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解读白居易《新乐府·司天台》

张培锋

司天台，仰观俯察天人际。羲和死来职事废，官不求贤空取艺。昔闻西汉元成间，上陵下替谪见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动角射三台， 上台半灭中台坼。是时非无太史官，眼见心知不敢言。明朝趋入明光殿，唯奏庆云寿星见。天文时变两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台高百尺为！

【钱锺书赏评】

白居易《新乐府·司天台》叹：“羲和死来职事废，官不求贤空取艺。……上陵下替谪见天。……眼见心知不敢言。明朝趋入明光殿，唯奏庆云寿星见”；司天以儆君者，亦可遮天以媚君。顾居易知“司天台”之溺职乖本矣，而《新乐府· 釆诗官》又叹：“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夕郎所奏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因归咎于“采诗官”之不置。则犹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苟“不求贤”而得其人，即置“釆诗官”，亦将如“司天”太史行径，托为神功圣德之讴，以当庆云寿星之奏耳。《荀子·君道》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参观《致士》），斯其一端。盖良法美意，布在方策，而见诸行事，则虽典章所定，难保奸黠者之不曲解便私，虽规矩可循，亦难保蚩愚者之无误会妄作也。谙练政事、掌握国柄之俾士玛与荀子“有治人、无治法”之旨旷世冥契。余读其与人书有云：“法不良而官吏贤尚可为治；官吏否恶，则良法亦于事無济”。（《管锥编》）

【品读】

白居易的《司天台》揭示了古代政治生活中一种现象：“司天台”之设立，除了科学意义上的观察星象的职能外，也通过对星象的某种分析，在政治上对君王起到警戒作用。然而在现实中，常常变成“司天以儆君者，亦可遮天以媚君”。司天台在政治上的附庸状态，以致某些投其所好者，通过虚假奏报来取悦帝王。白居易诗中“眼见心知不敢言”“九重天子不得知”两句，充分揭示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然而白居易在《新乐府·釆诗官》中又感叹当时多是一些“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的作品，而归咎于没有设立“采诗官”。钱先生认为，其实采诗官与司天台的职能是类似的，如果不能得其人，即使设立了“采诗官”，照样会“托为神功圣德之讴，以当庆云寿星之奏”。接下来，钱先生又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分析这个问题。荀子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其根本含义是“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也就是说，“法”是需要“人”去执行的，不从“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法”再多都可能走向其反面。荀子的这种思想被称为“人治”，在现代所谓“法治社会”的思维模式下，似乎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但只要我们认真思考白居易的诗和钱先生的分析，再反思数十年“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对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做更深一层的思考，至少不应该简单地否定所谓“人治”。再联系钱先生在这节文字中提示我们参考的《管锥编》另一节文字，对此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清晰：

刘知幾《史通·载文》亦叹：“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十八世纪英国大史家至言：诏令而虐，必有虐政；诏令而仁，上未必施行，下未必遵奉，则不保果有仁政。……抑不特君上之诏令为然，臣下章奏，侈陈措施，亦每罔上而欺后世。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七讥范成大“帅沿海”，“姑为条画”，未见行事，因叹：“呜呼！自昔士大夫建明多烂然于高文大册之间，而至今小民疾苦终蹙然于穷檐败壁之下！”则黑字有同白说，犹黄纸之不敌白纸耳。（《管锥编》）

政令、诏令都属于古代的“法治”范围，当下不少学者喜欢通过历代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字来判断史实，实际上它们距离“真实历史”可能相去甚远。道理很简单：有诏令未必一定实施，它们很可能从来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而已。所引刘知幾《史通》的一段文字相当通达，意谓不可以简单地根据文字去判断历史事实。在这节文字中，钱先生还引述了白居易《新乐府》的另一首《杜陵叟》：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皇帝是下达了“京畿尽放今年税”的“德音”，《资治通鉴·唐纪》也明文记载：“元和四年三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闰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但实际上呢？是“十家租税九家毕”！“白纸黑字”必然是真实的历史吗？

从《管锥编》引述的白居易数首新乐府，不能不对这位唐代大诗人刮目相看，在这些诗中，他确实已洞见中国古代帝王政治的某种根本性弊端—九重天子不得知，并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而白居易的这种洞见，经钱先生的融会贯通，我们或许才了然：即使如《资治通鉴》这样杰出的史书的记载也未必绝对“可信”，因为白居易的《杜陵叟》同样是白纸黑字，两相对照，或许才是所谓“真实的历史”吧。“故不读儒老名法之著，而徒据相斫之书，不能知七国；不究元祐庆元之学，而徒据系年之录，不能知两宋。龚定庵《汉朝儒生行》云：‘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谈艺录》）钱先生对“六经皆史”说的这番新解，为真正打通“文史”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依据。应该指出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杜陵叟》同样考察了这些史料，得出的结论实与钱锺书相同。喜欢作“陈钱比较”的学者不妨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