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宫廷南疆匠役、艺人为考察中心

孙 喆 王苏佳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一统天山南北。在南疆建立管理体制的同时，陆续将一批南疆回人，包括上层贵族、战俘、匠役、艺人等迁居京城，编设牛录等加以管理。其中，匠役、艺人是南疆在京回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学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多从“回子佐领”“回子营”入手，在研究内务府造办处时，对回人工匠亦略有提及①学界目前关于居京南疆回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回子营”“回子佐领”的考察上，相关主要成果有：杨乃济：《“香妃传说”与宝月楼、回子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 年第3 期；张羽新：《清代北京的维吾尔族》，《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4 期；王东平《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的两个问题》，《西域研究》2007 年第2 期；《“回子官学”初探》，《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6 期；《清代维吾尔副都统白和卓事迹钩沉》，《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日]小沼孝博：《北京“回子营”的250 年史》，《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王学深：《乾隆朝“回子佐领”史事考论》，《西域研究》2023 年第1 期等。有关造办处的相关研究中涉及回人匠役群体的主要有：吴兆清：《清代造办处的机构和匠役》，《历史档案》1991 年第1 期；林欢、黄英：《清宫造办处工匠生存状态初探》，《明清论丛》2011 年；杨海宁：《试论清宫造办处的匠役管理模式》，《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6 年；陈锋：《清代造办处作坊的匠人待遇与银两来源》，《故宫学刊》2017 年第1 期；滕德永：《清宫造办处的家内匠》，《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等等。此外，对于清宫各类器物的研究，亦有关涉到回人工匠，如万秀锋：《乾隆朝清宫所用金银线考论》，《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 年；等等。，但基本聚焦于制度或机构本身，缺乏对实际制度运行以及回人匠役、艺人的居京生活、供职内容等的细致考察。这些来自南疆的匠役、艺人，凭借其独特的技艺，被招纳入清宫供职，将边疆的文化艺术带入宫廷，使独具风姿的南疆技艺融入宫廷文化和国家礼乐制度，不仅丰富了京师八旗的族群构成，而且成为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生动展示。本文主要借助相关满汉文档案，对这一群体的选送、类型、人数、任职当差、管理制度和生活境况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推进和深化该领域内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南疆匠役、艺人选送京城

清朝统治者一直注重对各族匠艺人才的搜罗任用。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为满足满族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就将善于凿木铸铁、缝衣制帽的汉族和朝鲜族匠人收入辛者库牛录。入关以后，出于维持用度和鉴赏的需求，宫廷匠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随着清朝统一事业的完成，来自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匠役、艺人也开始供职于内务府。

乾隆九年（1744）八月，六名铸佛匠人自西藏赴京，分别供职于内务府造办处和雍和宫。①吴兆清：《清代造办处的机构和匠役》，《历史档案》1991 年第1 期。乾隆四十一年（1776），又有十名制作银器的“番子匠役”入宫当差。②《总管内务府奏为番子匠役拨给官房居住等事折》，《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第115 册，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 年，第20—24 页。新疆掌握独特技艺的额鲁特、回人匠役、艺人等被陆续招募至京城任职。对边疆少数民族匠艺人等的招纳，不仅突显了内务府在成员构成上的多民族属性，而且这些能工巧匠承做的器物、在盛典仪式上表演的节目等，也成为一种带有统一多民族国家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南疆向来具有独特的工艺技术和舞乐风俗。《西域总志》载喀什噶尔回城：“其地多回子匠役，攻玉镂金，凿铜镶嵌，无不精巧，绣鹿草鞯，织五彩绒，毡金银丝毯，诸色绚烂，遍货于西域，……多妓女娴歌舞。”③（嘉庆）《西域总志》卷2《异域琐谈》。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开始招募南疆的匠艺人等前往京城在内务府当差。自此，南疆的技艺成为宫廷文化的一部分。

大体说来，由南疆前往京城宫廷供职的回人可分为金银匠、乐舞艺人、玉石匠、画匠、编织匠、求雨祈晴回人等六大类，其中金银匠和乐舞艺人最早被清廷所关注。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军机处奉上谕寄信伊犁将军兆惠：“于回子内挑选铜匠、会镶嵌金银丝及会翻筋斗者数人趁便送京。”④《军机大臣为著将回人内之铜匠及会镶嵌金丝银丝会翻筋斗者挑数人乘便送京事寄信定边将军户部尚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档簿》，档案号：03-18-009-000026-0001。同年九月，兆惠命从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挑选的工匠和艺人启程前往京城：

查得，回子地方金银匠即会制作铜器。因此，由喀什噶尔、叶尔羌二城及由散秩大臣齐凌扎布送来的回子内，选送一些金银匠。另，回子地方翻筋斗艺人之技艺虽不及朝鲜，但选出看起来尚可之六个年纪不等的回子送去，并搭配击鼓、弹三弦琴、胡琴等艺人八人，以及会跳舞杂技艺人四人，与工匠一同解送京城。⑤《定边将军兆惠奏拣选回子金银匠连同玉石一并由叶尔羌解京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1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97 页。

据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载，该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批回人抵达京城：“带来回子匠役六名，传旨著在造办处行走，著二人收什提梁卣，其余四名会做何样活计做何样活计。”⑥《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金玉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4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276 页。不久，另外四名回人累丝匠抵达京城，在造办处当差。⑦《乾隆二十五年三月·金玉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 册，第624 页。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乾隆帝下旨将入京匠役和艺人的家眷共计41人办理送京。⑧《□□□奏将叶尔羌回子金银匠人家人送京片》，《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5 册，第48 页。“从税银内，大口三十三人，每人给银五两，小口八人内，每人给银二两，共计支出赏银一百八十一两，置办衣物，给予盘缠”⑨《驻叶尔羌办事侍郎海明奏将回子金银工匠送京城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5 册，第353 页。，由专员带往哈密处办理启程，送往京城。⑩《参赞大臣阿里衮奏将在京之喀什噶尔回子乐手送往京城片》，《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5 册，第380 页。这批人抵达京城后，被编入正白旗回人佐领下管辖，成为该佐领下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成员。

以往学界对于宫廷玉匠、画匠的研究，多集中于江南一带选送的匠役上。实际上，南疆亦曾选送这类匠人前往京城。乾隆二十六年（1761）正月，乾隆帝命于叶尔羌等城内挑选玉石匠二名、画匠二名，乘便送京。①《寄谕参赞大臣舒赫德等著挑选叶尔奇木等城玉石画匠送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2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559 页。五月，舒赫德选出匠人四名连同其家眷共十一人，与玉石等物一并解京。②《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从叶尔羌回子内挑选石匠携眷前往京师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51 册，第181 页。该年十月，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载：“十四日，接得档房笔帖式福宁由内务府抄来军机处奏明新到回子玉匠等四名，交造办处行走等语。”③《乾隆二十六年·记事录》，《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6 册，第630 页。按照时间推算，正为上述四名工匠抵京之时。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又令舒赫德在南疆寻找手艺好且已经出过痘的回人工匠送到京城。④《寄谕署伊犁将军事务舒赫德著有手艺好之匠役遇便送京》，《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9 册，第600 页。

锁子甲是一种古代战争中使用的金属铠甲，最早由西域传入内地。康熙年间即有噶尔丹遣使向清廷贡献锁子甲的记载。⑤《清圣祖实录》卷84，康熙十八年九月戊戌。由于锁子甲在战争中实用性强且较为稀少，被清廷视为“军需禁物”⑥《清世宗实录》卷39，雍正三年十二月甲戌。。西域工匠制作锁子甲的卓越工艺也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关注。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令寻找会制作锁子甲的额鲁特工匠进京。⑦《定边左副将军兆惠等奏遵旨解送锁子甲及会制作之厄鲁特人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5 册，第360 页。此后回人工匠同样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伊犁将军伊勒图奉命由当地选送两三个会编织锁子甲的工匠进京。因查得伊犁已无会做锁子甲之人，伊勒图行文永贵令其在南疆各城中查找并送抵京城。⑧《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咨饬永贵于阿克苏城内寻找会做锁子甲工匠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38 册，第386 页。

“风调雨顺”事关国计民生，祈雨礼亦称“雩礼”，是历代国家祭祀礼制的重要内容。有清一代，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融入佛、道等教仪式，建立祈雨制度。京师祈雨是其中的重要环节，皇帝亦常亲往“虔求雨泽”。自统一新疆以来，南疆回人群体的身影也开始出现在祈雨礼之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身在热河的皇帝闻知京城天气燥热，寄信留京办事王大臣，若不得雨，则“城中现有善求雨之厄鲁特回人，可即令其敬谨祈祷”⑨《清高宗实录》卷689，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庚戌。。此后，回人参与求雨祈晴渐成定例。

由于拥有这项特殊技能，求雨祈晴回人成为清廷极为重视且屡屡招揽的对象。乾隆四十五年（1780）四月，“据阿桂等处奏，遣萨哈勒索丕及由喀什噶尔送来之回子尼咱尔布库尔往静明园祈雨，……祈雨所需诸项，钟敏视尼咱尔布库尔所取办给用之”⑩《寄谕大学士阿桂等著派钟敏携尼咱尔布库尔往静明园祈雨》，《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4 册，第666 页。。五十八年（1793），因京城能祈雨之回人甚少，且本领不佳，乾隆帝令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明兴：“或在喀什噶尔城内，或在其他城内，寻找求雨祈晴本事好，且情愿来京城的回子，若有则同年班伯克一同遣送京城，如不愿意亦不强求。”后查得喀什噶尔回人库尔班，“今年三十七岁，……交由今年朝觐之五等伯克等带往京城。”⑪《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保等为将喀什噶尔能祈求雨水回子库尔班送京事咨呈》，《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99 册，第151 页。嘉庆三年（1798），因京城现有能求雨祈晴之回人仅余尼咱尔一人，故令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在各城寻找会此项技能的回人。最后在阿奇木伯克、郡王伊斯堪达尔处发现有一人，“平时尚能念经祈晴”，遂于七月由喀什噶尔启程前往京城。⑫《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等为遵旨将喀什噶尔能祈雨回子选送京师事咨呈》，《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08 册，第251 页。

自乾隆朝以来，南疆送往京城的各类匠役、艺人数量颇多，清廷对愿意来京的回人也颇为照顾，一般会分发赏银，交由年班伯克或往来于新疆和京城之间的官员照看解送，在沿途驿站配给车马，并准许他们的家人随同赴京。

二、宫廷南疆匠役、艺人的职司与境况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底，第一批回人工匠和艺人抵京后，对他们的安置和管理开始提上日程。次年正月，清廷对在京居住回人的隶属关系做了规定：上层王公额色尹系公品级，玛木特图尔都和卓系扎萨克，归理藩院管理；从南疆送来的工匠艺人，则编设回人佐领，隶内务府正白旗左翼第五参领，归内务府上三旗参领处统辖，“嗣后续到回人，均入此佐领下”。①《清高宗实录》卷605，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壬戌。

此外，清廷特修建“回子营”供南疆回人居住，并在营中修建清真寺。《日下旧闻考》载：“于西长安街路南设回营一所居之，共房百四十有七楹。回营内设办事处房，以内府官董其事。”②《钦定日下旧闻考》卷71《官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1193 页。回人佐领除安置工匠和艺人外，亦编入投诚回众等，成为清廷管理在京回人的主要机构。③“乾隆二十五年以叶尔羌等处俘获男妇一百二十六名口编回子佐领一，以柏和卓为佐领仍设骁骑校一人，领催一人，于西长安门外建立回子佐领处，并于健锐营添设回子营房。”《东华录缀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3 辑，第57 页。根据档案记载，这些匠役、艺人在内务府的职司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匠役差使

造办处匠役主要包括：由三旗佐领内挑选的“家内匠役”、广东等督抚及三织造选送的“南匠”与招募的民间匠人三类。④吴兆清：《清代造办处的机构和匠役》，《历史档案》1991 年第1 期。回人匠役属于第一类，他们擅长打造金属器具、编织金银丝线，制作辔头、鞭子、马镫、弓箭、刀剑、骲头等兵器，并根据皇帝的喜好和要求进行修改或重新画样。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工匠约尔达史等五人恭进镀铜银饰件鞦辔一副、镫一副、彩漆弓一张、银镀金丝鞭子一把、银镀金骲头五个、银骲头五个、铜骲头七个、鞭子一把。⑤《乾隆二十八年·记事录》，《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8 册，第14 页。后又递呈“镀金银饰件穿丝回子鞦辔二副”。得到旨意：“饰件俱各长大著往小里收什”。八月初六日，内务府郎中白世秀将其成做的鞦辔二副持进，交总管太监张玉上呈，奉旨交武备院备存。⑥《乾隆二十八年·鞍甲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8 册，第500 页。

与绘制山水及西洋油画的画匠不同，宫廷中的回人画匠以绘制兵器图纸及饰样为主。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帝下令：“嗣后武备院有应画之弓，著回子匠密山苏丕、阿布都列画。”⑦《乾隆二十八年·记事录》，《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8 册，第14 页。另外，他们也为回刀、回剑等绘制刀鞘、剑靶花纹样纸。⑧“六月初五日催长四德笔帖式五德将回子画得剑靶纸样一张，刀鞘纸样一张随玉靶二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 《乾隆三十一年·铜镀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0 册，第74 页。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令其给已做成的两把回剑设计剑鞘上的花纹和饰件，并将画样呈览。一个月后，回匠完成剑靶纸样一张、刀鞘纸样一张，随玉靶二件进呈预览⑨《乾隆三十一年·铜镀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0 册，第74 页。。乾隆帝看后十分满意，下令照样制作。⑩《乾隆三十一年·铜镀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0 册，第74—75 页。

此外，回人匠役也制作盆碗壶盂等器物。乾隆二十六年（1761）二月太监胡世杰交来黄铜壶一件、黄铜盆一件、红铜盆一件、红铜盂一件、红铜碗一件，乾隆帝下令“著回子匠役照样各做一件”。当年十一月初五日，内务府“将做得回子铜器并旧样持进交讫”⑪《乾隆二十六年·鞍甲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6 册，第172—173 页。。

除了各类金属器具外，回人工匠也承担制作金银线的工作。金银线是将金银等贵金属捶打成金箔，并将金箔绕在丝线上加工而成，是古代宫廷织作纺织物图案的重要材料。南疆故有以金丝线装饰衣帽的传统，回人出门以花彩帕或白布蒙头，名“他里吉”，男女帽顶上“皆起金线为花”。①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年，第537 页。因此，南疆工匠具备娴熟的金银丝制作工艺，他们承做的金银线成为清宫所用金银线的主要来源之一。②万秀锋：《乾隆朝清宫所用金银线考论》，《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 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初五日，南疆累丝匠四人抵京，十八日，奉旨照金线样制成呈览。③《乾隆二十五年·金玉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 册，第624—625 页。同年十一月做得金线一把，乾隆帝对他们的工艺和产品很感兴趣，立即下旨将回匠所做金银线与买办所购的洋金线及杭州制作的金银线进行比价：

查回子现做金银线用银十五两，头等金二钱，按实价十四换，合银二两八钱，共合银十七两八钱。问得回子做完可得金线十两、银线五两。粤省买办金线每两价银二两，银线每两一两，今回子做得金线十两，银线五两，比较粤省买办金银线十五两节省七两二钱，杭州粗绣金线二十五子一把，每把重一两三钱，价银七钱三分六厘，比较回子做的每两省银六钱二分零五毫，杭州细绣金线十子一把，每把重八钱，价银七钱八分七厘，比较回子做的每两省银二钱二厘九毫。④《乾隆二十五年·记事档》，《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 册，第441—442 页。

通过比较可知，回匠所制金银线较买办所进洋线性价比要高，但成本略高于杭州的粗、细绣金银线。

这些金银线被广泛应用于装饰武器、服饰等，此类工作起初也由回匠承担。乾隆三十二年（1767），催长四德等将回匠迈马的所做镀金银丝鞦辔饰件一副呈进。⑤《乾隆三十二年·金玉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0 册，第613 页。但是，回人工匠并不善制作精细饰品，经常无法满足要求。乾隆帝曾令回人工匠做金冠额，但其“奉旨做的金冠额四块不一样，又迟滞，亦糙”，因此“仍著回子做小刀，其冠额著外雇匠成做”⑥《乾隆二十五年·记事档》，《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 册，第405 页。。又曾令回匠仿照金银线花毯的线样，画䩞样呈览。两个月后，当内务府将尚未完成的绣金线䩞鞍榻进呈御览时，却得到乾隆帝的批评：“金银线绣的糙，初次就罢了，嗣后往细致里做。”⑦《乾隆二十六·年金玉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6 册，第178 页。可见，回人工匠虽擅长制作金银线，却难以驾驭后续的镶嵌和绣制工作，也不擅于制作供欣赏把玩的精致器具。乾隆二十八年（1763），就有四名回匠因手艺单一而遭到革退，令回本旗待命，“俟有活计时再行传唤”⑧《乾隆二十八年·记事录》，《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8 册，第31 页。。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发放钱粮的清单中，已无上述四名工匠的名字。

（二）乐舞表演

乾隆帝统一新疆后，将回部乐纳入礼部燕乐，在各类重大节日及筵宴中表演，成为清朝国家礼乐的组成部分。《天咫偶闻》中描绘了该乐表演时的盛况：“大乐奏时，亦有回部乐舞，用乡语联臂顿歌。其乐器形制奇古，非所习见。”⑨（清）震钧：《天咫偶闻》卷1，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19 页。

清会典对于回部乐舞的演出形式有详细记载：

凡筵燕，回部司手鼓一人即达卜，司小鼓一人即那噶喇，司胡琴一人即哈尔扎克，司洋琴一人即喀尔奈，司二弦一人即塞他尔，司胡拨一人即喇巴卜，司管子一人即巴拉满，司金口角一人即苏尔奈，皆衣锦面绢里杂色纺丝接袖衣，锦面布里倭缎缘边回回㡌，青缎靴，绿绸膊。司舞二人，舞盘二人，皆衣靠子，上下身锦腰襕纺丝接袖衣。掷倒大回子四人，皆衣靠子，上下身杂色纺丝接袖衣，戴五色绸回回小㡌，余与司乐人同。小回子二人，衣杂色绸面绢里衣，余与大回子同。以上共十八人豫立丹陛下，朝鲜国俳乐各技艺下，即上先作乐，司舞二人起舞，舞盘人随舞毕，掷倒技上，走索寻橦百戏呈技毕，同下。⑩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34，《乐部》。

从此记载来看，回部乐舞大致由乐手八人、舞蹈杂技艺人四人、倒掷技艺人六人共同完成，恰与乾隆二十四年兆惠从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城所选送的“会翻筋斗的回子艺人六人，相搭配的回子乐人八人，以及跳舞杂技艺人四人”①《定边将军兆惠奏拣选回子金银匠连同玉石一并由叶尔羌解京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1 册，第297 页。，在数量和技能上基本吻合。除了乐舞，南疆艺人还会表演走索、扮羊等杂技。回部乐中的“走索寻橦百戏”，即指各类别具一格的南疆杂技。《西域总志》载：“喀什噶尔回子……妇人多长于歌舞，尤重百戏，回童数人饰以鲜衣花帽使之觔斗回旋，旋盘舞颇亦可观，索铜为绳架高八九尺长一丈有奇，回妇艳妆应鼓之节于绳上步履往来，……而舞丸转盘之技亦不一而足。”②（嘉庆）《西域总志》卷2，《异域琐谈》。其中“走索”是特色杂技之一。回人绳技与内地不同，“内地走索之法，椓两竿于地，以索平系于竿，而人往来其上耳。回人则立一木，高数丈者，其颠斜系长绠，属于地，回人手横一木，取其两头轻重相等，不致欹侧，则步绠，唱歌，良久始下。”③（清）赵翼：《檐曝杂记》卷1。“回人绳伎”的表演方式与现代新疆“达瓦孜”的表演形式基本相同。

年终筵宴表演前，这类乐舞节目“由内务府传回子营预备”④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34，《乐部》。，乾隆帝在《上元灯词八首》的自注中亦写道：“回部杂技，掌仪司领之，与内府旗人无异矣。”⑤《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78。乐舞艺人们照例需提前两个月在营内排练，“以备临时承应差使”⑥《为行取在保和殿并紫光阁等筵宴蒙古王公等回营回子预备各项玩艺估修彩衣等需用物料及薪水等银两事致堂查核处》，《内务府来文》，档案号：05-13-002-001762-0135。。因乐舞艺人排练和表演的时间相对集中，许多艺人并非专职。嘉庆年间，回人艺人定额增至二十四名；至光宣年间，回人乐舞艺人的数量复增至三十二人。宣统二年（1910）的年终乐舞表演前，内务府开列艺人两个月的排练期间所用口分银，具体人员包括：呌绳骁骑校回人一名、上绳爬桅回人十五名、回乐回人十六名。⑦《为预备殿差回子乐舞等项所给回人口分银两数目事致堂查核处》，《内务府来文》，档案号：05-13-002-000376-0063。乐人有时得以随同皇帝巡幸热河、江南等地，内务府在应给钱粮外，会额外支给艺人及随送官兵路费银。嘉庆八年（1803），前往热河之乐舞回人四名“每人各支领三十二日路费银”⑧《为给发热河备差补派乐舞回人等路费银两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03-000023-0012。；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三名官兵带领乐舞回人二十名及领催三名“恭赴热河行在预备年节筵宴等差职”，向广储司银库支领五十日的盘费共实银二百二十两。⑨《为实销咸丰十年十二月至十一年正月恭赴热河行在预备年节筵宴等带领乐舞回人等领过盘费银两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20-000426-0017。

（三）求雨祈晴

乾隆二十八年（1763）起已有寻找京城回人祈雨的记录。根据《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清实录》等史料记载，可整理出部分乾隆年间宫廷回人求雨祈晴的情况：

表 乾隆年间宫廷回人求雨祈晴的情况表

关于宫廷中南疆匠役、艺人的生活状况，首先，清廷对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采取包容的态度，准许他们保留传统装束无需剃发，并在其居住的“回子营”中敕建清真寺供其进行礼拜。该清真寺“系北京城中唯一的国立清真寺”⑤姜立勋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246 页。，乾隆帝亲自为之题写《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每逢南疆王公伯克入京觐见，即聚会于礼拜寺之中，成为清朝治理新疆、维护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象征和标志。

其次，在待遇方面，回人工匠的额定钱粮为一两五钱⑥造办处金玉作发放回子钱粮的清单中记载：“回子画匠阿布都列、密山苏丕、……约尔达史、呀思他海、图列克、迈吗的、博勒图克者、呢吗密特、图达密特、乜苏丕、苏约尔达史、掳子苏丕、迈吗忒呀思、多列克密克，回子匠十二名每名每月银一两五钱，计用银拾捌两。”《为领取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份南匠钱粮及回子钱粮事等》，《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30-000004-0041。，与其他“家内匠”一致，略低于南匠。但回人工匠们经常会受到额外关照，如乾隆帝曾令太医院医生为生病的回匠约里达什治病⑦“十四日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现病回子匠约里达什著太医院派好大人去看，钦此。”《乾隆二十五年·记事档》，《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 册，第415 页。。他们也常因其特别的手艺而额外获得赏银或丝缎奖励，比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乾隆帝“著王子大人查回子匠役内有勤谨者奏明鼓舞”。经查核，图达密特、迈马的等十名回匠“成做活计手快，尚属巴结”，奉旨各赏小卷五丝缎一匹。⑧《乾隆二十六年·记事录》，《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6 册，第613 页。次年五月，迈马的做得铁镀金银镫一对，约尔达史做得鞭子二把，奉旨交往交武备院备存，并“著造办处赏给迈吗的银八两，约尔达史银五两”⑨《乾隆二十七年·金玉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7 册，第569—570 页。。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回子匠约尔达史等五名，每人各赏大卷五丝缎一匹”⑩《乾隆二十八年·记事录》，《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8 册，第14 页。。清廷还专给学习回部乐舞之艺人分发赏银，嘉庆十八年（1813）有赏给学演踏绳小回人大制钱一百文的记载。⑪《嘉庆十八年十月至十一月放乐舞回人公费银两数目等项清单》，《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20-000046-0051。

此外，清廷特准许匠役、艺人可以携带家眷入京，其“饭食养赡，并衣服婚丧等费”均由额定钱粮内筹划办理。⑫《奏为回子佐领下甲缺照旗鼓佐领定额等事折》，《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第122 册，第112 页。如乾隆二十四年被挑选送京的一名乐人，当时在叶尔羌尚有四个分别为十五岁、七岁、三岁和一岁的孩子，因年幼且无依靠，故按照小口标准每人赏银二两，送往京城。⑬《驻叶尔羌办事侍郎海明奏将回子金银工匠送京城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5 册，第353 页。除匠艺人才的妻子、儿女外，清廷还适当扩大了随同入京家眷的范围。如其父母或其他相关亲属在老家无人养赡，也可一并进京，以解除居京回人的后顾之忧。

清廷也会酌情考虑到这些匠艺人等赡养故乡亲人或希望归乡养老的愿望，准许他们在一定年岁之后可以携眷返籍。乾隆二十四年由喀什噶尔选送来京的乐人楚鲁克，入白和卓佐领下并“挑补鹰上栢唐阿”。嘉庆六年（1801），因其母年逾八十八岁，提请返籍照料，得到嘉庆帝的批准：“施恩照依所请，楚鲁克并伊子海里布俱解退官差回往原处。”⑭《为回子拜唐阿楚鲁克无力解退官差回往喀什噶尔原处奉养年老亲母咨查其从前如何同回乐人等来京事致内务府》，《内务府来文》，档案号：05-13-002-000516-0111。嘉庆七年（1802），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由喀什噶尔入京的祈雨回人库尔班，因身患疾病，父母尚在原籍且现年已七十有余，请求携带家口随年班伯克返籍以赡养父母①《为查明回子库尔板等呈请各回本处咨复理藩院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29-000005-0004。，最终获得许可。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来行走于宫廷祈雨的回人尼匝（咱）尔，因工作卓有成效，被授予头等侍卫，于内廷值事。此后他一直任职至嘉庆十年（1805），才以自己年满七十岁，体弱多病且不能快走，呈请返回故乡库车养病。又因其年老，在家乡也无所依靠，故请将其正在当差的儿子一并革退，共同返疆。②《奏一等侍卫尼匝尔患病回籍养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7-3693-039。嘉庆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加恩免其赔补之前所借俸银。③《为回子解任头等侍卫尼匝尔及其子所借俸银著加恩宽免赔补等情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档簿》，档案号：03-18-009-000063-0001。

清帝退位后，内务府虽得以保留，但其乐舞等项逐渐废弃。1912 年，隶属内务府三旗、在前清升殿大典上演奏回乐的艾沙和卓因无力当差呈请回籍，不料抵乡后却发现其田产荡然无存，皆被大麻扎所占，北洋政府蒙藏院多次行文新疆省长以解决此事。至1916 年，艾沙和卓终于分得霍尔罕庄干吉塔村“公房一院、公地一百秤”，并于大麻扎之管事人协海的养廉内“每年提出租粮一千五百秤作为养赡之用”④蒙藏院总务厅统计科编：《蒙藏院行政概要 民国五年至七年》，《民治类“妥筹回民生计”》，1918 年，第1 页。。可见，优待入京供职回人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三、宫廷南疆匠役、艺人与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

南疆匠役、艺人在清宫中所从事的器物制作、舞乐表演、求雨祈晴活动等，不仅使南疆技艺融入宫廷文化之中，促进了清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而且从器物与艺术层面揭示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表达，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同时，南疆回人进入京城居住生活，也加强了边疆和内地之间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展现了清代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历程。

（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话语表达——器物、礼乐与仪式

为塑造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认同，清朝统治者在文化和礼仪制度领域付出了诸多努力。“器以藏礼”，宫廷器物和陈设不仅有实用性价值，更带有一定政治和社会属性⑤宫浩钦：《物的秩序：清代宫廷室内陈设设计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 年，第186 页。，它们是国家礼制的物质化表征。乾隆帝底定南疆后，回部王公伯克等进入年班朝觐体系，轮流入京觐见，以示对清王朝的臣属，刀具是其朝觐时携带的重要贡物之一。紫光阁室内陈设之中，有诸多来自苗疆、西域、金川之地的战利品以及来自藩部属国的贡物，回部王公伯克所进贡的玉盘、玉碟、玉瓶、回刀、回剑等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⑥《紫光阁室内陈设》，光绪十四年。在给宫廷文化带来新气象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宣示清代国家对于南疆的管辖。

除了陈列展示，回刀也被皇帝御用佩戴、赏赐臣工或摆设于清宫各处。新疆地区盛产玉石，以玉制刀鞘并镶嵌各式珠宝，为回刀的特别形制。供职宫廷的回匠则尤擅制作或修补贡品鞘刀，并依照皇帝的要求进行调整。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月内务府将回人工匠做的银小刀鞘一件呈览，奉旨“将刀鞘底下添蕉叶，添连珠一道，要嵌红宝石，其刀鞘上的花朵不必嵌松石，上下连珠放宽，亦镶红宝石”⑦《乾隆二十五年·金玉作》，《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 册，第623—624 页。。此类制作刀具的例子不胜枚举。乾隆时期，养心殿摆设物件，“坐褥下放顺刀或回子刀或红皮鞘刀”逐渐成定式。⑧郭彬雪：《乾隆时期养心殿装修与陈设考》，《故宫学刊》2016 年第16 辑，第100 页。道光年间，乾清宫楠木宝座上亦设“青玉靶回子刀一把”⑨《乾清宫陈设档》，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重华宫芝兰室宝座坐褥下放“青玉靶木鞘贴金回子刀一把”⑩《乐善堂重华宫现设陈设档》，道光十九年六月。。

中国古代向来有“以礼治国”的传统，礼乐制度是国家话语的政治表达形式。在治理边疆的过程中，清统治者也逐步将一些少数民族舞乐吸纳至清代的国家礼乐体系之中。乾嘉以来，回部舞乐被纳入清朝国家礼乐制度，成为“四裔乐”的一部分，与中原雅乐、满洲乐等杂糅交汇，谱写出清代多元统一的礼乐文化，象征着清代对南疆的有效管辖。

自乾隆年间回部乐形制初创，其逐渐成为清代各类筵宴和宫廷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表演形式。在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的筹备中，仍拟放银五百两，令“回子佐领恭备回子技艺，修理彩衣办买靴帽以及口分等项”①杨连启：《清万寿庆典戏曲档案考》，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2013 年，第293 页。。可见，直至晚清，回人舞乐依然是清宫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疆乐舞文化丰富多彩，新的表演形式不断融入国家礼乐体系。乾隆二十五年（1760）六月，乾隆帝听闻南疆地方头人家中，遇有娶新妇等喜事时，有请艺人扮成鹿和羊表演顶角节目的习俗，便令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在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寻找这些艺人送往京城。后据当地官员阿布都里叶木等人报告，叶尔羌只有扮羊的而无扮鹿艺人，遂给两名扮羊艺人置办所需衣物，发放盘缠，送往京城。②《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奏遵旨将喀什噶尔等处回子艺人送往京城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7 册，第140 页。嘉庆二十四年（1819）万树园烟火表演的预备节目单上，有表演“羊上树”者三人，“撞羊”者三人。③《奏呈此次万树园烟火预备表演技艺清单折》，《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第186 册，第361 页。直至光绪末年年终蒙古王公筵宴上，仍有“彩役人、乐舞人、玩小羊人等，每届年终前两月在营内排演”的记录。④《为行取在保和殿并紫光阁等筵宴蒙古王公等回营回子预备各项玩艺估修彩衣等需用物料及薪水等银两事致堂查核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档案号：05-13-002-001762-0135。表明扮羊表演已成为清宫乐舞表演的一项保留节目。此外，南疆乐舞文化对宫廷戏曲也产生了影响，如《行伪得瑞》一戏，演出时即添入“回子乐”。⑤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 年，第328 页。

同时，来自南疆的艺术形式也成为国家层面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一种“意象”。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乾隆帝南巡至德州，正逢当地百姓庆祝“燕九节”⑥旧俗正月十九是道教真人丘处机诞辰，每年农历正月十九日，山东栖霞太虚宫等地都会举办规模盛大的灯火烟花杂技表演。，他应景赋诗一首：“燕九过应灯火收，何当继照赏陵州。疆连日冀陈宜听，幼挈老扶来不谋。西漆南油齐属目，缘竿走索讶缠头。吾民乐即吾心乐，纪载从他故事留。”⑦（乾隆）《德州志》卷首，《御制恭纪》，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南疆的走索表演与内地道教节日“燕九节”，在乾隆帝这里达成了奇妙融合，同构出他意象中的盛世景象。

求雨祈晴既是宫廷回人的一项重要职司，也在形式和内容上丰富了清朝的祈雨制度。回人祈雨与内地于固定地点设坛的方法有所不同，据《西域闻见录》记载，回人以一种名为“劄答”的神石求雨，“劄答坚如石，青、黄、赤、白、绿、黑不一，大小亦不齐，生牛马腹中，有生蜥蜴尾根及野猪中者尤良。回人祈雨，则以柳条系之，置净水中，即雨”⑧（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7。。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回人萨哈勒索丕前往汤山行宫：“伊等来此时，沿途（访问，自未沾足地始）凡遇有河或泉水之地，即祈雨而行，至汤山行宫，祈求雨泽。”⑨《寄谕御前侍卫五福著带萨哈勒索丕沿途祈雨来汤山行宫》，《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9 册，第573 页。这便是南疆特有祈雨形式运用于宫廷的生动体现。

正因回人祈雨形式灵活，故有时会被派往外地“救急”。乾隆五十年前后，河南省卫辉各属“连年被旱”⑩《清高宗实录》卷1124，乾隆五十年二月辛卯。，乾隆帝“屡为厪念”⑪《清高宗实录》卷1206，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庚午。，但“恐外省设坛诵经，不过虚应故事，不能上感天和”，为不耽误小麦播种，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派遣理藩院司员，“即行伴送素能祈雨之回子尼杂尔布库勒，驰驿前往河南，敬谨祈祷”⑫《清高宗实录》卷1215，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己卯。。十月初八日，一行人抵达卫辉，并于初十日于城外祈雨。⑬《奏报钦派理藩院司员伴送祈雨之回子抵卫辉日期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0886-006。

除“善求雨”外，回人还因掌握“祈晴”的独特方法而被看重。乾隆五十年（1785）七月二十三日，身在热河的乾隆帝见本地降雨，便忧心京城雨水过多，命留京办事王大臣等预为筹备，拟派萨哈勒索丕祈祷放晴。①《寄谕留京办事王大臣等著速报京城有无降雨情形》，《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 册，第520 页。次年七月，因留京王大臣奏报京城自十四日以来接连阴雨，乾隆帝下令“倘又降雨，即派回子尼咱尔布库尔等祈晴”②《寄谕留京办事王大臣著京城有雨即派回子祈晴》，《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9 册，第525 页。。五十六年（1791）乾隆帝又下旨：“恐僧道皆不谙求晴之法，即派回子萨哈勒索丕，祈求晴霁。”③《清高宗实录》卷1381，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庚申。诸如此类记载在史料中并不少见。总之，回人求雨祈晴仪式虽未成为清朝固定的雩祭礼制，但因其别具特色、自成一系，故成为这一制度的重要补充。

（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八旗的多民族属性与一体化管理

南疆匠役、艺人进京后被编入回人佐领，隶属内务府，与各族旗人在内廷一体当差，体现了清代八旗制度的多民族属性和包容性。除完成本职工作外，他们及其后代亦能充任栢唐阿、领催等基层管理人员，在宫廷体系之内拥有一定的晋升空间。比如，首任“回人佐领”白和卓，曾官居八旗都统并在多个机构任职，颇得皇帝看重。④王东平：《清代维吾尔副都统白和卓事迹钩沉》，《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他们中有一部分人选择终身留在京城，成为后来在京维吾尔族群体的成员。⑤杨乃济：《“香妃传说”与宝月楼、回子营》一文中提到他于1981 年夏季曾走访“回子营”一带，这里至今仍聚集了很多回人民众，其中一位住在回子营的常大爷，“谈起他的外祖父就曾在昇平署当差，演奏回部音乐”。

以往有学者认为，清代统治者力图在多民族成员治理的过程中，强调不同文化群体的多元文化差异，并通过设置差异化的行政制度加以明确。但对于进入八旗体制下的回人匠役、艺人群体，清统治者们更倾向于用“寻常化”的态度对待他们，在日常管理、赏赐待遇、法律地位等方面，他们都更贴近于居京当差的普通旗下人。

一般情况下，除外出公差和离京返籍，回人不得离开“回子营”前往外地，否则会按旗人外逃条例惩处。嘉庆七年（1802）七月，回匠约尔达什和卓报称其妻逃走，“拿去银四十两，各处寻找并无踪迹”，后证明初次从京逃走是实，即由正白旗满洲都统转刑部督捕清吏司存记逃档，并知会都察院转饬五城严拿。⑥《为正白旗苏拉回子约尔达什和卓之妻巴克迪逃走呈递逃牌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20-000130-0036。嘉庆十二年（1807）六月，正白旗闲散回人库尔板私自离营逃往朝阳门一带，后因在外受苦不过，于十月二十日自行投回，慎刑司 “查凡例在京八旗人初次逃走一年内自行投回免罪，仍准其挑补差使”⑦《为查明正白旗闲散回子库尔板实系初次逃走自行投回照例免其治罪等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08-000014-0029。。嘉庆十六年（1811），述德佐领下苏拉回人伊里呢雅思于三月十一日早间私自出营，经各处寻找并无踪迹，被断定为无故从京逃走。⑧《为正白旗苏拉回子伊里呢雅思无故逃走呈递逃牌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20-000148-0004。该人于闰三月初四晚间自行投回，亦交由慎行司讯明办理。⑨《为呈明逃人正白旗苏拉回人伊里呢雅思自行投回请交慎刑司讯明办理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20-000148-0014。

回人犯罪，一般交由慎刑司或刑部审办。嘉庆二十年（1815）三月，正白旗礼镛佐领下“当音乐差使”的回人吗拉特巴盖，因屡次点卯不到，被交司审办，讯出其伙同该佐领下白三家使唤回人木五儿多次行窃，遂“锁送刑部审明治罪”⑩《为正白旗闲散回子吗拉特巴盖屡次点卯不到在外行窃咨送刑部审办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08-000025-0028。，该管佐领礼镛及骁骑校迈吗迪亦因失察各罚俸六个月⑪《为佐领礼镛等失察闲散回子吗拉特巴盖等行窃奉旨察议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08-000027-0007。。吗拉特巴盖最后因行窃罪被刺字并交该旗管束，但管束期间，他又“拧锁私自逃走”，被清廷各处严缉。⑫《为正白旗闲散回子吗拉特巴盖拧锁私自逃走呈递逃牌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20-000159-0022。

此外，在京佐领下回人亦有犯重罪被发遣外地的情况。道光五年（1825）正月，居于“回子营”的正白旗德兴佐领下闲散回人迈吗达里，醉酒行至营门，将门上贴的晓谕年班回人不准在营内居住并存留贡物的告示刷毁。慎刑司“比照弃毁官文书者杖一百律，杖一百加枷号一个月在该营示众，满日鞭责发落”①《为讯明正白旗闲散回子迈吗达里无故刷毁官出告示一案照律治罪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08-000041-0016。。他在枷示期间又因殴打该管领催而被“锁送兵部发遣打牲乌拉”②《为咨送兵部发遣回子迈吗达哩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08-000041-0016。。七年后，他又“由配所外逃，经山海关拿获”③《为拿获逃遣回子迈吗达哩咨送刑部办理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08-000049-0040。。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内务府是依照八旗律例对佐领下回人加以管理和惩治的，与普通旗人并无不同。

除了在日常管理中应用旗人相关管理条例，清廷也会酌情依据清律处理触犯法律的居京回人，展现了清代法律运行的一体化趋势。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白旗包衣禄顺佐领下回人依思拉木索皮殴死向其索要银两的同佐领下回人大约尔达什。经审理，依思拉木索皮被依照斗殴杀人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④《题为会审京城回子依思拉木索皮因被索银相殴伤毙大约尔达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内阁刑科题本》，档案号：02-01-07-07648-020。乾隆五十八年（1793），回人巴巴克沙失手扎死来京乞讨的陕西回民，被依例绞候。⑤《题为会审京师正白旗回子牧丁巴巴克沙因被索钱扎伤无名男子身死一案依律定拟事》，《内阁刑科题本》，档案号：02-01-007-024438-0004。可见，清廷在处理居京回人案件时，皆依律处理，并不因民族身份而区别对待。

（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人口流动与民族融合

在清代人口流动问题上，以往学者大多关注内地向边疆的移民屯垦，而较少注意到边疆民族人群向内地的迁居。由于清代严格的路票制度，前往京城供职成为南疆回人进入内地的主要方式，他们自南疆迁来居住，又不断有人返回故地或流散内地其他地方，客观上推动了清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京城回人佐领下的成员除工匠、艺人外，还逐渐吸纳了回人侍卫、回文教习等群体。至光绪十五年（1889）间，回人佐领下人数已经达到一千八百余人。⑥张羽新：《清代北京的维吾尔族》，《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4 期。他们在接待南疆伯克与藩属使臣、审讯回人人犯工作中充当通译人员，并协助理藩院翻译、书写回文文书等，为清代的边疆事务处理提供了诸多便利。直至晚清资政院成立，回人教习等仍在资政院“听候通译回疆事件”⑦《为领取回子教习等赴资政院听候通译回疆事件应领办公饭食纸张等项银两事致查核处》，《内务府来文》，档案号：05-13-002-001764-0084。。他们也为回文纳入清朝官方文字做出了贡献。乾隆年间，为彰显朝廷对于南疆伯克的统属，废止了他们原本使用的“私刻图记”，“请照各边省土司之例，一体给予印记，以昭信守”⑧《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3，乾隆二十六年八月戊寅。。这些图记先由宫廷回人缮写回文字样，再交礼部印铸。宫廷回人还参与了撰写西域同文志、编译南疆地图等工作。因此，供职宫廷的南疆回人对清朝边疆事务处理和“多语文政治文化构建”⑨参见马子木、乌云毕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民族研究》2017 年第4 期。发挥了很大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京南疆回人与其他各族的交往也日益深入和密切。嘉庆四年（1799），居京苏拉回人迈玛特玉努，因欠钱无法筹还，携其妻、子外逃至朝阳门外以卖菜为生。此后结识正黄旗蒙古舒勒格依佐领下马甲黑张，便向其暂借位于朝阳门外麦子店地方的空房暂住。⑩《为审明自行拨回之回子迈玛特玉努苏交府领回一案抄单事致内务府等》，《内务府来文》，档案号：05-13-002-001751-0013。嘉庆八年（1803），在京城坐档回人溪木喜定名下服役的塔落刻黎称，自己原本是京城回民，因父母早故，自小投入溪木喜定名下服役，所以随了南疆回人风俗，没有留下发辫。⑪《为查照在京坐档回子溪木喜定名下服役之塔落刻黎执持哈密大人路票恳请换票前赴喀喇莎尔等情一案事》，《内务府来文》，档案号：05-13-002-001751-0026。此外南疆回人也有与京城回民通婚或契买京城回民充作家丁等情形。⑫《为回子拜唐阿楚鲁克解退差事回喀什哈尔原籍查明其户家口名数事》，《内务府呈稿》，档案号：05-08-005-000026-0023。同时，他们逐渐开始学习满、汉文。自乾隆年间始，便有选拔回童前往官学学习满、汉文的举动，以使“人人各得其养，而永远涵濡于圣化之中矣”①《奏为回子佐领下甲缺照旗鼓佐领定额等事折》，《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第122 册，第112 页。。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清代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情形，从中也可以看到，王朝国家认同的塑造不仅针对边疆地区的人群，对于“非边疆人群”也同样适用，南疆回人进入京城，与旗民一同生活，亦增强了内地人群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知与感受。

四、结语

清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呈现出了多元和兼容并蓄的特点，吸收了包括汉、满、藏、回等多元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格。其中，活跃于宫廷的南疆工匠、艺人、求雨祈晴回人等，推动了清代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和融合。宫廷器物和礼乐仪式作为国家观念的表达形式，也传达着清代统治者对于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努力。回部舞乐构成清代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部分；回部求雨祈晴仪式扩充了清代京师祈雨制度的内涵；带有南疆特色的各类物品兼有日常器物和礼制器物的双重属性，或陈列于清宫或作为“荣耀象征”赏赐臣工，来自南疆的技艺由此成为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符号与标志。

清廷将南疆的手工技术和乐舞文化纳入宫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提供了平台和物质保障。诸如由西域传入中国并曾在冷兵器时代发挥重要作用的锁子甲，随着火器的普及而渐渐式微。但乾隆帝一直坚持在当地寻找掌握锁子甲制作和修补技术的工匠，乾隆四十四年（1779）伊犁将军伊勒图遍寻南北疆，才终于寻得几位回人工匠送往京城②《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咨饬永贵于阿克苏城内寻找会做锁子甲工匠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38 册，第386 页。，使这门手艺得以一直保存并流传于宫廷，最终融会于中华文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