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女性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基于南茜·弗雷泽和拉埃尔·耶姬的文本研究

陈浩然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以来西方乃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流学派,但自其第二代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从工具理性批判转向交往理性批判,提出“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之后,学界普遍认为他引领法兰克福学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视客观的社会物质结构之传统,“这种偏康德式的批判理论成为一种主体间的‘道德建构主义’,这种转型为批判理论后来的发展和锋芒钝化埋下了伏笔。”[1]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该学派开始重新回归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如第三代学者霍耐特(Axel Honneth)就在2017年出版《社会主义的理念:迈向复兴》(Theideaofsocialism:towardsarenewal)。鉴于此,本文希望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新思想呈现出来,以便能对该学派作科学、整体、准确的分析。也是基于此意义,本文尤其重点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女性学者的思想,以期能与学界共同筑成法兰克福学派的完整学术图景。

受到纳粹政府上台的影响,1934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迁往美国纽约,尽管后来在1951年重回德国,但部分学者仍然选择留在美国,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德国和美国两大支脉。就第三代学者而言,德国支脉的主要代表是霍耐特,而美国支脉的主要代表则是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弗雷泽1947年出生于美国巴尔的摩,目前为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教授,在性别正义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但其实也一直积极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泰勒(Charles Taylor)的正义理论等作论争,已然成为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旗帜人物。拉埃尔·耶姬(Rahel Jaeggi)则是第四代的杰出学者,她1967年出生于瑞士伯尔尼,目前为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人文科学与社会变迁中心的主任,在异化理论和批判生活形式上成绩斐然。耶姬作为德国支脉“至今唯一一位女性学者”[2]18,在其不断努力下,目前柏林已经成为德国支脉除法兰克福以外的另一个重要根据地。由于弗雷泽和耶姬分别是美国支脉和德国支脉的领衔女性学者,在批判理论上多有建树,英国Polity出版社力邀两人参与“对话”系列丛书创作。于是两位学者专门就资本主义问题及两人相关工作撰写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的一场对话》(Capitalism:aconversationincriticaltheory)(以下简称《资本主义》),以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来编排内容,于2018年正式出版。该书随之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两大支脉女性学者的首次合流之作,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共有四章,其中第三章是由耶姬主导对话,剩余章节均是弗雷泽主导,集中展示了两位女性学者对批判理论的最新思考。

一、“前景—后景”视域转换下重审资本主义

倘若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结构化的社会秩序,资本主义危机是一种根植于生活形式的深层结构功能障碍,那么,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要对这种结构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也必然首先面临着一个结构化的问题:到底存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若是,则应该用什么界定标准来划分?对于这个问题,耶姬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经济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四个核心特征: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存在阶级划分;雇佣劳动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已然形成一定制度;存在资本积累的动力;存在生产投入和社会剩余的市场分配。[3]28然而,弗雷泽认为必须“去正统化”(de-orthodox-ification)——她并非企图全盘推翻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希望摆脱教条、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弗雷泽首先揭示出马克思是从“非经济背景”之中凝练出“经济背景”(即经济是社会之表征),再指出必须沿着这种“前景—后景”的分析进路来继续当代理论工作。亦即是,弗雷泽并不希望简单地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从中凝练出一种方法论,以期再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弗雷泽借助该分析进路,共提出了四个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容议题。

(一)从生产到再生产

女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批判工人阶级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是其陷入结构性剥削体系的经济根源,女性沦为工资奴隶(指工人阶级丈夫)的奴隶;第二阶段集中批判工人阶级女性的生育能力是社会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必然环节和压迫基础。[4]447-451目前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观点臻于完善,弗雷泽分别对两阶段作深入拓展。一方面,弗雷泽认为学校、幼儿园、老人院中的志愿护理和情感劳动,是建构人类社会伦理实质的过程。个中所构筑的情感和价值观等,都是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社会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她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已经分离开来,这是资本主义的前提和后果——这种分离是通过性别来实现,男性负责经济上的生产,女性负责社会上的再生产。生产性的有偿劳动和再生产性的无偿劳动之间的分离,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再生产的劳动被分离出来,归入了所谓的“私有”经济领域,掩盖住其社会性质。可见,在这一批判议题之中,弗雷泽揭示了经济领域中的商品生产作为前景,依赖于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再生产作为后景而运作,指出社会再生产和资本原始积累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生产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从人类到自然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即是当代生态环境危机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进程[3]418-419。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将自然领域和经济领域分离开来,自然被认为是一个免费供应原料领域,经济被认为是一个人类从事生产的领域。资本吞并了自然,自然既是生产原材料的提供者,又是生产废弃物的接收者。自然的价值既被设定又被否定,原料总有一个价格,但从不对自然作补偿。自然被假设为能无限供应原料的地方。与此同时,也将人类与自然之间分离开来,迫使人类的日常生活节奏远离自然规律,如电灯的发明就使人们无需入夜随即眠觉。资本主义残酷地将人类从自然中剥离后,又将人类征召到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和以化学肥料为动力的农业之中。在这一议题之中,弗雷泽揭示了前景依然是商品生产,但后景是自然供应。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持续悄无声息的直接吞并,才能维持目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

(三)从经济到政治

弗雷泽认为,企业运营和市场交易都依赖于一定的法律框架,资本依靠公共权力来保障财产及裁决纠纷等——换言之,资本主义依靠公共权力来建立及执行其基本规范。而公共权力又集中体现在一定的国家政体之中,为了保护资本主义运作,这些国家政体会动员“合法力量”来镇压工人等抵抗运动。此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就已然分离,两者只是一种结盟状态,而不再像封建主义社会一样,一个君王同时掌握土地等经济力量和军队等政治力量。随着指出经济与政治之间分离,在这一议题之中,弗雷泽揭示了第三种后景,即政治制度。只有具备这种政治条件,资本主义才有可能运作。

(四)剥削与征夺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原始积累中提出剥削的概念,弗雷泽基于此进一步提出“征夺(expropriation)”的概念(1)弗雷泽认为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但征夺是指资本主义体系为了维持资本积累而持续征服和掠夺的过程,更强调“征夺”存在一种持续性。此外,原始积累划分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异,征夺则进一步揭示西方国家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阶级分异和社会分裂。征夺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抢劫”,而是应将其与资本扩张的概念融贯使用。,以期阐释资本主义社会中帝国主义和种族压迫的结构性问题。她指出,剥削依赖于征夺,没有征夺就没有剥削;而无论是征夺还是剥削,都对应着一定的阶级。剥削是打着平等自由的契约交换幌子,将剩余价值转移给资产阶级;征夺则是直接粗暴地征服和掠夺劳动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被剥削的工人是受到国家保护,享有公民地位,但被征夺的工人(如奴隶、被殖民者、“非法移民”、监狱重刑犯等),但他们却丧失自由,不受政治保护。那么,这种阶级差异,是与“种族”相契合——绝大多数少数族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缺乏政治保护,且从一出生就开始被征夺。在该议题中,弗雷泽揭示了种族问题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经济政治问题,被征夺的少数族裔,既失去生产资料,也缺失政治保护——征夺少数族裔是剥削白人工人的必要后景条件。

如上所述,弗雷泽借助“前景—后景”的分析进路,将女性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黑人马克思主义等多个分散领域重新整合为一体,展现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之愿景。她的分析进路是在厘清当前不同领域的社会批判理论,到底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何种隐含关系。耶姬对此认为:一是,后景的价值和投入决定着前景的发展状况,后景服务于前景的运作;二是,后景的领域也有其自身规律,能够为反资本主义斗争提供资源;三是,后景的多元领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与经济领域共同构建出资本主义体系。[3]58可见,弗雷泽的“前景—后景”分析存在交错纵横的逻辑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为批判理论定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调,提到:“社会批判理论始于直接商品交换的观念,并借助于相对普遍的概念来对之加以定义。”[5]197-198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迈入发达工业社会之后,社会矛盾更加多元纷杂,法兰克福学派逐渐转向政治、道德、法律、文化等众多领域的批判。这种转向一度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更有甚者认为该学派在后期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思潮”[6]。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研究转向并非忽视经济结构的决定作用,而是在反思:要想反对‘资本中心论’的经济话语,势必要从多个领域抵制资本逻辑。”[7]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从经济批判中离场,耶姬就表示:“我们不应该远离经济,而是需要尝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重新思考经济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我感觉,我们尚未达到一个足够广泛的构思,而放弃资本主义话题的取向也部分是因为‘对经济主义的恐惧’,我们从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就开始内化这种恐惧。”[3]8由此可见,耶姬是在呼吁在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再回到经济批判:倘若只因未作经济批判而补充经济批判,则永远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亦即是耶姬所说的“对经济主义的恐惧”,只认为经济主导社会发展,而漠视政治和文化等众多关键议题),始终未能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所在。可以说,转向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其实守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调,并非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由多种政治身份、文化身份拼装而成的无序社会集合,而是强调性别、生态等社会议题也十分重要,但正统却僵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关注这些议题。弗雷泽也表达了类似想法,指出“商品形式虽然具有因果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非无处不在。……资本主义社会远远并未生成单一的、普遍的物化逻辑,而是在规范上存在差异,包含着明确有多种不同但相关关联的社会本体之集合。”[3]49-50弗雷泽认为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劳动和福利等,还涉及社会、生态、政治等多个层面,所有集中爆发的社会危机都在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存在的根本问题。

回顾弗雷泽的学术脉络,可知她是从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嵌入理论中受到启发,提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掩盖着多重危机倾向”的崭新论调。波兰尼的嵌入理论认为,“经济是嵌入社会关系中的”[8]43,换言之,市场经济需依凭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运作。弗雷泽基于此,在书中论述了她对资本主义社会后景的集中批判,充分关注不同社会关系、文化传统、环境约束等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弗雷泽的这种分析进路,容易使读者陷入一种她仅在从事文献述评的错觉,但本文认为有必要看到关于后景的批判,一方面是为了补充前景的批判仅关注了经济领域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是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体系对人类社会的系统性、结构性破坏,导致人类社会整体陷入各种危机之中。事实上,这是一次重要的视阈转换:当前欧美国家的学界和社会只看到各种危机,将不同危机视为单独的问题,尝试提出不同“单独”危机的解决办法;然而,弗雷泽认为这些表层的危机,其实都是潜伏于资本积累之下的结构性问题,所有危机的矛头都直指资本主义体系。弗雷泽通过“前景—后景”的分析进路,将表层危机转换为底层问题,迫使当代社会正视资本主义体系问题。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重审资本主义

历史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维度,由于人是时间—历史性存在、在时间中“越出自身”,且人类社会之中的不正义问题都是在历史中展开并消解,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问题的追问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硕果。[9]66-67如若说在《资本主义》的第一章的梳理中弗雷泽集中反映了其关于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那么第二章就是她在集中讨论其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批判。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积累体制序列,在历史中历时性地展开。”[10]所谓的历时性,是与共时性相对应的概念:历时性是指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系统将不断发展(如资本主义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共时性是指同一时间断面内,存在多种属于不同阶段的系统状态(如多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在同一时代并存)。弗雷泽在书中倾向于从历时性角度论述她的观点,她分别论述了四个后景在商业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演变(见表1)。通过其梳理可知,在四个后景之中,不同系统内部的分离状态是一次历时展开的进程,最初在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大多呈现混沌状态,但在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出现严重对立矛盾,这种矛盾必将负反馈至经济领域前景。

表1 资本主义历时性的主要表现

可以说,通过补上关键的历时发展线索,弗雷泽完成了她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一方面,她希望重塑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批判,将当代众多分散而凌乱的社会危机议题重新结构化在资本积累的后景之中,具有重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宏大抱负;另一方面,她也致力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阐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历史性的存在,并且从资本主义危机不断的历史中检视经济领域是如何逐步嵌入多元的自然与社会领域中的。总之,弗雷泽通过《资本主义》两章篇幅的认真梳理,厘清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象“资本主义社会”到底是何种景况。

然而,在批判之中,弗雷泽还强调必须重视重塑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视野,因而旗帜鲜明地表示“我坚决反对主次矛盾的观点”[3]109-110。她指出,性别、生态、种族等压迫形式,都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特征,就像剥削和统治一样根深蒂固。如果继续秉承主次矛盾的观点,则只能看到前景中的经济领域,永远无法触及后景中的结构性问题。因此,绝不应将性别、种族和阶级等问题视为分属于父权制、白人优越主义、资本主义等不同系统的压迫模式,而是应将其视为都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制度化社会秩序。随之而来,弗雷泽亟待处理前景与后景之间的矛盾关系。她对此表示,应将前景与后景都视为处于同等重要的矛盾地位——后景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并且是社会矛盾、社会危机、社会斗争的场域。最后,弗雷泽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指出资本主义终将在历史中瓦解。可见,弗雷泽不仅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内容议题,还从认识论之上解释其理论建构的合理性,彻底完成一次理论改造。

本文认为,弗雷泽在历时发展视域下再度审视资本主义历史,其本质也是遵从她前述所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即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凝练一种方法论,以开展当代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问题的不懈追问是其重要的理论底色,是一次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理论探索。弗雷泽继承了这一理论底色,将当代的社会危机再次置于历史中比较思辨,以期从中寻觅关于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的解决方案。尽管弗雷泽的理论改造尚未找到诸个后景领域之间对立统一的关键线索,但其批判思想进路仍值得作深入探析。

三、反思社会批判方法

随着弗雷泽重新展开资本主义社会全景,批判个中的资本主义逻辑及历史,耶姬也随之开始反思社会批判方法论。耶姬指出应对资本主义批判定下准则,否则会混淆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社会等众多相近议题的批判工作,她表示:“如果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批判的对象——是在所有社会中发生的事情,或者如果它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偶然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都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批判。”[3]116为此,耶姬回顾三种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范式,即:功能批判、道德批判和伦理批判(其中,道德批判和伦理批判同属于规范批判),并指出三种社会批判理论范式都各有优缺点。

(一)功能批判

从社会系统运行角度而言,有不少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发挥社会与经济系统的作用,本质上是功能失调且易发危机。典例即是《资本论》之中的贫困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长远而言,商品生产无法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将走向崩溃。然而,耶姬指出,功能批判面临着到底应该如何界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功能”之困境,需要解释资本主义的应有功能到底为何(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还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等?),并且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功能失调。如果连资本主义的功能都存在争议,则更勿论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

(二)道德批判

由于功能批判存在结构主义的固有弱点,有学者因此转入道德批判,从道德或正义的角度论证“由于资本主义造成的后果在道德上不可原谅,因而资本主义存在问题”[3]120。这种论述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人类的生活,或以一种错误的道德形式毁掉人类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以不公平、不正义的形式扣押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然后逼迫工人阶级屈从其制度,以便榨取其原本应得之物。但是,耶姬指出这种批判也存在弱点,即只看到资本主义具体有什么道德问题,看不到资本主义到底出了什么结构问题,因此其批判深度有限。尽管道德批判关注的分配等活动暗含着一个社会结构,但并不直面这些结构究竟为何、如何等等。她特别指出,仅仅借助道德批判,是无法将看到的不公平、不正义现象直接归咎于资本主义,毕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亦是如此。因此,除非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否则只是在泛泛而谈,并非真的对资本主义作批判。

(三)伦理批判

伦理批判聚焦资本主义对我们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剧烈变化,尽管理论众多,但基本主张是“资本主义之下是一种‘恶劣的’或异化的生活,是贫苦的、无意义的。资本主义破坏了美好生活的基本成分。”[3]127其典例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情淡薄。事物、技能和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沦为商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特征是“变质(denaturalize)”。然则,耶姬也同样指出伦理批判的弱点,她认为伦理批判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论述清楚哪些社会病征是由资本主义引起的,或者,这些社会病征是否真的与资本主义相关,否则只算得上是现代社会的通病。此外,伦理标准模糊不清,过分美化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之前的社会美德,常常回顾过去所谓的更为充实饱满之生活。

基于上述回顾梳理,耶姬指出,需要找到一个核心主题来同时结合使用三种社会批判理论范式,并且同时克服三者的缺点。换言之,需要扬弃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范式。耶姬认为,应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生活形式,“对作为‘生活形式’的资本主义之批判涉及三个维度,即:功能性、道德性和伦理性。……我所说的‘生活形式’是指通过(社会)实践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形态,包含经济实践,以及社会—文化实践。于此,‘生活形式’方法的重点是在于将经济实践理解为社会实践……因此,经济实践不是‘其他东西’,而是社会之中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一。”[3]137-138事实上,西方学界关于生活形式的讨论已有很多,最为著名的就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的“生活形式”大致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11]。但显而易见,耶姬所谓的生活形式与维特根斯坦完全不同,她是从日常生活出发,认为“若我们真的去直面生活本身,那么生活在本质上无非是我们通过无数人的无数实践活动所活出来的”[2]21-22,这亦即是其说提及的“社会实践的总和”。于是乎,她所谓的“经济实践”大致可以对应功能批判,所谓的“社会—文化实践”大致可以对应规范批判。她所提出的核心主题“生活形式”,就是将功能批判和规范批判结合起来,将功能批判建构在规范批判中。耶姬特别指出,正是功能缺陷和规范缺陷相互交织,揭示了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与非正义。

可见,耶姬尝试提出一个新的批判范式。在这一范式之中,她着重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矛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特征。具体而言,她一方面借助规范批判,来弥补功能批判中囿于结构本质论述不清、意义评判标准模糊的不足,推动功能批判迈向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异化现象;另一方面,她借助功能批判,来弥补规范批判中囿于现象机制论述不清、评价标准泛化固化的不足,推动规范批判迈向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结构矛盾。耶姬通过提出她的生活形式批判,指出可以在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表层规范的非正义问题下,进一步发掘其底层的社会结构弊病,从而提出更为有效的社会解放方案。

四、《资本主义》的学术贡献评论

回顾弗雷泽和耶姬在《资本主义》中的理论对话,不难看出,两位法兰克福学派女性学者都致力于从“方法论”的层面革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内容和批判方法:弗雷泽提出“去正统化”,沿着前景—后景的分析进路来揭示资本积累其实背靠多个领域来运作,历时性地不断完成积累;耶姬提出生活形式批判,尝试弥合社会批判理论中的功能批判范式和规范批判范式。方法论成为贯穿全书的重要线索,两位学者以此摆脱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塑批判理论的发展前景。诚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女性学者,两人将批判理论作出一定特色,鲜明地强调性别、生态、种族等以往被边缘化的批判内容议题,说明当前众多的边缘或少数群体社会运动其实是资本主义矛盾的集中爆发。但这种视角难免容易遭受学界批评,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欧陆哲学研究领衔者洛茨(Christian Lotz)就曾批评道:“除了生态问题,没有讨论国家机器、暴力、私有财产与投资、通信基础设施、全球时间与空间的发展,或者作为当代决定性生产力的技术与科学。”[12]然而,如果一味要求女性学者也必须回应或者作出同质化的研究,是否也无形之中将学界带到一个男性凝视的“正统”视角?就此而言,弗雷泽与耶姬的第一个学术贡献即体现在打破社会批判理论的“男性化”特征,向学界展示了该学派女性学者的前沿、新颖视角,这种视角必然是对该学派的有益补充。

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波思潮冲击之下,西方学界逐渐远离了“宏大理论”,选择真切地面向“真实的”社会危机,即从事所谓的“危机理论”。这种“危机理论”,导致法兰克福学派也不可免俗地偏离原有研究旨趣。然而,随着愈发细分的社会危机研究已经难以完整、全面回答西方社会续存及人类美好生活追问时,法兰克福学派再次将视野投向宏大理论,重新尝试回答“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人类美好生活的出路在哪里?”等关于社会本体论的元问题。对此,弗雷泽评论道:

我目前的工作以一种不同的、更强调的方式来聚焦资本主义的问题。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是我理论的明确方向,是我批判的直接对象。除了是因为对于现在的我而言,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沦为一种深陷危机政权的金融资本主义之特征。还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明显脆弱性,公开展现自身的可见裂缝。这种脆弱性促使我直面它——并尤其关注它的“危机趋势”和“矛盾”。……在我看来,我们确实需要“宏大理论”——而且我们一直都需要。但你是对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构建出一个宏大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绝非易事。正如你所说,问题在于当前危机具有多维性,不仅有经济的和金融的危机,而且有生态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危机。经济学理论无法充分把握这种情况。但我们也不能满足于“多样性”的模糊姿态,这种姿态已经变得如此时髦。相反,我们需要在同一个社会整体中揭示多重危机趋势的结构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3]9-10

或许,弗雷泽的评论已经回应了法兰克福学派“重新回归资本主义”的性质之争,即这是一场恰逢其时的宏大理论回归,尝试正面迎击金融资本主义。换言之,法兰克福学派这次回归资本主义批判并非是一次盲目跟风,而是时代再次抵达理论转捩点,呼唤重新反思、质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耶姬所提出的研究范式,也同样极具宏大理论的色彩,她不甘于只从功能批判、道德批判或伦理批判三者之一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作批判,而是选择将其整合起来,呼吁综合全面地诊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弊病——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经济结构出发,且窥探这一经济结构对人类社会之道德与伦理规范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从这一意义而言,或许《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学术贡献,就在于弗雷泽和耶姬敢于挑战原有的宏大理论,率领法兰克福学派再次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