就再也没去过西二巷了。西二巷，对我来说，可能只会存在于日渐稀薄的记忆和不断积累的文字里，被回忆、描述、演绎、重建，最后成为一个虚构，从而在现实里彻底消失。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