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民族多元、“一国多制”的王朝

胡阿祥

在多种“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元朝都开始于1271年，其实这很奇怪。1271年，是蒙古大汗也是元朝皇帝忽必烈至元八年。在此之前，忽必烈用过的年号，还有始于1260年的中统；忽必烈之前的大蒙古国大汗，还有铁木真、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则是蒙哥的弟弟。这些最简单明了的史实说明了元朝是从大蒙古国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的，理解元朝的历史，要从大蒙古国说起。

一代天骄

大蒙古国的创始人，是蒙古乞颜部首领、一代天骄铁木真。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骁勇善战、用兵如神的铁木真先后征服蒙古草原上主要的游牧部落，成为最强有力的草原领袖。1206年，在今蒙古国鄂嫩河的源头，铁木真召集各亲族和各部落首领，举行忽里勒台（蒙古语“会议”之意）。在这次忽里勒台上，铁木真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称号。“成吉思”的意思，说法不一，或为“坚强”，或为“大海”，或为“天”。“汗”，原指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后来演变为“君主”的称呼。于是大蒙古国正式建立，亚欧历史的“发动机”强势地轰鸣启动。

当时的大蒙古国，已经控制了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北越贝加尔湖、南达阴山的广阔地域。成吉思汗在建立大蒙古国以后，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外部世界，并逐步实行了分封制度；成吉思汗的汗位继承者也不断地东征西战，进行军事扩张，除自领一地外，还分户封土，建立汗国。后来的蒙古四大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疆域所及，从中亚、西亚直到欧洲的东部；至于传承了蒙古大汗之位的元朝，其疆域则以蒙古本部与中原地区为基础，而又努力开拓。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界定一下大蒙古国、蒙古汗国、元朝这三个概念了。大蒙古国指1206年到1260年传承大汗之位的国家，蒙古汗国指大蒙古国中央分封出去的军政首领建立的国家，元朝则指1260年忽必烈即大蒙古国皇帝位、建元中统或1271年忽必烈定立国号为“大元”以后，1368年妥懽帖睦尔北归蒙古草原之前的国家。笔者在这里，取1271年的说法，毕竟“大元”这个汉式国号是从1271年开始的。这个元朝，既是大蒙古国大汗法统的继承者，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富特点的中原王朝之一。

元朝的庞大与多元

那么，这个正式国号为“大元”、历时将近百年的中原王朝，如何极富特点呢？从比较的视野，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元朝的疆域真的很庞大。《元史·地理志》指出：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

就以“遂下江南”即最终灭亡南宋的次年1280年为例，大元疆域所及，在北方，有今西伯利亚，跨海有库页岛；在东部，拥有朝鲜半岛的北部以及济州岛；在西南，有今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以及缅甸、老挝、越南的一小部分。这样的疆域范围，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中，可谓空前绝后。而创造了如此奇迹的蒙古统治者，似乎也特别喜欢追求这个“大”字，不仅“大元”国号是首个把“大”字加到国号上面的双字国号，而且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一句的“大元”，含义就是“大大”，这正如元朝《经世大典·序录》中所说：

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故谓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

其实除了“大元”国号外，元朝建立以前的正式汉文国号“大蒙古国”、非正式的汉文国号“大朝”，以及元朝的许多年号，如至元、元贞、大德、至大等，也都是“大”的意思。蒙古统治者这样喜好“大”、追求“大”、夸耀“大”，应该与蒙古民族来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广阔草原，所以视野特别广大有关吧。

其次，元朝的民族真的很多元，民族歧视政策也真的很突出。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王朝，元朝各民族杂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同化与融合也在加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民族逐渐消失了，如契丹、党项，一些新的民族又逐渐形成了，如回族。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施行了所谓的四等人制，即从上到下，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不必多说，作为来自北方草原的统治民族，其实在元朝时就人数而言，属于当时的“少数民族”，但地位却最高。色目是“各色名目”的意思，包含极广，如西部的畏兀儿、吐蕃与中亚、西亚、欧洲的许多民族，都被称为色目人，那位现在的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在元朝就算是位色目人。大量的色目人进入内地，当然极大地丰富了元朝的多元民族文化。汉人主要指中原地区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族与汉化的契丹、女真等族，南人则主要指南方地区原来南宋统治下的人民。蒙古人、色目人是上等人，而且是“反客为主”的上等人；汉人、南人是下等人，而且是本为土著、本为主人的下等人，又因中原地区的所谓汉人先被蒙古征服，地位还稍高于南方地区后被蒙古征服的所谓南人。这样的人分四等，无可讳言是民族歧视政策，也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歧视政策，所以元朝的民族矛盾一直尖锐，元朝最后的崩溃就与此密切相关。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歧视一个民族，就不可能统治好这个民族，这是元朝留给后世的深刻教训。至于那些怀才不遇、仕途蹭蹬的汉人、南人中的文人之转向民间发展，却成就了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这也算是歪打正着，使得元朝文学史还不至于白纸一张。

再次，元朝的制度真的很复杂、真的可谓“一国多制”。理解元朝的这个特点，需要向前稍作追溯。学术界往往把元朝与辽朝、金朝合在一起，称为辽金元，这三个王朝的统治民族都来自中国北方长城以外的地区，都统治着大量的汉族与其他民族，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分族而治的政策。就辽朝言，分族而治特别表现在以北面官处理契丹等游牧民族事务，以南面官处理汉族等农耕民族事务。就金朝言，分族而治有所变形地表现在，一方面，从中央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到地方的路、府、州、县，完全借用了汉族唐宋王朝的制度；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女真部落制下兵民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猛安是千夫长的意思，谋克是百夫长的意思，并把这一制度推广到其他的民族。又就元朝言，其分族而治的情形较之辽朝、金朝更加复杂，原因也很简单，元朝的疆域更大，元朝的民族更多，元朝“因地制宜”“因族制宜”的空间更广，于是辽金某种意义上的“一国两制”，到了元朝就成了“一国多制”。这样的“一国多制”，施之于地方，表现在设有中书省、行中书省的常规治理，设有宣政院的吐蕃地区政教合一治理，甘肃以西的哈密力、哈剌火州总管府、北庭都元帅府的“特区”治理；这样的“一国多制”，施之于人，最突出者就是人分四等，并且这样的等级差别可谓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在官制方面，无论中央或地方，汉人、南人只能担任副职，尤其是中央机构的首席长官，主要由蒙古人担任；军务方面，汉人、南人不能担任重要军职，严禁江南民间私藏兵器，后来还规定汉军平时也不得挟执兵器；刑法方面，如蒙古人打死汉人、南人，只须杖刑几十下，再付些烧埋银子给死者家属即可，反之，若是汉人、南人杀了蒙古人，就要处以死刑，并且没收家产；科举方面，元朝初年废除科举长达三十多年，即便恢复科举以后，不仅开考次数不多，而且蒙古人﹑色目人考两场，考题容易，汉人﹑南人考三场，考题难，特别是平均分配名额的做法，也是极大的不公平，因为汉人、南人的人数远多于蒙古人、色目人，文化水平也远高于蒙古人、色目人。

然则说到这里，起码就笔者的感觉而言，元朝的汉人、南人还算是幸运的，幸运在大蒙古国时期的忽必烈，因为长驻汉地，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政事务，身边也有不少的汉族谋臣，所以忽必烈对于汉族的传统文化、礼仪制度还是比较了解的；幸运在漠南汉地的忽必烈在与漠北草原的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标志着漠南汉地对漠北草原的胜利；幸运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汉法”，这奠定了元朝制度的基调还算是蒙汉二元、夷夏并用。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幸运”，又会怎么样呢？大蒙古国军队本有屠城的习惯，军事活动中如遇抵抗，战胜后就会将抵抗军民全部杀死，这样的悲剧曾经多次发生；大蒙古国的许多贵族又常常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是要杀尽汉人，变田地成牧场，这样的暴行在不少地区也曾发生过；甚至到了元朝后期蒙古贵族伯颜专权时，因为广东等地人民起义，伯颜竟要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以绝祸患，幸亏元顺帝没有答应。也许我们可以假想一下，若是阿里不哥入主了中原，统一了南北，那么很可能就不是人分四等了，而是屠城、杀汉人、灭南人，变田地为牧场，华夏传统农耕文化遭受灭顶之灾。

要而言之，这个将近百年的大元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非汉民族作为统治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也是因为这个“第一”，决定了元朝的疆域很庞大、元朝的民族很多元、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很突出、元朝的制度很复杂，以及毋庸多言的元朝的文化很丰富、元朝的中外交流很繁荣等等的特点。如果“理解地同情”，概括些來说，元朝的统治民族蒙古来自草原，带有天生的草原游牧文化的色彩，而且作为征服者，蒙古民族对于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等从未丧失信心，相应地，也就对汉族农耕文化缺乏发自内心的尊重，哪怕是认可；然而另一方面，元朝的统治地域毕竟主要又在汉族农耕文化区域，受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制度的规律的支配，所以又不可能不受到汉地经济、华夏文化的多重影响。于是这样的元朝，它的制度与文化，就成了金戈铁马、万顷草场与男耕女织、千亩良田的复杂综合，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多元、“一国多制”特点最显著的统一王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