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内生动力吗？
——基于宁夏575位农户的调研数据

熊 芳，周文定，韩纪江

(1.中南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湖北 武汉 430074；2.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3.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引 言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激发农户内生动力[1]，强调要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农户内生动力，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提升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也是不断推动更多农户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早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为此，我国从产业扶持、专业组织培育和技能培训等多个维度采取了积极措施，但农户内生动力不足仍较明显，如何激发农户内生动力仍然是推动“三农”持续稳健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2]。

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3]。资本缺失会带来能力缺失，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制度创新，普惠金融能同时从资本和能力两个维度为农户赋能。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普惠金融能够降低贫困发生率和不平等程度[4]，并能有效缓解贫困家庭面临的资本约束，帮助贫困家庭拓展收入来源，改善收入分配和优化消费结构[5]，从而使农户拥有更多信心和动力为更加美好生活而努力[6]。也有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参与可通过激发农户有抱负的希望并通过持续强化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例如，Garcia等(2020)以希望作为农户内生动力的代理变量，利用塞拉利昂1295名贷款农户的数据证实小组联保贷款模式下的每周例会能促进农户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联结，进而激发农户的希望[7]。Khalequzzaman等(2023)也发现，孟加拉国的小组信贷模式能够激发参与农户的责任感和公正感，进而提升农户希望[8]。但Cecchi等(2022)的研究指出，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影响存在时滞，短期内农户希望难以改变，且普惠金融对农户希望的正向影响极易消散[9]。

以上研究为普惠金融参与正向影响农户希望提供了他国经验支撑，但普惠金融参与为何能影响农户的希望，激发其内生动力，现有文献并没有提供学理支持，关于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的路径和异质性，现有文献也缺乏坚实的实证检验。随着普惠金融业务的推广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入，其多样化的业务也不断向农户渗透，而现有文献多以信贷作为普惠金融的代理变量，无法全面衡量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制度逻辑视角，理论演绎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内在机理和路径，并实证检验影响的路径和异质性，为优化我国普惠金融政策，促进我国乡村内生发展提供经验依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现有文献多基于缓解外部资本约束视角探讨普惠金融参与的经济效应，本文利用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从缓解内部心理约束视角探讨了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内生动力的影响，拓展了普惠金融参与的效应研究；二是现有文献多通过案例研究证实普惠金融参与的社会效应，本文引入制度逻辑视角，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机理和路径，能为普惠金融参与的社会效应提供学理支持；三是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信贷参与对农户的影响，本文将贷款、存款、保险和理财一并纳入普惠金融的测度指标，能更精准地反映普惠金融参与情况，并利用一手调研数据证实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机制及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优化普惠金融政策，提升普惠金融参与效应提供经验支撑。

二、理论分析

制度逻辑是经社会建构、具备历史权变性、有能力规范组织或个人行为的物质实践、价值和规则体系，能够解释制度如何既约束又促进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具体而言，制度逻辑可通过影响个体的注意力配置激活其在特定情境下的身份和目标，进而改变个体的认知、态度与行动，并使个体之间通过信息交流、资源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赖形成各种社会实践和结构[10]。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可以通过制度逻辑塑造农户的行为逻辑，进而影响农户的希望水平。而根据自我决定论，个体的内生动力来源于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性，当这三个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个体的内生动力就会被激发并不断增强。希望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强调个体对目标实现的积极预期和动机。怀有希望的个体会主动(自主性)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能力感)，并在遇到困难时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关联性)。因此，希望水平的高低能够体现个体内生动力的强弱。

(一)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影响

希望是一种积极的、以追求成功的路径和动力交互作用为基础的动机性状态，其核心三要素是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11]。普惠金融参与可通过强化希望的核心三要素提升农户希望。

渴望是个体设定的关于收入、教育和社会地位等的目标和愿望，是希望的核心[12]。普惠金融参与可以缓解农户面临的金融排斥，帮助农户通过系列金融手段实现当期的渴望。普惠金融的制度逻辑具有“弱势偏向性”，强调对弱势群体金融需求的满足。因此，若农户关注到普惠金融的“弱势偏向性”，就会意识到自身的投融资渠道以及可获得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范围和边界得到了极大拓宽，有更多机会根据家庭收入、风险偏好、金融诉求等自主选择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即外部资金约束的缓解使农户更有可能树立更高的目标，渴望得以提升[13]。

途径思维是个体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能想到的路径和方法[14]。普惠金融参与能够缓解农户面临的外部约束，进而提升农户的途径思维。具体来看，在“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的制度逻辑下，一方面，农户更容易接触到信贷、保险和基金等金融产品，资金约束得到缓解，农户有更多的办法和方案实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为控制金融风险、提升盈利空间，金融机构通过加大金融科技投入提升数字化水平，农户通过普惠金融业务融入到金融机构的互联网生态圈中，更容易接触到诸如农村电商等多元化的增收平台和途径，因此其途径思维得以激发[15]。

动力思维是执行路线的动力，即个体对自己是否有根据已有路径达到期望目标的能力的评估[11]。普惠金融的“共享性”蕴含着“包容”和“公正”的理念和基因，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公平公正”的内涵相契合，更容易被农户认同、接受并实践。普惠金融也能通过制度、行动、认知嵌入等方式融入乡村治理之中，激发乡村内生秩序，改善乡村社会环境和信用体系[16]。环境的改善和文化的引导让农户更加认可个人能力和自我努力的重要性，控制点类型向内控型转变，遇到障碍和困难也更有坚持的信念和意志力，自我效能感提升，动力思维增强。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普惠金融参与能够提升农户希望，具体表现在普惠金融参与能够提升农户的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

(二)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的机制

普惠金融参与如何影响农户的希望？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普惠金融的基本制度逻辑是让所有有金融需求的农户都能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金融服务。一旦农户注意到普惠金融的这一逻辑，认识到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和“可使用性”后，就有可能参与普惠金融业务，即激活自己作为“普惠金融客户”的身份。个体对某一身份的承诺会随着这一身份的激活而增强，且个体身份承诺的强弱将影响他们与其他相似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不同个体之间潜在的身份冲突和竞争[17]。尽管个体经常具有彼此冲突的目标，但当某一目标被注意力焦点激发时，个体也会相应地受注意力焦点的引导而进行决策和行动。因此，一旦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就有可能在与其相似的或不相似的个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目标的引领下，通过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而增强希望水平。

社会比较指的是个体将自己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特征，特别是观念、能力等同他人作比较，并通过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对个体的自我评价产生影响的过程[18]。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后，其社交网络会因业务往来和(或)共同话题等因素扩大，此时农户通常会把目标投向比自身处境更优越的个体[19]。若这些个体的成功经验被农户认同，则这些个体的行为结果也将成为农户调整渴望的重要参照点。即农户可以通过与比自己优秀的农户的比较，拓展自身的渴望窗口(1)渴望窗口指个体能够观察并感知的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群的集合。，提升渴望[20]，也可以通过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提升途径思维。农户还会和与自己情况相似的其他农户进行比较，其自信心会因自己参与了普惠金融业务的成功经历而得到增强，主观上认为自己与其他农户的生活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甚至超过其他农户的生活水平，农户的动力思维得以提升。

社会互动是指不受市场调节的、不同个体间的相互影响，本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外部性[21]。参与普惠金融业务后，随着新的社群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农户会更容易受到以下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受到部分农户(尤其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农户)的行为准则和希望水平产生的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影响，不断提升农户的渴望[22]；二是随着社会网络的拓展，农户能获得的信息和资源增多，当农户不断获得有关普惠金融参与对家庭收入等经济福利的积极影响的信息，或观察到其他农户成功利用普惠金融业务实现诸如脱贫、增收、创业等目标时，农户的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不断增强，对未来也会更有希望；三是社会互动能在贫困群体之间、贫困群体与信贷员之间以及贫困群体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信任[23]，而这种信任所提供的情感支持也有助于农户动力思维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普惠金融参与能够通过社会比较提升农户希望。

H3：普惠金融参与能够通过社会互动提升农户希望。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作者所在课题组2021年5月和2021年7月至8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吴忠市、固原市和中卫市的9个县(区)47个村庄组织的调研(2)银川市6个村庄，样本161户；吴忠市18个村庄，样本159户；固原市20个村庄，样本235户；中卫市3个村庄，样本20户。。两次调研均为随机便利入户问卷，共发放问卷600份，剔除残缺值、离群值、固定反应等异常值样本后，获得有效样本575个，有效率95.83%。选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调研地区的原因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曾经是我国金融扶贫攻坚的重要阵地，涌现出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服务农户的领先型金融机构，农村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覆盖深度处于较高水平，普惠金融对农户内生动力的影响更容易捕捉。同时，尽管宁夏农户收入不断增加，但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包括红寺堡区在内的5个县(区)仍然是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因而，研究普惠金融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宁夏农户内生动力，对加快宁夏以及其他相对贫困地区乡村振兴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此外，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地区，在调研前及调研期间，新冠疫情产生的影响较小，调研结果更能反映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真实影响。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希望为被解释变量，包括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三个维度。借鉴陈光等(2022)的做法[24]，用收入渴望衡量农户的渴望，同时采用Synder(2002)的特质希望量表来衡量农户的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11]，具体测量问题和赋值规则如表1所示。

表1 特质希望量表

2.核心解释变量。普惠金融参与为核心解释变量。现有文献多以信贷参与作为普惠金融参与的代理变量，难以全面反映农户参与普惠金融的状况。本文参考王小华等(2022)的研究，选取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类型的数量作为普惠金融参与的代理变量[25]。问卷中相关测量问题为“您家办理过以下哪些普惠金融业务？”，相应的测量选项包括“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并获得贷款”“购买保险”“购买理财产品”和“银行存款”。受访农户每参与以上一种普惠金融业务计1分，最多计4分，总分值在0—4分之间，得分越高表明普惠金融参与范围越广。

3.中介变量。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为中介变量。借鉴Garcia等(2020)的研究思路[7]，用“您家生活水平与本村富裕家庭相比”“您家生活水平与您亲戚家相比”“您家生活水平与本村平均水平相比”三个测量问题总得分衡量农户的社会比较状况；用“您家参加村里的各项集体活动的情况”“您家与本村其他村民来往的情况”“您家与本村外的人群来往情况”三个测量问题总得分衡量农户的社会互动状况。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的测量选项都用“非常多=5”至“从不=1”的李克特5级评分法进行赋值。

4.控制变量。农户的希望往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降低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参考王小华等(2022)的研究[25]，选取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作为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选取劳动力数量、收入来源、是否移民户、是否脱贫户、民间借贷作为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选取县城距离作为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同时，为了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加入县(区)级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特征。表2汇报了主要变量的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主要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为了分析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Hopeij=λ0+λ1inc-financeij+λ2Xij+μi+εij

(1)

其中，Hopeij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第i个县(区)第j个农户的希望；解释变量inc-financeij表示第i个县(区)第j个农户的普惠金融参与情况。Xij表示影响农户希望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μi为县(区)级层面的地区固定效应，εij为随机扰动项。

2.中介效应检验。用逐步法检验中介效应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和部分渠道识别不清等问题，本文参考江艇(2022)的操作建议[26]，在式(1)基础上进一步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Mediatorij=α0+α1inc-financeij+α2Xij+μi+εij

(2)

其中，Mediatorij为中介变量，包括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由于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对农户希望的正向影响直接而显然，因此若α1显著，则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在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中存在中介效应。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式(1)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普惠金融参与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说明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类型越多，农户预期未来收入增长的目标越高，能够想到的实现预期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也越多或更加具体可行，而且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农户也更有信心和毅力努力坚持，追逐目标。由于普惠金融参与能全面提升农户的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因而能显著提升农户的希望，假设H1得证。

表3 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的基准回归结果

部分控制变量的结果也值得关注。相对于非移民户，移民户的渴望更高，但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更弱。可能的原因在于：移民户搬入新环境后，改变了原有生活状态，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更强烈，因而设定了更高的收入增长目标，但面对新环境，移民户短时间内既难以按照原有生计方式提高收入，又难以找到新的合适的增收路径，因而其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可能更弱。此外，相对于非建档立卡贫困户，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都更弱。在政策帮扶等外部援助下，贫困户摆脱了贫困，但没有明确责任担当的、长期的制度性帮扶可能助长部分农户的受益依赖心理，削弱其解决发展问题的主体意识和意愿，而且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也制约了这些农户多元化生计策略的选择，因此其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较弱，这也与薛刚(2022)的研究结论相一致[2]。

(二)内生性讨论(3)受篇幅限制，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未报告，作者备索。

农户的希望水平可能受到社会环境、家庭氛围、群体特质等难以观测因素的影响，出现遗漏变量问题，同时希望水平较高的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的可能性也更大，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张龙耀等(2021)的研究[27]，选取“距离农户所在村10公里范围内正规金融机构网点的数量”(下文简称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作为普惠金融参与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各类正规金融机构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积极进行农村普惠金融探索，优化农户授信、农户贷款以及贷款监管等措施，服务农户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升，因此当地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越多，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的可能性也越大，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假定；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的设立由市场规模、战略布局等因素决定，与个体农户希望水平无直接关系，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的假定。

依据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作为普惠金融参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第一阶段回归中，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对普惠金融参与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F统计量大于10，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得到验证。第二阶段回归中，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的估计系数仍然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普惠金融参与仍然对农户的希望有显著提升作用。同时，最小特征值统计量均大于10，表明工具变量选择恰当，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的估计结果与2SLS估计结果一致，进一步证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三)稳健性检验

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用“生活满意度”作为希望的替代变量。问卷中，测量题项为“您对目前的生活评价是？”，测量题项用“非常不满意=1”至“非常满意=5”的李克特量表计分。二是删除特殊样本。考虑到银川市作为省会城市，较其他城市拥有更好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基础设施，因此将银川市的样本剔除后重新回归。上述检验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参与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结论可靠。

(四)作用机制检验

为验证普惠金融参与是否通过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两种作用机制影响农户希望，本文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2SLS对式(2)进行检验。

1.社会比较机制。表4第(1)与(2)列结果显示，经过工具变量法检验后，普惠金融参与仍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社会比较，说明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类型越多，农户的社交网络越大，农户之间的社会比较就越多。这表明普惠金融参与可以通过社会比较机制提升农户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从而提升农户的希望，假设H2得证。

表4 社会比较与社会互动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2.社会互动机制。由表4第(3)与(4)列结果可以看出，经过工具变量法检验后，普惠金融参与仍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社会互动，说明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类型越多，农户之间的社会互动就越多。这表明普惠金融参与可以通过增加农户间的社会互动进而提升农户渴望，增强农户的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也即普惠金融参与可以通过社会互动机制提升农户的希望，假设H3得证。

江艇(2022)认为，如果能证实自变量与因变量，以及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存在因果关系，并能理论逻辑演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直接而显然的”，且中介变量不是明显受到因变量的“反向影响”，则中介效应存在[26]。式(2)的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参与能通过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机制影响农户的希望，也即实证结果与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的理论分析一致。式(1)的结果又证实了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影响。由此得到结论，社会比较与社会互动在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的过程中起中介效应。

五、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的异质性分析

(一)家庭收入水平和性别的异质性分析

收入水平不同的家庭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不同，社会网络也会不同，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影响也可能不同。此外，相较于男性，女性拥有更低的流动性和更高的信用水平，也会通过社会网络使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影响发生变化[15]。为此，本文按照2020年农户家庭年收入平均值和性别进行分组，分组回归以及组间差异系数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家庭收入水平和性别的异质性分析

表5的Panel A显示，普惠金融参与同时提升了高收入水平农户和低收入水平农户的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但相对于低收入水平农户，普惠金融参与对高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更大。 Panel B显示，普惠金融参与对男性和女性的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对女性的影响更大，特别是对动力思维，普惠金融参与对女性的影响是对男性影响的3倍多。从家庭收入水平来看，高收入水平农户有更多资本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因而社会网络更广，一旦参与普惠金融，能更充分利用原有社会网络去拓展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放大普惠金融参与带来的正向影响。从性别角度来看，普惠金融参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和性别观念，更有利于缓解女性面临的资本约束和信息约束，增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经济决策权[28]；同时，普惠金融参与还能激励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通过社会联结培育女性的社会资本，也有助于增强女性的希望。

(二)普惠金融业务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随着普惠金融的稳步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普惠金融的多维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受重视。因此，对普惠金融的衡量，也应从着重强调贷款业务转向尽可能同时覆盖存款、保险和理财等多个维度。表6结果显示，不同的普惠金融业务对农户希望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贷款对农户的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存款、保险和理财对希望的三要素也均有正向影响，但存款显著提升了农户渴望，对农户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的影响则不显著；保险和理财都能显著提升动力思维，对渴望和途径思维的影响则都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贷款作为最受重视的普惠金融业务，其农户家庭增收效应已经为农户认同和接受；事实也表明，贷款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等方式提升农户收入，因而能显著提升农户的渴望和途径思维；同时，农户贷款所具有的包容性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并提升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增强农户动力思维。存款是实现家庭财富增值的基本途径，是家庭扩大生产、提高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家庭应对风险、降低家庭脆弱性的重要保障，有助于增强农户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渴望得以提升。而保险是家庭处置风险的有效工具，能够帮助农户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增强农户风险意识。理财是家庭进行资产配置的重要途径，能使农户具备更强的金融决策能力，更敢于承担风险，动力思维得到增强。

表6 普惠金融业务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六、结论与建议

农户内生动力不足是当前制约我国“三农”发展的痛点和难点，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是推动乡村振兴进程的必然要求。本文以希望作为农户内生动力的代理变量，基于制度逻辑视角，对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的机理、路径和异质性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普惠金融参与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希望，从而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即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类型越多，农户的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提升越显著，越有可能对未来收入增长形成积极预期并主动实现预期，面对困难时也更有意志力。(2)普惠金融参与通过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影响农户希望，农户参与普惠金融的业务类型与农户的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显著正相关。(3)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对于低收入家庭和男性，普惠金融参与对高收入家庭和女性的希望影响更大；贷款能显著提升农户希望，而存款、保险和理财对农户希望的影响不显著或不稳定。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要推动更多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在完善乡村振兴的普惠金融支持体系和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构建政府相关部门牵头领导、重点金融机构引导推动、乡镇及有关部门配合参与、涉农金融机构具体实施的整体联动、整体推进的“大创建”的格局，真正将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群体纳入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同时，金融机构要坚守“金融向善、人民为本”的新金融理念，将人民福祉和社会责任纳入经营目标，通过设立村口银行、开展流动金融服务、运用“科技+金融”等方式，不断提升客户触达能力和地理穿透性，吸引更多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第二，积极拓展金融服务边界，帮助农户搭建社会网络和社交平台。通过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农村“三资”管理平台等综合化服务，不断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提升农户社会交往互动的参与程度，更好提升农户的希望；积极宣传乡村致富能手，用“身边人”“身边事”为农户树立榜样，激励农户持续自我成长。第三，有针对性地创新乡村振兴专属产品。如试点推出乡村振兴专属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特色产品和服务；试点推广女性专属信贷产品和服务，如女性专属创业信贷、女性专属理财产品等。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农户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相关金融知识宣传，帮助更多农户理解各类金融业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