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一生只为修史来

李静

2024年1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去世了。

在生病住院期间，戴逸躺在病床上也惦记着《清史》，因为他等纂修《清史》，用了半生时间，能够再次主编《清史》，他说过，这是“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爱吃雪糕的老头

每次走进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旁边的小平房大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王琬莹看到的几乎都是同一幅画面，眉毛、头发已全白的戴逸伏案在书桌前，手边的稿件摞起来一尺多高，书房里到处是书，书架上、地上、桌上……“书虽然多，但收拾得很整齐，归类也清晰，可见老先生对自己的书，既爱惜，又熟悉。”王琬莹说。

这二十来年，戴逸几乎都是这样过的，看稿，改稿，一直到住院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刘仲华记得，通纪的稿子每完成一部分，他就要第一时间看，从初稿开始，每一页都贴着五颜六色的纸条，纸条上密密匝匝地写着修改意见，从观点到论据到引证再到表述，修改最多的时候有3万多字，全部是手写。

几年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国清史专家欧立德拜访戴逸时闲谈，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戴逸笑笑说：“现在只看稿子了。”自从受命领头编纂《清史》，他就放下了自己一切学术上的事，把全部精力集中于修史。

刘仲华1998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师从戴逸培养的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黄爱平，因为经常跑腿给戴逸送信，得以常常出入他家。刘仲华担心自己学问浅薄，不敢和戴逸探讨学术，戴逸就开开心心和他眼里的“孩子”唠家常，他知道刘仲华的家远在新疆，每次送信的时间只要距离饭点不远，他一定把人留下来：“仲华啊，你就留这，一块吃饭。”

赶上夏天，戴逸多半要去冰箱里拿出两支雪糕，刘仲华一支，他自己吃一支。刘仲华感慨：“戴老师吃东西从来不挑剔，其实在任何方面他都是这样，待人宽厚和善，极好相处。”

戴逸习惯照顾别人的感受。戴逸的弟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文章里写过，老师不遗余力地提携晚辈后学，胸怀宽广，兼容多样意见，“即使弟子的观点与自己的主张出现分歧，仍予最大限度的包容接纳。与先生受教论学，如书院中师生之间坐而论道，切磋辩难，洵洵有古风焉”。

小人书里启蒙历史

1944年高中毕业后，完全从现实考量，本一心向文的戴逸进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夏天，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里一则爆炸性消息被传开了，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戴逸退学了！”“戴逸考上北大了！”上海交通大学是名牌大学，铁路管理是热门专业，在那个重理轻文的年代，学铁路管理意味着金饭碗，学历史几乎毕业就失业。戴逸说，是童年时代的兴趣和爱好，让他走上了历史之路。

江苏常熟，荣木楼，历史上是明末清初东南文宗钱谦益的旧宅，清朝大学士蒋廷锡的府邸就在边上，这是戴逸儿时的居所。

明清以来，常熟遍布藏书楼，楼中陈满了各种线装古书，读者可随手翻阅品读，无异于一座座小型图书馆。年岁渐长后，戴逸经常流连徘徊其中，用积攒的零用钱买书。日积月累，戴逸到高中时居然也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藏书室。他在一篇自述中写道：“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

戴逸与清史结缘是在1973年以后。那时，他从江西省余江县（现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五七”干校返京，和几个同事一起被分到北师大，在北师大内建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那个时代，要求历史学界开展边界问题的研究，戴逸选择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课题，用了4年，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还从故宫查到满文中有关尼布楚谈判的奏折，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这是他的第二部代表作，也开创了清朝边疆史研究的先河。

自此，戴逸开始了后半生对于清前期和中期的研究，他前半生研究的中国近代史，包含晚清时期。

等待半生修清史

戴逸与纂修《清史》的缘分最初源于历史学家、北京市前副市长吴晗。1947年夏秋之交，戴逸是北大学生进步组织“孑民图书馆”的总干事，四处搜集进步书籍。有一次，他听说历史学家吴晗那里有一批从解放区带来的图书和文件，就直接去清华大学面见吴晗。那时，他刚刚读完吴晗的《朱元璋传》，自然抓住机会当面探讨，吴晗听了他的一番宏论，便记住了这个年轻人。

两人再见面已是11年后。1958年，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中国近代史稿》厘清了中国近代史的整体逻辑，作为学术新秀，被吴晗吸纳进“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同年，董必武提出编纂两套历史书的设想，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二是清史。这一提议得到中央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专门找吴晗谈过清史编纂事宜。吴晗特意征询了戴逸的意见，两人一起畅谈了许多清史研究的想法。

只是，随后的一些事情使得清史纂修工作搁浅。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停办数年后复校，为编纂清史积蓄力量，戴逸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担任所长。他意识到当时社会上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清史著作，漫漫史卷，200多年光阴，直接着手纂修大型清史未免陷入没有抓手的困境。于是，戴逸向时任副校长郭影秋提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梳理清代历史的主要脉络和线索，就这样开始了长达7年的《简明清史》写作。这是1949年后，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

钻研半生，华发满头，当年最年轻的清史编纂委员已经步入古稀。时针走进21世纪，戴逸觉得时机已經成熟，2000年，他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他的倡议得到学界的热烈反应。

2002年，清史纂修方案获得国家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最早修史动议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多已谢世，75岁的戴逸披挂上阵，出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说：“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原来以为我有生之年赶不上了。”

编纂清史是一项浩瀚的文化工程，涵盖清代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卷帙浩繁，除了3500多万字的主体工程，还包括三类基础工程：国内档案整理、国内文献整理、国外档案文献整理，涉及国内国际学者近2000人。

此后，戴逸几乎每天都前往委员会办公楼坐班、召集会议，既要把握总体，又要组织协调各个环节，他感觉自己肩负着几代史学家的托付。直至年逾90，他才开始居家处理工作，但只要身体状态允许，他还要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到办公室去。20多年来，他在和时间赛跑。

今日是昨日的延伸，真正的历史学家必然有一份现世情怀。戴逸曾经数次感慨于历史学家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和历史内容客观性所构成的矛盾，“个体生命的不在场对漫长历史、遥远未来的视程有限”。

2024年1月24日8时12分，他终于得以超越一切矛盾和局限，这个一生修史的98岁老人，不再修史，他融入了历史。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