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崴到郑家洼子
——沈阳地区的青铜短剑遗存初识

成璟瑭 图旭刚

(1.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内容提要〕 地处辽河流域腹地的沈阳地区,青铜时代存在以北崴遗址出土铜剑代表的“双房类型”与以郑家洼子M6512代表的“郑家洼子类型”两类青铜短剑遗存,虽然二者的代表性遗物均为短茎式铜剑,但其来源、形制、共生遗物,以及年代、性质等完全不同,应该是属于同一地区而没有直接亲缘关系的两类考古学遗存。从北崴到郑家洼子,代表的是沈阳地区不同时间、不同背景、不同性质的两个文化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河北北部长城地带、辽西山地地区、辽东山地地区等多区域、长时间直接或间接的文化影响与联系,展示的是各种人群集团创造的不同文化在这个区域波浪式叠加、覆盖、碰撞、融合的复杂场景。

一、发现概况

沈阳,地处辽河流域腹地,辽河平原中部,境内东、北为丘陵,西、南开阔平坦,由东向西分别有浑河、蒲河、辽河等,这些河流基本呈东北—西南流向。蒲河是浑河右岸的支流,浑河的左岸支流是流经本溪、辽阳的太子河,浑河曾经是辽河的支流,现在浑河与辽河分流入海,而流经抚顺、铁岭的清河也在浑河以北汇入辽河入海。东北—西南流向的东辽河与西北—东南流向的西辽河在辽东北部的昌图汇合后折为北—南流向,习惯上称这段辽河为下辽河。

考古学上,以沈阳为中心的下辽河流域很早就受到了青铜短剑研究者的关注(图一),主要是因为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并发掘了郑家洼子墓地,墓中出土青铜短剑及其他重要遗物。尽管相对系统的资料发表于1975年①,但由于其材料的系统性,以及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东北地区青铜短剑研究的热潮中,郑家洼子遗址出土的铜剑屡被提及,多有论述。

更为重要的研究契机出现在2015年,葫芦岛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辽宁省兴城市朱家村墓地清理了一座木棺墓②,出土遗物与郑家洼子遗址的出土遗物多有类似,可资比较。笔者分析这批资料后认为,在春秋战国之际,连接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之间,沿辽西走廊存在一条文化交流带,直抵辽河流域腹地,并结合朝鲜半岛中南部出土资料,推测这种文化交流应是经辽东地区向朝鲜半岛扩散③。在《郑家洼子类型小考》中,笔者也第一次从墓葬结构、埋葬习俗、主要随葬品组合,以及年代、性质、意义等方面系统考察,提出郑家洼子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属于“郑家洼子类型”。

几乎同时,沈阳的考古工作者从2017年开始,持续对辽宁省新民市北崴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尤其是北崴遗址地层中出土的一柄青铜短剑,由于特殊的形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而媒体则迫不及待地引用专家观点,称其属于青铜时代的新乐上层文化,年代约为距今3000—3800年,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青铜剑④。笔者也注意到了这把铜剑,但由于相关资料还在整理过程中,结合目前东北地区已经发现的其他同类铜剑,初步认为其与辽宁省普兰店市的双房遗址出土铜剑关系密切⑤。

近年来在辽宁省本溪市金家遗址也有一批与郑家洼子遗址关系密切的材料,据介绍是2012年在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钨钼厂基建工作中发现并清理的,这批材料目前还不见公开报道,本溪博物馆展示了该墓地的部分出土遗物。笔者通过馆内展品形态特征分析,本溪金家遗址这批材料,或可为郑家洼子类型由浑河流域到太子河流域的传播提供重要线索。

从目前零星的发现看,沈阳地区的青铜短剑遗存大概可以分为以北崴遗址为代表的早期阶段与以郑家洼子墓地为代表的晚期阶段(图二)。如果北崴遗址出土的短剑属于“双房类型”无误,与之相关的材料有普兰店双房M6⑥、大连双砣子墓地M1⑦、抚顺甲帮石棺墓⑧、清原李家卜石棺墓⑨,以及铁岭大山嘴子遗址⑩、西丰诚信村石棺墓、吉林永吉星星哨遗址等遗址或墓地出土的铜剑(图三)。以郑家洼子M6512为代表的“郑家洼子类型”铜剑,目前,同类型铜剑还有兴城朱家村墓地M1、绥中肖家村墓地与后矾石村墓地、葫芦岛寺儿堡墓地、沈阳马贝堡遗址及新近发现的本溪金家遗址等,如果视野扩展到东北亚地区,那么朝鲜半岛以忠清南道礼山郡东西里石棺墓出土的铜剑,也可以视为同种类型(图四)。

图二 辽宁境内“双房类型”与“郑家洼子类型”的分布

图三 双房类型铜剑

图四 郑家洼子类型铜剑

从两类铜剑的分布范围看,早期包括北崴遗址出土的“双房类型”铜剑多分布在辽东半岛南部、辽东北部地区、浑河流域、太子河流域以及西流松花江流域等区域,而晚期“郑家洼子类型”则多分布在辽西走廊、浑河流域,以及太子河流域等。从分布区域看,早晚两类青铜短剑遗存分布区域既有区别,也有交集,值得深入研究。

二、研究述评

有关青铜短剑的研究,一直是东北亚地区青铜器时代考古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学术界围绕青铜短剑的起源过程、型式演变、交流传播以及族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虽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但在核心问题的判断上,根本分歧越来越小。

在起源问题上,“辽东说”和“辽西说”争论了一段时间之后,主张辽东说的代表学者林沄指导的吕军在博士论文中主张辽西起源说,似乎辽西说的观点略占主流。笔者经过详细排比辽东地区与辽西地区出土的青铜短剑,结合出土铜剑的墓葬形制与陶器等共出遗物之后,推测辽西地区最早的铜剑大概是属于所谓“和尚沟类型”的宁城南山根M101、汐子北山嘴墓地、朝阳木头沟墓地、广富营子墓地、喀左和尚沟D区等这类铜剑,形制整体瘦长,基部细长弧收,剑叶突起部、细腰部及柱脊隆起部等明显,出现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晚期,即公元前10—公元前9世纪前后。而辽东地区辽河东部支流清河上游的抚顺清原门脸石棺墓出土的铜剑,整体形制矮胖,基部肥大弧收,根据与之形制类似的抚顺甲帮铜剑同出陶器的类型学年代分析,这类更为矮胖的铜剑,其年代可能为春秋早期或更早,即公元前8世纪前后。也就是说,目前的材料支持辽西地区的铜剑出现年代早于辽东地区,但由于两个地区的铜剑出现年代相差不多,大致也就百年,而两类铜剑分别“瘦长”与“矮胖”,形态差异较大,各自又有发展脉络与序列,因此,暂时还不好判断早期铜剑是由辽西地区传入辽东地区,或者反向传播。相反,辽东、辽西两地分别起源,各自发展并互相交流融合的可能性很大。这种观点笔者2009年首次提出后,又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提及,但互动者寡,略显孤独。值得欣慰的是在将近十年之后,终于在2018年底有学者也主张青铜短剑起源“二元说”,整体行文和笔者的主张类似。但遗憾的是,该文虽文字叙述为青铜短剑辽东、辽西两地可能分别起源,随后马上又指出,下辽河区域又是连接两大文化区的桥梁,结合配图看,下辽河流域属于同一类型的北崴遗址铜剑与抚顺甲帮铜剑俨然是辽东、辽西各地铜剑的“祖型”,并且传播路径略显凌乱,所谓的二元说实质是“下辽河起源”一元说,整个推导存在逻辑悖论。

有关青铜短剑起源这类问题的研究,我们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前辈学者着眼于当时的考古学材料,判断铜剑起源于辽西地区或起源于辽东地区,都是基于他们对已有材料的把控与认识,随着学科的深入与发展,材料的积累与技术的进步,很多考古学观点与时俱进,局部修正也属正常的学术研究,也希望之后新的材料继续发展目前的观点。

浑河流域沈阳地区青铜短剑起源,目前学术界没有专门论述,因为处于辽西与辽东之间的特殊位置,确实是连接两大文化区的桥梁,从整个发展序列看,该地区的青铜短剑基本处于青铜短剑遗存第二阶段及更靠后的阶段,属于青铜短剑遗存早期发展的重要区域,而不是这类遗存起源的核心区域。因此,媒体转述学者的判断,认为浑河西侧支流蒲河流域北崴遗址2017年出土青铜短剑属于新乐上层文化,是东北地区最早铜剑的观点暂时需要谨慎对待,首先还是要核实、分析青铜短剑的出土层位及共生遗物。即便是排除掉北崴遗址出土铜剑的年代属于新乐上层文化的观点,将其下限判断为稍晚的西周中期,在目前没有明确的地层学依据,仅依靠单纯的型式比较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更为谨慎的对待这把铜剑的年代。

关于青铜短剑的演变过程,学者们多以型态学研究为基础,结合主要部位的形态变化,推测青铜短剑的发展演变序列。如前文所述,沈阳地区出土的青铜短剑应该很明显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北崴遗址为代表的“双房类型”,一种是以郑家洼子遗址为代表的“郑家洼子类型”。双房类型的铜剑目前只有北崴遗址一把,形制特点是锋部较短,锋部至突起部基本呈直线,与典型短茎式琵琶形铜剑的突起部形态不同,其突起部因细腰部收缩而相对显现,柱脊隆起部不明显。有学者指出,此类铜剑多为后期研磨“改制”而成,而非最初的铸造形态。正是因为铜剑这种遗物使用过程中容易发生形态变化,笔者同意研究过程中宜以基部形态,柱脊形态等铸造属性作为第一分类标准,从这个角度看,北崴遗址出土的铜剑比李家卜、甲帮等地出土的辽东地区早期“双房类型”铜剑瘦一些,当与双房M6出土铜剑同处该类铜剑的第二发展阶段为宜。

郑家洼子M6512出土的铜剑显然受辽西地区铜剑影响更为强烈,但也有自身的特色。学术界对于郑家洼子遗存的认识,可以归结为四种观点。朱凤瀚首先认识到郑家洼子M6512出土的铜剑既有别于辽西地区的铜剑,又与辽东地区的短剑风格不同,从葬俗、随葬器物组合等多方面考察,建议直接称其为“郑家洼子类型”,吕军也同意朱凤瀚的观点,但二位都没有展开论述。囿于当时材料限制,朱凤瀚没能识别出更多的同类铜剑,我们也是在全面考察朱家村墓地的材料后,才开始重新审视与之相关的遗存,并结合本溪博物馆新近发现的金家村清理材料,基本廓清了这类遗存的发展脉络与传播途径。其余更多的学者,或是认为郑家洼子遗存属于辽西地区的青铜短剑的文化范畴,将其年代也划在春秋中期,或是认为这种文化类型与辽东地区青铜短剑遗存关系密切,也有部分学者,将其与高台山文化、新乐上层文化、马城子文化、顺山屯类型、老虎冲类型等一起考察,整体编入下辽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序列加以考察。

关于沈阳地区两类青铜短剑遗存的族属问题也没有专门研究,已有研究中谈到族属问题还是以林沄及韩日学者的观点为主。由于目前以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遗存并没有得到系统的类型划分以及谱系框架构建,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研究多似盲人摸象,只见冰山一角,因此,对于族属问题的把握还不够成熟,相反林沄根据整个青铜短剑遗存分布范围与汉代的濊貊等族分布区域有相当的重合,推测其应为濊貊(含高句丽、夫余等)、真番、朝鲜等族的祖先所共有的观点,直到现在也有一定道理,也是下一步深入细化研究的出发基点。韩日学者多认为,青铜短剑遗存与“朝鲜”“古朝鲜”“准王朝鲜”等有关,更多的是考虑到这种遗存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而这个阶段又与朝鲜半岛初期国家的形成有关;近来也有中国学者推测此类遗存与“箕子适朝鲜”有关,与韩日学者的直接推测趋同。同样的研究类似于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夏”的讨论,考古学材料搭建的时空框架与文献材料记录的历史线索,暂不宜简单地比附与捆绑,在统一语境下的学科认同更有意义。当然,研究此类问题的前提是构建东北亚地区青铜短剑遗存的时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梳理谱系关系。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关于沈阳地区的两类青铜短剑遗存,从目前的材料看,没有直接的发展演变线索可循。北崴遗址出土的铜剑,自身特点明显,主要分布在浑河、太子河等辽河东侧水系流域,不见辽河干流以西区域,更有可能是青铜短剑遗存早期阶段的一种特殊类型,如果我们对这类铜剑的基部由肥到瘦的演变趋势推测无误,那么这种铜剑很可能是起源于辽河东部支流清河流域,逐渐向浑河、太子河、碧流河等辽东区域扩散。这种铜剑分布区域虽广,但分布密度并不高,并且出土遗迹结构、出土遗物组合并不固定,呈现多种文化要素杂糅组合态势,体现了早期青铜短剑遗存起源、汰劣、定型的过程。

关于北崴遗址出土短剑的年代,由于沈阳地区为中心的下辽河流域(辽西平原地区)两周时期的文化谱系研究不甚明朗,过于零星,趋同性不强,加之目前北崴遗址的材料正在陆续公布,我们对很多重要问题的讨论时机还不是完全成熟(相关遗物参见图五)。参考目前公布的材料,出土铜剑的层位上叠压有1米左右的水积砂层,而铜剑出土单位不明,仅可确认为第3层下出土,石质斧范出土于开口同在第3层下的F2中,同时F2的测年数据落在商周之际到西周早期。从第3层下开口的各遗迹出土遗物看,该地层的年代跨度可能较大。F2中与石斧同出的陶器形态接近法库湾柳遗址出土的同类陶器,似属高台山文化晚期阶段。同时,第3层以上厚达1米的水积砂层形成过程值得注意,不排除其为倒装堆积的可能性。如是倒装堆积,那第3层的年代可能反而要晚于第2层的年代,以此类推,出土铜剑的第3层下的上限年代要晚于第3层的年代。如从形态学考察这把剑的年代可能相对偏早,属于青铜短剑这类遗存的偏早阶段无疑,但无论如何早不到新乐上层文化阶段,因为新乐上层文化在周初就已经基本结束,就目前公布的材料,东北亚地区所有的青铜短剑应该都早不到西周初年的公元前11世纪。F2出土的石质斧范可与绥中东王岗台等窖藏出土的同类遗物相比较,但如果整体考虑北崴遗址存在倒装堆积的可能,其具体年代的判断还应谨慎。

图五 北崴遗址出土相关遗物

郑家洼子类型笔者已经有关专文论述,除了新近展出的本溪金家村清理的那批材料更加验证了之前我们推测这种文化沿辽西走廊,进入辽河流域腹地的观点之外,还提供了该类遗存通过太子河流域继续南下的线索(相关遗物参见图六)。郑家洼子类型的年代尽管通过兴城朱家村墓地、沈阳马贝堡遗址、沈阳郑家洼子M6512、本溪金家村遗存,以及朝鲜半岛礼山郡东西里石棺墓的材料,判断其存在早晚关系并可大体推测其传播路线,但该类遗存的整体年代跨度不会太大,除东西里石棺墓之外,其余遗存的年代大致都在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范畴,抑或下限能到战国中期,排在战国晚期燕文化大规模来到东北,整个东北地区除土著特色之外,文化面貌逐渐有了燕赵气息这个大的文化格局变动之前。

图六 郑家洼子类型相关遗物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曾经总结了郑家洼子类型的一些特点,现在结合本溪金家遗址出土遗物的情况,可能有些需要补充或修正。墓葬结构与葬式应该变化不大,出土遗物中的车马器,也可能随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有所弱化,至今在浑河流域以东地区不见属于青铜时代的车马器,但青铜装饰品及异形青铜器的出现,相对欠发达的陶器,依然还是郑家洼子类型的主要特色。笔者对这类遗存存续年代的判断目前来看尚算准确,尽管太子河流域同类遗存的相对年代较晚,但也还在战国中期前后无疑,应该早于同属太子河流域的本溪梁家村墓地、南芬墓地、刘家哨墓地、上堡墓地、朴堡墓地等年代。这些墓地出土遗物中,除叠沿陶罐、铜镜、铜剑等还算保留一些东北土著特色之外,其他遗物多为明刀钱、铁凿、铁刀等铁器,以及泥质灰陶系陶器等遗物,中原地区战国秦汉特色更为明显,与郑家洼子类型完全是两种风格。近年辽宁的考古工作者在桓仁地区也偶有青铜短剑相关遗存发现,从展示的材料看,大抵都是该区域晚于郑家洼子类型的遗存。

郑家洼子类型或者含郑家洼子类型的文化因素在朝鲜半岛可以确认的是锦江流域忠清南道礼山郡的东西里石棺墓,结合目前韩国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成果,推测其年代基本约为战国晚期前后。从辽东地区的太子河流域到朝鲜半岛的锦江流域,中间还有鸭绿江、清川江、大同江、汉江等水系,遗憾的是,这些区域的相关材料报道有限,没有太多的线索让我们循线追踪,一定程度上给海路传播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除北崴遗址与郑家洼子(第三地点)M6512之外,郑家洼子第一地点也出土一柄青铜短剑,整体形制接近郑家洼子M6512出土品;位于浑河支流细河流域的沈阳马贝堡遗址出土铜剑,虽遗迹结构、共出遗物等具体信息不详,但从铜剑整体形态看,应该与郑家洼子M6512基本相当,或可谓完全一致;沈阳南塔也出土一把青铜短剑,剑锋已残,从基部的弧曲形态推测,当与郑家洼子M6512出土铜剑年代相去不远。法库尚屯水库出土的青铜剑柄,从其加重器乳突的数量与形态看,接近北票杨树沟出土的同类品形态,靳枫毅推测此类剑柄的年代应在战国中晚期,不早于郑家洼子M6512出土铜剑年代。

四、未来工作展望

以沈阳地区为中心的下辽河流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至晚在新石器时代就是辽东地区、辽西地区,以及松花江流域等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发展的重要区域,进入青铜时代以来,无论是早期的高台山文化,还是之后以青铜短剑为代表的这类遗存,均体现了复杂多变的文化因素与文化面貌。

北崴遗址出土铜剑为代表的“双房类型”与郑家洼子M6512出土铜剑为代表的“郑家洼子类型”虽然同属于青铜短剑遗存,但其来源、形制、共生遗物,以及年代、性质等完全不同,应该是属于同一地区而没有直接亲缘关系的两类考古学遗存。从北崴到郑家洼子,代表的是沈阳地区不同时间、不同背景、不同性质的两个文化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河北北部长城地带、辽西山地地区、辽东山地地区等多区域、长时间直接或间接的文化影响与联系,展示的是各种人群集团创造不同文化在这个区域波浪式的叠加、覆盖、碰撞、融合的复杂场景。

有关这一时段的考古工作,除了有目的地开展青铜短剑相关遗存调查与发掘工作,全面系统刊发北崴遗址在内的重要遗址的考古学资料,依托国家科研项目全面启动郑家洼子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之外,还应该进一步参考历史文献,阐释这些物质文化面貌变动的深层历史与社会原因,结合地理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从人地关系互动的角度,探讨这一段该地区的历史地理变迁。当然这些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还是考古学资料的全面搜集与系统整理,这也是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来,理论探索与技术革新背后的根本保障。着力加强考古学的基础研究,高度重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程序,在此基础上,以考古学遗存的“年龄、履历、身份、地位”为代表的四个基本问题为导向,以“各元之源流、元元之交流、元元之融合、元元之替代”为基本视角,在“多元一体”思想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从文化发展变迁角度运用“元元理论”阐释考古学资料,牢记学科初心,不忘学术使命,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把文章写在大地上。

在此,我们赘言讨论一下相关学术思想的发展变迁。费孝通首先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其立论依据是当今社会这个横剖面,56个民族历史文化不完全相同,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中华民族。从这个层面讲,具体的民族是下位概念,中华民族是上位概念,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整体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与共同利益。苏秉琦从历史的纵剖面入手,着眼于中华大地古代各地区的文化起源与文化交流,提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区系类型”理论,自古至今,中华大地,满天星斗。中华文化维度的“区系类型”与中华民族维度的“多元一体”二者内核一致、纵横交错,相互补充,互为表里,逐渐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背景。20世纪90年代之后,张忠培从“谱系论”视角揭示了中国“多元一体”和“一统多元”的基本国情,他认为,中国走过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从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到秦汉帝国实现“一统多元”,其中,“一统”是指“政权一统”,“多元”则是文化多元。赵宾福继承、发展以上学术思想,单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提出古代文化的多元与现代多元文化之间,是“源流、交流、融合、替代”的复杂过程,考古材料支撑的文化视角下“元元理论”脱颖而出。由此可见,中华大地,纵观历史,两周到秦汉,尤其是秦汉以来,政治统一就是主旋律,就是大趋势,在政治统一的舞台上,从满天星斗的古代文化,到百花齐放的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

再回到单纯的考古学视角,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有关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学术界一般遵循夏鼐1959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提出的原则与含义。按照夏鼐提出的命名原则,“青铜短剑文化”是容易引起误解的非标准名词,在现在材料相对丰富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综合考察出土这些青铜短剑的遗迹特点,共存遗物的特征等,按照一定时间、一定区域、一定器物组合的标准,科学区分青铜短剑遗存所属的不同考古学文化或类型。我们既可以考察不同考古学文化或类型中青铜短剑的型式演变发展规律,又可以通过青铜短剑这个共同要素,考察不同考古学文化或类型之间的亲缘谱系关系,将青铜短剑相关遗存的研究回归到区系类型研究的平台上来。稍作变通的是,夏鼐提出考古学文化一般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小地名来命名,由于青铜短剑遗存早已大量发现,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追溯起来比较复杂,建议灵活采用典型遗址的命名方法,而不拘泥于属于同一文化或类型的遗址发现的先后顺序。如果这样的建议能得到响应,中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含青铜短剑的遗存就可以考虑命名为“和尚沟类型”“十二台营子类型”“南洞沟类型”“老爷庙类型”“双房类型”“二道河子类型”“郑家洼子类型”“尹家村类型”“松菊里类型”“仙岩里类型”“东西里类型”“九凤里类型”“舍罗里类型”等,这样才有可能分析存续了一千多年,横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青铜短剑这类遗存的型式演变与谱系关系,当然,这些含有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是否为同一族群,或者具有族群认同的背景,则是另外的研究课题。

也是出于推进青铜短剑遗存整体研究的考虑,我们建议尽量采用发现铜剑数量少、特征明显的典型遗址命名,类似建昌东大杖子墓地这样大量出土青铜短剑,青铜短剑的形制又不完全一致的遗址,暂不建议采用“东大杖子类型”这样的名称,因为该名称的内涵指代不明,反而容易引起学术界的混乱与疑惑。笔者曾对东大杖子墓地出土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目前的情况来看,东大杖子墓地的文化内涵相对复杂,就短剑而言,大概属于辽西地区“南洞沟类型”与“老爷庙类型”两种有着密切关系的不同类型,而M40、M47为代表的土坑竖穴墓,则很有可能与这两个类型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单从形态角度,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部分铜剑,也可以和从辽西走廊到辽河流域腹地的“郑家洼子类型”青铜短剑做比较研究。

五、结 语

以沈阳为中心的下辽河流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复杂的河川水系,成为多种文化交流融合汇聚的重要地区,仅列青铜短剑遗存,该区域就有北崴遗址为代表的“双房类型”与以郑家洼子M6512为代表的“郑家洼子类型”两种不同渊源、不同时间、不同背景、不同性质的类型,从目前的初步考察看,这两种类型的青铜短剑遗存也不存在直接的亲缘关系。

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沈阳地区的青铜短剑研究也要借学科发展东风,以北崴遗址和郑家洼子遗址为两个重要抓手,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而携手奋进。

注 释：

① 沈阳市文物工作组:《沈阳地区出土的青铜短剑资料》,《考古》1964年第1期;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沈阳肇工街和郑家洼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④ 朱明宇:《辽宁北崴遗址出土目前东北地区年代最早青铜剑》,中国新闻网2018年2月10日,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8/02-10/8446118.shtml。

⑥ 许明纲、许玉林:《新金双房石棚和石盖石棺墓》,《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92—97页;许明纲、许玉林:《辽宁新金县双房石盖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4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⑧ 徐家国:《辽宁抚顺市甲帮发现石棺墓》,《文物》1983年第5期。

⑨ 清原县文化局、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清原县近年发现一批石棺墓》,《考古》1982年第2期。

⑩ 许志国:《辽宁铁岭市大山嘴子青铜文化遗址调查》,《北方文物》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