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或在北方

李晓君

北方，在我意识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北方，总是海子远游时笔下的星空、草原、戈壁，而南方则是他的梦境、童年和麦地。我从来没有将北京与北方联系起来。北京，作为首善之都，外省文艺青年眼中的“巴黎”，是超越于北方南方这些地理概念的，甚至是超历史的，它只属于现在，属于一个不能简单用文化政治概念来概括的巨大存在。北京是一个可触的梦幻，是一个置于田纳西州的坛子，使周围的一切情不自禁向它聚拢，因而具有神圣和超越的力量。同属燕赵之地的河北，在我的意识里却是纯正的北方。在我年少接触的零星信息里，它是尧舜禅让、胡服骑射、巨鹿之战、黄巾起义等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是荆轲刺秦王、秦始皇驾崩之地。总之，是和战争、霸主、朝代更迭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冷兵器时代的干戈之音，因而诸如破釜沉舟、鹿死谁手、腹背受敌、士死知己这些成语出自这里便也不足为奇。只是，我不知道，当年乘坐绿皮火车去往北京时，经过一个地名“邢台”，便是以上历史事件和成语的发生地。当年我没有机会从火车上下来踏上邢台的土地，但这个地名和那个闷热、拥挤、疲惫的夏天，以及年少无知时所特有的纯真、幻梦，都深深地烙印在记忆里。

无疑，邢台得名与井有关。字面理解，这里是土肥水丰之地。古人逐水而居，水作为生产生活必备条件，是栖居时首先要考虑的。南方村落，水是灵魂，入村之口称为“水口”，入村之林称为“水口林”——其丰歉程度，往往关联着村庄的兴衰。北方雨季不像南方那样漫长，长川巨流、溪江湖泊也不如南方密集，但逐水的心理相一致。某种程度上，水在北方占据着更高的位置。水是邢台人值得夸耀的资源：达活泉、百泉、韩家泉、珍珠泉、瓦泉、狼泉、狗头泉、黑龙泉、小龙泉、黑泉、明沙泉、永泽泉、晋祠泉、白沙泉、紫金泉、莲花泉、玉泉、金泉、马跑泉、桑漥泉、扳倒井泉、瀑布泉、温泉、老龙潭、三叶泉、凉水泉、清冷泉、圣水泉、漆泉、鸳鸯泉、九家泉、清泉、咸泉、牧卜泉、穆家泉、野狐泉。这份稍嫌冗长的“三十六泉”名单，就像迎面走来的佳丽，对我这个来自潮湿、闷热的南方人，吹来一股沁凉、芬芳的清风，奚落我的少见多怪，委婉地提示我切不可先入为主、无知浅陋地发表“高见”。的确如此，1994年闷热的仲夏之夜，车过邢台时，我第一次与书面上这个遥远的地名近距离地接触，在车厢嘈杂、纷乱以及发出馊味的热风中，幻想着这片土地的无垠和干渴。这与三十年后真正进入它内部时的感受是多么不同。

北宋地理学家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说：“湡水一名澧水，一名鸳鸯，俗谓之百泉。”又说：“百泉河，在州东南八里，水自平地而出，其泉无数，故曰百泉。是澧河之上源也。”更早的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立于澧河上的《洺州南和县澧水石桥碑》记载：“县城之北有澧水焉，其水上司七里之源，旁吸百泉之口，控清引浊，冬温夏凉。”一幅百泉竞涌、惠风和畅的图景，如在目前。

邢台泉群位于太行山东麓山前冲积扇上，地下隐伏大片喀斯特分布区，溶隙、溶洞发育，地下水丰富。其内部构造，造就一系列大、小断层和背斜，形成有利于地下水运移的通道，储量丰富的喀斯特地形的地下水多以上升泉形式涌出地面。《康熙字典》释：“穴地出水曰井。”古邢台因百泉闻名，故称井方。上古时期黄帝曾居于邢台轩辕之丘，率人开发利用井水，建井田，筑邑而居，史称“黄帝凿井，聚民为邑”。后人为纪念黄帝之德，合“井”“邑”二字为“邢”，并一直沿用至今。我们站在百泉村，眼前的湖泊在北方算得上大了。然而村民介绍，我们看到的湖（由泉涌而形成），是复涌的结果。也就是说，百泉曾经干涸、枯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工业发展和人口剧增，用水总量也在迅猛增加，不得不依靠超采岩溶地下水来维系城市发展，随着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昔日的泉涌也不復存在。近年来，随着生态的修复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干涸的百泉开始复涌。浩大的水域周边芦苇成荡，而数十年干燥的泥地重新生长出成片的野荷——这也使人对沉睡在泥地里花中君子生命的顽强啧啧称奇。

百泉村因水而名，同时也以建有石勒、石虎的陵寝——高平陵和显原陵——而受人关注。汉高祖四年（前203），在今百泉村设襄国县，隶属冀州刺史部赵国。五百余年后，西晋永嘉六年（312），石勒进驻襄国县，并于七年后脱离前赵，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史称后赵。十一年后，石勒正式称帝。石勒是羯人，当年襄国故城一派繁华，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宫殿巍峨雄伟，人口稠密，堪称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石勒在位十五年，于东晋咸和七年（332）病死，根据羯族风俗被偷葬，不知其所，又以皇帝规格虚葬于今百泉村。后赵第三位皇帝石虎陵寝亦在此地。

层城之宫，灵苑之中。奇木万品，庶草千丛。光分影杂，条繁干通。寒圭变节，冬灰徙筒，并皆枯悴，色落摧风……

这篇三百余字的《梅花赋》，出自唐代名相宋璟（邢台南和人）之手。写作此赋时，他尚未步入仕途。宋璟的高洁人品和励精图治的政治才能为清代乾隆皇帝所欣赏。离百泉村十余公里之外，有座梅花堂，这座正在修葺的古建中，保存着完好的石刻乾隆手书宋璟《梅花赋》并《东川诗》一首，及梅花图一幅。乾隆十五年（1750），这位好南巡的皇帝巡幸河南返京，路过十里铺，听闻这里是唐名相宋璟家乡，想起在“三希堂”读《梅花赋》想见古人的夜晚，于是停驾驻跸，兴味盎然地留下墨宝，令人将赋、诗、画勒刻于石，镶嵌于梅花堂内墙壁上。这位最爱在古书画卷册上题跋的皇帝，曾被李敖斥为最著名的文物破坏者——实事求是地说，他这幅精心学习《兰亭序》风格的行书，属于其书法上品，雍容、遒丽的笔致比起当今绝大多数书家更胜一筹。

泉涌北地，梅赋江南。在这个干燥、稍热的初夏，在光影交错、林木葳蕤的庭院中，我突然忘记自己身处何处。人在旅途，往往堕入一种现实与虚幻的夹缝中，分不清历史与现实。抑或是历史与现实之间，谁更真实，谁更虚幻——这种困惑，像旅途本身一样不确定。

北地对水的渴念，如同旅人对陌生风景的渴念一样。百泉复涌的浩渺水光造成一种空间置换的错觉，宋璟咏梅的诗赋将人代入古典的婉约情境——然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提醒，那是我的惯性依赖——这只是在陌生的北方寻找熟悉的南方景象。如果不是英谈村的石头房子和数十年前的红色历史——那冀南太行山东麓风土人情的遗迹，我可能真的分不清北方、南方在视觉形象和诗意想象中的差别。

无疑，英谈是个缺水的古村。因而，它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北方村落形象，采自南太行山的红石垒造出了一个古寨，崎岖险峻，易桓难攻。唐末黄巢起义军据此修寨，盘桓不去——这是关于村子历史最早的记录。这段千年前的故事，似乎仍可在村落找到对应的遗存：黄巢岩、朱温坪、天明关、贺家坪……无疑，这使一个原本在太行山腹地的寂寂村落，有了历史的厚重色彩。红色石屋、石堡、石道，在视觉上让人涌起一种激动、昂扬的情绪。然而村子又是空寂和荒芜的，这是大多数还没有被旅游开发出潜力的古村共同的面相。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热闹、喧嚣，总是对应着浮躁的心境和急于商业兑现的趋利渴望。一段段历史被旅游的说辞歪曲和利用，倒不如让历史的沉寂归于沉寂本身，后人只須在遥想和喟叹中更多地反观当下和自身的思索，也不失为另一种明智。水的消失，和红石的大面积出现，与太行山葱郁的远景，构成耐人寻味的画面。我们走进一户四合院人家，两位老人正在编织手工。一处引自山麓的滴泉从屋中的墙根显露出来，微小的水缓慢地滴落——如同老者迟缓的微笑。我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感恩，往往不是从富裕而是从匮乏开始的。这让我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正身在北方，这是确凿无疑的地理认知。

英谈村的红色面貌与红色历史交相辉映。当年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太行山红色根据地之一，八路军总部、冀南银行所在地。石屋中展示着冀南银行发行的纸币，门楣上写着革命家们故居的字样。院落中闪现出一张张黝黑、清癯、刚毅的脸，马蹄声碎，人影幢幢，军号嘹亮，红旗招展。这个村落的肌理中深深渗透进血与火的荣光。一座称为“汝霖堂”的大屋，是当年八路军总部办公地，站在院落里，可以眺望远处称为“天下之脊”的巍巍太行，纵贯晋冀豫，以其山高因而势险，居高临下，一种豪情和振发之意油然而生。可以想见，无数个夜晚，那些身着灰蓝素朴军服的人，激情满怀、谈笑风生、畅想未来。英谈这个僻远村落，也是被战斗的岁月所包浆过的，因而更添其雄性的刚毅质地。

站在这以井命名的土地上，我无法不在几天的行旅中意识到，水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资源，生命须臾不可或缺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活态，以液状存储在我们的身体和记忆里。它经常引发我们的渴念，这是因为我们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同时向未来敞开——因为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啊——如同孩子，对于存在与永恒，抱持着无边的好奇和幻想。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