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逻辑下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基于35位乡村干部访谈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

张二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北京 100089）

一、问题提出和文献综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时代使命和重要任务。[1]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产品上行、扩大农民增收”，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等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在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可以看出，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乡村产业发展，尤其近五年格外强调农业产品的重要性。新形势下，通过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来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共富成为当下的重要课题。

作为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学界对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起步较晚，一是乡村生态产品的概念内涵。从社会学视野和生态发展角度看，乡村生态产品主要指乡村中存在的多样性特征和生态功能，且经济价值还未完全显化的山水林田湖草和其他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其与农民生计、自然条件、发展阶段和乡土文化等密不可分。[2]二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困境。有学者认为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归根到底就是“定价难、核算难、交易难、推广难”，具体表现为产品物理特质的难分割、价值特征的强隐蔽、产权界线的高模糊和价值实现机理研究的滞后性。[3]在破解公地悲剧、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补偿、金融杠杆、优质产品供给等面临困境。[4]三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学者们对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展开了较多探索和思考，有从权属确认、平台搭建、资金汇聚、特色产业等方面提出建议；[5]还有从绿色金融的制度建设和保障措施角度提出相关建议；[6,7]部分学者从品牌打造、技术支撑和制度建设等角度提出建议；[8]同时有从碳汇交易、社区共建等角度提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9]四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共同富裕相结合的研究。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共同富裕相结合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阐述了两者之间的逻辑机理，探讨了农民参与意愿不强、要素匹配不足、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并从理念宣传、生态补偿、公共设施完善等方面提出建议。[10]

综上，中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学界得到一定关注，但现阶段的相关研究更多是从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出发，针对性提出操作建议，对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机理和逻辑梳理并不清晰。2023 年9 月8 日召开的全国政协“推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远程协商会，同样强调“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既具政策性又具很强操作性的工作”。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主体、市场化运作等关系如何理顺？各主体如何发挥作用及政策制度又如何构建？利益分配又如何保证公平？这些问题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内在的逻辑机理，需要构建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架构，才能较好地解释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遇到的问题。基于此，笔者在东部、中部、西部有关省份的乡村进行了调研，并对当地乡村干部进行深入访谈，获取大量研究资料。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期望探究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逻辑机理。

二、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设计

（一）资料来源

2022 年8 月和2023 年6 月至9 月，笔者对浙江、山东、贵州、青海、北京等5 个省级行政区域的35 位乡村干部开展深度访谈。受访对象是负责当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乡村干部和参与本项工作的人员（包括运营企业负责人、第三方负责人等）。同时，选择了北京周边生态涵养区的两个乡村作为田野点，先后5 次对当地负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村支书进行深入访谈。受访对象来自东部、中部、西部，地理覆盖完整且分布较均匀，并尽可能涵盖了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以村集体收入为衡量标准）不同的乡村，基本可以反映当前中国乡村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全貌，样本具有全面性。受访对象在相关工作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为10年，最短为1 年，因此受访者总体上能够掌握所在地区乡村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开展情况，资料可信（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情况汇总

重点访谈的内容是乡村现阶段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实现路径、存在不足和未来方向。获取的文字访谈资料约20万字，获取相关部门颁布的正式文件30 份、补充资料20 份。补充资料中主要是村庄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所形成的规划、实施方案和工作总结，包括部分公示资料及当地官方报道的一些新闻资料，用于研究参考。通过多来源和多类别的资料互相补充，尽量使研究结论真实反映当地乡村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真实情况，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二）研究方法和思路

扎根理论由安塞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和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两位美国学者提出，是一种归纳式的理论研究方法，该方法在质性研究领域颇具盛名。[11]扎根理论法注重发展逻辑，重视研究者自身视角的客观性和立场的中立性。扎根理论法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认识和推演过程，避免实地研究中经验模式对资料的程式化限制，从资料整理、分析和研究过程中抽取所涵盖的基本命题，并由此引申出相应的理论。基于扎根理论方法，将深入研究35 位工作人员的访谈内容，包括个人情况、乡村基本情况、乡村经济发展等6 个方面（见表2）。

表2 乡村工作人员访谈内容

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包括开放式编码（提取初步概念和范畴）、主轴编码（提取次要范畴和主要范畴）及选择性编码（整合概念并构建模型）。编码的目的是对原始资料进行分类处理和系统性归纳，以便发现数据之间的隐含逻辑关系。开放式编码的任务是聚焦访谈内容。首先，通过初步的筛选，剔除与访谈主题无关的一些词句（如语气词），先以较为完整的语句呈现访谈内容的主要文本和关键信息，进行现象归拢、定义并把相同或者相近的定义归纳为概念，在此基础上提炼初始范畴。主轴编码的目的在于形成副范畴和主范畴。将初始范畴进行对比、整合、归纳，进一步将初始范畴形成副范畴，归类和梳理出各副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得出相应的逻辑关系，从而形成主范畴。选择性编码在于构建理论模型或框架。把主范畴和初始范畴连接起来，分析其内在的相互关系，进而得出主要观点，构建出理论框架或模型，用于解释自己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具体程序如图1所示。经过筛选和精简后的访谈文本约3 万字，在NVivo12 质性软件分析中被编码完成。

图1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程序

三、扎根过程：影响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相关因素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打破、揉碎初始数据文本的内容，逐行标记编码，剔除与主题明显无关的节点，按句子或段落编码为现象定义，并对已有节点进行反复分类、归纳，对相同或相似的现象进行概念化处理，得到初始概念；然后，通过分析初始概念间的内在联系，将具有相同或类似属性的概念进行分类重组和归纳整理，对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整合，得到初始范畴。通过对文本资料的初步识别、筛选和编码之后，在此基础上形成50 个初始概念，上述概念以“ann”的前缀形式编码。经过对这50 个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之后，上述概念被进一步聚拢，形成24个初始范畴，平均2～3 个概念聚拢提炼为一个初始范畴。用“an”的前缀形式表示，表3 列举了对部分文本的截取数据进行初始概念化与范畴化的示例。

表3 开放式编码及范畴化（部分）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式编码提取的24 个初始范畴运用主轴式译码分析，建立各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深入挖掘深层次的语句含义。主轴编码阶段主要是通过反复归纳、对比分析以发现并建立24个初始范畴之间的潜在关联性与相似性，将其整合并归纳于更大的副范畴中。在初始范畴的基础上提炼出10 个副范畴，并用“An”的前缀形式进行标记。经过反复提炼和思考，进一步将关联性最强的副范畴进行归纳，尽可能准确地加以表述，最终提炼出产品提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基层治理4个主范畴，用“AAn”的前缀形式标记。各初始范畴、副范畴、主范畴的具体内容如表4所示。

表4 主轴编码及主范畴

（三）选择性编码与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围绕着主范畴进行概念的整合和理论模型的构建，挖掘出核心范畴，并验证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关联，核心范畴被视为最为关键的范畴，其他概念和范畴都需要与核心范畴建立密切联系。在提炼出4 个主范畴之后，用选择性编码确定核心范畴：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根据事物发展循序渐进的基础逻辑，系统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副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2）。具体而言，一是自然中产出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须基础，优质产品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性内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整个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即生态共富，这是整个理论框架的目标。二是中央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要求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且现阶段中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政府主导培育市场和推进价值转换尤为重要。三是政府在具体实践操作中存在很多限制，且专业性欠缺。因此，社会组织参与可以较好地适应乡村环境，且企业作为投融资主体，更加方便与市场对接，进行市场化经营和运作。四是乡村作为基层，其凝聚力主要由党领导的基层治理来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积极融入和推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是重要保障。

图2 主范畴、副范畴之间的联系和理论框架（逻辑分析）

分析框架中关于市场化因素并没有直接体现，并不是因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没有市场主体，而是基于中国乡村地域特点及乡村治理现状，且结合在乡村调研过程中访谈的信息看，乡村中的市场主体主要是以上级政府和村委会等进行培育为主。由政府主体对村民进行兜底保障，由政府培育的市场主体进行生产、管理、销售，村民并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因此，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市场因素被归纳到政府主导中去，体现更多的是政府以公信力取代市场的盲目性，以政府培育取代市场的冲击。

四、核心范畴的理论阐释

（一）基础机制：乡村生态产品质量提升

研究发现，生态产品培育和其品质的提升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这与《意见》强调的工作原则“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彻底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坚持以保障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为基础，增值自然资本，厚植生态产品价值”相一致。

1.产品培育是优质生态产品提供的重要基础

生态产品的来源是广泛的生态资源，是优质生态环境基础上产出的产品。因此，加强对生态产品的培育是其重要基础。第一，通过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污染治理等措施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大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夯实“绿水青山”基础，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来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资源的品质。如“现阶段我们主要是在水质提升上进行保障，保证入库水质基本在Ⅱ类水，主要做前期的恢复工作（北京市Y 区水务局工作人员）”。通过访谈发现，环保部门、自然资源部门、林草部门及文旅部门等都会开展生态修复和污染防治工作。第二，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改善提高生态产品质量。基础设施包括种植大棚修建、道路维修、林木修剪、物流仓储设备建设等多项基础设施来提升生态产品的质量。如“整体对基础设施的改造，沿河两岸绿化、道路、休闲设施，为将来的发展提供条件（北京市Y区林业局工作人员）”“后续还要在园区建23 个蔬菜大棚（北京市Y 区发改委工作人员）”第三，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主要是对农业的种植品种和种植模式进行革新，增加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种植和提升产品品质。如“目前分了5大类，叫有机杂粮、有机蔬菜、有机果品、有机畜牧和花卉园艺（浙江省H村村支书）。”

2.价值提升是优质生态产品增值的重要举措

优质生态产品培育是提高其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其内含的物质价值、服务价值和涵养价值，满足消费群体的高质量生态需求，使消费群体有更高的支付意愿。第一，通过打造品牌提升溢价。打造品牌就是支持产业联盟、行业协会、企业等多主体共建公用品牌，在商标标识、质量标准等方面加强协调，宣传和推广品牌。要将“一些产品的合作社或公司联合起来形成联盟，一起做标准、准入机制、销售渠道，然后做供应链等（北京市L 村村支书）。”第二，加强特色的生态产品认证体系。要建立严格的生态产品认证标准，参照绿色食品的标准规范，形成具有中国乡村特色的产品认证。具体来说，就是要“引入国际上认可的认证机构，主要负责生态产品的认证标准建设（浙江省N村工作人员）。”但现阶段的很多企业主体“不管是绿色还是有机的，他们的积极性都不太高，认为认证奖励远不够支撑产品的支出费用（北京市Y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第三，建立完善的会员体系，增强会员的权益体验，不断提升会员的黏性。要“慢慢积累出自己的客户群，变成高黏性的会员，可以做会员体系，提升权益（山东省M村工作人员）。”

（二）推动机制：政府主体主导效用发挥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承载着村民和集体的各项权益，确保当地居民实现最有保障的收入和生活。因此，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像市场经营主体一样自负盈亏，必须保障居民的既得利益。扎根结果表明，政府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实践主体，政府必须尽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1.公信力增强是乡村居民参与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关键基础

乡村居民是相对求稳的群体，其风险承担能力几乎为零，往往是政府牵头，以政府的公信力背书作为保证之后，乡村居民才会愿意将自己的土地、房屋和设备等流转出去，以供入驻企业或者公司开发和经营。即“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背后也应该是以政府更多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一村一品打造也好，民宿建设也好，都要在政府的引导和政府的规划下进行（青海省Q村工作人员）。”但政府公信力增强就需要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让广大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政府为民服务水平在持续增强。如村民的养老服务，“村集体有钱之后，老百姓养老你不用花钱，民政有钱，村集体补贴一点，企业补贴一点。反哺给老百姓，达到某种平衡（北京市H 村民宿联盟成员）。”这种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能够较好地彰显政府的公信力。

2.乡村生态品质提升是政府必须主动承担的职责

优质生态产品的提供必须是基于优质生态环境，但长期以来的工业发展模式，造成了很多生态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现阶段中国生态环境总体向好，但仍有个别乡村出现河湖污染严重、森林退化、矿山裸露等问题。且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企业主体和社会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会支出大量的成本，收益却并不明显，他们往往没有积极性去主动承担修复和治理。这就需要政府主动地完成生态修复和治理任务，以优良的生态品质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可以利用乡镇集体林场主体区主动地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改善这个村庄的环境（北京市M区林业局工作人员）。”

3.将生态指标纳入监督考核是政府履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指挥棒”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12，13]“必须把GEP 考核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与官员的离任、晋升等挂钩，与生态补偿资金使用和专项资金支持挂钩（贵州省G市发改委工作人员）。”政府各部门要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推进力度，就必须将生态指标纳入监督考核，完善考核条例，细化生态考核细则，以考核监督机制倒逼政府部门主动承担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提升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提升机制：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社会组织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供需两侧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有利于工作的推进。

1.社会力量可以缓解政府主体的压力

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主要指社会金融组织可以给予政府一定的支持。如“村里缺资金也没钱，我们跟农商银行沟通，后来让村集体作为主体贷款。村里面联合，整村授信，按照村集体需要贷款（浙江省D村村支书）。”还有“就是集体企业，乡村振兴公司就算集体企业，一些专业合作社加入进来（浙江省A村村支书）。”政府的“不计成本”和市场的“不当竞争”都使得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存在不确定性，这时村集体可以发挥作用，联合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等社会资本进入，较好地解决乡村缺少资金的问题。

2.集体行动可以形成社会动员，提升凝聚合力

村民的自我管理与村委会形成共同体扩大支撑范围，提升支持力度。村民作为长期生活在乡村的主体，他们对本村的情况非常熟悉，会以本村的村规民约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如“村规可以50 年、100 年都遵守，这是民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乡村治理的这种人性道德再重新去衡量乡村组织（北京市H 村村支书）。”如今的乡村“有契约性，你看我们为什么成立这个合作社，就是说把房子给合作社，这就是一个约束（北京市Z 村村支书）。”扎根研究过程中也发现在一些村庄的村民会与进入的企业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人不在村，但是房屋、土地、设备等都会流转给企业。

（四）保障机制：强化基层治理协同推进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新时代开展“三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强调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这些文件中对乡村工作的部署都体现着乡村基层治理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人才引育可以较好地缓解乡村人才不足的情况

根据笔者在乡村的实际调研和走访，发现乡村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青年人才较缺乏。“村子里的年轻人较少，比如说现在的服务员，哪有年轻人去，年轻人也不愿意留在这（北京市L村退休老支书）。”“再一方面说留不住年轻人，就说农村的发展没有人不好发展（北京市K 村工作人员）。”扎根结果表明，目前村庄很重视人才问题，现阶段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同样非常重视人才引育的工作，一是做好“引”的工作，通过吸引“头部”企业和社会资本等方式，引入上下游产业链，推动青年人才进入乡村。二是做好“育”的工作，主要是对本村的村委成员和集体企业工作人员定期开展培训，提升自身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理解能力、执行能力和落实能力。利用“互联网+”方式开展相关技能培训，推广在线学习等方法，培养乡村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

2.党建引领有利于团结力量强化组织保障

扎根研究表明，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常常是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在抓，在党领导下全力推进，往往以成立工作专班的方式开展相关工作，突破不同层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和职责交叉。如“生态办就是做一些统筹工作，是由几个部门主管工作的成员组成，是1 办5 组双主任（北京市Y 区生态办工作人员）。”笔者在乡村田野点的调研过程中同样发现，这两个村庄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同样是村支书在抓，不仅负责上下协调、政策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还负责民意解答等多项具体工作，统筹工作的顺利开展，非常有利于凝聚力量，团结群众，提高工作效能。但是现阶段，很多党员在外地工作，较少返回本村，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去联系党员。这种方式是否有效，是否应该灵活规定管理方式，值得探讨。

3.理念转变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关键内容

通过环保督察、自然资源离任审计、“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多种措施在全社会营造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开展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但实际的扎根研究中发现，乡村居民“觉得生态产品大家都在用，没有意识到我保护好可以为我带来什么，他就认为我就应该使用这些，实际上个人认为在生态意识上确实需要提升（贵州省W 村工作人员）。”这种意识和理念的滞后，会给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推进带来很多阻力，今后可以不断完善利益共享机制，让广大村民“在这个环境里面慢慢把这些新的概念想法告诉大家，以生态产业加速村庄的发展，加速老百姓对社会的认知，融入这种快速的经济大潮，主动地去投入这项工作中去（北京市H 村民宿联盟工作人员）。”促进村民的理念转换和意识提升，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注入内生动力。

五、结论和建议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和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在实现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统一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意义重大，在推进城乡共富中意义重大。当前，中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是基于乡村生态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多方力量共同作用，总体上归纳为政府和社会两个逻辑，政府逻辑包括生态产品质量提升和政府主导，社会逻辑包括社会参与和基层治理，两条逻辑下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在哪些方面发力，如何发力，就比较清晰。

扎根结果表明，乡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治理单元，而是一个集生命、生产、生活、生态等“四生”交融的共同体，为保证优质生态资源保护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修复及乡村社会的和谐，政府成为主导主体，履行政策支持、理念宣传、平台搭建和基础公共服务完善的职责。但政府主导也会有滞后性和信息对接不畅等问题，这时候引入社会力量是对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较好补充。社会力量中的企业可以提供资金、延长产业链、把握市场规律，并且能够带动群众集体行动；而社会力量中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基金、社会保险、社会信贷和志愿服务等措施，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工作提供支撑。而乡村的基层治理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提供党引领的坚强基层组织和人才队伍，强化保障。这些要素相互连接，形成“基础—推动—提升—保障”四大机制，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值得关注的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中政府逻辑和社会逻辑并不是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种相互融合的状态。

因此，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要在政府和社会两个逻辑及“基础—推动—提升—保障”四大机制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扩大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要健全乡村生态空间管控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确定重点生态空间，积极开展生态保护及修复等活动，提高乡村生态系统生产初级生态产品的能力。二是刺激生态产品消费需求。重视生态产品消费与公众参与政策的建立健全，不断引导部门、企业、商户和个人等多主体多维度进行绿色消费，营造全社会生态产品消费的环境。三是完善基础调查监测体系。乡村生态资源丰富多样且分散，要加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力度，确立符合乡村特点的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体系。四是培育市场交易机制。对于公共性生态产品要加大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力度，科学分配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积极建设基于生态权益的市场交易机制，培育交易平台；健全生态产品认证体系、品牌培育等服务政策。五是提高支撑能力。完善乡村土地资源权属分配制度，加强乡村数字化建设，加强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六是发挥社会组织带动作用。社会组织是包括农业协会、产业联盟、产业联合体、农民合作社等群体的统称。他们既是市场主体也是社会服务主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乡村生态产品供需两侧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社会组织新媒体宣传、人才集聚、平台建设等功能，可以助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进一步，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对于共同富裕意义重大。首先，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以推动乡村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4]，如何推动绿水青山富集的乡村地区提高收入、让当地乡村居民获得高品质生活，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尤为重要。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生态修复、环境改善、收入增加等都是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关键。其次，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以带动城市反哺乡村。乡村优美生态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会吸引城市的人向乡村流动，为乡村带来资金支持、就业岗位、人才力量，推动乡村发展。最后，让乡村村民参与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切实感受到保护生态的收益。利益的实现又激发村民更多的工作贡献和理念宣传，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总之，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更有生态效益，蕴含着丰富的政府和社会逻辑内涵。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基础—推动—提升—保障”四大机制，实质上是一套持续激励乡村农民共同奋斗的制度设计，以实现城乡互哺进而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