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推动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路径研究*

曾春水 林 娟 林明水

一、引言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行政区划调整会改变涉及地区的区位位势，进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与竞争力；行政区划调整是改变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王开泳和冯润东，2020)。“撤县设区”可以直接扩大中心城区面积和经济规模，成为各级政府做大中心城市实力，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手段(姜明栋等，2022)。据统计，1992～2018年，全国总共有212个县通过“撤县设区”成为市辖区，“撤县设区”成为1992年以来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形式(郭其友和汪阳，2020)。但“撤县设区”之后也存在许多新的发展问题，如只是行政主导下推进行政区形式上的叠加，存在假性城镇化，削弱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没有实质性的融合发展(李郇和徐现祥，2015)；部分被撤县地区导致当地财政收入和支出双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大量投入，产生了较大的债务危机(钱金保和邱雪情，2019)；被撤县地区的一些自主发展权丧失，其对原辖区内企业的扶持力度减弱，不利于地区产业发展(韩永辉等，2014)。为了防止大城市无序扩张，没有实质性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要慎重从严把握撤县(市)改区。“撤县设区”后这些区县成为新设区，发展质量没有显著提高，究其原因是功能定位由县域经济转向城市经济，但没有很好厘清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差异，缺乏行之有效的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系统方案。

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概念辨析研究方面，刘亚卓和刘铠锋(2016)认为城市经济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质上是集聚经济，是城市对内发展要素向城区集聚，对外参与区域分工，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经济形态。奚明(2015)指出县域经济是以县级政府为行政主体进行资源配置的调控，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而城市经济是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高度集聚，以二三产业为经济主体，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十分突出的区域经济。柳博隽(2011)提出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综合表征，在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产业体系的结构层次、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经济空间的布局形态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以上学者基本能抓住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基本内涵，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但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具体包含维度还有待明确和统一。

一些学者对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路径进行了研究。推进要素集聚方面，我国存在典型的区域市场分割和行政区经济现象，撤县设区改革减少了行政边界壁垒，实现了区域市场的融合，促进分享、匹配和学习等集聚经济机制的发挥，促进企业扩大生产、吸引新企业进入(唐勇和俞云峰，2014)。撤县设区以后成为新设区，城市级别的提高，省市层面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等要素进一步扶持、倾斜，也提升了地产、工业、金融等企业或投资者的关注与投资，促进人口和产业要素集聚(洪银兴和陈雯，2023)。很多地市通过建设产业新城、工业区、旧城改造等方式，推进发展要素进一步向城区集聚，以产业带动人口、技术、资本、商业的集聚(陈锦其和盛世豪，2011)。企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能够产生集聚规模效应，如提高区域知名度，减小企业运输成本，交易区域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形成稳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等诸多优势，进一步吸引更多企业进入该区域(郭峰等，2023)。

培育更高级产业结构方面，加快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信息、科技、商务、现代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陈建军等，2009)。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于城市功能提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成为很多城市提升城市能级，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韩峰等，2014)。大力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先进制造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有效推进工业从传统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张建华等，2023)。

空间组织方面，地区经济的增长需要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引导与扶持，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陈杰，2017)。进一步打破发展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强化区域内外各行政主体的合作，形成一个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实现在更大范围内要素整合和经济协作，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最大化(杨海波和高兴民，2019)。中小城市通过融入大都市圈或城镇群的发展，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业分工与联系，促进信息流、资金流、人流、技术流的交互流动，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将加快自身的发展(唐为，2021)。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和不可逆转的时代大势，经济全球化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重要外生动力，城市经济很有必要融入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从全球生产的空间组织来谋划自身的发展(吴志成，2023)。

构建新的驱动力方面，城市是信息、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的主要聚集地，科技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王伟光等，2015)。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过程，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劳动力、资金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驱动的转变(梁琳和吴昊，2018)。数字技术创新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础性力量，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成为培养区域新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郭凯明和刘冲，2023)。国内外学者关于转型路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为本文研究开展提供有益参考，但也存在一定不足，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研究较多，其他省份研究较少；个案研究较多，缺少系统性、理论上的总结，与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结合不够紧密，还没有形成较成熟的总体分析框架。

福建省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省份，近十年来人均GDP排名在全国前列，但区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偏弱。近年来，福建有序推进条件成熟的县“撤县设区”，长泰、龙海、沙县、长乐、永定、建阳等先后“撤县设区”，拓展了中心城市发展空间，但也存在县域经济转向城市经济转型较慢的问题。本文认为城市经济比县域经济具有更高的人口和经济集聚，更高级产业结构，更大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组织，更加以创新、人力资本要素为驱动等四个主要特征，并以这四个特征为分析维度，通过分析福建省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面临问题，借鉴国内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典型城市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经验，提出推动福建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路径，也为其他省市提供决策参考。

二、福建省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面临问题

近年来，“撤县设区”是福建省委、省政府做大做强区域中心城市的重大举措，是城市近郊区县与中心城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取得一定成效，但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本身具有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福建新设区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集聚经济：经济规模体量偏小，产业集群发育不成熟

福建“撤县设区”的新设区，经济实力在县域处于领先地位，但与老市区或长三角、珠三角“撤县设区”新设区比较，人口和经济规模偏小，如2021年江宁区和余杭区GDP分别达到2810.47亿元、2502.20亿元，而福建只有长乐区达到1000亿元以上，山区地级市新设区全部在500亿元以下；经济密度较低，余杭区、江宁区、花都区经济密度都在1.80亿元/平方千米以上，而福建的长泰区、龙海区、沙县区、永定区、建阳区都在0.60亿元/平方千米以下，不及其1/3(见表1)，福建新设区人口和经济集聚效应较低。

表1 2021年福建与长三角、珠三角部分“撤县设区”经济和人口集聚比较

福建新设区在县域经济发展阶段早期招商引资时，以全面开放包容的措施引进多种类型产业，通过给予企业较好的土地发展空间，吸引企业进驻。未能全面、严格、科学按照产业规划进行布局，工业园区分布零散，各企业相对独立，产业间、企业间的分工合作紧密度不高，主导产业规模较小，产业链接度低，导致龙头企业配套不足，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较低，如长泰区和沙县区都是“一区四园”，工业园区分散不连片，产业集群发育不成熟。

(二)产业升级：产业层次不高，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低

从产业结构来看，福建“撤县设区”的新设区产业层次不高。2021年，福建沿海中心城市新设区服务业比重低，长泰区、长乐区、沙县区、龙海区服务业比重分别为28.8%、33.5%，32.4%、31.5%(见表2)，全部低于35%，远低于全省平均的47.9%，也显著低于老市区。特别是金融、物流、信息、商务、科技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低、规模小。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促进制造业和农业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是城市对区域控制力的重要指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新设区产业层次和竞争力。

表2 2021年福建与长三角、珠三角部分“撤县设区”产业结构比较

福建内陆中心城市新设区，服务业与全省平均水平相当，但表现出产业结构的“伪高级化”，第三产业比重大，但人均GDP低。如2021年永定区、建阳区分别为8.7万元/人、7.9万元/人，不到长三角余杭区和珠三角花都区的一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化滞后，工业以资源型、粗放型加工、劳动密集型为主，高科技含量、高档次产品、高附加值、新产品等高新技术产业所占份额偏低，而服务业以商贸、住宿、餐饮等传统消费服务业为主。

(三)区域合作：合作广度和深度有限，联动机制还不健全

县域是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行政单元，县域经济往往呈现单打独斗发展，没有很好融入都市圈和中心城区发展。如长泰区工业承接厦门的产业转移以单个企业、单个项目为主，没有围绕长泰区主导产业进行重点招商，产业承接匹配度、精准度较低。产业合作领域主要在工业、农业、房地产、旅游等产业，在科技、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合作有限。与漳州在大型基础设施、产业项目的合作较少。在地方政绩目标和财政利益驱使下，不同行政主体之间处于竞争关系，存在行政区边界分割经济区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产业协同发展。目前，福建省都市圈、城区之间联动发展机制不健全，没有成立专门协调机构，产业园区合作体制机制有待创新。

(四)科技创新：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少，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2021年，福建东部沿海中小城市新设区R&D经费占GDP比重较高，如长乐区、长泰区分别为4.0%和3.2%(见表3)，但与长三角余杭区、江宁区的5.0%、4.0%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而内陆地级市新设区都比较低，沙县区、永定区、建阳区分别为0.8%、1.9%、1.1%，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1%。在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方面，企业创新主体规模较小，除了长乐区达到200家，其他新设区都在100家以下，与余杭区2000家和江宁区4000家相比差距很大。由于科技投入较低，以及科技创新主体规模小，福建新设区长泰区、龙海区、沙县区、永定区、建阳区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普遍较低，都在500亿元以下，而余杭区、江宁区、花都区、上虞区都达到了1000亿元以上规模。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少，如长泰区只有一所职业中学，没有高等院校。基层科技管理服务队伍薄弱。区科技局与工信局现已合署办公，没有独立机构，人员编制少，各乡镇未设立科技管理服务站，没有专职人员做科技管理服务工作。

表3 2021年福建与长三角、珠三角部分“撤县设区”创新指标比较

三、国内典型城市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经验启示

通过长三角地区杭州市的余杭区、南京市江宁区、昆山市(选取案例以撤县设区的县区为主，昆山市是苏州的县级市，虽然没有撤县设区，但在融入区域中心城市上海方面成效显著，因此也作为典型案例)，珠三角地区广州市花都区等县域经济转型城市经济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总结，得到以下启示。

(一)集聚经济：从做大经济规模到要素集聚与存量优化并举

搭建要素集聚的发展平台。由于县域经济时期非中心城市承接制造业转移，该阶段城市发展主要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大和工业区的蓬勃发展(厉亚萍，2011)。如余杭区不断搭建产业平台，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创建为国家级开发区，并通过特色小镇、产业新城建设，确保资源集中、要素集成，高端功能在重点产业区集聚。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发展要素升级。在城市经济时期城镇发展进入存量空间优化阶段，通过旧城改造、城乡统筹为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提供经济发展空间。如江宁区城市更新，以产业为优先，严控工业用地转型，增强街道造血能力，建立“众创空间预孵化+孵化器成长+加速器壮大+产业园腾飞”的接力式孵化与转化体系，助力科技型企业和小微双创主体快速成长与发展。营造良好的宜居宜业环境，提升发展要素的吸引力。随着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性与集聚度加强，高层次人才对宜居宜业的生活空间需求较高。广州也是很早加入城市引进人才行列，花都区更加关注人文空间塑造，加强社区服务场所建设，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组织社会生活网络，注重居民生活体验，推动产城融合，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城市功能本质。

(二)产业升级：从工业经济到二三产业双轮驱动

聚焦发展服务新经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高研发设计、现代物流、商务、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水平，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旅游、养老、文化创意等生活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郭金喜等，2017)。如余杭区以5G、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为发展重点，依托阿里巴巴的高端技术资源，加大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力度，形成全面的战略协作关系，推进产业数字化应用研究和探索，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果应用和产业集聚，数字经济成为杭州的主导产业、产业升级的新动能。积极承担区域服务功能。从县域经济到城市经济是分工深化引致集聚经济的结果，主导产业从工业向服务业转换，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如花都区积极承担广州都市区的航空物流与文旅消费服务功能。随着白云机场在区内落地，花都区积极培育临空产业，大力培育以飞机制造及维修为重点的空港产业集群。花都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产品，推动万达文旅城、融创文旅城、南湖国旅总部等项目相继落地，文旅产业集聚效应扩大，并不断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花都区还跨区域发展文旅产业，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北部生态文化旅游合作区建设。

(三)空间联系：从单向辐射到双向互动

依托大都市圈区域整体，积极融入中心城市，参与区域产业分工。县域经济阶段，中心城市向非中心城市单向辐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优势成为要素流动的重要的因素，更是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外生动力(霍祎黎和宋玉祥，2022)。如昆山在与上海产业要素协同融合方面，从最开始简单的以地理邻近而联系较为紧密的物流、旅游产业开始，再到成为上海制造业转移的腹地从而加强产业联系，并随着本地产业的发展开始推进产业的深度融合，同时产业的发展带动昆山科技、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开始融合。对接高层次的人才、土地存量和环境等的需求，促进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后，中心城市从向心集聚向双向均衡转变，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联系动力来源二者的资源互补。如昆山全面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搭建沪昆科创合作平台，高标准建设科创空间载体，推动传统工业园区转型科创园。承接上海自贸区产业外溢，打造沪昆科创中心，联合成立产业创新联盟，积极开展与上海高校对接的各项科技合作活动，打通两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通道，形成“科技研发在上海，科技转化在昆山”的协同创新模式。

(四)发展动力：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

做优科创平台。依靠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粗放型增长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魏喜武，2021)。城市产业结构由传统的物质生产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向知识产业及高技术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曾春水等，2021)。如截至2021年底江宁区成功打造江宁开发区、江宁高新区2个国家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知识产权创作、保护、交易在全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紫金山实验室被纳入国家重点打造的战略科技平台，设立海外协同创新中心8家，成为全球自主研发创新策划地。江宁区集聚了一大批优质的科技创新主体，高新技术企业达1780家，其中，独角兽、瞪羚企业155家，这些创新主体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创新的主角。江宁区的科技创新成果显著，2021年全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0994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07件，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打造人才汇聚高地。如江宁区成为引领南京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核心区，集聚两院院士57名，自主培育国家重点人才工程专家61人，入选江苏省“双创人才”191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超2500名，高端人才集聚度显著。“海智湾·江宁”国际人才街区打响品牌，入驻海外人才542名，自主培育国家重点人才工程专家31名，建立合作关系院士57名。

四、推进福建省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路径

通过对福建省新设区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面临问题的剖析，借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典型“撤县设区 ”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经验，聚焦新设区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点，提出福建推动新设区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路径。

(一)加快要素集聚，打造产业发展新载体

一是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推动标准化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企业数字化、低碳绿色改造，积极推行亩均效益倒逼行动，加快“腾笼换鸟”步伐，做大产业园区，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载体。支持长乐创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龙海创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长泰、永定、建阳创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是大力推进产业新城和特色小镇建设。产业新城、特色小镇是新设区所在中心城区城镇化、产业发展主要拓展新空间，鼓励地方通过安排相关资金、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等方面给予支持。三是推进旧城改造，释放城市发展新空间。提升交通路网、给排水等市政设施，打造文化、休闲、绿地广场等功能，完善生活配套设施，提升城市面貌。保护和开发旧城区的古建筑，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机制，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一批特色的文化IP，提升城市品牌知名度。简化旧城改造项目的程序审批，对于同一建设单位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可以进行捆绑打包，实现一次进行报批，分批进行实施改造。省级财政旧城改造项目专项资金，优先支持新设区。四是全力抓好招商引资。新设区产业重点项目优先入选福建省、地级市重点招商项目并进行推介。实行地方党政“一把手”招商责任制，树牢“三分招商、七分安商”的理念，积极创新招商方式，提高招商引资实效，大力实行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模式。五是采取更大力度的财政扶持政策，促进要素集聚。新设区对于福建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意义重大，福建省正处于转型大发展阶段，资金缺口较大。制定倾斜的财税政策，确保有足够的财力推动新设区建设和全面转型，可通过加大上级政府的财政投入或加大新设区的财政分成比例等方式支持新设区经济转型升级。目前，福建省设立了五年财政制度过渡期，建议沿海新设区延长财政上缴市里年限到八年，内陆新设区延长到十年，或者提升分配比率。

以长泰区为例，大力推进新城建设，提升产业和人口要素集聚路径。加快实施“跨江连接”，强化龙津溪东西两岸衔接，缝合长泰中心城区与经济开发区空白地带，实现产城深度对接、无缝衔接。加快金里新城、鹤亭新城、溪东新城、马洋溪新城4个新城片区开发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丰富生活消费业态，提升城市品质。建设一批集合商业零售、商务办公、酒店餐饮、公寓住宅、综合娱乐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在文体中心、“一江两岸”景观、文庙夜景三大片区中融入文娱业态，丰富十里蓝山、天柱山欢乐大世界等景区夜间产品，打造旺亭、江都等美食一条街，创建省级商务特色示范区。推进旧城改造，加快中山南片区、后庵片区、福信工业园片区等片区的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颜值，丰富文化内涵。以人民为中心，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乡镇和开发区区域，不断补齐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短板，引进北京、上海、福州、厦门等国内大城市、周边先进地区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来长泰设立分院。

(二)促进产业升级，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

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一是强化经济发展质量目标，弱化GDP考核，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集群化、园区化、低碳化、特色化、品牌化、高端化、全球化”为产业发展方向，积极塑造“产业包容、产业融合、产业延伸和产业关联”产业形态，打造“多产业融合、协同发展、绿色低碳、综合高效”的产业特征，更加注重产业间的延伸融合，提升产业层次，使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企业从中小型向龙头骨干成长，形成三次产业互相依存、互供服务、共生共荣格局，推动产业单打独斗向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转变。

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信息、商务、物流、文化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鼓励结合城市特性打造一批不同功能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支持物流、信息、科技创新与孵化、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等区域共享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提升城市商业设施等级，打造集购物、休闲娱乐、酒店餐饮、商务办公、公寓住宅等功能的城市综合体，支持创建国家级、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促进永定、长泰、沙县旅游业提质增效，优先支持国家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

三是做大做强工业主导产业集群。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围绕主导产业建立完善产业链上下游招商项目库和招商企业目标库，积极搭建产业承接平台，带动产业集群发展，不断壮大城市经济。鼓励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落后产能的腾退，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腾出更多空间和资源。

四是发展现代农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进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扶持农业电商、农产品直播带货平台建设。着力优化农产品结构，提振特色农业品牌，打造“一村一品”，提升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文旅融合，依托特色果蔬产业和特色文化，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和康养产业。

五是积极创建国家级碳中和先行示范区，探索工业“双碳”发展模式。新设区的工业经济比重普遍较高，工业绿色转型在全国具有更强示范性，鼓励长泰、长乐、沙县、龙海工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先行先试。构建“双碳”目标管理平台，建立碳排放感应检测系统、碳排放测算系统、碳排放调控路径。

以长泰区为例，促进产业升级，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路径。推进长泰经济开发区争创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紧扣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目标，以申促建。做大做强园区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推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数字化改造提升及低碳绿色改造。积极推行亩均效益倒逼行动，加快“腾笼换鸟”步伐。做强三大工业产业集群，全面推行产业链招商。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制造建成2个1000亿元产业集群，新材料产业集群建成300亿元产业集群。智能照明产业，在照明新材料、智能控制系统、应用场景等领域进行重点发展。智能制造产业在工业信息化、自动化装备生产，工业互联网等领域进行重点发展。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推进长泰与厦门共建生产性服务业园区，实现产业转移与合作，主要面向物流园区、金融街、总部基地、CBD、科技园区、文化创意、电子商务园等类型生产性服务业经济区，以产业园区合作带动区域之间要素流动、技术溢出、人才培养等。探索“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壮大数字经济。聚焦光电照明、电子元器件和水暖卫浴等三大细分产业，打造“行业大脑”，构建三大应用场景，围绕客户需求分析，进行个性化定制产品开发设计，开展柔性智能生产，提供精准交付服务等应用，实现高效的供需精准匹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提振长泰特色农业品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镇一文旅主题”，重点培育岩溪慢客生活、林墩运动小镇、陈巷田园风光、马洋溪旅游胜地、坂里红酒小镇、枋洋状元故里；“一村一品”，重点壮大径仑光鱼、科山蜜桔、祖地佛手、新春韭菜、内枋豆签、吴田地瓜等特色乡村产业；面向厦漳泉市场需求，建设一批农产品交易中心，如坂里蔬菜集散中心、珠坂供销农产品交易中心、石铭村农产品交易中心、岩溪禽蛋产品集中交易中心。

(三)推进空间重组，融入区域发展新格局

一是积极融入都市圈、中心城区产业分工。推动都市圈形成高效分工、特色鲜明、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产业协同发展格局。近年来，福建省已经出台《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对城市进行明确分工定位，下一步加快出台厦漳泉、龙岩、三明等都市圈规划，对各区县进行明确定位与分工。二是充分利用新设区在土地、能源、劳动力、消费等综合成本低的优势，积极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集群化、特色化发展，强化与中心城市交通、技术、人才、资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治理的对接和共享。三是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县域向城市功能转型，“撤县设区”后与老市区空间关系的转变，需要对城市发展功能重新定位与规划。在城市定位、产业定位布局、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空间、公共服务、重大项目等方面的规划与老市区进行衔接，从全城区范围内整体统筹、布局，对中心城区的城市总体规划、部门规划进行重新编制或修编，相关省直部门给予规划编制指导和专项经费支持。四是推进中心城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同城同待遇，渐进式提升新设区在义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社会救助标准和供给能力。中心城区公共服务在全市统一标准、统一平台办理。为福州、厦门等地区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在新设区设立分校、分院，提供牵线搭桥、项目审批便利、用地利用、金融贷款等方面帮助。五是基础设施协同共建。支持新设区与老市区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快速路、桥梁、能源管道、污水管道、通信网络的共同建设，加强与高铁站、汽车站、老城区、CBD等重要基础设施或功能区互联互通建设，住建、交通部门纳入规划，发改委部门提供审批便利，财政部门纳入财政预算。

以长泰区为例，加快融漳融厦，融入区域发展新格局路径。长泰区可以积极承接厦门产业转移，主动精准上门招商。综合考虑厦门工业主导产业、厦门制造业产业转移趋势，长泰区可重点承接的主要行业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对龙头企业进行重点招商。产业合作模式创新，积极探索“产业飞地模式”园区。谋划“飞地经济”园区建设，把厦门(泉州)招入的资金和项目放到行政上隶属长泰的工业园区，利用税收分配、政绩考核等一系列科学的利益机制，扩大两地合作广度，加深两地合作深度。打造厦漳环城游憩带，谋划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以厦漳城区客群为重点，建设县城、马洋溪生态旅游区、东部山水休闲旅游区、中部乡村休闲旅游区、北部绿色休闲旅游区5大文旅产业功能板块，壮大文旅产业。以马洋溪生态旅游区为文旅产业龙头，近期积极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中远期积极谋划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面向厦门农业市场，打造完善农产品产销供应链。面向厦门加快构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支持网络直播带货、农产品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生鲜电商等各类农产品流通企业，加快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加强信息化在农业供应链的应用。打造互联互通的交通体系，强化与重要功能区的直连直通。依托厦蓉高速、甬莞高速，打造快速通道，打通连接厦门和漳州市区，重点突出联通漳州市区、自贸区、港区、机场、高铁站的直达通道。搭建融漳融厦办公室，谋划、统筹、落实融漳融厦的事务。组织有关方面人才加强融漳融厦整体研究谋划，与厦门龙头企业、重要产业园区领导常规跟踪和接洽，大力招商，对融漳融厦项目进行跟踪，协调项目存在的困难问题。

(四)实施创新驱动，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一是加大科技投入，积极培育科技创新平台。增加政府研发经费投入，经过5年发展，到2027年长泰区和长乐区R&D占GDP争取达到5%，三明、龙海、建阳、永定区达到3%。壮大科技创新主体，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扶持科技孵化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建设，为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科技金融、科技成果宣传、产权交易、科技企业孵化等服务。围绕新设区工业主导产业，搭建行业公共技术研发平台。二是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支持新设区出台一揽子吸引高端人才的政策，对新设区各类人才在创新创业、项目申报、融资贷款、职称评聘、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倾斜，在省级目录中专门单列发布新设区年度紧缺急需人才引进指导目录，给予一定的生活津贴。提升人才自主培育能力，谋划引进省内厦门、福州高校，设立独立学院或分校，提高职业技校办校水平。三是推动城区地方政绩联合考核创新。调整地方政绩考核方案，适当弱化对单个成员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考评，强化对城区整体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创新能力、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指标的考评，促进新设区与老市区的融合，以促使各地区更好地围绕城区整体发展目标形成合力。根据各地区在城市发展中的功能分工，进一步科学精准地设置差别化的考核指标及其权重，引导各区域特色化、一体化的发展。四是探索新时期协同创新机制，柔性引进人才。支持新设区在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福州等地创建“科技飞地”，强化创新链服务产业链，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鼓励突破地域、户籍、身份、人事关系等限制，将海外、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政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技术研发人员、企业家等高端人才吸引到新设区的进行柔性引进与使用。新设区的省内柔性引进人才，可以在原单位或引进单位参加职称评审，并给予适当的照顾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