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葡萄牙人的北京历险记

安梁

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春寒料峭，一股肃杀气氛依旧笼罩着北京。正月驾崩的顺治皇帝方才下葬，大清江山危机四伏。皇城监牢里，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奄奄一息，身上拴着九条铁链：三条系在脖子上，三条绑在手臂上，三条锁在大腿上。他莫名卷入一桩叛国案，刚领教了夹棍的威力。腿上的剧痛已是巨大折磨，刑部宣判更让他如闻晴天霹雳：绞刑——20年里，这是第三次站在鬼门关口了。在恍惚之中，安文思回想起自己的来华之路……

鬼门关口走三遭

身为航海家麦哲伦的后裔，安文思的命运似乎注定属于远方。自17岁加入耶稣会，他一直渴望在东方开创一番事业。当时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张献忠、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大明朝廷激战正酣，关外女真人虎视眈眈。许多外国人视之为畏途，年轻的他却甘愿前去冒险。

崇祯十六年（1643），初至四川，安文思为传教摩拳擦掌之际，就碰了一个钉子。成都4000道士齐聚一堂，对天主教口诛笔伐，大骂教徒“妖言惑众、背叛祖宗”。道士们还大肆传布流言，诬陷教士是张献忠的奸细，意欲残害百姓。未承想，没来得及清算天主教，张献忠倒是真杀过来了。安文思在兵荒马乱之中躲进深山，又被“请”了出来。举荐者是一位皈依天主的教徒，他投降张献忠，官封礼部尚书，摇身一变成了有头有脸的人物。

张献忠在四川的严酷残暴，自不必细说，相形之下，他对西洋教士确实礼遇有加。安文思寸功未立，就凭借渊博知识赢得“天学国师”的头衔。虽然这个国师没有任何实权，但在大西国宴会上，他的位次比张献忠的岳丈还高。这份表面风光，不足以抵消张献忠嗜杀成性给他带来的焦虑。安文思很快明白了中国古语“伴君如伴虎”的意思，他眼看着那位举荐自己的礼部尚书转眼沦为刀下鬼，朝中官员十之六七被冠以各类罪名斩尽杀绝。

自以为游离于权力与军事斗争之外的安文思，也栽了跟头。作为“天学国师”，他煞费苦心为大西国打造了一座天球仪，张献忠原本对天文地理兴致盎然。不想一位官员指责，天球仪上标出黄赤倾角，诅咒“国倾君亡”。献礼反而成了降祸，倒霉的外国人被囚禁起来，只待处决命令。孰料，国倾君亡，一语成谶，在一次遭遇战中，轻敌的张献忠未穿甲胄亲赴前线观敌，被清军箭矢射穿胸膛，一代枭雄落得潦草退场。

大难不死，未必有后福。清军杀来，安文思变作阶下囚。看管士卒见其穿着华贵，贼心大起，强夺衣衫，被阻拦后恼羞成怒，用弓箭射伤安文思的手臂。士卒发现这个外国人竟是张献忠的座上宾，急不可耐地要杀之邀功。幸好此时将令传来，清军主帅、皇太极长子、顺治皇帝长兄豪格要亲自提审。一见面，豪格开门见山地问他可曾认识同是外国人的朝廷红人汤若望。安文思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赶忙回答：“他是我的兄长！”安文思清楚地记得，听闻此言，豪格转怒为喜，原来这位大阿哥与汤若望是故交。

在豪格的庇护下，安文思被押解至北京，虽然难逃被俘为奴的厄运，倒也无须从事繁重劳动，只是人身不太自由。可惜，这座靠山未能倚仗太久。豪格在与多尔衮的权力斗争中失利，在狱中自缢身亡。安文思没能摆脱奴隶身份，被重新分配到了佟家。长达七年的奴隶生涯里，他没有消沉堕落，反倒验证了“远道和尚会念经”的老话。博学而善辩的传教士，赢得了不少名人贵胄的敬意。这其中，既有前一任主人豪格的侧福晋，也有当时的主人、日后在康熙朝权倾朝野的佟国纲和佟国维，还有投降女真、信奉天主的郑芝龙。在他们的财力支持下，安文思在东安门外的干鱼胡同建起了一座教堂，也就是北京人所称的“东堂”。那场让他身陷囹圄、遭受夹棍酷刑的祸事，也围绕着他的金主展开。

顺治十六年（1659），安文思摆脱奴隶身份已有五年，苦心经营东堂。豪格的侧福晋随子前往江南上任，临行前将一笔私房积蓄寄存在教堂里，一来是信任他为人正直，二来认为他既无根基又无子嗣，贪念想必稍低。就在这一年，郑成功率军卷土重来，猛攻沿海市镇，郑芝龙劝降无果，被软禁起来。战火烧到江南，侧福晋的儿子全无乃父的英勇，大敌当前，竟然弃城而逃。这一逃，坐实了叛国罪。这场遥远的战事本来与安文思毫无关联，水却意外被几个仆人搅浑了。眼见侧福晋获罪，仆人非但没有奔走相救，还敲起了竹杠。他们诬告安文思收受贿赂，为侧福晋及其子打点关系。一番不分青红皂白地严刑逼供后，安文思始终未曾认罪，却依然被判处绞刑。

案子越闹越大，捅到了顺治皇帝托孤的四大辅臣那里。几位朝廷重臣商议过后，对豪格之子的叛国罪并无异议。至于安文思，明眼人只要稍加思索，便能察觉其中蹊跷：若为脱罪而行贿，谁会将赌注下在一个刚刚脱离奴隶身份、在朝廷并无一官半职的外国人身上呢？于情于理，都难以说通。最终，四大辅臣重新发落：安文思无罪开释，不受任何惩罚。

在张献忠的铁拳之下，在豪格的军营之中，在叛国行贿的诬告里，安文思三度被逼到了鬼门关口，却又三次幸免于难，难说是不幸还是幸运。

北京城里洋人内斗

为奴七年，安文思没有随波逐流。在暗地里，他亲手挑起了一场大风波。少有人知，在皇城波诡云谲的官场斗争之外，在北京还曾上演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洋人内斗。安文思矛头所向，正是昔日被其尊为“兄长”的汤若望。在耶稣会内部，他控诉汤若望“不仁慈、不公正、没有人性”，意欲将其开除出教会之外。当年在豪格面前，凭借着与汤若望的关系，他才逃脱一死，如今反咬一口，是北京版的“农夫与蛇”吗？

安文思的怨念，大抵有两個发端。被俘押解进京之初，对于身陷困境的故友，汤若望没有好言宽慰，竟然讥讽其为流寇张献忠效力。在他看来，一旦落入暴君之手，应该宁死不屈，接受“天学国师”这类官职简直贻笑大方。平心而论，汤若望的指责过于刻薄，他自己就是一位“贰臣”，原本备受崇祯皇帝赏识，为明朝修历书、造大炮，清军入关后，旋即效命于顺治，重拾恩泽和隆遇，并无忠贞可言。乱世之中，人命如浮萍，安文思又何尝有什么选择呢？

怨念的另一发端，是汤若望营救不力。安文思以奴隶身份入京，不久又失去了靠山豪格，他将重获自由的希望寄托在汤若望身上。然而，随后几年的六次特赦里，都找不见他的名字。起初，畏惧多尔衮称得上是合理的借口。毕竟，安文思倚仗豪格保全性命，算是豪格一派党羽。多尔衮与豪格明争暗斗，倘若太过直白地求情，恐怕招来更大祸患。皇室内斗，竟然间接变成了铐住传教士的锁链。但多尔衮死后的历次特赦里，张献忠旧党大多获得宽宥，并未跟随大西国作恶的安文思却长久为奴，确实就有些令人费解了。汤若望明哲保身，屡次与之撇清关系，在满汉大臣面前表态，两人来自不同国家，仅是教友而已。更有甚者，他还曾提议，将安文思逐出北京，送往澳门。这一番操作，不免让人觉察到汤若望的小九九。无论他嫉贤妒能，或是视教友为累赘，都有些不近人情。

安文思发起猛攻，有一条令人瞠目结舌：汤若望的私生活。其中最劲爆的丑闻，莫过于与之关系暧昧不清的中国仆人潘尽孝。在旁人眼里，潘尽孝是汤若望的干儿子。依照中国思维，男人膝下无子，认养一个儿子，以期颐养天年，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在天主教的观念里，则有悖于戒规。至于其他控告，譬如生活奢侈、随意收受礼物，也能得到同时代郑芝龙等人的印证。

一石激起千层浪，耶稣会内部对指控将信将疑。一方面，安文思向来有正直严谨的名声，大概率不会无中生有。但另一方面，汤若望历尽千辛万苦，在清廷站稳了脚跟，教会也不希望节外生枝。事态走向充满黑色幽默，随着安文思因豪格的侧福晋遭受牵连，第三次被押到鬼门关口，指控暂被搁置。谁也不曾料到，安文思获释不久，朝廷里的所有外國人都被卷入另一场劫难，即著名的杨光先教案。

东堂，始建于顺治十二年（1655），多次遭到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如今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场教案，表面上是历法之争，实则夹杂中西之争，乃至于鳌拜与孝庄的权力之争。汤若望和安文思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一同入狱，一同受审，险些一同人头落地。安文思放下个人恩怨，笔耕不辍，一连完成几部洋洋洒洒的著作，为汤若望和他背后的天文学辩护。真正拯救他们的却是一场大地震，北京城屋宇摇荡，声动如雷。信奉天人感应的朝廷，最终为外国人平反，以平息上天的“警示”。经此一难，安文思与汤若望才算尽弃前嫌。

皇宫里的机械师

今日故宫馆藏里，不乏康熙时代的西洋机械：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自行船、机械人、八音盒、天地球仪，一应俱全。对于青年时代的康熙皇帝，西洋机械的启蒙老师恰是安文思。

自利玛窦以来，洋人行走中国，一个讨人欢喜、引人注意的绝活就是机械制造。儒生士大夫们嘴上念叨着四书五经和修齐治平，内心里还是对“奇技淫巧”生出几分好奇。早在张献忠的营帐里，安文思就小试身手，为大西国制造了天球仪与地球仪。这两座庞然大物，需要两人才能合围，摆在宫殿中央。为了迎合士大夫，安文思特意杂糅中西，既标注了南北极、经纬线及黄道赤道，也划分了二十八星宿和中国的名山大川。但就是这个巨作，引来了祸事，让他差点成了刀下冤魂。

在清廷当了七年奴隶之后，安文思急于一展身手，听闻西洋机械在宫闱之内颇受青睐，赶忙重操旧业。在重获自由的第二年，他就觅得良机，作为钦差远赴澳门，为皇帝订制一座自鸣钟。趁此机会，他采购了不少图纸与零件，为日后邀功做了充足准备。此后十余年，安文思是康熙宫廷里的御用机械师。曾经在一年之中，他制作了50副眼镜和30架日晷仪，顺便还修理了多达80架钟表。令康熙百般喜爱、爱不释手的是一个机械人，它左手持盾、右手持剑，由弹簧驱动，像提线木偶一样挪动，可以一口气走上一刻钟。

钟表是安文思的拿手技艺，他曾进献一座自鸣钟，每小时鸣响一次，钟声响过是音乐声，音乐声过后是枪声，每小时声音各不相同。在他的指导之下，故宫的能工巧匠对西洋座钟加以改进，建造了一座自鸣钟塔。塔高两人有余，其上装饰着一座阁楼，柱子、楼梯、窗户、栏杆应有尽有。塔的中部有一个镀金房间，里面放置着钟表。钟表上有三组齿轮，分别连动日期、时辰与音乐。安文思擅长制作的机械人是点睛之笔，两个小人在钟楼上张大嘴巴、眼睛乱转，在众人面前手舞足蹈。其中一个小人献上宝石盒，康熙皇帝亲手接过把玩起来，满汉群臣齐声称赞这一巧思。

康熙对自鸣钟情有独钟，背后还有一桩轶事。其父顺治也曾尝试仿制一架小自鸣钟，但因缺少优质发条，屡遭失败。后来，安文思等人频献钟表，康熙也学习了机械原理，将先父留下的钟表逐一校准和修复，了却夙愿。康熙专门为自鸣钟作诗一首：“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康熙十六年（1677），来华的第37年、入京的第29年，当年夹棍审讯留下的旧伤发作，安文思长眠在北京。继汤若望之后，康熙第二次为外国人写下悼文，仍然感念着他在宫廷营造机械之功。在皇帝的过问之下，一场中西合璧的葬礼送别了这位远方来客：1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开路，24位吹鼓手奏响哀乐，写在黄缎上的圣谕昭示了世俗尊贵，其后的十字架和圣像则显露了逝者的身份。棺木置于御赐红色天鹅绒华盖之下，象征着皇恩浩荡。

三次在鬼门关口游荡，一次又一次卷入中西之争与洋人内斗之后，安文思凭借为儒生不屑的“奇技淫巧”赢得哀荣备至，人生起伏，果然难料。

（责编：李玉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