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场域下的宋代书院文人阅读与当代启示

*本文系2023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数字包容视域下图书馆弥合数字鸿沟的实现路径研究”（2023SJYB2186）研究成果之一；2021年教育部产学合作育人项目“专业赋能：新时期基于电子资源利用的高校图书馆员培训探索”（202102094011）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23-05-26

摘  要：

宋代文化昌盛，社会阅读风气浓厚。宋代书院文人聚集，研讨学问、自由讲学，是古代阅读高地。文章以阅读史研究视角，对宋代文人群体阅读背景、阅读内容、阅读方法、阅读实践进行研究，探究书院文人阅读与谱系传承的关联，旨在勾勒宋代社会阅读一隅。通过审视书院知识传承与文化延续过程中的阅读遗产，探讨对当代文化自信背景下阅读交互与再造的启思践行。

关键词：

宋代；书院；阅读实践；谱系传承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136（2024）02-0075-07

Literati Reading in Song Dynasty Academies in the Cultural Field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GU Ting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was prosperous， and the social reading atmosphere was strong. Scholars gathered in academies in the Song Dynasty， discussing knowledge and giving free lectures were the ancient reading highla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ing history research，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ading background， reading content， reading methods and reading practices of the literati group in the Song Dynast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ding of literati in academies and pedigree inheritance， and aims to outline a corner of social reading in the Song Dynasty. By examining the reading heritage in the process of the academy′s knowledge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nlightenment and practice of reading intera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Keywords：

Song Dynasty;academy;reading practice;pedigree inheritance

0  引言

阅读是人类追求思想文化的认知实践。历史线索与文本框架下的阅读史研究将阅读与文化教育、历史变革、社会发展等现实议题相勾连，观察文本载体的发行、流通与变迁，审思阅读主体的行为与心理，探究阅读对社会、文化、历史的影响，在主体建构、权力话语、知识形象与文本意义的关联中，探求史实理解框架下的知识谱系、精神旨归与文本解读［1］。阅读史视域下，不同时代的人群其阅读倾向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呈现不同的时代表征与文化阐释，表现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分享着与书写文化有關的基本关系”［2］。阅读作为思想的反映［3］，对阅读主体及阅读行为研究能够展示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的观念、思想文化传播甚至是社会的变革情况。

中国古代阅读文化积淀丰厚，史料翔实。有宋一代，武功不竞，而学术昌盛。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4］宋代文治昌盛，雕版印书、造纸技术发达，科举取士，兴学立教，极大地刺激了宋代文人的阅读发展。有别于官学，书院文人聚集，独立授学，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到南宋理学大师张栻、吕祖谦、朱熹……都曾投身于书院进行学术传播、教化育人。书院以庋藏典籍、传道立学为根本，阅读则贯穿于其中。

场域论认为，不同场域的特殊资源构成了不同资本，行动者根据自己的性情倾向（即“惯习”）选择利用其中有价值的资源［5］。书院以知识和思想作为特殊价值的文化资本，典籍成为物化的价值载体，通过文人阅读这一惯习构建文人与书院之间获取知识和思想的关系网络。由此可见，书院可以认为是以阅读为核心，具有知识传播与思想传承功能的文化场域。在书院文化场域下，对特定群体的阅读行为进行研究，旨在勾勒宋代社会阅读一隅，提炼其思想内核的同时，从内在的发展逻辑中寻找传统阅读向现代转型中的内在动力，在阅读交互与再制中重拾阅读传统，延续阅读文化精神。

1  书院文人阅读的社会背景

春秋起“学在四夷”，从学术官守至文化下移，逐步产生了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模式——书院。书院始于唐，盛于宋，迄于清。宋代是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两宋时期书院有五百多所，尤以南宋书院极盛，“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往往过于州县学” ［6］。据统计，南宋书院的数量是唐、五代、北宋共五百余年间所有书院数量的三倍之多［7］。相较于私学，书院更具章程，形成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基本规制，与官学形成易趣相峙、并列抗衡的局面［8］。书院发轫之初即可见阅读的身影，书院之名本为藏书而命，源于唐“丽正殿书院”“集贤殿书院”，非士子肄业之所，沿用唐末则发展为士林私人藏书、读书之地，如：白鹿洞书院最初为李渤隐居读书之所；石鼓书院李宽结庐山巅，读书其中。宋代书院勃兴，讲学、研讨中都可以看到阅读的痕迹：岳麓书院初创“有书生六十余人听诵”；应天府书院“通五经业，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余人”［9］；白鹿洞书院“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10］3894。

1.1  自上而下的社会阅读风气

赵宋读书蔚然成风。宋太祖“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11］。太祖自己爱读书，也劝人读书，“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 ，“尝谓赵普曰：‘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雋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12］。宋真宗恪勤政事、不忘读书，读书时反复咀嚼玩味，认真品析，并作《劝学诗》激励天下士人及庶民读书应试。宋代设置经筵讲读制度，选召儒臣，君臣之间研读经史、讲学讨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代崇文，劝勉读书，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下至黎庶黔首，“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朝廷内外自上而下形成广泛的社会阅读风气。

1.2  科举取士、兴学设教激发社会教化阅读

宋代推崇崇文优士国策，广开入仕之门，“取士不问家世”，“以文人士子共天下”打破“势家所取”的门第藩篱，拓宽了“孤寒竞进”的渠道，国家选人、用人之法鼓励文人积极向学、读书进取。拔擢寒微与文育共举，宋代三次兴学运动，推动官学体系发展的同时，以书院为代表的乡党之学也迎来了发展机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13］3604“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14］。教育高度普及背景下形成宽泛的社会阅读，一定程度上影响并规制了阅读秩序与行为。例如，科举应试读何书、如何读受选仕制度加以规范、社会意志加以引导，但随着社会教化的深入也呈现出差异性的阅读特征，如宋代书院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其所倡导不附利禄、明辨通达的学风也影响书院文人的阅读思想与阅读精神。

1.3  出版、刊印图书加速阅读的普及

宋代科举取士、兴学立教，极大地刺激了文人买书、藏书、读书的需求。出版方面，“今学者易得书籍”得益于宋代书籍出版的制度化、市场化，政府出版、民间出版同向发展，出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书院成为书籍出版的炽盛需求空间，一则雕刻出版改写了写本时代的辗转传抄，加速书籍流转，蕴养书院庞大的读者群体；二则推动书院藏书的发展，为文人阅读提供丰富的文献基础，如应天书院“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后之为阁，家固一藏书……凡得十万卷”［15］。宋代雕椠之业，迈轶前朝。以书院为例，其著书立学、锓版行世，刊印图书或为书院师生读书札记、名家读本或鸿儒巨作，如丽泽书院所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象山书院刻袁燮《絜斋家塾书钞》、龙溪书院刻《陈北溪集》。宋代出版、刊印图书兴盛，加速社会图书积累与传播，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书院为代表的社会阅读普及。

2  书院文人阅读内容的选择

2.1  儒家经典阅读

书院文人阅读从四书五经的儒家经典开始，侧重多元思辨的义理研究。《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是书院通用教材，如嵩阳书院二程（程颢、程颐）讲学期间，甚为看重“四书”，认为《论语》为圣人语录，《孟子》为继圣之作，《大学》为入德之门，《中庸》为孔门心法，此四书当为治经的基础和门径。此外，御纂、钦定、官刻的正经类书籍也是珍贵的阅读资源，如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先后受赐《九经》及国子监经书，嵩阳书院（时称太乙书院）受赐《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孝经》等九经。岳麓书院获赐《九经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书。宋代疑经惑传思潮，不拘于训诂，阅读重视对经书义理的思考，书院硕儒喜注疏解经，进行义理阐发，嵩阳书院对“九经”进行注疏，二程推崇四书并进行解读，后经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宋明理学大师有关儒家思想阐释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也成为书院文人阅读的主要内容。

2.2  科举取士阅读

受科举取士的影响，科举阅读成为书院应试教学的重要一环，“学而优则仕”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科举阅读随科举制度改革呈现因时而变的特点，宋初沿袭唐制“以诗取士”，进士科考内容涉及诗、赋、论、策、帖经、墨义等。常科考试科目据宋史记载：“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13］3604曾任应天书院教习的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提出“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宋中期，王安石变法因“闭门学作诗赋，世事皆所不习”废除了进士科以外的科目，增加了经义、策、论内容，以经义取士，王安石《三新经义》《字说》成为科举应试的官方教材。南宋时期，延续百年的科举取士“诗赋经义”之争最终发展成“并立诗赋、经义两科取士”。凡是诗赋应举必读《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凡是经义应举必读大、中两经：《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榖梁》《仪礼》为中经 ［13］3620。书院在课程的开设和教材的选择上紧跟考试风向。岳麓书院就曾向皇帝请示赐《诸经》《释文》《史记》《义疏》《玉篇》《唐韵》，作为学生应试阅读的定本。《玉海》云：“国朝自嵩阳、庐阜、岳麓、睢阳各有师徒，锡（通“赐”）之经传。”［16］在科举命题方面，“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17］ ，由此考察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与掌握，需要书院学生博览百家群书，“付之以子史，贯穿驰骛”，不断充实和提高对儒家经义的认识和见解，使得阅读从博观泛览中追求简单的章句记诵、理解转变为深入探究儒家经义内涵同国家理政与致用的结合。

2.3  史识济用阅读

官学成为“科举之学”，所读之书追时好，流于科举功利，应试学子“专治一经以应举”，局限于记诵、训诂、文辞，对其他经典、史书及诸子不复留心。相对于官学而言，书院文人阅读不拘于科举之畴，倾向于“经史并重、以史论经”。朱熹鼓励学子读史，“《论》《孟》固当读，《六经》亦当读，史书又不可不读”［18］2850，尤其以“《匡衡传》、司马公史论、《稽古录》、范《唐鉴》，不可不读”［18］3207。读史是格物致知而穷理的重要一面，“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10］4081，经史并重，以史明理，研读史书，考察历史以验时事之变是求道明理的基本途径。丽泽书院吕祖谦在解答张栻关于治史问题时，谈及读史顺序，他认为：“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国朝典故，亦先考治体本末及前辈出处大致。”［19］395强调观史应讲体统源流，重视读史秩序。在告诫后学时也谈及“学者当先治一经，一经既明，则诸经可触类而长之也。史当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读，则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于观其他书，亦须自首至尾，无失其序为善”［19］715。书院读史除读史通经外，更在于强调经世致用。永嘉学派“主骑手”陈傅良，曾奔走各大书院讲学论道，他认为《春秋》不仅是经书，更是“讬史见义，以五霸为据案”的史书，是以史实的表述，传达圣人之道，从而发挥经学经世的功能，甚至提出经史结合“六经皆史”的思想。书院读史除了治学以外更旨在以史为鉴、借古喻今，利用史实依据解决现实社会政治事务，发挥史学经世济用的輔助作用。

3  书院文人阅读目的与阅读方法

3.1  阅读目的：求道、修身、致用

读书何以为哉？在阅读目的上，宋人认为读书、穷经必须围绕“求道”这一思想。“圣人之道传诸经，学者必以经为本”，濂溪书院周敦颐“文以载道”，嵩山书院二程“经以载道”，泰山书院石介“书以传圣人之道”承续千载圣哲之道统，盱山书院包恢“圣贤之书所以明道，书即道，道即书”，体现“道器不分，体用不二”的思想。宋儒“以理代道”，“理”成为宋学思想与学术阐发的诠释形态。朱熹在《甲寅行宫便殿奏剳二》中就强调为学在于穷理，穷理在于读书，在“理一分殊”的思想架构上，认为品读经典是阐释学说，阐幽发微圣贤之意的前提与关键。读圣人书，斯于明道（理），求道（理）之重，在于修身。阅读目的之二在于提升个人德性修养。朱熹认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在作《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跋语中强调：“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10］3894在批判科举读书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的同时坚持“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以达圣贤之域。阅读目的之三在于经世致用。心学代表象山书院陆九渊认为“宇宙间自有实理，所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则自有实行，有实事”［20］。读书这一为学功夫提倡一意实学、躬行践履，不仅注重实理实德之内圣之学，更强调经世致用的外王之道。浙东学派陈傅良“教人读书，当令事事理会，如读《周礼》，便理会三百六十官如何安顿；读《书》，便理会二帝三王所以区处天下之事；读《春秋》，便理会所以待伯者予夺之意”［18］2896。旨在说明通过儒经阅读体会治国安邦、尊王攘夷的现实需要，并将所学运用到国家社会民生的变革图强中“以其所学见事功”。

3.2  阅读方法：会疑、循序、持志

阅读是求学致知以达外向即物穷理、内向反身而诚的重要手段，书院文人阅读本身贯穿质疑问难的精神，强调会疑、会问、会思。陆九渊主张读经应先“理会文义”，反对沉迷章句，吕祖谦读史则强调体统，“揆之以理，体之以身”，审度领悟历史事变的道理。可见，书院文人阅读中重视读与思结合。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关于“读与疑”，朱熹认为“读书始读，未知有疑”，从“渐渐有疑”到“节节有疑”，持疑贯穿于读书中，解疑精思“方始是学”。横渠书院张载提出“学则须疑”“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岳麓書院张栻在《论语解》中提出 “疑而问，问而益，得以发其精微”。书院众儒均认为疑则精进，提倡以问激疑，有疑便问，多闻阙疑的深层次阅读。此外，书院重视读与行结合，开展的日课、讲学、讨论等教育实践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思辨笃行的认知外化行为，通过阅读在求知解惑中传播学术思想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

古人关于读书方法的经验有很多，口诵心惟、抄录批注、静思熟味，通过广读、精思、洞习、自得以求知识内化。书院文人也总结了具体的阅读方法，如横渠书院张载循环读书法“六经循环，年欲一观”，“故唯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若义理则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21］。读书时讲求“不宜急迫”“置心平易”，在推究本意的同时注重潜心自得。朱子阅读六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22］，他的读书方法中涉及苦思、致精、力探、持志，重视义理“穷就理会”与“切己修身”。陆九渊的读书方法则围绕“理会文义”“优游读书”，主张“不必穷索，平易读之”，强调读书把握整体意旨，反对读死书沉溺字词章句，要“优游宽平”，在从容玩味的阅读中追求内心的修养。书院众儒将读书作为治学的首要问题，根据阅读内容确立阅读秩序，讲究循序渐进，避免杂然进读，如初学入门先通四书，及次诸经，然后观史，由浅及深逐步参悟。尽管书院文人的旨趣、学养、专攻不尽相同，各自的阅读习惯及方法各具特色，但将诸如“笃志心虚”的阅读态度、“优游宽平”的阅读心境融到阅读方法中，呈现出书院文人阅读方法的共性，即习读、体认、理解和践行，重视读书存志，以立学求道为己之志，入正心诚意之路。

4  文人的阅读实践与文人交游

4.1  阅读实践：讲学、会讲，阅读思辨的延续

书院以阅读为基准辐射讲学活动，通过发幽探微、辨章学术进行传道授业与学术申发。作为书院三大规制之一，讲学是书院社会教化的主要途径，从阅读经典出发，通过升堂讲学、读书自修、学术辩论，实现经世弘道、教化育人的目标。但从阅读视域来看，讲学也是古代书院文人具体场景下的讲读、听读实践。讲学以阅读为前提，注重循循有序，“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23］，讲学者围绕读书书目、读书课程、读书方法等对生徒进行引导，从章句训诂、诵习辞章转向对义理思考，熟读精思，学能问疑。

会讲是书院讲学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学术同道或论敌之间以“学术论辩”形式在书院开展不同学派之间的问谈与辨疑，本质上是一种阅读思辨的实践。乾道三年（1167），朱（熹）张（栻）岳麓会讲围绕“中庸之义”“太极”之辩，尝试化解学派差异，共扶坠绪，完善各自的学术体系。岳麓书院成为闽学、湖湘两大学派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淳熙二年（1175），朱（熹）陆（九渊）鹅湖之会围绕“尊德性”和“道问学”之辩，对事物穷理与离事自悟，讲学读书是否向外驰骛，流于支离等论题进行辩论，从而明确理学与心学的分歧所在。众儒在书院内外凭借会讲进行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在阅读中培育学术种子的同时，不断构建与重塑儒学思想体系，在思想分野与汇流中求异与追同。其中尤以朱陆之辩中读书、修养的为学之方、为学功夫成为朱陆以降至元、明、清历代儒学思想交锋的一条主线［24］。

4.2  文人交游：个体阅读转向群体文化社交

阅读实践体现的是人与文本之间的阅读互动，而文人交游则是在阅读互动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共生。宋代“举世重交游”，尤以文人之间的交游唱酬展示独特的群体社会关系与文化趣缘。文人以书院为阅读阵地向外衍生开展理学层面的学术交游，通过书信交往、著书交流、诗歌雅集进行学术上的切磋与砥砺。以“东南三贤”为例，朱熹、张栻、吕祖谦同在一个“朋友圈”。“乾道、淳熙间，二人（朱熹、张栻）相往来，……东莱吕伯恭（吕祖谦），其同志也。”［25］“朱张会讲”前后，朱熹、张栻曾多次书信往来，就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等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存在学术争辩与问难，但朱熹仍评价二人为“同归而一致”的道友。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朱熹“寒泉相会”，共同研读北宋理学家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的著作，对四子之书进行选录、诠释并编撰《近思录》。“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读《近思录》”，该书成为研习理学的入门阶梯之作。寒泉之会后，吕祖谦为调节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主持“鹅湖会讲”试图将二人观点“会归与一”，拉开朱、陆学术争鸣的序幕。

诗歌雅集方面，朱熹以诗歌和朋友切磋道义，劝学子勉励用功。朱熹与张栻之间诗歌唱酬甚多，岳麓会讲期间同游南岳互相唱和联咏，共作《南岳唱酬集》，借山水游历抒发相会论学、共扶道义之情。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与卜隐君、叔父朱梂、周师温均有唱酬，作《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白鹿讲会次卜丈韵》《再用前韵示诸同游》《次韵四十叔父白鹿之作》等劝诫诸生专精读书、深沉涵养。书院场域内的文人酬酢是以读书、做人、为学为基础的学术交游，交游圈涉及学术师友、门人晚生、学术论敌等，是文化趣缘基础上的个体阅读转向群体文化社交的具体表现。

5  书院文人阅读与谱系传承

庆历之后“学统四起”，文化勃兴。“学统”作为宋元以后儒学历史叙述的基本形态，在现代的学术语境中已逐步转换成为知识谱系的话语表达，历史线索链接的学统描述和儒学分科与现代学术的学科范属和分类相互映照［26］。儒学“分源别派”展示了文人多元化哲学思想。学术派别以思想接纳或学术认同的各类学缘群体构成，其思想源流、学术脉络以学派间的师承关系进行传承。书院是学派谱系传承的空间载体，与地域性学统形成、延续，标识学术派别与思想源流有着紧密联系。清代黄宗羲编著《宋元学案》对宋代学术源流、传承谱系进行梳理，开篇提及“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27］1。全祖望在《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记载：“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中……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27］134记载理学开山人物孙复、胡瑗及戚同文在不同地域主持书院讲学，受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支持与举荐，书院得以发展并推动宋学初起。后世学者将“宋初三先生”及周敦颐、邵勇等人学说归于“启蒙思潮”，视程、张、朱、陆之学为“两宋思潮”之主干［28］。

书院与理学同向发力，思想源流与学术派别赖于书院率先孕育和提前发轫，朱（熹）之“闽学”——寒泉精舍、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之“象山之学”——象山书院，张（栻）之“湘学”——岳麓书院，吕（祖谦）之“婺学”——丽泽书院，陈亮、叶适之“浙东之学”——五峰书院、石洞书院，师承淵源及学术旨趣以书院为基点进行传承，并形成学术思想诸峰并峙的局面。以闽学为例，其学术思想渊源于北宋二程，“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考亭，此一派也”［29］。闽学的谱系经由杨时创立、罗从彦奠基、李桐传播、朱熹集其大成，其后黄干、蔡元定、蔡沈、真德秀等人一脉相承。闽学之派提倡理学道统之说，其传承得益于书院教化讲学的推动，例如朱熹创建或修复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白鹿洞书院等七所书院，先后在四十多所书院讲学授课，弘扬传播理学思想，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自觉认同和践行理学的知识群体［30］，其基于理学思想上的阅读方法与价值理念也于书院中广为流布。

纵观两宋，从“宋初三先生”开山设学到“北宋五子”复兴师道，从朱、张、吕思想三足并立，到朱陆之辩两翼对峙，再到唯朱学独尊，众儒投身于书院“传道立学”，学术旨趣通过书院传承并被标识，推动宋代思想文化的勃兴。书院文人阅读与谱系传承关系表现为学术思想“分源别派”、竞相争鸣是深层次阅读对开放思想与学术张力的映照。疑经惑传思潮下，文人对书目文本意义的解读、重组、评判，在知识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批判性的思考形成深度、系统的思想体系。思想体系的具象化则通过藏书、刻书、读书、著书等方式转化为书院文化场域下文人群体具体的阅读行为，并通过讲学、会讲等阅读实践与学术交游，牵连起阅读方法、文本阐释与学理指向，使得阅读在书院教育及治学的双重功能框架下，与思想传播、学术继承形成多向互动及交叉影响。阅读成为谱系归属的历史线索：地域、学缘、师承、文本、行迹与书院文人阅读形成一定重合。书籍作为思想与学术阐发的载体形态，成为载道、传道之器，对书院文人著书立说、纂辑益世等阅读行为的审视以及阅知躬行、成己治世的价值观照，可以看出书院文人阅读不仅是文人个体的求道之法，更是溯源阅读群体的思想谱系、文化传承的关键路径。

6  书院文人阅读的当代启示

在历史文化中钩沉阅读痕迹，爬梳文化场域下知识阶层阅读共性，呈现宋代书院时空维度下的文人阅读行为与实践，对当下社会阅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6.1  传统阅读的时代转化

书院文人阅读广博专深、兼并包容，有着明体达用、治学为功的价值追求，重拾阅读传统、继承阅读文化精神内核有助于当下文化自信背景下阅读交互再造的启思践行。如亲近经典阅读，将古代阅读传统中的文化内涵及价值机理，根植于新时代阅读实践中，重视阅读文化的培育，将“存志”“修身”“致用”融入新趋势、新环境、新技术下的阅读实践，推动社会文化性的优质阅读。对于阅读主体而言，提升阅读认知能力、思辨能力及阅读品位，以阅读为载体将古代阅读意趣承续与先进阅读观念交汇融生，从而引导主体的阅读行为、优化阅读内容、完善阅读效果。审视阅读的社会价值体现，书院的发展可以被视为个体阅读到群体阅读嬗变，贯穿治学育人、学理指向、文化发展，体现宋代当时的社会文化形态。有鉴于此，文化自信背景下的新阅读应打通知识获取、人文表达、文化精神的脉络，在时代表征与文化阐释基础上，体现社会阅读的精神内涵拓展及文化价值创新，从而唱响构建书香社会的时代新曲。

6.2  重构文化阅读的生态场域

书院讲学、会讲下的场景式阅读，与文化活动及学术交往并不是截然对立、冰炭隔绝，而是相互浸润、互为体现。书院场景式阅读对当下重构文化阅读生态场域有所启发，对构建文化场域下的场景体验式阅读，形成知识分享、观点交流的阅读社群及推动内容创造、文化互动的立体文化社交有着借鉴意义。当代场景式阅读应重视交互式阅读体验，拓展阅读形态，将阅读构建在语言、文字、艺术等有形或无形、物质或精神的文化元素基础上，设计、打造、推广适合不同社群的阅读产品，体验不同类型的文化社交与互动。延伸阅读的生态链，挖掘阅读资源、创新阅读方式，将阅读属性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使阅读成为文化因素，渗透到社会肌理，实现个人阅读向全民阅读的纵深推进。

6.3  使阅读成为思想文化发展的线索指引

阅读是认知思辨的实践过程，与思想谱系、文化传承的文本书写相伴相随，勾连自我与他者思想层叠与碰撞，在思想的书写、阅读与传播中能够窥见社会的阅读变革、阅读文化的传承乃至社会思想的变迁。阅读不再囿于文本文义的方寸之间，而是以一种史观的角度，赋予社会与文化的双重属性，探究历史时空下文本媒介、阅读主体、思想文化之间复杂关系。归因视角、立场的差异，阅读呈现不同维度的应有之义。微观层面，以私人阅读的视角，观察思想书写与阅读行为的双向互动，描摹阅读主体的阅读旨趣、阅读习惯与阅读精神，使阅读成为透视思想的行为观照。中观层面，将阅读融入时代立场，观察不同时代阅读行为认知的演变，审视社会变革、文化演进与思想变迁。宏观层面，历史维度下的阅读成为一种文化线索，在历史长河中索隐钩沉，为解读文化书写的历史记忆提供索引路径，而最终回归并指导文化自信与思想認同下的社会化阅读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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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婷（1982— ），女，硕士，馆员，任职于江苏科技大学图书馆。研究方向：阅读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