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我国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综述
——基于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张 双，王任梅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016 年1 月1 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颁布，这一年出生人口数量达到近十年的峰值，此后，我国的人口生育率逐年走低。2021 年5 月，为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三孩”政策。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各地掀起发展婴幼儿托育的热浪。随着婴幼儿托育的需求逐渐增长，婴幼儿托育存在的问题受到育儿家庭、学术界以及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近年来关于0～3 岁婴幼儿托育的研究逐年增加，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成果。但纵观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的文献，学者们大多是从托育政策、托育机构现状、托育服务体系构建等某一个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而利用知识图谱对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领域进行可视化的综述分析相对较少。鉴于此，本研究采用CiteSpace 软件，结合相关文献，对2012—2022 年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以了解近十年来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的趋势和热点，探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促进此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文献数据的来源，采用高级检索的方式，将检索主题设置为“婴幼儿托育”“托育服务”“托幼”，文献发表时间选为2012—2022 年，共获1 186 条文献信息。将搜索的文献进一步进行人工筛选，剔除报纸、会议摘要、机构介绍、政府公告、书评以及重复文献信息，再通过CiteSpace 进行除重，最终得到可用于科学分析的文献806 篇，文献检索时间截至2022 年12 月1 日。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 在国内主要被用来对研究的热点、前沿和趋势进行分析，针对CNKI 数据，该软件可对作者、机构与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进而可以清晰地看到某一段时间以来相关研究的合作情况、主题热点等信息。所以本研究采用CiteSpace（6.1.R1）软件对806 篇文献的关键词、作者、机构等信息提供可视化数据分析。具体操作方法：首先将CNKI 中的文献以Refworks 格式导出，然后再将文献数据转化为 CiteSpace 可识别的数据导入CiteSpace 软件系统中加以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发文数量趋势分析

学科领域的研究态势、发展速度、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平以及这个领域研究的热度和深度变化情况等都能够通过论文的发表数量得以衡量。初步统计中国知网上相关文献发文情况（图1），发文数量显示，在2012 年到2022 年近十年间有关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的文献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而且从2019 年开始迅速增加。

图1 CNKI 中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和累计发文数量

2010 年是我国托幼政策与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提出了“要重视0～3 岁婴幼儿教育”。研究者们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领域。2019 年中央及地方各项关于托育的文件纷纷出台。2019 年5 月9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同年10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与《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对托育机构的规划、设置和管理提出了统一要求。安徽、山东、吉林、河北等地率先发布0～3 岁婴幼儿照护服务意见。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关于0～3 岁婴幼儿托育的研究也开始迅速增加。

（二）研究机构和研究作者共现分析

1.研究机构共现分析。共现视图以研究机构为分析单位生成，能够比较直观地展示出我国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机构整体的空间分布状况以及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首先，从图2 可知，近十年来，我国进行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的机构主要是各师范院校的教育学院、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CDC 妇幼保健中心。其中，发文数量排在第一位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共发文22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以16 篇的发文数量位居第二。其次，图谱中的网络节点数量有145 个，网络密度为0.003 6。所以，虽然各机构对于0～3 岁婴幼儿托育的关注度很高且研究内容丰富，但是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很少。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不仅在发文数量上位居第一位，在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上也处于第一，由此可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是研究0～3 岁婴幼儿托育的核心机构。再次，从图谱上的机构名称的节点大小变化来看，节点大小的变化非常明显，再结合各个机构的发文数量可知，机构发文数量的差异较大。除了排在前五名的机构发文量为10 篇及以上，大部分机构的发文量为2 篇或者1 篇。总而言之，近十年针对0～3 岁婴幼儿托育的研究虽然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机构的重视，但是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还是不足，并没有形成全国学术资源的有效整合。

图2 近十年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机构的共现视图

2.研究作者共现分析。依据普赖斯定律，计算核心作者最低发文数量的公式为，其中，Nmax代表统计时段内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1]。根据CiteSpace分析的结果可知，婴幼儿托育研究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是洪秀敏，发文数量为18 篇。代入公式计算得出M为3.18。发文数量为4 篇及以上的作者视图显示为8 人，他们的发文数量总计为67 篇（表1），占发文总量的18%，未达到普赖斯定律中“核心作者群的发文量应不低于所有论文总量的50%的指标值”。由此可见，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还没形成。

表1 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核心作者（发文量≥4 篇）

根据对近十年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作者视图（图3）的分析，网络节点数量有162个，网络密度（Density）为0.007 3，由此可见，对0～3 岁婴幼儿托育进行研究的作者数量比较多，但是从密度上可见作者间的合作较少。除此之外，从连线和布局上来看，虽然存在着多人合作的现象，但是作者分布比较松散，作者间的合作依然较少。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作者之间的合作趋势虽有加强，但相关作者之间应进一步进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图3 近十年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作者的共现视图

（三）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内容的概括和高度凝练。本文共以806 篇文献为数据的来源，时间切片为1，节点选为keyword，用CiteSpace（6.1.R1）运行得到关键词贡献知识图谱（图4），发现Netword：N=278，E=1 034，即关键词节点有278个，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为1 034 条，由此可见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

图4 0～3 婴幼儿托育研究热点共现视图

高频的关键词能够表示在这个时间段中研究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中心性越高也表示该点在网络中越重要[2]。为了详细展示出高频词汇，本文将频次≥8 的关键词提炼出来（表2）。除去基本的检索词“婴幼儿”排在前十位的还有“托育服务”“照护服务”“托育机构”“早期教育”“养育照护”“幼有所育”“人才”“政策”“公共托育”。将频次和中心性二者结合来看，排在前三位的有“托育服务”“照护服务”“托育机构”，表明这三个领域是近十年国内学者研究0～3 岁婴幼儿托育的热点。结合剩下的关键词进行总结发现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0～3 岁婴幼儿托育相关政策研究、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研究和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人才培养研究。

表2 0～3 婴幼儿托育研究关键词的共被引率和中心性（频次≥8）

1.0～3 岁婴幼儿托育相关政策研究。在政策方面，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量的关于0～3岁婴幼儿托育的政策，对政策的研究也成为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的焦点。近十年学者们对于0～3 岁婴幼儿托育政策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我国婴幼儿托育政策变迁、国内婴幼儿托育政策、国外相关托育政策及其启示。

（1）我国婴幼儿托育政策变迁。和建花将发展阶段划分为改革开放开始至20 世纪80年代末、20 世纪90 年代初至2010 年前、2010年至今三个时期，并认为托育政策支持呈现出国家责任由退却到回归的特点[3]。洪秀敏和陶鑫萌将发展阶段分为改革开放初期、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和2010 年至今三个时期，认为我国婴幼儿托育历经国家开始重视恢复和振兴；儿童的照料责任回归家庭；强调公益性、普惠性，构建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这三个重要阶段[4]。依据以上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将我国婴幼儿托育政策的变迁总结为从福利化时期的福利性政策到经济时期提倡儿童照护责任回归家庭政策，再到新时期重构托育政策[5]。

（2）我国婴幼儿托育政策。近十年，研究者关于国内的婴幼儿托育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婴幼儿托育支持政策制定和实施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通过对文献的总结，学者们认为婴幼儿托育政策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托育供给政策上，缺少全国性托育服务立法，缺少强制性政策；托育经济政策上，财政投入不足，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缺少福利性的托育政策；托育时间政策上，母亲产假时间较短且缺乏弹性，缺乏父亲产假政策。对此学者们也提出改进意见。在托育供给政策上，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加托育机构供给、建立多元化托育机制[6]；在托育经济政策上加大财政支出、改善财政支出结构[7]。关于托育时间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少，此方面的建议还有待补充。

（3）国外婴幼儿托育政策及其启示。我国研究者们关于婴幼儿托育政策的研究还有较大一部分集中在借鉴其他国家政策，结合我国国情得到相关的启示。近十年，学者们主要研究了日本、美国、瑞典等国家的托育支持政策。罗丽和洪秀敏对比中美两国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供需实践，得到“建构以家庭为中心的政策支持体系”的启示[8]。罗喆通过研究日本保育所政策，认为应将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9]。黄业佳研究了瑞典儿童抚育政策，获得“儿童照顾服务的提供上应建立政府为主导，社区、学校以及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提供主体体系”的启示[10]。

2.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研究。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是0～3 岁婴幼儿托育研究文献中占比最多的内容，主要包含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托育服务的困境和解决对策等。

（1）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当前学者们关于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托育服务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刘强等人在调查中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家庭（59.1%）对3 岁以下婴幼儿参与托育服务是持认可的态度，真正参与过托育服务的家庭有31.24%”[11]。曹军民通过对重庆市万州区0～3 岁婴幼儿家长的调查得出有31.65%的家长有托育需求[12]。由此可知，在入托需求上，我国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比例总体不高且地区差异较大。尚子娟、郑梧桐从群众自身、市场和政府三个方面研究影响托育需求的因素。从群众自身方面来看，影响因素包括幼儿的年龄、家庭收入以及父母学历等；从市场方面来看，影响因素包括托育服务的价格、托育服务的便利以及托育服务的质量等；从政府方面来看，影响因素包括政策补助以及基础配套政策[13]。李海鸥和朱珈莹认为“国家、家庭和机构是影响婴幼儿家长托育需求的三个主要层面”。国家层面主要包含政策上的支持和托育质量上的保障；家庭层面包含育儿理念、经济情况、学历水平和工作性质；机构层面主要包含机构的师资力量、环境设施、教育理念等[14]。

（2）托育服务的困境和解决对策。整理相关研究发现，我国托育服务的困境，首先是市场供需结构失衡。托育服务现有的资源不足以满足婴幼儿托育需求，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不足[15]。其次是专业人才缺乏。托育服务行业专业人员缺口大[16]。再次是托育机构的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和改进。到目前，关于托育机构的管理，工商部门承担注册任务，机构自身内部管理和评估没有统一标准。根据现阶段托育服务遇到的困境，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一，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事业发展。第二，提供多元化托育服务模式。第三，发挥政府主导和监管作用。第四，加强托育服务师资队伍的建设。

3.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人才培养研究。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托育服务人才供给现状、高职院校托育服务人才培养的困境以及托育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现阶段，我国托育人才总体数量严重紧缺，专业背景欠佳、学历层次较低且人才队伍稳定性较差[17]。高职院校目前也面临着由于不明确的托育专业标准、不足的高质量师资队伍、不完备的教学资源所带来的困境。对此高职院校一直在进行托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关于托育人才培养的模式主要有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学前教育一体化”培养模式以及“教医融合性”培养模式。雷艳佳立足于“托幼一体化”的背景，提出整体规划“大学前教育专业群”，构建“医养教”同步的新型课程体系，深化校企合作模式和改革“双导师制”[18]。殷媛媛从学校微观层面出发，提出“树立市场导向的招生与就业理念，借鉴国外托育课程体系建立本土化课程模式，行业参与教材资源建设等”[19]。

三、研究结论与展望

近十年来尤其是近四年我国学者对于0～3 岁婴幼儿托育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加，研究内容也逐渐丰富。学者们对于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建立和早期教育关注度很高，但是目前0～3 岁婴幼儿托育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第一，在研究机构和研究作者上，虽然发文数量在逐渐增长，但对于0～3 岁婴幼儿托育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存在于小群体之间，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作者之间的合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目前的研究热点主要是0～3 岁婴幼儿托育相关政策研究、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研究和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人才培养研究。整体来看，0～3 岁婴幼儿托育的研究内容覆盖面比较广泛，但是研究内容较为分散而且不够深入。关于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探讨，对于托育服务的具体实施和保障的研究有待加强。就托育服务来说，学者们不仅要研究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而且要评估目前市场上托育服务的质量。虽然普惠性托育得到足够的关注，但普惠性托育的实施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商榷，后续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在部分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通过调查法探究实施效果。此外，目前对于托育服务人才培养的研究还是薄弱之处，相关研究较少。但部分学者提出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经研究证明是可实施且有效果的。这种模式充分利用校外资源，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实践平台，对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专业素养与社会竞争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后续在托育服务人才培养的研究上可进一步深化研究这一模式。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偏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不足。依据所搜集的文献发现，研究者们更多的是从经验出发对于0～3 岁婴幼儿托育进行探讨。部分定量研究的数据也大多是来源于局部区域的调查，缺乏全国性范围的调查。所以，后续的研究可增加定量研究，增加数据上的分析和比较。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增加全国性范围的托育服务情况调查，从而获得总体评估情况。

第四，在研究视角上，缺少多元化研究视角。0～3 岁婴幼儿托育的研究涉及多学科的问题，理应属于多学科领域的研究。但是目前对于0～3 岁婴幼儿托育的研究视角主要聚集在学前教育学和人口学，而与婴幼儿托育息息相关的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视角很少。后续的研究可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与社会学、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相互合作，这将有利于促进我国0～3 岁婴幼儿托育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