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研究

胡 月 田志宏

（1.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2.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逐渐加深，进出口贸易规模有了大幅增加，但对外贸易的获益情况不甚乐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显示，以2000年为基期，中国的贸易条件指数在近二十年间一直低于100，2019 年贸易条件指数为83，比基期下降17 个百分点。2012 年贸易条件指数仅为64.2，为历年最低（见图1）。贸易条件一直是国际经济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值大小直接体现了一国在国际贸易利益中的分配份额。近些年来，中国低价出口的外贸模式导致了量大利薄的困局出现，出口数量的增加与贸易收益的提高并不同步。贸易条件在出口增长时迅速恶化，在增速下降时反而有所提高。这引发了学界对中国贸易福利受损的普遍担忧，并就贸易条件的恶化原因及改善路径展开了丰富研究（黄满盈，2008；张亚斌等，2010；钱学锋，2010）。[1-3]学者们基本认为，产品附加值低及发展过程中的“合成谬误”现象加剧了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与此同时，贸易条件变动产生的波及效应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王恕立和刘军（2012）的研究表明，贸易条件变动会通过资源配置、消费和外汇等多种路径影响生产部门效益，冲击一国国内市场的稳定发展。[4]

图1 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2000年1月—2020年12月）

农产品价格是百价之基，价格的剧烈波动会造成农户种植面积的大起大落，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和社会稳定。回顾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诸多因素中，宏观经济因素和贸易因素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日益突出，大量文献证实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汇率、货币政策和国际价格等变量与农产品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5-8]为此，不禁思考，贸易条件作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其变动情况会对农产品价格波动产生怎样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贸易条件的经济效应、明确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规律，对中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及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影响机制看，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存在直接和间接影响。一方面，贸易条件的变动会引起进口商品价格变化，进而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贸易条件与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着紧密的联系（Broda，2004；Desormeaux et al.，2009；王亮和吴浜源，2014）[9-11]，从而间接引致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回顾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对农产品价格波动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内容涵盖供需变化、信息不对称、宏观经济变动、国内外价格传递等多方面。为此，笔者主要从宏观经济变动与农产品价格关系这一视角进行回顾和评述。第一，汇率对农产品价格传递的影响研究。国内外文献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逐渐增加，且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汇率对农产品的价格传递不完全。刘艺卓（2010）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农产品价格水平下降，且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大于国内农产品价格。[12]秦臻和倪艳（2013）发现人民币汇率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人民币贬值的传递效应高于人民币升值传递效应，在人民币汇改之后，不对称性进一步加剧。[13]朱晶等（2016）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发现汇率对农产品价格的传递不完全，汇率下降1%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0.227%。[14]可见，学者们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并未形成一致结论，部分学者认为汇率变动与农产品价格之间呈负相关，其他学者则表示了反对意见。究其原因，这可能与汇率传递效应中存在着多种影响机制及研究方法局限等原因有关。

第二，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关系研究。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日益推进，通货膨胀对农业和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更加明显。现有研究围绕通胀与农产品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影响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分析，但受限于数据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一部分研究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推手，但长期看，影响力度在逐渐减弱；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通货膨胀因素是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有学者指出，通货膨胀通过影响农产品市场主体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卢峰和彭凯翔（2002）认为中国20 世纪90 年代的粮价波动是由通货膨胀预期导致的大规模存粮所致。[15]李敬辉和范志勇（2005）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中国通货膨胀率的提高使得粮食价格出现了“超额调整”现象，粮食价格波动的幅度比通货膨胀的幅度更大。[16]

综上，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基于贸易条件变化这一视角分析农产品价格的研究尚未涉及。在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贸易条件变动与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贸易条件变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产生了怎样的冲击效应？在不同政策背景、汇率制度下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如何？这是全文所要回答的问题。鉴于此，从贸易条件视角切入，借助非线性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探索贸易条件变动对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贸易条件对农产品价格的传导机制

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复杂，涉及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机制。从直接影响看，贸易条件恶化会提高进口商品价格，从而传导至国内市场。如果进口产品为消费用途的农产品，进口价格上涨会直接带动国内农产品价格提高。如果进口产品为化肥、饲料等进口投入品，那么贸易条件变动还会通过成本传导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从间接影响看，贸易条件变动会通过汇率传递和通货膨胀途径影响农产品市场价格。一般来说，贸易条件恶化，会推高通货膨胀水平，降低实际汇率。Andrews ＆ Rees（2009）对71 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贸易条件恶化是导致通货膨胀水平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各国的政策制度。[17]黄瑞芬和孙兆明（2005）研究指出，贸易条件对中长期和短期实际汇率的调整作用十分显著，贸易条件恶化是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原因之一。[18]据此，可以得到贸易条件变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途径和方向如图2所示。

图2 贸易条件变动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作用路径

（二）研究假说

贸易条件变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一定的冲击效应，且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进口价格传递效应。贸易条件恶化如果是进口价格上涨所导致，会直接推高或通过成本传导引致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通货膨胀效应。进口商品价格相对上涨，会使消费者在同类产品间从进口产品转向国内产品，从而推高国内市场价格水平，并引发通货膨胀，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三是汇率传递效应。一般而言，贸易条件的恶化（改善）会引起汇率贬值（升值），进而引起农产品价格波动。可以看到，贸易条件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其最终效应取决于各效应的相对大小。加之各因素影响路径的长短不同，贸易条件变化在不同时期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会存在差异，表现出时变特征。

第一，不同农业支持政策下贸易条件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中国自2004 年起开始对主要农产品实行了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以稳定和促进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农业支持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国际贸易市场和宏观经济形势，限制了贸易条件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从理论上看，最低收购价和临储政策使得产品价格维持在支持价格水平之上，即设定了一个门槛价格。只有均衡市场价格高于这个价格，农产品价格才可能形成与外部市场的联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收购和临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粮食市场分割，严重降低了农业各方主体的市场参与度，也减弱了外部环境变化对粮食产品价格的冲击。此外，现阶段中国对大豆和玉米实行了目标价格政策和“市场化收购+生产者补贴”的支持举措。与前两种政策相比，这些政策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作用小，使得国内产品价格与外部市场之间的关联性提高。可以预期，在不同农业支持政策的影响下，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程度会发生改变。随着农业政策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减小，农产品价格受贸易条件冲击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不同汇率制度下贸易条件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伴随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浮动的幅度变大，对宏观经济的调节能力发生显著改变。那么，在汇改前后不同时期，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是否发生了变化？已有研究尚未给出明确答案。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浮动汇率制度比固定汇率制度吸收冲击的能力更强。根据该论断，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和经验分析，基本上得到了一致的结论。[19-21]从理论上看，若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贸易条件下降时，名义汇率当期会贬值，吸收外部冲击。随着贸易条件的冲击消失，实际汇率将回归至原有稳态水平；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国家的外汇干预，使得名义汇率受到冲击后无法自由调节。因此，贸易条件的负向冲击不会被吸收，反而加剧了一国其他经济部门的波动程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作用效果处于自由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度中间，相对于固定汇率安排，能更好缓解贸易条件变动的冲击。

在样本期内，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调整：第一阶段，2005 年之前中国实行单一盯住美元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虽然这一阶段中国实行了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固定状态。事实上，1999 年IMF 对中国汇率制度的划分也定义为“盯住单一货币的固定盯住制”。第二阶段，2005 年7 月—2015年7月，中国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转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第三阶段，2015 年8 月至今，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制度，参考收盘价决定汇率中间价。基于上述分析，相比固定盯住制，浮动汇率制度具有更加灵活的调整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相对进口价格的变动幅度及贸易条件对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冲击。

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有显著影响，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时变性特征。

假说2：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假说3：汇率制度弹性越大，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越小。即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农产品价格变动幅度更小。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TVP-VAR 模型最早由Primiceri 提出，Nakajima进一步修改完善了该模型。与传统的VAR 模型相比，该模型没有假定同方差的假设，模型系数可以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能够测定不同时点上序列之间的关联性。具体来说，TVP-VAR模型如下：

其中，t=s+1，…，n，t表示时间。yt是由待考察变量组成的k×1 阶内生变量，k为待考察变量的数量，ψt是包含结构冲击的斜方差矩阵，βt是n×n的时变系数向量。Xt=In⊗［1，y't-1，…，y't-k］，⊗为克罗内克积。矩阵At服从递归识别，具有下三角的矩阵形式：

假设式（1）中的时变参数服从如下随机游走过程，即：

其中，I为4 维单位矩阵，ψβ、ψa和ψh均为正定矩阵。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为降低随机波动条件下似然函数的处理难度，采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参数的后验数值估计方法为蒙特卡洛（MCMC）方法模拟抽样。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1.农产品价格变量。选用小麦、玉米、大豆和猪肉的月度价格为对象进行分析，分别记为PP、WP、CP和SP，价格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单位是元/公斤。这4 种产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差异性，能够全面反映贸易条件变动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玉米和小麦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大豆是中国进口数量最大的经济作物，猪肉是中国畜产品消费中占比最大的农产品。此外，这4 种产品的农业支持力度和贸易开放度不同，因此也有利于判断在不同背景下贸易条件变动的冲击效应。值得指出，在建模过程中，使用了CPI指数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平减，并将所有变量单位转化为元/吨，方便对数化处理。

图3 是中国4 种农产品的月度价格走势。可以看到自2000年以来，中国猪肉、小麦、玉米和大豆的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且猪肉价格的增长和波动幅度最大。具体而言，2006年6月之后，猪肉价格的波动幅度明显增大，波动频率增多。这一阶段猪肉价格急剧上涨，且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2007 年猪肉价格达18.8元/公斤，2019年猪肉价格进一步上涨至33元/公斤。

图3 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趋势（2000年1月—2019年12月）

对于大豆价格，其在2008—2009 年出现明显的上涨—下降的变化后持续上涨，2019 年大豆均价为6.01元/公斤，约为2000年的2.4倍。相比之下，小麦和玉米的价格走势相似且在样本期内呈现出小幅的上涨趋势，均价基本稳定在2 元/公斤上下。其中，小麦价格涨幅稍大于玉米，特别是2015 年以来玉米价格出现小幅下跌，小麦和玉米价格差值开始拉大。

2.贸易条件变量。中国月度贸易条件数据来源于IMF 数据库，时间范围是2000 年1 月—2019 年12月，记为TOT。从中国贸易条件走势看，2000—2019年贸易条件呈现出大幅下降—上升—小幅下降的变化特征，其中在2011年9月达到最低值64.2，2019年12月中国贸易条件为82.6（见图1）。除贸易条件因素外，还考虑了需求因素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鉴于当前中国政府仅公布了季度的GDP 数据，使用消费者信心指数（CCI）进行衡量（见表1）。

表1 变量指标的统计性描述

四、贸易条件变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分析

（一）TVP-VAR模型与结果

在模型估计之前需要判断变量是否平稳，保障变量的平稳性是结果稳健的基本前提。采用ADF法检验数据的平稳性，结果显示各变量在5%的水平上均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均平稳，满足建立TVP-VAR模型的条件，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在构建TVP-VAR 模型时，需要确定模型中变量的最优滞后期数。借助一般VAR 模型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方法，根据SC值的最小原则，确定TVPVAR 模型的滞后期为1 期。进一步，按照Nakajima（2011）方法对模型的各个参数赋初值，具体情况如下：

( ∑β)Gamma(40，0.02 )，Gamma(4，0.02 )，～Gamma(40，0.02 )，∑β0∑α0= 10I，= 100I，并按照MCMC 算法抽取样本，累计抽取100000 次样本，舍弃初始的1000 次抽样，从而构建有效样本集。以玉米的估计模型为例，表3 为TVPVAR 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所有参数的后验均值都位于95%的置信区间，Geweke 诊断值也在5%的临界范围内，表明无法拒绝后验分布收敛于零的假设。各无效因子的参数相对较小，说明模型回归的结果较为稳健。

表3 玉米TVP-VAR模型的估计结果

随着抽样样本数据的增加，自相关性迅速下降至零值，且样本路径始终围绕某一均值上下波动。结合表3 中的MCMC 模拟的Geweke 诊断值，可以确定此次的模拟效果良好。

在得到模型估计结果后，进一步对各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与传统VAR 模型相比，TVP-VAR模型提供了等间隔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时点脉冲响应函数两种形式。其中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可以观察在自变量给予正向冲击后，在相等间隔时间后因变量的动态变化，可以用于分析不同时期下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影响，将时间间隔设定为2 期、4 期和6 期；时点脉冲响应可以观察在指定的某个时点上，对自变量给予正向冲击后，因变量随时间增长的衰减变化。因此，通过选择一些特定的时间点，如在不同的价格支持政策时期，可反映贸易条件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异质性影响。

（二）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图4 给出了在滞后2 期、4 期和6 期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对贸易条件冲击的等间隔脉冲响应，分别用圆点、点划线和实线表示。可以发现，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对贸易条件冲击的响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4 种产品价格的响应程度不同。首先，对玉米而言，贸易条件变动对其价格的影响经历了类似“M”型的变化过程，影响范围处于-0.008～0.005。贸易条件变动对玉米的冲击效应在2004 年达到最大，随后快速下降，直到2016 年又有小幅上升。究其原因，这一特征与中国对玉米实施的临时收储政策及市场化改革有着紧密的联系。

对小麦而言，贸易条件变动对其价格的影响在4 种产品中最小，影响程度处于-0.0015～0.0015，且冲击效应的短期特征非常明显，在滞后4 期和6 期时接近为0。2000—2006 年，小麦价格受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较大，2006 年开始迅速下降直至出现负面影响，2015 年后小麦价格的波动幅度加大。可以看到，在小麦最低收购价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中，贸易条件对小麦价格的冲击效应逐渐降低，政府的“托底”性支持在小麦市场价格的形成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政府“托底”价格的逐步回落，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开始增大。对大豆而言，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程度处于-0.006～0.005，冲击力度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和时间的增加逐渐递减。从响应程度看，贸易条件变动对大豆价格的影响在2009 年之前较大，2009 年之后的影响力度有所下降。对于猪肉价格，贸易条件变动产生了持续性的冲击效应。2000—2019 年，贸易条件变动对猪肉价格的影响表现出由正向到负向的交替性变化，且自2015年之后的影响程度逐渐加深。究其原因，近些年来，中国猪肉进口量大幅增长是其中关键，贸易条件变动更多通过进口渠道影响国内猪肉价格。由此，假说1得到验证。

总体而言，中国贸易条件变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具有时变性特征。从不同滞后期贸易条件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脉冲响应看，贸易条件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大多为短期影响，且滞后2 期时的影响最大，随着时间推移，影响逐渐变小，滞后6 期后的影响效应基本消失。这表明中国农产品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能够随着时间推移进行有效调整。在4 种产品中，大豆和玉米价格受贸易条件的影响较大，小麦价格的响应最小；近5年来，猪肉价格受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变大。

（三）时点脉冲响应分析

1.不同政策背景下的贸易条件冲击

图5 显示了在不同政策背景下的贸易条件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考虑小麦、玉米、大豆和猪肉的具体政策实施情况，分别作出如下选择。针对玉米选择了临储政策前期（2007 年8 月）、临储实施期（2014 年10 月）及“市场化收购补贴”时期（2019 年10 月）3 个时点；小麦选取了2002年10月、2007年5 月和2014 年8 月3 个时点，分别对应未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政策实施初期和后期阶段；对于大豆，依据临时收储和目标价格政策改革的情况，依次选择了临储政策实施前期（2005 年8 月）、临储政策期（2011 年8 月）和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期（2016年8月）；对于猪肉，国家并未对其出台价格支持政策，因此考虑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这一稳定生猪生产的补贴政策，选取补贴政策实施前（2002 年8 月）、补贴政策实施初期（2008年8月）和实施后期（2014年8月）三个时点展开分析。

图5 不同政策实施背景下国内农产品价格对贸易条件的脉冲响应

由图5可以看出，在不同政策的实施背景下，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小麦和玉米价格，在最低收购价和临储政策实施之前，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大，随着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贸易条件的冲击效应有所下降。从玉米市场化改革的结果看，贸易条件在2019 年10 月对玉米价格的影响程度明显增加，侧面表明了政府支持对外部因素冲击的减缓作用；对于大豆价格，临储政策实施前的响应程度最大。随着临储政策实施，大豆价格受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大幅降低，峰值由0.011 降至0.004。在实施目标价格政策改革后，大豆价格的响应程度有所增强，但并未恢复到实行临时收储政策之前的水平。对于猪肉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在3个时点上都较大。与价格支持政策相比，补贴政策的实施未表现出降低贸易条件冲击的作用。由此，假说2得到验证。

综上，不同政策因其对市场扭曲作用强度的差异导致了贸易条件冲击效应的变化。临时收储政策和最低收购价政策具有“托底”性质，逐年提高的收购价格使得国内粮价大幅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导致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失灵。在这两种价格支持政策的影响下，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减弱，农民生产预期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变小，从而降低了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随着价格支持政策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大豆目标价格政策和玉米“市场化补贴+收购”政策。这两种政策类型与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相比，不再具有“托底”性质，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农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的供需因素决定。因此，在这两种政策实施期间，贸易条件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力度大于临储政策时期，且已回升甚至超过临储政策前的影响程度。基于这一结果，随着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改革的推进，农产品价格除受供需影响外，与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变化的联动性会进一步增强，受外部冲击影响的风险可能会增大。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粮食作物“三高”矛盾持续存在，粮价仍面临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若未来出现贸易条件剧烈波动等外部冲击时，农产品价格出现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会加大。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后期可能出现的相关风险，及早谋划应对策略。谨慎处理小麦等重要口粮的改革方式，改变以往过大强度使用价格支持的做法，逐步推进市场定价机制形成。

2.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贸易条件冲击

图6展示了在人民币不同汇率制度下贸易条件变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2000—2019年，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两次变革：一是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放弃盯住美元的做法，开始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现了由固定盯住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二是2015 年8 月，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进行改革，规定在中间价报价中引入逆周期因子，从而形成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基于此，分别选择2004 年10 月、2010 年10 月和2017 年10月3个时点，以对应汇改的3个时期。

图6 不同汇率制度下农产品价格对贸易条件的脉冲响应

总结4 种农产品价格的脉冲响应变化，可以发现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在2004年10月即单一盯住美元时期最大，在浮动汇率管理制度时期的影响有所降低。这表明浮动汇率制度相比固定汇率制度能够减弱贸易条件冲击，可以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值得指出，猪肉价格在2017年10月的响应程度较2010 年10 月有明显提升，这主要是由猪肉进口规模大幅增加、进口价格对国内猪肉价格的传导力度增强所致。由此，假说3得到验证。

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意味着更加灵活的双向调节能力，汇率弹性更强，能够在贸易条件出现大幅恶化时减缓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从而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一方面，要充分考虑经济的可承受度，通过渐进的方式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另一方面，要关注影响汇率走势的经济基本面，允许汇率在短期范围内合理波动，促使市场主体对灵活汇率调整形成适应性观念。

（四）对贸易条件冲击效应的进一步讨论

第一，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贯穿了农产品价格传导的全过程，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贸易条件变动不仅通过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影响农产品价格，还会通过引发宏观经济变化，间接影响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最终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在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同的传导路径决定了响应程度和响应速度的差异，使得贸易条件的冲击影响表现出时变性特征。如果考虑到市场上各类农产品的相互联系，部分农产品价格受到冲击后可能会传导至整个农产品市场，使得贸易条件的冲击效应不断扩散。

第二，贸易条件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还会受其需求价格弹性和贸易规模等因素影响，从而在不同品种间表现出差异性特征。一是需求价格弹性不同。从弹性大小看，畜产品的价格弹性大于油料作物大于粮食产品，对于猪肉等畜产品，消费者对其价格变化相对更敏感，当遇到贸易条件冲击时会快速影响到需求侧，进而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比较而言，价格弹性越小的产品，受贸易条件冲击的影响较小。二是贸易规模不同。随着农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贸易条件变化通过进口渠道对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也逐渐增强。进口规模越大的农产品，其价格受到贸易条件冲击的影响越大。

第三，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减弱贸易条件冲击引起的农产品价格波动，这为当前人民币汇率调整赋予了重要意义。通过比较不同汇率制度时期农产品价格的响应程度，可以发现在2005 年汇改后，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强度比汇改前有了显著下降。当贸易条件恶化时，在灵活的汇率制度下会形成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进口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对贸易条件引起的冲击效应形成有效对冲。这意味着在面对贸易条件冲击时，畅通汇率传导机制，实行更具有弹性的汇率管理制度有重要意义。

五、结论与启示

开放条件下，一国的贸易条件变化会影响国内的资源配置和市场状态，引发农产品价格波动。基于2000 年1 月—2019 年12 月的中国贸易条件和农产品价格的月度数据，利用TVP-VAR 模型分析了贸易条件变动对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贸易条件变动对农产品价格存在冲击效应，具有时变性和短期性特征。随着滞后期数的延长，价格的响应强度逐渐减弱，在滞后6期时影响基本消失。第二，农产品政策的实施减轻了贸易条件变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但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影响存在差异。对市场价格具有“托底”性质的政策，如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比“补贴型”政策缓解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强。第三，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条件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力度不同。浮动汇率制度下的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能减弱外部冲击力度，稳定国内农产品价格。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正确处理价格调控长期目标和短期任务问题。虽然最低收购价等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减缓贸易条件冲击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但从长期看，单纯依靠政府手段稳定市场波动的方式并不可取。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决策农业支持政策改革时应充分考虑长期目标和短期任务的关系。短期目标的核心任务是要保证农产品价格的相对稳定，而对于长期目标，提升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是应当着重考虑的根本问题。这就要求农业政策调整既要能解决当前问题，实现调控作用，又要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

2.针对不同农产品制定相应的价格调控政策，防止农产品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对于小麦这一粮食作物，由于短期内最低收购价政策还不能完全取消，其价格主要受自身生产情况的影响。因此，现阶段要合理利用各种措施，通过农作物保险、粮食储备等手段避免其生产出现大幅波动；对于大豆和猪肉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品，要积极做好产品市场价格预警，增强价格监测预警反应灵敏度，通过保险、储备等预防性措施减弱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提高价格调控的预见性和针对性。

3.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调控不能仅仅关注国内情况，还要放眼于国外市场，加大对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监测。在面对贸易条件冲击时，政府应加强农产品市场的信息服务能力，保障信息的有效传递，减少信息不确定的发生。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快构建农产品价格风险防控体系，结合农业生产资料的成本变化调整补贴标准，稳定农产品生产。

4.积极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中国贸易条件的过度恶化和异常波动。长期以来，中国竞争力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依靠低价优势参与国际贸易。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低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的贸易条件可能会持续恶化。因此，未来应加快培育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通过自主创新、技术引进等方式，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现由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与此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市场优势，实现出口升级，积极扩大贸易产品种类和产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