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研究

管诗卉

摘 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走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是当前政府和企业共同关心的问题。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深入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同时以政府支持和高管绿色认知为切入点，考察企业面临的内外部因素对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的3种类型，即命令型、激励型、公众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二，政府支持显著弱化3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第三，高管绿色认知显著强化命令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但显著弱化公众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于从宏微观层面全方位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环境规制工具；绿色技术创新；政府支持；高管绿色认知

中图分类号：F273.1；X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2272.202309012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The Moderating Effect Based on Government Support and Executive Green Cognition

Guan Shihui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As the saying goes：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as valuable as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How to take a good path of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is an urgent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for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sample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stock market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 from 2010 to 2020，and delves into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At the same time，taking government support and executive green awareness as entry points，it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faced by enterpri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irstly，the thre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secondly，government support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re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thirdly，executives green awareness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mmand based and incentive 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but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public 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The research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and achiev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Government Support; Executive Green Awareness

0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3年发布《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强调，全面推行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建造，健全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并大力发展绿色供应链。截至2022年底，我国累计培育的绿色工厂数量已达到3 657家，绿色工业园区数量达到270家，政府在推动绿色制造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不悖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培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1]。因此，如何加速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已成为学术界与决策层关注的焦点问题。

环境规制是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对此进行了较多探讨。许多学者探究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确定其主要的影响机制^[2-3]。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内外部因素对其的调节作用，以更深入地揭示绿色技术创新复杂的驱动机制。尽管现有研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以下问题：较少基于环境规制的多种类型，深入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的影响效果；企业内外部因素如何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过去的研究虽将公司高管绿色认知作为企业环境创新的内部驱动因素，但只关注其对环境创新的直接影响，较少探讨调节作用。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既有文献虽已进行相关研究，但是忽略了同样复杂多变的内部环境共同作用的影响。

本文基于制度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战略认知理论，全面考察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外部因素，探究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关系，并进一步研究政府支持和高管绿色认知对其调节作用。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第一，目前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多受限于单一研究视角，缺乏分析不同层次的研究，本文从多角度展开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第二，多数研究对于企業绿色技术创新内部驱动因素的研究都从企业战略层面出发，本文以高管绿色认知视角进行研究；第三，本文同时考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外部因素，以丰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制度理论指通过规则来建立影响个体和组织行为的框架。环境规制是国家依据法律制度限制环境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安排，目的是规范企业和个人的环境行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根据政策工具的不同，当前环境规制可分为命令型、激励型和公众型3种类型^[4-5]。这些环境规制工具以不同的执行方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若忽视环境规制的异质性，会导致政策评估效果出现偏差。

命令型环境规制具有强制性。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命令型环境规制会提高私人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导致企业的创新意愿下降。相反，波特假说认为环保政策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环境规制的强度合理，也可能出现“补偿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的工艺水平和生产效率。许梦博等^[6]实证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创新动力与环境保护的平衡以促进可持续发展^[7-8]。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₁：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

激励型环境规制是一种以激励和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环境规制方式促使企业自发降低环境污染。与命令型相比，激励型环境规制更注重刺激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激励型环境规制易于激发企业的创新和学习能力从而引导企业做出绿色技术创新相关决策^[9]。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₂：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

公众型环境规制通过公众对企业的压力和监督来推动企业主动参与环境保护。随着居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不断增加。公众对于企业环境破坏行为的揭露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社会环境的一种方式。通过群众上访、曝光等方式影响企业的声誉，进而对企业经营效益产生影响。企业为了维护企业声誉和避免潜在风险，会迅速寻求谈判和处理由其生产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10-11]。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₃：公众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

1.2 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

现有学者关于政府支持和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存在分歧。一种观点是“创新促进观”。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支持能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趋势和绩效，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12-13]。另一种观点是“创新抑制观”。政府支持可能会对企业的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政府支持中创新补助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到的负向调节作用^[14-15]。原因一，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原因二，因挤出效应的存在，政府投资的增加可能会导致私人研发支出的减少，企业可能会过多地考虑或倾向于从事与政府支持项目相关的研发活动，以获取政府资金支持。这样导致企业减少对其他项目的投资，从而降低创新机会。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₄：政府支持负向调节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

1.3 高管绿色认知的调节作用

战略认知理论指决策者的认知能力会影响他们对环境的感知和理解，进而影响他们制定和执行战略的方式和结果。高管绿色认知是指高管对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等相关概念和原则的理解和认识，包括对于企业在环境领域的风险和机遇的把握，以及在战略决策和管理实践中将环境因素纳入考量的能力。高管具有较高水平的绿色认知时，具备主动感知和解读市场中的绿色发展机遇的能力，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并积极寻求绿色信息，高管绿色认知水平可以促进企业有效获取和整合绿色资源，从而推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16-17]。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₅：高管绿色认知正向调节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同时进行如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行业样本；②剔除ST样本；③剔除上市公司所在地为西藏样本；④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⑤少量缺失值样本采用线性插补法进行补充，最终得到16 946个年份—行业观测值。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滞后性，因此本文对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4，18]。实证处理通过Stata17.0完成。

数据来源如下：①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CSMAR和WIND数据库；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③环境规制、政府支持数据通过《中国环境年鉴》、各省市环境年鉴整理而得；④高管绿色认知数据从上市公司年报获取以及和讯网人工检索获取。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GREEN）。借鉴齐绍洲等^[19]的研究，本文选取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我国获得创新授权需要经历大约18个月的申请期，并且通过率相对较低。因此，相对于授权，专利申请的数量更能与企业的经营活动紧密联系，并更准确地衡量企业的创新转化能力。

2.2.2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现有文献研究通常把环境规制分为3类，即命令型、激励型和公众型环境规制^[4-5]。

命令型环境规制（ERML）。借鉴秦烨^[20]的研究，使用各省份因环保问题受行政处罚案件数量衡量命令型环境规制。

激励型环境规制（ERJL）。借鑒刘加林等^[21]、郭捷等^[22]的研究，使用各省份各年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衡量激励型环境规制。

公众型环境规制（ERGZ）。借鉴张江雪等^[23]的研究，使用各省份因环境问题而接收的来信总数衡量公众型环境规制。

2.2.3调节变量

政府支持（GTS）。借鉴毕鹏等^[24]的研究，使用科技活动中政府资金的数量衡量政府支持程度。

高管绿色认知（GRZ）。已有研究发现，高管绿色认知可以通过文本分析法进行有效衡量，衡量高管绿色认知所需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因此，本文参考现有研究的做法，从企业绿色竞争力、社会责任意识和外部压力感知中选取一系列关键词，以上述词语在2010-2020年上市公司年报出现的频次测定高管绿色认知^[25]。

2.2.4控制变量

为了纠正由于遗漏变量引起的回归结果偏误，本文参考现有关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26-27]，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如下：企业性质（SOE），国企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企业规模（SIZE），由企业期末总资产的对数来度量。企业财务情况选取了资产负债率（ROE）和资产收益率（ROA）两项指标，ROE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来度量，反映企业资产负债水平；ROA由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来度量，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价值（TOBINQ），由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重置成本之比来度量。管理层相关信息选取了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TOP1）、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和是否两职合一（DUAL），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同一人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企业上市年限（SSNX），企业的上市时间加1后取对数。行业性质，是否高科技企业（HIGHTECH），高科技企业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28]；是否重污染企业（POLLUTE），重污染企业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29]。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检验

表1是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因变量与自变量、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可以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模型1-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命令型环境规制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γ=0.203，p<0.01），H₁得到验证；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γ= 0.006，p<0.05），H₂得到验证；公众型环境规制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γ= 0.138，p<0.05），H₃得到验证。

3.2 主效应回归分析

3.3 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模型4-模型9为政府支持和高管绿色认知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

模型4-模型6在模型1-模型3的基础上分别加入自变量环境规制3个维度与政府支持的交互项，以验证调节作用。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3种类型环境规制与政府支持乘积项的回归系数都为负并显著，其中命令型（γ=-0.001，p<0.1）、激励型（γ= -0.000 03，p<0.05）、公众型（γ= -0.000 3，p<0.05），表明政府支持显著负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假设H₄得到验证。

模型7-模型9在模型1-模型3的基础上分别加入自变量环境规制3个维度与高管绿色认知的交互项，以验证调节作用。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命令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与高管绿色认知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并显著，其中命令型γ=0.032，p<0.01，激励型γ= 0.001，p<0.01，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显著正向调节命令型、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公众型环境规制与政府支持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负并显著（γ= -0.012，p<0.05），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显著负向调节公众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该结论与预期相反。可能的原因是相比于前两种环境规制，公众对某一环境问题的提出，政府在立法和执行环境规定方面的反应相对较慢。高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认识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政府的立法和执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信息不对称，高管可能无法及时获得与环境相关的政策信息，无法充分了解绿色技术创新的商业机会，从而无法看到公众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益处，最终导致高管绿色认知削弱了公众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综上分析，假设H₅得到部分验证。

3.4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3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参考毕茜等^[30]的文章，加入可能对研究产生影响的高管团队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即加入了董事会规模、管理层平均年龄、公司前3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管理费用率、管理层女性占比、董监高是否具有金融背景和董监高是否具有海外背景。第二，参考肖仁桥等^[15]的研究，缩短年份，去除最早年份进行再次回归。第三，参考徐一平等^[31]的研究，选取删除烟草业的制造业为样本进行检验。

3种检验中环境规制都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结论与前文一致；前两种检验中，政府支持显著弱化3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響，第三种检验中，政府支持显著弱化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弱化命令型和公众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大部分结论与前文一致；3种检验中高管绿色认知显著强化命令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弱化公众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与前文一致。综上可知，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4 结论、启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第一，命令型、激励型、公众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二，政府支持显著弱化3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第三，高管绿色认知显著强化命令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但显著弱化公众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上述结论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然而，政府支持可能会在资源配置效率、信息不对称以及挤出效应等方面的影响下最终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高管对绿色发展的认知能够被环境规制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主流价值观所强化，从而主动选择采用绿色技术创新方式促进企业发展。

4.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体现在：第一，区别于以往从单一视角展开的分析，从多角度出发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绿色技术创新前因的研究视角；第二，从内外部视角，分别考察了政府支持和高管绿色认知的调节效应，拓展了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边界条件；第三，深层次探讨了企业在政策管控下的行为动因，有助于丰富制度理论、战略认知理论的应用情境。

4.3 实践启示

第一，结论表明，政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这启示政府应加强环境规制体系建设，发挥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等高质量发展行为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高管认知对企业是否能自觉遵守与环境相关的政策规范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应建立高效的反馈机制，与企业进行积极的沟通和对话，以使企业准确理解并遵守环境规制的要求和标准。

第二，政府需平衡其支持职责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发挥环境规制与政府支持的协同效应，确定适宜的支持力度。政府过高的支持可能导致资源浪费，而过低的支持则无法有效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因此政府应该注重异质环境规制与政府支持政策的配套实施，避免政策支持上的“过犹不及”。

第三，管理者应树立绿色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认知理念，正确看待环境规制的作用。企业管理者需高度重视对绿色认知的培养，作为企业决策的制定者，管理者需要全面理解和掌握国家发展战略、相应制度政策，以及国家最新发展战略导向，深刻领悟环境规制相关政策，确保企业的运营符合相关标准，将绿色技术创新融入企业战略，以此推动企业加快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4.4 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研究设计部分，对环境规制的3个细分维度分别用单一指标进行测量，尽管已有文献较多采用这种方式，但采用多指标共同测量这些维度或许更为合理，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指标角度入手，以增强研究设计的完备性；第二，在分析高管绿色认知时，由于数据的限制，可能存在划分偏差的情况。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更客观、多维度、可量化的指标来评估高管绿色认知，并且采用更全面的数据来源以获取更准确的高管绿色认知划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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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 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