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腹腔感染预警评分表对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预测分析

王珊 程娟 张楠 郭宇 黄卉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省宿迁市， 223800）

胃肠恶性肿瘤是消化道恶性肿瘤，包括胃癌和大肠癌，随着诊疗技术的提高，胃肠恶性肿瘤的检出率不断升高。目前对于胃肠恶性肿瘤的治疗主要采取手术治疗，但术后易发生腹腔感染，其发生率为3%～15%[1-2]。腹腔感染会导致出血、血管腐蚀以及局部组织坏死，甚至是造成患者死亡[3-4]。因此，若是能够早期预警胃肠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发生腹腔感染的风险，对改善临床结局十分重要。英国国家早期预警评分（national early warning score，NEWS）广泛应用于抢救室、急诊分诊[5-6]，有学者对NEWS 系统进行创新和改良，但目前少有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预警评分表的相关研究，而预警评分又对病情评估以及观察十分重要。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构建腹腔感染预警评分表，并验证风险模型的预测价值，以期为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预测提供辅助参考依据，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20 年1 月—2023 年1 月在医院行胃肠恶性肿瘤术的患者200 例，年龄20～75 岁，平均年龄56.85±14.52 岁，临床资料见表1。纳入条件：经术后病理诊断确诊为胃肠恶性肿瘤；均为初次确诊，且没有接受其他治疗；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条件：其他恶性肿瘤；主要器官严重障碍；认知障碍、精神疾病等无法配合完成本研究；妊娠期以及哺乳期的女性。

表1 200 例胃肠恶性肿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Table 1 Clinical data of 200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t tumors undergoing surgery

1.2 方法

按照术后是否发生腹腔感染分为腹腔感染组23例和非腹腔感染组177 例，腹腔感染的诊断标准：①临床可见腹膜炎的体征；②腹腔引流液细菌培养为阳性；③腹腔超声可见局部脓肿或化脓性渗出征象。通过专家咨询法以及文献回顾确定纳入的研究指标，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营养风险筛查2002 量表（Nutrition Risk Screening 2002， NRS2002）评分、手术方式、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血红蛋白、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术后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住院时间，对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影响，构建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风险预测模型并验证。年龄分为＜60 岁和≥60 岁，BMI 分为＜23 和≥23，手术方式分为开放和腔镜，NRS2002 评分为＜3 分和≥3 分，手术时间分为＜2 h 和≥2 h，术中失血量分为＜300 mL 和≥300 mL，术后最高体温分为＜37.5 ℃和≥37.5℃，术后最快心率分为＜98 次/min 和≥98次/min，术后白细胞计数分为＜9.95×109/L 和≥9.95×109/L，术后白蛋白分为＜35 g/L 和≥35 g/L，术后血红蛋白分为＜110 g/L 和≥110 g/L，术后PCT分为＜2 μg/L 和≥2 μg/L，住院时间分为＜20 d 和≥20 d。根据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中的B 构建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预测模型的评分表。

1.3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SPSS 22.0 分析数据。计数资料行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行t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通过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构建风险预测模型；采用Hosmer-Lemeshow 评估风险预测模型的拟合优度，P＜0.05，表明模型的预测值与观测值存在显著差异，评分模型工作效果欠佳，P＞0.05，表明可接受的水平上模型的估计拟合了数据，评分模型工作效果良好；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进行评估预测价值，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为0.5～0.7时提示评估准确性低，AUC 为0.7～0.9 时提示有一定准确性，AUC＞0.9 时提示准确性较高。P＜0.05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年龄、性别、BMI、NRS2002评分、手术方式、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白蛋白、术后血红蛋白、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住院时间不是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影响因素（P＞0.05），术后最高体温、术后最快心率、术后白细胞计数、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术后PCT 是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

表2 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单因素分析Table 2 Univariate analysis of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infec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t tumors

因变量以腹腔感染组赋值1，非腹腔感染组赋值0，以单因素分析中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术后PCT、术后最高体温、术后最快心率、术后白细胞计数作为自变量，具体赋值情况见表3。经多因素二元Logistic 分析，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术后PCT ≥2 μg/L、术后最高体温≥37.5℃、术后白细胞计数≥9.95×109/L 是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4。

表3 各因素赋值情况Table 3 Assignment of various factors

表4 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多因素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Table 4 Multivariat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infec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t tumors

2.3 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预测模型构建

以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术后PCT、术后最高体温、术后白细胞建立预测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列线图模型，见图1。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预测模型的评分标准见表5。Hosmer-Lemeshow 拟合度检验显示，χ2=0.949，P=0.996，模型拟合优度较好。ROC 分析显示，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风险模型ROC 曲线的AUC 为0.880，约登指数为0.760，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78.26%、97.74%，95%CI 为（0.779，0.981）， 准确性为95.50%（191/200），截断值为0.249，见表6、图2。

图1 预测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列线图模型Figure 1 Multivariat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infec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t tumors

图2 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预测模型的ROC 曲线Figure 2 ROC curves of the predictive model for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infec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ies

表5 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预测模型的评分标准Scoring criteria for the predictive model of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infection in intestinal malignant tumors

表6 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预测模型的诊断效能Table 6 Diagnostic efficacy of a predictive model for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infec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t tumors

3 讨论

腹腔感染是胃癌和大肠癌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会导致炎症介质大量释放，引起血流动力学紊乱，导致患者死亡[7-8]。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不仅会加重患者的痛苦，还会对患者的康复造成不良影响，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加重经济负担[9-10]，同时是对疗效有不良影响，严重时会导致患者发生器官衰竭，甚至是发生死亡。腹腔感染和术后化疗的耐受性以及术后的炎症性反应密切相关，胃肠恶性肿瘤术后患者的膈肌抑制作用以及反射性，会导致腹式呼吸减弱，导致术后卧床期间的排痰能力减弱，致使患者呈现出持续性的低潮气量通气状态，增加发生腹腔感染的风险[11-12]。因此，寻找胃肠恶性肿瘤术后发生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根据危险因素建立风险预测模型，为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提供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辅助参考依据。

3.1 腹腔感染预测模型的构建

腹腔感染多数会联合发生吻合口瘘，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经济负担增加。袁锡裕等[13]研究表明，225 例结直肠癌术后腹腔感染31 例，腹腔感染发生为13.77%。李昂等[14]研究表明，153 例结直肠癌术后腹腔感染39 例，腹腔感染发生率为25.49%。岳海峰等[15]研究表明，78 例胃癌患者有10 例发生腹腔感染，腹腔感染发生率为12.80%。本文200 例胃肠恶性肿瘤患者，有23 例发生腹腔感染，腹腔感染发生率为11.50%。对于腹腔感染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术前实验室指标、手术因素等，但不够直观，且缺乏实时性，不是术后观察的常规指标，不利于临床的广泛应用。生命体征客观反映机体内在活动，能够帮助医护人员了解患者的生理状态，并且对患者疾病的危急程度和轻重程度进行判断，也是术后实时监测的重要指标[16-18]。本文构建的腹腔感染预警评分表包括腹痛、腹胀、最高体温、最快心率等生命体征指标，是医护人员能够识别和观察病情严重程度的有效工具，且条目简单，且以患者的主诉作为动态自我情况的监测，既能够获取病情信息，重视患者的主诉减少并发症，也能够通过倾听患者的主诉而维持良好的护患关系。陈丽等[19]对胃癌术后腹腔感染早期预警评分表构建的研究表明，术后最高体温、术后最快心率、术后白细胞、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术后PCT 是胃癌根治术后腹腔感染的影响因素，经二元Logistic 分析，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术后PCT 是术后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杨春静等[20]对腹腔感染预警评分在胃癌术后腹腔感染风险预测的研究表明，术后最高体温、术后最快心率、术后白细胞、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是胃癌患者术后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

3.2 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影响因素

本文经单因素分析，术后最高体温、术后最快心率、术后白细胞计数、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术后PCT 是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影响因素；经多因素二元Logistic 分析，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术后PCT ≥2 μg/L、术后最高体温≥37.5℃、术后白细胞计数≥9.95×109/L 是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因此，在患者手术结束后，需要对患者的体温、心率，是否存在腹痛、腹胀，白细胞以及PCT 予以密切关注，医护人员术后需要询问患者的主诉，对于患者提到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时，需及时向医生汇报，并采取对应的措施减轻或者消除术后腹痛、术后腹胀问题。PCT 反映全身炎性程度，当PCT 呈高表达时，患者可能有明显的感染，PCT 水平越高，机体的炎症反应越严重，病情也越严重[21-22]。人体的体温是变化不定的，会随着昼夜变化而发生变化，通常在2：00—5：00 人体的体温是最低的，在17:00—19:00 人体的体温是最高的，人体的体温变化范围在0.5～1.0℃，除了昼夜变化会影响体温，患者的情绪、饮食等也会导致体温的变化，当体温变动范围过大，超过37.3℃就考虑是发热，37.3～38℃是低烧，38.1～40℃是高烧。白细胞一般是用于排查疾病是否发生急性感染的，其生理性偏高可能是运动、情绪、急性感染、严重组织损伤等。同时，腹腔感染前，多数会伴有体温变化、白细胞增高，多数和正常炎症反应混淆，易被忽略[23-25]。因此，对胃肠恶性肿瘤患者术后需加强生命体征的监测，谨防发生腹腔感染[26-27]。

3.3 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

本文根据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共筛选出5 个变量，分别是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术后PCT ≥2μg/L、术后最高体温≥37.5℃、术后白细胞计数≥9.95×109/L，更侧重患者的主诉以及生命体征，有利于临床的实际观察。通过5 个变量构建术后腹腔感染的列阵图模型，采用Hosmer-Lemeshow 对预测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评估，检验结果显示，χ2=0.949，P=0.996，说明术后腹腔感染的预测模型和实际腹腔感染的发生具有较高的吻合度。本文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预测模型的ROC 曲线显示，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风险模型的AUC 为0.880，约登指数为0.760，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78.26%、97.74%，实际应用的准确性为95.50%，可见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风险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28-30]。

综上所述，术后腹痛、术后腹胀、术后PCT ≥2μg/L、术后最高体温≥37.5℃、术后白细胞计数≥9.95×109/L 是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需给予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及时降低体温，以减少腹腔感染的发生风险。本研究构建的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预警评分表预测效果较好[31-33]，可为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提供辅助参考，因此在患者入院后需及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以及危险因素制订科学合理的防控措施[34-35]。但本文是回顾性分析，部分患者由于数据的缺失不能够纳入到研究中，因此最终纳入的研究样本量还相对较少，且本文也未将样本量分为建模组和炎症组，没有将最终构建的胃肠恶性肿瘤术后腹腔感染预警评分表进行前瞻性验证，今后仍有待加大样本量，将样本量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