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学旅游的知识与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重构
——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例

杨继荣，张朝枝,2

（1.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2；2.旅游可持续发展智能监测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广东 珠海 519082）

在推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调动当地社区的积极性，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性作用，是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张朝枝，2021；何思源 等，2021；朱冬芳 等，2021）。已有研究表明，增强当地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有助于提升其生态环境保护意愿甚至更容易产生相应的责任行为（Kelly and Hosking,2008；华红莲 等，2016；李文明 等，2019）。但由于传统大众旅游为当地居民提供的深度参与机会较少，旅游对增进当地社区的地方认同作用并不明显（余向洋 等，2015；郭文 等，2015；郭文，2020）。

知识在自然保护地的作用逐渐得到广泛认可（王志芳 等，2018；李贵清 等，2023），而且以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核心的研学旅游，逐渐成为自然保护地创新发展生态旅游的替代性选择（刘俊 等，2022）。近年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丹霞山积极支持发展研学旅游，并将当地社区居民的一些本土智慧或地方性知识转化成研学旅游的产品，如巴孖园的“石斛大叔”，主动向国内外的植物、地质专家学习相关知识，营建了以铁皮石斛种植为特色的“科普学堂”，成功地将传统农业生计知识变成倍受人们青睐的研学课程；与此同时，丹霞山管理者还引导社区居民学习地质地貌、动植物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以参与到研学旅游中，如本土导游通过学习丹霞地质地貌、动植物等方面的知识，实现了从旅游讲解服务向研学导师的角色转换，使其具有更清晰的地方认知与更强的地方认同。

由此引发出本研究要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有更强的地方认同，这与旅游方式从观光向研学旅游转型过程中的知识类型转变，以及社区居民的知识学习与传播行为存在怎样的关联？目前该问题尚未引起充分关注，现有研究主要探讨研学旅游中的知识对于游客的环境感知、亲环境行为意愿、动物伦理教育等的影响（张宏等，2015；温士贤 等，2022），如何借助知识培育地方认同以形成自然保护地内生发展动力需进一步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根据对丹霞山研学旅游发展变化的观察，提出“研学旅游的知识如何影响当地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的命题，关注丹霞山从自然观光旅游向研学旅游转型的过程中，知识类型发生怎样的变化，探究社区居民学习新知识并且传播知识的行为如何推动地方认同的重构。以期拓展对地方认同过程与机制的理解，同时为借助知识增强自然保护地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提供实践指引。

1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1 地方与身份认同

地方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已得到广泛讨论（Hauge, 2007；朱竑 等，2011）。从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角度看，对于“我在哪”这一问题的思考，其实就是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Dixon and Durrheim, 2000），地方与身份存在辩证关联（朱竑 等，2010），地方承载并记录着个人的身份，发现地方即发现人类自我（Casey， 2001；姜辽等，2013）。地方认同也可以分为地方的身份（place identity）和人对地方的认同（people's place identity）2 个方面，前者指特定话语和分类体系下的地方特性，后者指主体对地方特性的认同过程（Passi, 2003）。

目前地方认同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戴旭俊 等，2019）。现象学立足于人在空间中的具体实际经验（张骁鸣 等，2019），认为地方是从个体自身的实践中涌现出的在世存在方式（耿波等，2015），体现人的地方根植性。人本主义人文地理学继承了这一理论取向，认为地方是人借助自己的身体与周围空间的互动而形成的意义（段义孚，2017），正是借助对地方意义的体验与诠释来理解自身的身份（Harner, 2001），经由意义赋予将地方转化为人类感觉价值的中心与自我归属，由此，地方认同可视为基于内在需要的主观建构（马凌 等，2019）。此外，受环境心理学影响，强调地方认同在心理层面上的依恋感和归属感（Proshansky et al., 1983），重点关注个体与地方在认知、意向、情感等心理方面的相互作用（戴旭俊 等，2019），主要采用心理测量方法（庄春萍 等，2011）。

地方认同旨在探索地方在创造和产生身份中的作用，正是地方差异和意义为主体提供了界定自己身份的坐标体系（朱竑 等，2010）。人本主义认为个体在长期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地方差异和意义，并投入自己的情感从而形成依赖与归属感，将个体经验视作产生地方差异的基础，忽视了地方所处的多尺度结构性关系对于地方性和个体心理的塑造作用，而且地方作为一个具有集体属性的范畴（Dixon and Durrheim, 2000; Erfani, 2022），无法有效解释如何从个体建构的多元意义形成集体层面的地方认同。

近年来，大量研究基于现代化（钱俊希 等，2015；Qian and Zhu, 2016）、全球化（钱俊希 等，2011）、城镇化（李凡 等，2013）等过程，分析地方所处的多尺度社会关系如何推动地方认同的重构，重点关注地方在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和功能，以及如何生产出新的地方差异（黄潇婷 等，2019），但如何将这种社会建构的地方差异和个体对地方意义的认知、行为结合起来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周尚意 等，2011；戴旭俊 等，2019）。此外，虽然认同过程等理论已被用于解释社会与个体互动所产生的地方认同（Twigger-Ross and Uzzell, 1996；罗秋菊等，2018），但地方认同建立的重点还是落在个体层面上。

结合丹霞山案例，发现社区居民地方认同的重构是从知识类型转变与知识学习、传播开始的，大部分知识并非从个体的日常经验中获得，而是由专家学者和管理机构建构的，社区居民需要学习相关知识，并将知识融入自己的行为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这不同于人本主义视角将个体经验视作地方认同的起点。本研究将进一步结合知识社会学对于知识的理解，构建分析框架。

1.2 知识与地方认同：一个分析框架

本研究谈到的“知识”，指自然保护地相关主体针对保护地这一特殊对象的认知、经验及概念界定等的总结与表述，主要包括专家学者所生产的关于地方的科学知识、社区居民的地方性知识和围绕旅游发展的经营管理相关专业知识3 种类型，前2种知识能在研学旅游中被传播以满足游客的求知需求（任唤麟 等，2018；袁振杰 等，2022）。

20世纪以来，学界对知识的客观中立性和价值无涉原则进行批判性反思，形成专门研究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知识社会学（欧阳英，2014；彼得·伯格 等，2019），指出知识并非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认为知识是一种以价值和意义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不同的知识类型对应不同的话语（赵万里等，2012），而且知识的创造、流通和应用能通过知识话语的方式影响并塑造相关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互动（郭强，2005；彼得·伯格 等，2019）。

这表明，关于地方的知识不仅仅为主体提供认知地方的一种视角，更重要的是，作为话语的知识能构建地方差异并赋予相应的意义，不同的知识类型对应不同的地方差异和地方意义，而且知识会渗透到主体对于地方的意义建构和行为互动中。由此，知识成为建构地方差异和意义的基础，而非人本主义视角所认为的个体经验，这为本研究分析知识对社区居民地方认同的影响提供理论基础（图1）。

图1 知识与地方认同的分析框架Fig.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knowledge and place identity

一方面，关于地方的知识是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话语（何雪松，2005），能界定地方差异。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旅游发展方式产生相应的知识，这种知识界定地方差异，并赋予地方相应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在此基础上，这种知识提供了一个认知地方的视角，引导社区居民的行为方式，并且塑造了社区居民对于地方的心理感觉，为社区居民的地方体验及其表达和交流提供得以被理解的有意义的框架。

另一方面，关于地方的知识也与社区居民对于地方意义的理解和相应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在知识的学习和传播过程中，社区居民充分结合自身的经验和资源，将知识转化为身份建构与身份展演的媒介和资源，并借助知识媒介在个体之间进行地方认知、意义、情感的表达与交流（Dixon and Durrheim, 2000; Mueller and Schade, 2012），正是在知识分享与交流的个体互动过程中建构了社区集体层面的地方认同，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知识的再生产或者重构。

由此，本研究既关注知识如何界定地方差异，也关注利用知识的行为互动过程。具体地，主要分析丹霞山旅游模式从观光到研学旅游转型过程中，关于地方的知识类型发生怎样的转换；社区居民借助不同类型的知识认识丹霞山的地方差异与独特价值，并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如何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个体化的地方身份，同时在研学旅游的知识传播过程中如何进行身份展演，以实现社区层面的地方认同。

2 案例地概况与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丹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境内，总面积292 km2，保护区内现有户籍人口约1.2万人①数据来源：韶关市丹霞山管理委员会。，主要保护对象是丹霞地貌与珍稀动植物资源，是丹霞地貌的命名地，长期以来，多个领域的专家对丹霞山展开了系统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科学知识。自1980年对外开放以来，丹霞山以大众观光旅游为主，同时在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遗产的框架下开展了一系列科普教育活动。2015 年开始，游客量逐年缓慢减少，如何实现转型发展成为丹霞山面对的首要问题。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研学旅游的政策，将研学旅游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在此背景下，丹霞山在科普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借助研学旅游将关于丹霞山的大量知识积累转化为经济收益。到目前为止，已设计了200余个研学课程，在旅游发展较好的瑶塘村、断石村、清湖塘村、夏富古村、牛鼻村等建设了近40 个科普学堂，扶持打造了以“科普+”为主题的民宿客栈近百个，经丹霞山管委会认证的研学导师30多人①，一大批从事农业生产、传统食宿经营和旅游讲解服务的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研学旅游的知识学习与传播过程中，变成研学导师和相关服务的供给者，这对他们认知丹霞山及重新定位自我产生深入的影响。本研究重点关注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地方认同的重构过程。

2.2 研究方法

采用历时性研究方法，对现象随时间如何涌现、演化和终止进行理论化建构。2015年起，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丹霞山的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情况，并于2016 年8月、2018年3月、2021年7月、2022年7月先后4次进入案例地开展实地调研。

资料的收集主要采用参与式和非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访谈法等定性方法。2018-03-13—17，研究人员对丹霞山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社区旅游发展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对管委会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和相关旅游经营者共计19人次进行半结构访谈。2021-08-02—14，对丹霞山瑶塘村、断石村、青湖塘村和夏富村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和管委会工作人员进行半结构访谈，主要围绕研学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传播方式与利益分配情况，研学旅游对于社区居民的遗产价值认知、自我身份定位的影响2 个问题展开，共访谈35 人次。2022-07-13—20进行补充调研，跟踪观察了部分研学旅游的开展情况，进一步对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主要围绕知识对地方认知、自我身份定位的影响等问题展开，经统计共访谈29人次。上述访谈分别使用A、B、C代表管委会工作人员、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未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包括从事传统食宿经营和其他职业的社区居民），并按照访谈顺序编码为01—83。

3 知识与丹霞山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重构

3.1 观光旅游的知识与地方认同的内在矛盾

丹霞山长期以大众自然观光旅游为主，所依托的知识类型主要为旅游资源分类评价与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该知识的指导下，丹霞山管委会与旅游规划机构首先对丹霞山的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分类与评价，然后依据资源禀赋进行功能分区，配置相应的设施和产品来吸引游客以获取收益（翁时秀 等，2020）。在该知识体系下，丹霞山主要作为资源禀赋高、吸引力大的旅游吸引物被社区居民所认可，从而获得地方独特性与差异性。

出于对旅游收益的期许，距离核心景区近的青湖塘、瑶塘、断石等的社区居民利用土地、房屋等资源积极投入到旅游经营中，提供初级的餐饮和住宿服务。同时，社区的土地被征收用于旅游设施建设，村落整体开始走城镇化发展道路。此外，同质化的食宿服务逐步发展为恶性商业竞争，丹霞山游客量也开始下降，使社区居民处于半城镇化的状态。如有受访者表示：“我在这里经营18年，就是混口饭吃差不多，我们就是下岗的农民，我们要耕地没地，要出去打工走不了，想着这里的旅游能不能带来甜头，我们在这里只是赚点生活费，不要说赚钱发财”（C08，2018-03-15）。而离核心景区较远的村落受旅游辐射有限，仍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年轻人大多外出到珠三角打工谋生。

同时，丹霞山也吸引了一大批外来人员租赁当地社区居民的房屋，进行餐饮住宿等简单旅游服务，该类外来者缺乏对丹霞山的深入了解，将丹霞山看作是赚钱的地方，对丹霞山的认同度低，缺乏地方归属感。如有受访者表示：“丹霞山有什么好看的，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老样子，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C25，2021-07-31）。

资源分类评价知识是确立地方差异和地方价值的基础，丹霞山被视作能获取收益的旅游资源，社区居民似乎在“赚钱”这一共同目标的驱使下，对丹霞山产生共识性的地方认知，但此种共识与地方的关系是模糊且矛盾的，其超出了普通社区居民的日常性认知范畴。一方面，共识性的地方认知作为地方所拥有的吸引力载体，可致使社区居民基于此发展旅游，另一方面，社区居民不想坚守此类吸引力，而是想借助旅游摆脱农村身份，因为社区居民深知自己无法在该知识体系下的丹霞山中获得有价值的定位。上述情境表征了内在矛盾的地方认同，是很多以经济收益为导向的遗产旅游地所面临的普遍问题（魏雷 等，2015）。

3.2 研学旅游的知识与丹霞山的地方性再定位

随着个性化旅游需求的不断凸显，传统观光旅游急需提质升级，单纯以经济收入为导向的旅游发展也需要转向经济、社会与环境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张朝枝 等，2022），这推动了丹霞山地方性的重新定位。与此同时，在一系列政策的助推下，研学旅游市场快速增长，为丹霞山的转型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从2014年开始，丹霞山管委会尝试通过研学旅游来补充并提升自然观光旅游资源水准。

研学旅游以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为核心，关于丹霞山的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开始成为核心旅游产品。科学知识主要针对地质地貌、动植物等对象。专家学者从地球科学、地质地貌、生态学等角度出发，对丹霞山的独特性进行分类、界定，并赋予独特的地貌学、地层学、生态学与科教价值，丹霞山由此从一个自然空间演变为具有科学价值的知识空间。

与此同时，丹霞山周边社区居民的地方性知识也被纳入研学旅游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社区居民在长期的地方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如客家豆腐制作、丹霞红豆编织等。地方性知识虽然在观光旅游中是有一定价值的旅游资源，但主要是游客凝视的对象，而非知识本身的传播。在研学旅游中，地方性知识开始从单纯的游客凝视对象转变为可以向游客进行传播的有价值的知识，而且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实际拥有者和践行者，社区居民可以自主地参与到研学旅游中。

丹霞山管委会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引导社区居民从事研学旅游，同时联合研学机构推出了一系列品牌研学活动。在此过程中，以本土导游、返乡创业青年为代表的部分社区居民率先参与到研学旅游中，这对其他社区居民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意识到，研学旅游可以获取更加可观的经济收益，如有受访者表示：“相比之前的散客，接研学旅游团的可持续性收益还是挺不错的”（B21，2021-07-30）。这使得知识逐渐被认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积极主动参与到研学旅游中，有受访者表示：“刚开始我们做这些（研学旅游）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你这种是什么东西，就觉得你天天是带小孩，近两年学校的研学出行的越来越多，那些村民们现在意识到这是新型的一种项目”（B36，2021-08-03）。

研学旅游的知识重新界定了丹霞山的地方性，如受访者所述：“丹霞山在走一条新的路，对公众的陶冶教育，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引领，这种人文的关怀非常重要”（A55，2022-07-14），丹霞山成为一个知识空间，这为社区居民重新认识丹霞山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解释框架，正如受访者表示：“丹霞山它不是说简单的一些东西，你说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从研究和学习这边来说，山它真不仅仅是山，水也不仅仅是水，有一个很丰富的内涵在里面。”（B42，2021-08-04），也为社区居民重新定位自身身份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和依据，使其在学习并传播有关知识的过程中逐渐改变地方认同。

3.3 研学旅游的知识学习与社区居民-地方的再连接

社区居民想要参与研学旅游，就需进行系统的知识学习。学习科学知识的途径主要是讲座、师徒制和自学。丹霞山管委会不定期邀请专家在博物馆举办各种主题讲座，讲座面向所有社区居民开放，居民可根据个人的兴趣选择听讲，通过讲座初步了解要学习的知识。另一方面，初学者可向经验丰富的研学导师拜师，通过师徒制的方式传授知识。此外，学习科学知识必经的一个阶段是将知识与其对应的实体相联系，在丹霞山寻找、确认对应的实体。如对于某种植物，就需要自己深入丹霞山找到其分布区域，对照书本知识观察其特性，并记录其在不同季节的叶、花、果等多种形态特征，如有受访者表示：“需要大量的去“刷山”，看很多书有用是有用，但是如果没有亲身去接触这个植物，就不会真正了解它”（B82，2022-07-20）。这此过程中，学习者借助自己的身体实践将书本知识与丹霞山中的现实物体相联系。在结合个人兴趣与自身知识学习经历的基础上，形成对丹霞山多样化的个人理解，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为自己起的“草爷”“鸟人”“苔藓小矮人”等自然名上。

地方性知识也需经过培训才能转化为研学旅游的课程。这些知识源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其中更主要的是经验性的默会知识（迈克尔·波兰尼，2000），很难作为一种知识讲述给游客。在管委会的培训下，社区居民学习将地方默会知识转化为可以讲解的知识，如客家豆腐需要对豆腐制作的流程、物理原理、客家文化等知识进行讲解。这是对地方知识的再创造，社区居民需要主动对自己的生活生产经验进行知识化表达。在此过程中，地方性知识获得了流通的价值，同时社区居民在知识创造与传播中的价值得到承认，如有受访者表示：“村民带学生做豆腐、拔花生，他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大家以前觉得村里有啥学的吗？种地还有啥学的吗？他会很喜欢那些学生，开始觉得这里是有价值的。”（B79，2022-07-19），地方知识由此成为社区居民自我身份的一部分。

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知识将社区居民与地方重新连接起来，地方借助知识学习内化为主体的一部分，而且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知识来认识自己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丹霞山真正主人”的身份意识逐渐浮现出来，正如受访者所述：“我觉得我在这里生活那么久，我去参加这个培训，我才知道原来我生活的一个地方是那么的好，我也竟然不会去利用，也不会去发现它的美，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中，我们（村民）没有作为一个主导者参与在里面真的是很可惜的。”（B20，2021-07-30），村民成为管委会认证的研学导师与科普达人，如“石斛大叔”“红豆姐姐”等，持续的知识学习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由此产生基于个体知识经验的多样化的地方认同。

3.4 研学旅游知识传播中的身份展演与集体地方认同的建立

一方面，研学旅游的核心环节是知识讲解，研学导师需面向受众，在丹霞山的知识现场进行知识传授，在知识讲解的过程中，相关知识及研学导师本身成为游客凝视的对象，其作为知识拥有者、传播者的身份通过游客的学习与凝视得到确证，而且研学导师能从游客的认可中获得身份的真实感，正如受访者所述：“别人付了这个费用，要求你讲解的东西激发孩子对自然的热爱，这也是促进你自发去学习的一个机制，因为你要把这个课程执行好，那需要你看哪方面的书，然后看好了你带出来之后，别人认同你，这就是你学习的一个动力了，是相互的过程，大家认可你以后就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B48，2021-08-09）。而且研学导师的身份中包含了超出知识之外的情感的表达与确认，譬如“所有的孩子在这里，他能感受到导师传递的他对丹霞山的爱和自豪，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地跟你在分享，你能看到他好像在发光”（A55，2022-07-14），这种情感的传递反过来成为研学导师身份价值的组成部分，比如“实践之后你就会发现真的很快乐，当导师真的感觉很快乐”（B82，2022-07-20；“孩子们会觉得在研学导师身上学到了敬业、热爱、执着，还有再成长的可能性”（A83，2022-07-20），正是个人情感与价值的注入，使得身份变得具有感染力，其又使得社区居民作为研学导师的身份能够被更多人认可，当然也包括自己。

另一方面，知识在社区居民之间的分享推动集体地方认同的产生。面向游客的知识讲解进一步激发社区居民之间的知识学习与分享，这推动“知识导向型社区”（李贵清 等，2023）的产生，知识的学习积累与交流成为参与到社区中的首要前提，正如受访者所述：“你想在这个社区里有地位有面子，光有钱是没有用的，你得会一样东西，能教给大家，能分享，能引领大家。”（A55，2022-07-14），分享关于丹霞山的知识成为社区日常交流互动的一部分，知识的日常分享也是对地方认同的展示，在知识分享的过程中社区居民感受到彼此相同的价值观，认为群体内部成员志同道合，能产生基于共同场所的团结感，进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如受访者表示：“大家没有恶意竞争，说他们家房怎么样，菜不好吃，我们很多朋友这次在你这里住，下次在他那里住，都是互相的联合，如果这个氛围不好，你也留不住人。”（JY58，2022-07-15），由此会产生出对丹霞山保护与价值传播的责任感，譬如：“我很想去把村里的小朋友组织起来，让他们多了解自己生活的地方，还有就是怎么把我们的文化给传播出去”（B20，2021-07-30），由此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居民对于“我们属于哪里”的集体认同。

由此，正是在以丹霞山为舞台进行身份展演的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进行有意义的展示与表达，而且被受众理解并接受，反过来强化社区居民对自身身份的认可与坚持。同时，社区居民在知识交流的过程中共享了对丹霞山的认知和价值感受，在此基础上，地方认同从多元社区居民个体上升到社区集体层面。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结合丹霞山案例，分析了研学旅游的知识如何影响参与其中的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研究发现，观光旅游的资源分类评价知识催生了矛盾的地方认同，而研学旅游中关于丹霞山的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将社区居民与地方重新连接起来并建立了地方认同。知识对于地方差异的界定与学习、传播知识的行为互动过程，共同影响了社区居民地方认同的形成与变化。具体表现为：

1）关于地方的知识界定了地方差异并赋予了相应的意义。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与地方内部实践共同形成了相应的知识，可据此界定地方特性，并进一步明确该特性的意义。同时，知识约束并塑造了社区居民对于地方的认知和行为的开展。而且，关于地方的知识类型会发生改变，这会引发地方认同的重构。

2）地方认同产生于社区居民对特定知识框架下的地方差异和地方意义的学习内化过程。地方认同并非仅仅源于社区居民的主观建构，而是他们对于特定知识类型界定的地方差异和意义的学习与接纳过程，知识转化为社区居民理解地方意义的工具，也成为他们参与研学旅游的资源，在此过程中地方差异和地方意义实现了向自我的转移与内化，由此产生基于个体经验的多样化地方认同。

3）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地方认同的社会化。社区居民在研学旅游知识传播中进行的身份展演，将基于个体经验的身份转化为社会互动中的地方认同，而且社区居民在知识分享的过程中产生基于共同场所的团结感，进而建立了集体层面的地方认同。

4.2 讨论

本研究对于理解地方认同并培育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具有3点启示：

1）丰富了对于地方认同过程的理解。目前对于地方认同的研究偏向于相对静态的截面分析（王立 等，2019），而且认同过程理论也将地方认同建立的重点落在个体心理感知的层面上。本研究关注更具动态性、社会性的地方认同重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知识类型如何界定不同的地方差异和意义，社区居民如何借助不同的知识来构建个体和集体层面的地方认同。由此将地方差异、意义、地方认知、情感纳入社会化过程中，深化了对于地方认同过程的理解。

2）拓展了对于地方认同建立和重构背后机制的理解。主导地方认同研究的人本主义人文地理学尤其侧重于从个体经验出发分析主体对地方意义的建构和情感归属（戴旭俊 等，2019），然而自主主体与个体经验的基础假设受到广泛质疑（Dixon and Durrheim, 2000;Grey and O'Toole, 2020; Erfani,2022），因其忽视了地方认同的集体属性，单纯依靠个体经验与个体心理过程，该类基础假设无法形成具有内在凝聚力的地方认同。本研究从关于地方的知识这一非个体经验的话语体系出发，突出了知识对于地方差异和意义的界定作用，并分析了知识对于社区居民建构地方认同的塑造作用，并且展示了社区居民在知识分享的互动中建立集体地方认同的过程。本研究既关注知识如何界定了地方差异，也关注利用知识的行为互动，丰富了地方认同机制的理解。

3）从实践层来说，要将社区居民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当前研学旅游成为诸多自然保护地实现转型发展的替代性方式，但大部分研学旅游主要与外部第三方研学机构合作，脱离了当地社区，旅游地只是实施研学旅游的场所。社区居民参与知识生产与传播是实现地方认同的重要前提，使社区居民能分享到知识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同时在知识的交流中重新建立对于地方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内在凝聚力的地方认同，这是激发社区居民主体性的关键所在。

本研究重点关注了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的转变，目前从事知识学习与传播的当地居民的总体比例相对较小，如何调动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研学旅游知识的学习与分享，以强化地方认同需进一步关注，未来也可以游客的视角研究地方认同，尤其是从普通观光游客向以知识学习为主的研学游客的身份转变过程中，地方性及地方认同是如何被建构并发生变化的，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