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人学维度的历史和现实逻辑与当代价值

定光莉

（江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面貌，“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仍将处于快速增长区间，城镇化的建设将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可以说，城镇化建设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直接引擎，也是民生改善的重要阶梯。在此基础上，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核心”，将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实现人的美好生活和全面发展相结合。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指导，“人学维度”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重要维度，中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在诸多方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一般原理，坚持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人学维度”，并根据中国现实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人学维度

马克思主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也就是关注现实的人——整体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大多数，其阶级特征是从生产关系、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体力智力状况的综合分析中得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空想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城市理论中获得了诸多养分，在多篇著作中阐明或渗透了对城市中的经济关系以及“劳动着的人”的关切，大致可概括为：一是从体力、智力、精神生活、情绪体验、道德、工作时长等方面对城市工人状况的分析（《乌培河谷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二是从工业集聚、城市人口集聚等方面对城市工人的产生条件和过程的分析（《英国状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三是城市公共卫生条件的分析（《英国状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四是社会分工与城市功能的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五是共产主义运动与城市的关系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六是废除私有制、消灭城乡差别的分析（《共产主义原理》）；七是无产阶级所受到的压迫在城市住房方面的表现以及对待保留大城市解决住宅问题的态度的分析（《论住宅问题》）；八是城市社会分层问题的分析（《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后，活跃于20 世纪下半叶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立足于都市“场域”和市民生活“情势”，在城乡、区域、阶层、贫富差距拉大的历史阶段，通过空间地理拓宽多重场域来研究人，并且增加了人的社会角色。有观点认为，“都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城市研究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哲学范式，以包含着丰富矛盾性的“都市”为理论总问题，真正探究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生存矛盾、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社会历史理论[1]34-42+33。

随着新中国城镇化由铺排向纵深发展，从重视城市发展等级、规模和速度转变为重视城市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城中人”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从幕后走向台前的过程。党的七届二中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城镇化发展多与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密不可分，是社会进步的趋势。相比之下，宏观上对城市（镇）的整体体量和经济规模的看重，要明显于对微观世界的城中“人”的提及和关注。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政策根据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按城市承载能力调整，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关心未曾缺席。20 世纪60年代初，根据城市粮食供给情况提出要压缩城市人口[2]98-9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把企业经营效益同职工物质利益挂钩。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不断完善，城镇化由少数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朝共同富裕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了加快经济体制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在财税、工资等方面有所进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亿万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人在城镇化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幕后到台前的转换，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就要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全方位满足人的需求作为城镇化的根本任务。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回归到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这个本源上来，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涉及内容全方位，与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息息相关。会议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城市为人民”。自2015 年12 月，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人民城市”以来，人民性成为了中国城镇化事业的最鲜明立场和最坚定旨归，贯彻在国家城镇化事业各项部署之中。党的十九大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可以看出，新中国城镇化道路经历了发展理念和范式的转换，探索走出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是明确把人放在首位的城镇化之路，“人”在城镇化中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和彰显。有学者认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研究的范式变革和中国实践是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3]56-63。新型城镇化不仅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城镇化，更是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更高生活水平的城镇化，这比城市（镇）的体量和数量更为重要。

二、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人的生存”维度引导中国建设和谐的城市人居环境

（一）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城市工人身心健康的关切

恩格斯早在《乌培河谷来信》中就表现出了他对工人和工作环境问题的意识。通过对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的考察，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阶级是在工厂生产和城市集聚中产生的。“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城市人口增加了两三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4]107城市的人口集中引起一些不良后果，建筑杂乱无章，空气污浊、含氧量低。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仅仅只能维持作为劳动力生存的最低限度，被迫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居住条件差，衣服和食物都是劣质的，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在最必须的生活资料都缺乏的情况下，工人无法保持健康，死亡率高，流行病不断发生，体质越来越衰弱。工人面临的具体问题有：第一，城市公共卫生条件差——住宅的通风、排水和卫生的恶劣状况使得很多工人和他们的小孩都患上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瘰疬、佝偻病、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第二，工时过长，尤其是女工和童工；第三，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者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原因是大城市扩张，人口涌入，城市中心和经济活动中心地皮的价值被人为地抬高，老旧的建筑被拆毁，其解决方案是废除一切弊病的源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改变现有的统治结构，改变国家和所有制形式，才能把土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劳动资料，解决一切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这时，城市已经成为工人聚集之处，工人已经联合起来成为了一个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特征。过去他们从来没有进过城，和城市完全隔离，工作时间自由，无须过度的体力劳动，能生活得不错，日子平静而刻板。但是只是在相对轻松的体力负担和贫瘠的精神世界中度日，谈不上是值得过的生活。“诚然，这种生活很惬意，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确实也不算是人，而只是一部替一直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做工的机器。”[4]390进城以后，在机器化大生产面前，他们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受人管理监督和剥削压制，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和自由。随着城市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发挥，资本主义生产已由商品生产进化为空间的生产。然而，空间的处置权就如同财富的处置权一样，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空间成为了生产关系建制的物理呈现。“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用作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的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通过技术来管理整个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5]8-9空间生产增加了可支配空间的数量和样式，提供了就业，分散了贫困和工人阶级，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住环境，缓和了阶级冲突。但另一方面，拥有财富和权力的精英在空间上对大众剥夺和排挤。公共品不再公共，不能培养人们的团结意识和责任意识，破坏了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基石。

（二）中国建设绿色、安全、开放的城市为人民生产生活保驾护航

马克思的时代是机器排挤工人，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只是标准化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排除感情和个人意志。在社会财富极大增长、产品形式多样化的时代，私人空间占有排挤大众，亟需有新的获得“空间的总体性”策略。为了使城市的容纳能力更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投入，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补充商业银行贷款，提供规范透明、成本合理、期限匹配的融资服务。在扩大城市人口容量的同时建设绿色的城市、安全的城市、开放的城市来保证“空间生产”的多功能和总体性。“绿色的城市”意味着规避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城市的脏乱差，秉承生态文明思想，提供良好的生态空间和构建和谐的人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要认识到，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要学习借鉴成熟经验，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6]109-110城市发展的宜居性要求实现将尊重自然、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贯穿在集约高效的城市建设中，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实现人口容量和自然环境的合理配置，达到天人合一。“安全的城市”意味着城市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住安全关、质量关，并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保障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2019年，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评价与管理办法》，推进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将城市安全和平安中国建设联系起来。“开放的城市”意味着利用科学技术简化城市进入和通达程序方案，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根据城市（镇）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持续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各城市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逐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城市内部布局合理化，扩大公共空间和开放空间在整个城市空间中的占比，提升城市的通透性和循环能力，加强创新合作机制建设，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资源共享网络，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打通公共事务公众参与和汇聚民智通道并确立为城市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重塑都市作为权力和政治决策中心的功能。开放的城市意味着包容，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参政议政和社会管理给予机会，推进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提高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工的比例，积极引导农民工参加党组织、工会和社团组织。总的来说，就是要在新型城镇化中使全体人民都平等分享城镇化成果，实现平衡、充分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人的意识”维度引导中国城市文化建设

（一）城市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孵化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现代文明并且确立了文明的等级秩序。“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36这种文明序列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劳动剥削和精神欺压的基础上的。工人的教育机会少，教育条件差，教学内容狭隘，文化水平低。尽管如此，工人们却对资本阶级的对抗和自己被剥削的处境很清楚。工人一旦萌生反抗意识，又被资产阶级用法律钳制和暴力恐吓。如果想要暂时忘掉这一切，从劳动的强制性中得到丝毫的解脱，只能纵欲和酗酒。与资产阶级相比，工人在身体、智力、道德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在被资产阶级压榨后还受到他们的唾弃。残酷的现实让工人们很清楚自己的被剥削处境和与资本家的阶级对抗。日积月累地在情绪体验上不能感到任何乐趣，却饱受身体和精神的摧残，注定了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能够摧毁一切不平等的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大城市中资本家和工人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然而城市却在其集中培育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意识和革命意识。“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的时候，当他看清自己和雇主仅仅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金钱利润才产生联系的时候，当他对雇主的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表面的爱戴完全消失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感情和意志表达方面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而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大工业和大城市。”[4]435-437大城市推动了社会智慧的发展，工人对自身的阶级地位有了联合共识，产生了工人团体、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城市人口虽然进一步增长但异质性更强、人际关系更加淡薄。哈维层级通过分析“城市意识”多样性来说明阶级的复杂性。“城市居民的意识受到体验环境的影响，感知、象征解读和渴望都是在体验环境中产生的。”[8]350在“多样”的城市意识当中，列斐伏尔指出了两种典型：满足的拜物教和空间的拜物教。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也是如此，它们已经与空间的摆置融为一体，统治阶级长期持续地输出已使其获得了“合理性”，日常生活的精神迷失成为了重要的城市文化现象[9]80-81。

（二）中国构建城市认同和城市精神

马克思时代，城市脏乱拥挤的工作环境和较低的生活水平使工人难以安宁和平静，在恐慌和激动中紧张和沉沦。晚期资本主义城市意识复杂多样。新时代中国追求社会文明新风尚和理性平和的生活态度，亟需培养文明现代进步的生活方式和“城市意识”。其一，从广度上扩大城市意识的“受众范围”，即让城市现代文明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传播半径进一步加大，不仅在城市兴盛开花，而且通过以城带乡的文化联动机制辐射远城区直至乡村；鼓励乡村符合社会主义文明风尚的传统民俗转化为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引导城市消费，也鼓励城市向农村通过输出生产技术和教育等一道输出先进文化。“公民道德建设，文化精品创作，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传统戏曲传承和传统工艺振兴……”[10]210-211在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中树立更多文明创建工程，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建设公共文化评价激励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养成社会统一向上的精神面貌、文明风尚和行为规范。“个人知识道德素养的全面提高、全方位提升，在转换成发展驱动力和催化剂的同时，也对他人的发展产生外溢性，进而带动人民城市整体发展。”[11]210-211其二，从深度上完成城市意识在每一个城中人心中的“扎根”，形成对城市的认同意识。1996 年以后，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涨幅超过土地城镇化率。近十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文件中一再出现，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户籍城镇化率容易用统计数字衡量，而心理上的“城镇化”除了通过习得城市文明现代生活方式、习惯城市生活节奏，还要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十四五’时期，需要统筹深化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稳业安居，更好满足他们融入城市的期盼。着眼于‘留得下’，有序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健全‘人地钱挂钩’机制，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并切实维护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的农村权益。着眼于‘过得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更好融入城市，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切实解决好新市民安居问题，提高新市民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2]133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城镇化，在美好生活愿景和实现动力机制下消除社会性财富投机心理和基本住房焦虑。其三，要从共识度上进一步发扬和增长“城市意识”。纵然在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有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需要的背景下，城市意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仍有凝聚之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城市意识的“共识”，不同于都市错觉，它从地方的历史和现实中来，实在而非虚幻蕴藏在风云事迹之中、街区巷道之中、市井氛围之中。高频出现的生活场景、浓厚氤氲的生活气息，如城市角落的一抹风景、建筑的一片砖瓦、劳动者的一声吆喝、当地小吃的一丝味道，其中都能体现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城市的整体风貌，渗透于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既是文化遗产又是时代风尚。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指出，推动历史文化传承和人文城市建设。城市精神是人文城市的重要名片，要彰显当地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城市精神可以通过设计之手，运用巧妙的构思，结合适当的技术和材料，抽取城市文化中的鲜明特色和代表元素，体现在城市空间和场所的营造之中，以标语凝练、以故事支撑。

四、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人的身份和权利”维度 引导中国建设公平正义城市

（一）阶级身份分化和城市权利诉求

人的身份和权利实现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关注的主题，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方法。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用马铃薯的比喻揭示了法国小农阶级个体之间分散独立缺乏组织的情形。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分析了中世纪各个阶级之间不平等的状况，原有的阶级中又产生了新的阶级，阶级分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城市中的平民成分复杂，既有旧封建行会的没落成分，又有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成分[7]230。处于社会最底层、阶级地位最低的是最广大的农民，受到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的欺压，终日劳作缴纳各种税赋。除大农属于资产阶级外，小农有封建农民、佃农、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的农民[7]210。农村中最多的是农业短工，是城市工业工人的天然同盟者。复杂的阶级关系造成阶级结构混乱。在《德国的制宪问题》中，恩格斯思考了工人阶级与城市工人的关系，认为城市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下属阶级[13]60-67。而阶级区分的基础在于“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占有差异及其带来的根本生存方式和根本利益差异”。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陷入贫困和被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的解放在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应该用以满足全体的需要而不只是统治阶级和少数人的需要。“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与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14]460资本主义后期的终身雇佣和福利制度等生产关系调整使得工人阶级的基本生活可以保障。考虑到争取更广泛的市民权和人权，新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进入都市的权利”。“进入都市的权利”意味着共享城市社会空间和资源，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要求每个人从生产当中获取的回报率更高，获得更加广泛的生产正义，分配正义、享用正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演进、生产和消费的进步、社会的需求，越来越需要以城市结构为基础的集体消费手段。”[15]169

（二）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制度建设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适应了人民大众追求平等、保障权利、共同富裕的诉求。新型城镇化的改革方向是：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资源配置制度和二元经济体制，保障城乡居民获得平等水平和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统筹推进户籍、土地、就业、收入、住房、社保等领域配套改革，以制度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社会公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以来，国家在各方面建立健全制度促进城乡融合，赋予人民“进入都市的权利”。户籍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流动限制，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 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提高户籍登记和迁移便利度。土地方面，城镇土地空间的划拨和兼并是行政建制和区划改革、城镇功能分区的重要内容，决定着人是“哪里人”。利用征地补偿等制度保障土地资产实现和增值等收益更多地转移给失地农民，避免农民土地赔偿、拆迁中的冲突，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城镇用地增加规模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就业和收入方面，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落实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住房方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16]48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继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消减因房陷困、因房致贫现象。开展了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综合整治。提升建设水平，加强城市地下和地上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绵城市，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提高建筑标准和工程质量，高度重视做好建筑节能。民生保障方面，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17]37

五、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人的治理”维度引导中国市域治理现代化

（一）自治和自决：城市机器的特征

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改变了过去人的交往方式。“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4]560-561分工使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明的生活习惯都集中于城市，乡村处于封闭、落后、愚昧的状态。城市的出现使得统治功能由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向国家过渡、地域向民族过渡，要求行政机关和公共部门的出现。在这个一般政治和国家机器建立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了解其他人的生活状况从而了解自身处境的普遍意义，从而诞生了阶级意识和组织意识。例如，工场手工业是不同城市之间分工的结果，工场工人的交往范围已经超出了行会制度范围，织工生产的布匹被用来供应整个国内市场甚至国外市场，于是织工阶级借助于城市的集聚了解了资本与地产的分离、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了解了自己的劳动身份和劳动创造与报酬所得之间的比例，从而了解了产生这种不平等的机制。正是在城市大工厂大机器中人们集中工作，工人阶级才形成了独立的阶级意识，把自身的处境和属性纳入到自我意识并走向联合和阶级意识，于是有限的、分散的、零星的独立个体集合起来了对自身的认知并且要求集体行动起来改变现有的阶级处境。亨利·列菲弗尔认为，马克思区分了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5]113-114。资本主义后期，地方的教育和宗教机构、当地的劳工（特别是建筑和不动产交易）组织独立于政治建制、规模不大的“小集团”和政党、社会运动互相支持配合，行动力量往往左右了地方资源的配给和用途，决定城市税收、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投资项目，联合起来形成“增长机器”政治的引导力量。“城市系统的政治进程可被视为授予外部福利，分配外部花费的过程。”[18]73

（二）人民城市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中国“人民城市”建设强调市域治理的网格化和精细化，为人民自治、自我管理创造了条件和发扬了精神。与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自决阶级的双重否定任务即革命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大众要创新市域治理方式，改革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即革新束缚“人的发展”的体制机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散交往和集团交往不同，人民城市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确定管理范围、权力清单、责任主体，要求人人参与并在大小事务中结成多样的、灵活的权责关系、服务关系、合作关系、互助关系。中国将更多权力下放到地方和基层，社会治理中心下移，在社区治理中发动群众的“自为”力量，实现人民城市为人民。“自为”表现在人民大众的参政议政和自我革新，社会全方位的改革。城市治理除发挥政府有型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外，还要借助市民勤劳智慧之手同向发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都要发挥各方力量，可邀请被规划企事业单位、建设方、管理方参与其中，还应该邀请市民共同参与，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补充和规范市场主体的功能，生长了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社会治理内容的扩大和服务体系的健全，为创新市域社会治理增加新的动能，建设信息化支撑和开放共享的管理服务平台。这些举措保证了人民意愿和人民智慧的传递渠道，尊重了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培养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协调协同、精细治理取代原来的粗放型管理方式，实行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了重要指导，中国城市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充分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人学维度，重视人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以人为核心”。中国新型城镇化保障人的生存，实现人的身份认同，满足人的发展要求，才能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