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吴盼盼 徐坡岭

（1.新疆财经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12；2.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 100007）

一、引言

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IT 和CT 两个领域紧密结合的产物，在持续促进一国（地区）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ICT 制造业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出口规模日益扩大。近些年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美国、新加坡、德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全球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中国香港作为自由港，将内地和世界紧密连接起来，进行了大量的ICT 制造业产品转口贸易。中国台湾凭借自身先进的数字化产业优势，其自主研发、生产加工及大额贸易迅速增长（左宗文等，2023）。[1]美国、德国、韩国作为美洲、欧洲、亚洲ICT制造业产品的创新领导者，凭借先进技术和设备优势，一直处在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地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数字产品代工基地，一直占据ICT 制造业产品贸易出口的首位，但在以加工生产为主的分工角色所带来的高出口额中，国内ICT 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增长有限，与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被动加工、组装的低附加值地位，并对产业链上游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高度贸易依赖。GVC 分工深刻影响着一国（地区）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利得，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ICT 制造业技术研发水平、话语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差甚远的情况下，GVC 参与度的加深必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产生巨大影响，如何跨越“功能分工陷阱”、实现价值链攀升值得深思。笔者以GVC 数据库收录的相关国家和地区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对GVC 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进行研究，进一步分维度探讨前、后向参与度影响的差异性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间的异质性，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贸易增加值及GVC指标测度相关研究

全球化发展促进了中间品贸易份额的快速增长，以贸易总值为基础的官方贸易统计已不能反映以GVC 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真实情况。基于里昂惕夫经典方程，贸易增加值的测度方法不断改进，Hummels，Ishii，Yi（HIY）较早提出了垂直专业化的量化指标VS、VSS、VS1，但对增值出口的衡量方法具有不准确性。Koopman et al.（2010）将HIY 垂直专业化的原始度量与增值贸易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出口总额增加值来源的衡量标准，将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分解为附加值成分，构建了贸易附加值指标与官方贸易统计间的正式关系。[2]Wang et al.（2013）推广建立了基于部门、双边或双边部门层面分解贸易总额(包括出口和进口)的测算方法，将贸易总额分解为4 大部分、16 小项[3]，该方法成为当前测算贸易增加值的核心方法。

随着贸易增加值的提出和发展，有关GVC 地位的衡量指标演变为以下三大种类，以真实反映各国（地区）实际的贸易地位。第一种是以技术复杂度来衡量GVC地位，如Hausmann et al.将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作为人均收入的权重，以确保国家和地区规模不会扭曲对商品的排名。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将产品的生产份额而非出口份额作为权重来测算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4]倪红福（2017）从生产工序角度给出了测量技术含量的新方法，提出产品技术含量为最后生产工序技术含量和中间投入品技术含量之和。[5]第二种是以国际分工指数来衡量GVC 地位，如Koopman et al.（2010）提出了衡量一国（地区）在GVC 中所处分工地位及GVC 融入程度的指标，即GVC地位指数与GVC参与指数。第三种是以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来衡量GVC 地位，如Fally（2011）讨论了两种度量以同时量化生产链长度和部门在链中的位置。由于度量的定义方式存在不一致性，Wang et al.（2017）根据前期成果中构建的生产活动账户框架，对总生产长度进行度量并将其分解为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进而形成了一套GVC指标。[6]

（二）GVC视角下ICT制造业相关研究

ICT 制造业的发展有助于制造业在GVC 的攀升，在一国（地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不言而喻。ICT制造业以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的方式不断加强绿色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率促进制造业参与GVC（刘德学和吴旭梅，2021）。[7]对于GVC嵌入程度对一国（地区）出口会产生何种影响，学界主要从出口产品质量、出口波动、出口技术复杂度和贸易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出口产品质量体现了一国（地区）的出口竞争力，GVC上游参与度增强对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下游参与度增强对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具有阻碍作用。考虑价值链参与程度，前向参与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出口波动越稳定，后向参与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出口波动越大（林思宇和黄繁华，2016）。[8]出口技术复杂度关乎产业转型升级，学者普遍认同GVC嵌入能有效提升低出口技术复杂度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贸易结构优化有助于提升贸易质量，GVC地位的变动可通过研发强度、创新效率对贸易结构产生促进作用，且相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这一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不难发现，学界关于GVC 嵌入对ICT 制造业出口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一个世界、多个区域市场”格局下各市场彼此不脱钩但相对独立，致使中国ICT 制造业出口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苏诺雅，2020）。[9]要提升ICT制造业发展水平，资本及研发投入影响效果比劳动力更为显著（李勇强等，2009）。[10]作为国际分工的枢纽，中国应利用自身东道国特定优势，努力提升ICT 民族企业生存能力（余珮和张宇，2021）[11]，发挥国内产业链条完备和超大规模市场的比较优势，不断提升ICT 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夯实数字服务软实力，形成稳定的ICT 产业链（蔡跃洲和牛新星，2021）。[12]

（三）文献简评及笔者研究的问题

综上，学界关于ICT 制造业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ICT 制造业如何转型升级及其对GVC 的影响或GVC 对ICT 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展开，也有学者通过GVC 嵌入程度的测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产品质量、出口波动和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并未细化至ICT 制造业，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来研究价值链参与度对ICT 制造业出口影响的文献更是鲜见。基于ICT 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笔者拟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来研究GVC参与度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并提出了营造优质营商环境，提升ICT 制造业自主技术创新，推进技术与产业、实体经济融合，克服打压、深化开放合作等对策建议。

三、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GVC参与度与ICT制造业产品国际贸易

GVC 形成的动力机制为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和混合型驱动三种类型。其中，ICT制造业属于典型的生产者驱动型行业，其产品研发、主要零部件生产是ICT 价值链最核心、最具竞争力的环节。由于进入壁垒高，居于该行业领先地位的以国际寡头居多，属于典型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高度分工协作生产的特点。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分工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世界范围内的商品数量，而且增强了国际交换的必要性，有力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GVC 参与度的增强表明一国（地区）或一国（地区）部门在国际分工中参与程度的加深，国际角色更为重要，而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国际贸易发展的规模、结构和速度（田孟，2020）。[13]

（二）GVC 前向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

一是俘获效应。上游厂商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主要占据着研发、核心部件生产等高附加值环节，并将比较劣势的加工、装配环节配置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充裕的国家和地区。为满足价值链分工需要、实现标准化生产，上游厂商会输出一定的技术和标准，但当下游厂商通过技术溢出逐渐实现价值链攀升时，上游厂商会凭借市场和技术优势对下游厂商进行阻截和“俘获”，不断强化技术壁垒，将下游厂商控制在微利化的低端，形成对中间品进口的依赖。二是马太效应。ICT 制造业具有前端锁定后端的技术-经济特征，核心技术的马太效应尤为明显。上游厂商利用核心技术迭代优化产品，获得市场利润后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切实掌握了ICT产业链的话语权。

因此，一方面，上游厂商通过马太效应掌握核心技术，不断加深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使其国内增加值通过中间产品大规模输送到第三国（地区）。另一方面，ICT 制造业的上下游厂商经过多年磨合形成了稳定的技术关联和协同，上游厂商培养并“俘获”了下游厂商对其中间品的进口依赖，由此在全球形成垄断地位，控制着ICT 产品特别是中间产品的出口种类和规模。

（三）GVC 后向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

一是技术溢出效应。后向参与度企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下游环节，通过进口上游厂商资本、技术密集型中间品并加工组装成制成品，有机会模仿、学习先进的生产流程、管理经验、运营模式及产品设计，从而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促进产品出口规模的增长。二是被俘获效应。下游厂商主要承接加工、组装等要素驱动生产环节，容易被“俘获”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研发、核心部件的创新驱动生产方面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无法实现更进一步的产业链升级。后向参与度越高，其生产越依赖于上游厂商的中间品供应，加之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不断压缩利润空间，致使下游厂商的利润增长有可能低于出口规模增长。三是竞争效应。GVC 下游生产环节的进入门槛低，土地、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新兴国家和地区不断加入下游生产与竞争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徐邦栋和李荣林，2020）。[14]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2000—2018 年全球61 个国家和地区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实证分析GVC参与度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选取的国家和地区样本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意大利、中国香港等36 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及中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哈萨克斯坦、墨西哥、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南非、越南等25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终设定计量回归模型表达如下：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国家（地区）和年份，被解释变量LnExportit表示取对数后i国（地区）t年的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解释变量GVCparit表示i国（地区）t年的GVC 参与度指数，同时引入工业就业人数占比、汇率、研发支出占比、市场规模等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μt和νi分别表示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LnExport），表示2000—2018 年61 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将ICT 产业划分为ICT 服务业与ICT 制造业，其中ICT制造业具体是指制造计算机及相关产品、通信产品、电子产品、电子元件和其他产品的行业，这5 类ICT 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额即为ICT 产品出口额。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的稳健性，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2.解释变量

GVC 参与度指数（GVC_par），表示2000—2018年61 个样本国家和地区ICT 产业GVC 的参与度。采用Koopman et al（.2010）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_participation）指标，一国（地区）r行业的前向参与度表示为IVr/Er，后向参与度表示为FVr/Er，则一国（地区）r行业的GVC参与度指数表达如下：

其中，Er表示一国（地区）r 行业的总出口额，IVr表示被进口国（地区）再次加工并出口到第三国（地区）的国内增加值，FVr表示贸易总额中的境外增加值部分，即包含于本国出口产品中的境外增加值以及包含在本国中间品的境外增加值部分。GVC 参与度指数越大，表明一国（地区）特定部门嵌入GVC的程度越高，即在GVC 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参与度越高。该指标的计算引用了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数据库数据，根据ISIC REV.4 分类标准，ICT 制造业包括的行业如表1 所示，并与OECDICIO2021 数据库中代码为26 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相对应。

表1 ICT制造业具体行业

3.控制变量

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更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影响因素进行控制。

（1）各国（地区）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Labor），反映了各国（地区）的工业劳动力禀赋。（2）资本禀赋（Cap），以各国（地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 比重表示。一个国家（地区）会根据自身劳动力或资本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地区）相对充裕且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并出口此类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3）汇率（Exchangerate），在以美元为标准的直接标价法下，美元对一国（地区）货币的汇率越高，越有利于该国（地区）出口，反之越有利于进口。（4）科技能力水平（Tech），以各国（地区）研发支出占GDP 的比例来表示。ICT 制造业产品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有能力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同时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的竞争力，有利于该国（地区）产品出口。（5）市场规模（PGDP），一国（地区）人均GDP 水平越高，说明其经济运行平稳且实力不断增强，对于GVC 参与度较深的制造业国家（地区）而言，有利于其出口科技含量高的ICT制造业产品。同时，人均GDP高意味着消费能力越强，人们对产品质量、种类的要求越高，有较大的进口消费需求。

（三）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UNCTAD、UIBE GVC 数据库、世界银行，具体数据含义及来源见表2。由于61 个国家和地区部分数据存在缺失情况，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予以补齐。

表2 数据含义及来源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3可知，61个国家和地区的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差异较大，取对数值后平均水平为7.797，最大值为13.431，最小值为-1.313。各国（地区）的ICT制造业GVC参与度平均值为0.388，最大值为0.642，最小值为0.205。控制变量中，由于汇率的标准差较大，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汇率进行标准化，取值介于0与1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各国（地区）差异最为显著，占比最小的国家和地区仅为8.536%，占比最大的国家和地区为40.527%。基于各国（地区）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禀赋投入及人均GDP、汇率变动的差异，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出口的影响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8，且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见表4）。由表4 可知，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确保了变量选取和实证结果的准确。

表4 多重共线性检验

（二）回归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分析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5 所示。在模型（1）至模型（6）中，ICT 制造业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即ICT 制造业GVC 参与度越高，越有利于一国（地区）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增长。控制变量中，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汇率、人均GDP 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在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增长中发挥了推动作用。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自主研发投入的增加可以创造核心竞争力，占据价值链核心地位，也更易产生技术封锁、形成技术壁垒从而抑制出口。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为负，与预期相反，这可能是因为有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投入较多，而包含计算机软件净增加额的无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有限。

2.分维度分析

从前向参与度看，ICT制造业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由表6 模型（1）可知，GVC参与度每提升1 单位，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将下降1.7866。这是由于GVC 前向参与度表示被进口国（地区）出口到第三国（地区）的中间品所含国内增加值部分在出口中的占比，故而中间品价值越高，包含着价值链核心环节中间品的最终品价格更高，致使前向参与度带动的出口额有限。从后向参与度看，ICT 制造业GVC 参与度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由表6 模型（2）可知，GVC参与度每提升1单位，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将增加0.9345。后向参与度表示包含于本国出口产品及中间品的境外增加值部分在出口中的占比，因此，后向参与度融入制造业分工体系在带动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带动着中间品进口的增长，该指标越大，说明处于加工组装环节，而最终制成品的出口规模是庞大的。后向参与度的嵌入可以造就出口大国，但却不是盈利大国，更不是出口强国。前向参与度所带来的出口规模不及后向参与度，但前向参与度盈利能力远大于后向参与度。

表6 分维度回归结果

3.异质性检验

将61 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分别为36个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25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观察表7模型（1）、模型（2），发现GVC 参与度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ICT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表7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对模型（1）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GVC参与度的提升将显著促进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俘获效应在GVC中占据优势地位，为保持竞争优势，将集中力量提高技术研发水平和核心部件生产，进而拥有ICT制造业产品的核心技术，抗击风险能力强，处于“卖方市场”。具体分析，发达国家和地区GVC 前向参与度每提升1单位，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将下降3.1343，见模型（3）；GVC后向参与度每提升1单位，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将增加2.198，见模型（4）。不难发现，GVC后向参与度对发达国家和地区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的影响比前向参与度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后向参与度的制成品出口比前向参与度的中间品出口单价更高、规模更大。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加注重利益最大化，加工、组装等非核心环节被优化配置在世界各国（地区），因此即使后向参与度对发达国家和地区ICT 产品出口规模的影响是显著促进作用，但盈利能力远不及前向参与度的影响大。

对模型（2）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GVC 参与度的提升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有抑制作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GVC前向参与度每提升1单位，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将下降0.6128，但不显著，见模型（5）；GVC 后向参与度每提升1 单位，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将显著下降2.5643，见模型（6）。不难发现，GVC 参与度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更为不利，且后向参与度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的负向影响更大。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俘获”在价值链低端，主要从事生产加工和组装环节，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占据的核心技术有较强的依赖性，更易受到外部环境冲击的影响；在全球贸易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出口的ICT 制造业产品技术优势不明显，市场同类竞争激烈，产品替代弹性较大。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需要实现GVC 前向参与度的攀升，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增长才是长期追求的目标，提升自身全球中间品供应能力更为重要，而不仅仅是终端产品的加工和组装。

4.稳健性检验

（1）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指标

为了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笔者参考了程中华（2021）重新构建的GVC 嵌入程度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DV表示返回并被本国（地区）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DC表示来自国内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FDC表示来自境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

从表8 模型（1）可以看出，与前文实证结果相比，稳健性检验结果中的GVC嵌入程度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控制变量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也与基准回归结果接近，说明 GVC 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具有可靠性和稳健性。

表8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2）更改样本范围

基于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地区）经济发展及外贸出口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延续性，故剔除2008—2010 年的数据。表8 模型（2）再次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笔者运用2000—2018 年61 个样本国家和地区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测算了ICT 制造业GVC 参与度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首先，运用基准回归得出ICT 制造业GVC 参与度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显著为正。其次，将GVC 参与度分为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分别考察其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ICT 制造业GVC 前向参与度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负，后向参与度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正。最后，将61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分别检验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和地区ICT 制造业GVC 参与度对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ICT 制造业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发展中国家和地区ICT 制造业GVC 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负。

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GVC 后向参与度比前向参与度更有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把控了价值链顶端，深化后向参与度固然有助于其贸易规模上的扩大，但从盈利能力角度看却并非最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GVC前后向参与度对出口的影响均为负，但后向参与度对出口的负向影响更显著，加深GVC 前向参与度有助于减轻对出口的负向效应。

（二）对策建议

一是营造优质营商环境。GVC 前向参与度是长期积累和创新的结果，而GVC 后向参与度更注重工艺创新。要实现前向参与度的攀升，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极为重要。（1）健全财税政策，实现政产学研融合，完善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实现共性技术体系的优化提升。（2）重视高素质教育和培训以增强高技能人才储备，优化人才供给技能结构，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3）以金融机构为支撑，加大对ICT 制造业的扶持力度，强化信贷、保险、担保、融资租赁等政策支持，构建具有超强竞争力的ICT 制造业创新投融资体系，助力产业链和创新链有效衔接。

二是提升ICT 自主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必须实现技术自主创新，增强创新转化。（1）围绕ICT 制造业发展努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从源头上培育原始创新能力，提高产业生产效率。（2）以积极的财税政策引导头部企业加大高端环节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攻克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的核心技术瓶颈，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创新。（3）整合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资源，通过新建、共建、转型等方式成立新型研发机构，打造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创新创业共同体，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中国ICT 制造业向更深、更广、更新方向高质量方向迈进，带动ICT 制造业产品出口“质”的增长。

三是推进技术与产业、实体经济融合。（1）以产业的培育发展促进ICT 产业化，让ICT 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数字化转型，构建ICT 数字化供应链。（2）促进ICT 制造业实现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推动“5G+工业互联网”的规模化应用，推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集成创新与突破，以数字智能化的新技术与产业、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助力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高质量增长。

四是克服打压，深化开放合作。GVC 分工在空间上的分散化正在逐步加深，中国ICT 制造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对境外中间品的进口依赖仍然较强，美国及其盟友针对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上实施了体系化、精确化的技术壁垒。为克服打压，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积极开展与第三方国家和地区高科技企业及组织的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深化ICT 制造业开放合作，为中国ICT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赢得更大成长空间。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努力提升话语权，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