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背景下的基础教育变革：可为、应为与何为

［摘 要］ 建设教育强国是国家重大战略，标志着一个崭新教育时代的开启。基础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点，基础教育变革必然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要义和必由之路，这要从可为、应为与何为三个逻辑向度加以认识和把握：教育强国战略为基础教育变革提供方向引领、生成动力和实践基础，此乃可为；基础教育变革推动儿童健康成长、时代新人培养、文化传承创新和人类文明赓续，以达成教育强国目标，此乃应为；系统把握基础教育变革的价值之向、思维之度、创生之基，以落实立德树人任务为着力点，以增强基础教育适应性为切入点，以坚定中国特色教育自信为支撑点，通过基础教育变革更好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协同发展，最终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基赋能，此乃何为。

［关键词］ 教育强国；基础教育变革；立德树人；教育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了系统部署，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提供了前进方向。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其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能够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期待。習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1]进一步阐释了教育强国的战略意义、根本保证、根本任务、根本目标、重要使命、基本路径、核心功能等，为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基础教育作为国家教育系统的“入口关”，发挥着重要的奠基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2]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基础教育变革成为必然趋势，厘清基础教育变革的可为、应为及何为，既能重新认识基础变革的价值意蕴，又能在教育强国和教育现代化的大局中谋划基础教育发展，充分释放基础教育的潜在支持力。

一、何谓：教育强国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

“教育强国”是继“教育大国”之后，我国教育事业总体发展的新阶段、新目标和新任务。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满足当前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迫切需求的必由之径。厘清教育强国的本质、特征是推动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

（一）教育强国的本质内涵

世界范围内的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启蒙运动及工业革命，尤其是以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等为代表的重要历史变革对国家发展和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工业革命到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教育事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使命，产生了以英、美、法等为代表的世界教育强国，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各国在实现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和战略行动框架。教育强国成长是一个复杂、非线性、成败与起伏交错的演进过程，有其内在政治逻辑、经济逻辑、文化逻辑和教育逻辑。[3]百年教育现代化进程，我国经历了从教育弱国到教育大国，再到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在我国的教育话语体系中，教育强国是一个具有浓厚本土色彩的概念，其根植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情景，与“教育救国”“教育大国”等命题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印证：“教育强国”并不局限于归类于一种描述性概念，而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

教育强国是教育与国家发展关系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古代中国非常重视教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礼记·学记》中提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阐释了教育对国家发展极度重要。近现代以来，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再到“教育大国”，最终由“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迈入新时代以来，“教育强国”频频现于国家重要政策文件中，关于教育强国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新时代的重大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部署，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对教育强国作出了新论述和新部署。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将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

从内涵上讲，教育强国具有两种意涵，既指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强，也意味着通过教育能够使国家强盛。前者是一个国家教育的结构样态，即“教育强国”作为一个名词，重点突出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之高，具体表现为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呈现出最优的样态；后者则关涉教育自身的功能发挥，将教育强国作为一个动词进行建构，以凸显教育功效之强，“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4]概言之，“教育强国”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属性，是目标和手段的有机统一。教育强国建设，既体现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教育强国的“强”表现在为两个方面：其一，教育内部的自洽——教师、学生、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要素能够协同、适应并支撑教育发展，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满足培养时代新人的需求；其二，教育对外部的支撑——教育作为一种间接生产力，通过儿童照护、人才培养、文化传承、文明赓续等方式，对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进步等方面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二）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

第一，教育强国的“强”是一个比较概念，具有相对性。教育强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强国”并不是具有绝对性的结果，而是在一定时间、条件下达成的一种理想样态，如果脱离生长的土壤，则会由“强”转化为“一般”状态。相对性是基于比较的概念而提出的，需要以绝对性作为支撑，为教育强国提供可比较的标准。教育强国是指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国家教育能力，从国家内部服务于人的现代性增长和支撑国家综合国力的需要，从外部表现为这个国家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都相当强。[5]依照此观点，教育强国的比较标准可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在横向上，教育强国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作为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教育强国的“强”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即与特定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和数据进行比较之后，体现出更加明显的优势。在这个国际比较的场域内，教育强国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某些国家属于教育强国的范畴，但随着其他国家综合实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的综合实力和水平相应得到提升，教育强国的地位则会日益凸显。为保持教育强国的地位，扩大教育影响力，世界各国加快教育变革的进程，以期在国际比较中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和引领示范意义的强国。在纵向上，教育强国具有阶段性，在不同时期，教育作用于国家发展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例如，近代以来出现的“教育救国”思潮，强调教育在唤醒民众、服务国家方面的重要作用。新时代以来，教育强国则突出强调通过教育关照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和培育时代新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教育强国与国家发展的宏大进程密切相关，呈现出相对性的特征。

第二，教育强国的“教育”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教育强国具有联动性。当下世界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去倾听这些特定的时代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号角。”[6]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等新形势下，建设教育强国面临着一种时代性机遇和挑战。教育强国建设深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孕育着独特的教育文化基因，但教育现代化是在世界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的宏大浪潮中进行的。因此，教育强国呈现出鲜明的联动性特征。一方面，教育强国的建设凸显了教育发展变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前沿性。本质上，教育作为一种潜在生产力，旨在培养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通过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使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马克思认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7]教育的价值属性决定教育强国并不是孤立的行动过程或结果，而呈现出联动性的特征，即教育改革发展不局限于教育领域，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之间存在联动，还能够在传统和现代的平衡中汲取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我国建设教育强国必然要求融入全球教育，在世界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中加强内外联动，为国际教育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彰显中国教育话语权的同时，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缔造。

第三，教育强国作为一种战略，展现出鲜明的前瞻性。教育强国的提出经历了一系列政策演变，但一个不变的逻辑是，它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与国家的发展相适应，与人民对教育的需求相一致。政策制定语境下的教育强国是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相协调，与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相匹配，与我国人民的美好愿望相一致的必然选择。[8]纵观教育强国建设，其始终能够适应所处时期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这与教育强国的前瞻性部署存在必然联系。梳理教育强国相关的政策文件可以发现，教育强国建设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例如：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强调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新安排新部署，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指明新的前进方向。教育强国的前瞻性特征是由教育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推动教育强国的创新型人才、科学技术等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要素，其水平和质量会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特定条件下，这些要素是需要通过教育的中介作用而实现的，且需要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够达成理想样态。教育的间接性和滞后性特征决定教育必须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以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和高质量教育体系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二、可为：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基础教育变革的现实诉求

教育强国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点，具有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基础教育变革的使命与担当、机遇与挑战、成就与突破成为其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引领、生成动力和实践基础，教育强国新征程必然要求基础教育做出积极变革。

（一）方向引领：基础教育变革的使命与担当

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根基，其根本宗旨在于守护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提高全民族素质，为人的终身发展奠基良好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把握好定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9]基础教育变革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支撑作用，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基础教育已经进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教育领域来看，基础教育已整体实现基本普及，“有学上”的问题基本解决，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基础教育成为共同期盼，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202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聚焦人民群众所急所需所盼，以公益普惠和优质均衡为基本方向，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0]这更要求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从时代使命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须建成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夯实精神文明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其目标已经成为各级各类教育的核心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等对基础教育变革提出迫切要求。在基本内涵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具有世界教育现代化共性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特性，是满足巨大规模人口教育需求、赋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教育现代化。[12][13]基础教育变革必然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承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養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生成动力：基础教育变革的机遇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基础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整体发展水平跃升到新的高度。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基础教育被赋予新使命、新定位和新内涵，成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基础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首先，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要求的阐释，奠定了基础教育变革的底色，即基础教育变革必须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图景，充分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逻辑和价值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前提为基础教育变革提供新的话语和理论体系作为基本遵循，更有利于基础教育发展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其次，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工作，连续印发关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的改革政策，旨在从顶层架构基础教育发展的“四梁八柱”，为基础教育变革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再次，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国家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基础上优先安排教育，财政资金上优先保障教育，进一步提升教育办学水平。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1 344亿元，比上年增长6%。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8 478亿元，比上年增长5.8%。[14]最后，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响着教育领域，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推动基础教育变革的内生性力量。“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智能推荐、语音图像识别等技术运用渗透到教育领域，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能够助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得以成为可能。

基础教育正处于深刻变革期，在迎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需要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站在历史重要转折点，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基础教育需要克服自身的结构性弊端，充分发挥“基点”作用，以“培养担负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引起教育的变革。面向未来，基础教育需要转变教育观念，科学适当地利用信息技术，改变人才培养的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在能力。[15]科学技术发展既会对原有的教育模式产生冲击，也会因为技术本身带来新的问题，例如科学技术的伦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人与技术共生等问题都成为基础教育变革不可回避的问题。处于世界教育强国建设的潮流中，如何应对基础教育的发展问题，实现自身价值、逻辑、理论的自洽，从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变革之路，这始终是基础教育变革的重大挑战和生成动力。

（三）实践基础：基础教育变革的成就与突破

基础教育进入全面深化和综合改革的关键时期，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推进基础教育变革的政策文件，从推动学前教育普惠发展、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到改革基础教育评价制度、深化教材和课程改革等，例如《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等，教育改革创新涉及范围广、程度深、力度大。从基础教育变革的成效来看，我国基础教育已整体实现基本普及，基本发展目标由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基础教育发展迈入新阶段。第一，基础教育普及巩固水平进一步提升。2022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89.7%，比2021年提高1.6个百分点；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5%，比2021年提高0.1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1.6%，比2021年提高0.2个百分点。[16]我国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已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第二，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2022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共24.57万所，比2021年增加1 033所；各地通过新建改扩建等方式新增城镇义务教育学位500余万个；普通高中学校数量共1.50万所，比2021年增加441所；特殊教育学校共2 314所，比2021年增加26所。[17]从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来看，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学校的建筑面积、设施设备配备达标率等方面都较上年有所提升。由此可知，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有较大提高。第三，治理能力不斷增强。基础教育治理主要呈现四个典型的中国经验：政治推动与国家动员，实现执政党政治势能的高效传递；上下联动与点面兼顾，构筑基础教育治理“四梁八柱”制度框架；破解难题与标本兼治，找到化解深水区顽瘴痼疾的硬招实招；顶层设计与前瞻谋划，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战略规划引领发展。[18]梳理新时代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在教育变革的过程中，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日益完善，并形成了一系列特色化的经验。

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一些发展短板得到弥补，薄弱环节得到加强。但关键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仍然成为阻滞基础教育变革的关键因素，人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有待进一步化解。首先，教育资源总量和质量不断提升，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校的高质量发展。但从资源的整体质量来看，呈现出“金字塔”的样态，即处于塔尖的优质资源总量较少，且为少数人所占有；从资源的分布来看，区域和城乡差距仍然明显，贫困地区的乡村学校办学规模小，师资力量尚不能满足其需求。其次，“五育”的发展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五育”发展存在短板，依据“木桶原理”，其成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五育”发展呈现出碎片化、割裂化的现象，即“五育”之间作用力较为分散，难以真正产生合力和共生力。再次，扭转“五唯”教育评价已经成为教育评价改革的新导向，但传统评价思想根深蒂固，如何突破原有的桎梏，实现评价范式的创新成为关键问题。最后，新技术革命为教育领域带来颠覆性改变，技术赋能教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以技术为载体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教学模式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应为：教育强国背景下基础教育变革的价值旨归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要求各级各类教育发挥相应作用，为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提供支撑力量。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基础教育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是实现教育育人任务、文化使命和文明创造的奠基工程，在时代新人培养、文化传承创新及人类文明赓续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一）育人任务：时代新人培养的关键起点

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整体素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事关我国的当前利益和長远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19]人口新国情要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构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人口发展战略框架。加快现代化人力资源建设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方向，只有精准把握这一方向，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对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全球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来的数量密集型逐渐转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因此，必须加快构建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这要求将提升国民素质置于突出位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要求将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通过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必然需要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时代新人”，事关“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20]时代新人是新时代育人标准和育人目标的高度凝练和概括，进一步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基础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在时代新人的培养过程中发挥着奠基作用。只有基础教育得到高质量发展，才能够更好地衔接融通其他教育阶段，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基础教育阶段是人的发展关键期，这个阶段形成的价值观、家国情怀、思维方式、创新意识和能力等对其后续发展有着深刻且持续性的影响，对于时代新人至关重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评判标准在于是否能够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基础教育进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新阶段的新特点、新要求。未来基础教育将呈现“更加注重育人、更加注重终身、更加注重智能、更加注重融合”的特征，[21]这既是衡量基础教育变革的基本要求，也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关键。在深入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基础教育变革将始终以培养时代新人作为育人任务，加快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文化使命：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保障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详细阐述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时代价值及传承创新路径。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关涉多重价值，在治国理政方面，古代便有“藏富于民”的治国思想，《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中提到“民富国强， 众安道泰”；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礼记·中庸》中提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强调人类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共生共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合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价值本源；在修身处世方面，《论语·宪问》中提到“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体现出君子修身的最高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使命，更是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连为一体。“当西方人困惑于自己制造的人与自然的冲突，抉择回归自然复归人性的出路，呼唤高科技与高情感并重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崇尚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人竟一向重视自然科学与伦理与审美的和谐统一；当西方人困惑于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永远拯救不了人类物欲横流酿成的超越性病态的时候，他们回眸间发现了让他们叹为观止的东方伦理和道义人生。”[22]

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依然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保存并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兼具与生物基因相类似的稳定性和变异性的双重品格，不断实现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对立统一。[23]文化传承创新是加快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教育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将其作为文化使命，旨在通过传统文化教育，萃取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实践层面，学校将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系统地融入课程体系，引导学生追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文化基因，建立起课程知识与传统文化的意义联结，使学生感知文化传承，理解文化内涵，以文化浸润学生的生命成长。在基础教育阶段，个体对传统文化具有初步的文化感知，在传统文化的感知中寻求个体生命与文化的有效联结，进而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理念、文化精神、价值规范等进行深度理解，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认同，最终达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文化与生命的活动过程中，以文化引领个体发展，自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践行者及创造者。

（三）文明创造：人类文明赓续的重要基点

文明是人类历经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之后的产物，人类文明史与国家史相随相伴，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程度体现了其在人类社会演进序列中的位置。人类文明具有社会史性，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符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标志着人类社会存在状态实现了新的跃升，人类发展进入新的文明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新”，就在于同以往文明形态相比，它是植根文明型国家文化土壤，立足人类视野，既顺应人类文明演进脉络，又反映新社会形态发展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24]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了人类文明的样态，以自身的独特性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新文明形态。在教育与人类文明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根本途径。教育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未来人类文明进步依赖于教育优先发展。国家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归根结底都是以国民素质的提高为基础的，国民素质是推动未来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支撑力和动力源。人类文明的传承，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能像生物体一样通过遗传，而需要通过教育和知识传承创新的途径。

基于教育对人类文明赓续和社会发展承担责任的考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将教育现代化问题作为国际战略的先导，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以开放的视野“让教育为文明传承和创造服务”。[25]在推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教育既要不断培养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适应的人才来承担建构新文明的任务，又要推动国民适应人类文明新形态。基础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点和起点，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先导和基础。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充分发挥基础教育在文明创生和跃升方面的独特作用，增强教育强国的文明意蕴，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夯基赋能。基础教育阶段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期，不断提高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水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一般而言，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水平越高，社会文明程度也会越高。基础教育对人类文明赓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教育为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奠定基础。国家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归根结底都以国民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国民素质是推动未来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支撑力和动力源。基础教育对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着“基点”作用。二是高质量人才的培养依赖于基础教育。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领域，文明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由此得以历史性重塑。在此基础上，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26]从全球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理解和把握，科学技术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驱动力。实现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高质量人才的培养，而人才培养根本上要发挥好基础教育的先导性作用，即下好基础教育这一步“先手棋”，由此，应更好地发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衔接作用，为人才培养奠定基调。

四、何为：教育强国背景下基础教育变革的行动方案

基础教育变革遵循特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进程中，要深入剖析基础教育变革的变革动力、变革脉络、变革方法等，以价值之向、思维之度和创生之基为行动方案的要点，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变革之路。

（一）价值之向：以落实立德树人任务为着力点

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具有鲜明的国家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2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立德树人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多次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变革的根本任务，加快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环节，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基础教育需要将立德树人摆在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更加凸显“立德树人”的价值优先性，体现我国教育现代化特色，以此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第一，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保证，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業不断前进的政治保障，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指引，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立足于我国的基础教育现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大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与此同时，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必须把立德树人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联系，体现基础教育变革的使命与担当。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其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观。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更加凸显立德树人的价值优先性，其过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基础教育变革的过程中，应该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教育发展实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立德树人思想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始终在继承立德树人思想文化基因与丰富立德树人深刻内涵相统一的过程中，凸显立德树人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发展性。

第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个人全面发展”的概念，即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28]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依赖于全面发展的教育，即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五育”是一个有机整体，即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协调。对于个体的整体素质而言，“五育融合”的全面发展并不是指各方面的均等化，“五育”在全面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从整体上而言，这些要素间并不是相互对立或割裂的关系，而是“五育融合”的全面发展，这也充分反映了新时代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要求。

（二）思维之度：以增强基础教育适应性为切入点

适应性是一个复杂而系统且带有普适性的概念，是事物适合客观条件和内外部各种需要的能力，是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生态学中认为完整的适应性涉及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态，包括对原有状态的维持、调整和主动准备。基础教育适应性表征为两方面：在内部，基础教育发展的诸多领域和层次，包括课程、教学、评价等，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教育自身的规律；在外部，基础教育发展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和价值期待。潘懋元先生指出，“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29]基础教育变革是其对于外部价值期待和内部紧张状态的调适和适应过程，其不仅关涉教育系统本身，更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语境下，增强基础教育适应性要求促使基础教育变革转变思维，以新思路、新方案、新行动释放教育力，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快教育强国建设。

第一，增强基础教育适应性发展要求以系统思维为纲领。从基础教育构成要素来看，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包括教育理念、教师队伍、课程设置、评价方式、教育资源等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基础教育变革的过程中需要将基础教育视为一个复杂系统，以复杂的观点和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充分协调基础教育系统内外部的纵横向关系，实现各要素的协同发力和有序整合，推进基础教育的全方位变革。从基础教育变革的过程来看，本质上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协调。教育变革需要对学校、社会、政府等利益主体在政策制定、资源分配、权利保障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推进基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增强基础教育适应性要求以融合性思维为遵循。教育强国建设不仅是要使各级各类教育“强起来”，更要注意提高整个教育系统的质量，解决好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衔接、贯通、融合和一体化问题，推动教育系统再造。[30]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在横向机制上，增强基础教育适应性要重点推动普职融合、普特融合。从本质上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不是“教育二元论”的两个部分，也不是教育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应是分裂的，更不应是对立的，[31]在基础教育阶段促进普职融合，要求破除唯升学导向等顽瘴痼疾，扩展分流渠道，为学生发展提供多元选择。在纵向机制上，增强基础适应性要求实现大中小学衔接、贯通、相互融合。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同属国民教育体系的不同阶段，我们要关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连续性，打破“互不融通”“各自为教”的僵局，解决不同学段的衔接问题，促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第三，增强基础教育适应性要求以共生性思维为方法。共生的哲学是一种关系的思维方式，不但承认“自我”，还要肯定“他者”的独立价值，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容忽视的相互依存关系，即“自我”或“自我”所在的群体，与周围的一切生命或非生命存在，以及与之建立的关系联结，在接纳异者、相互碰撞、相互共容、共同生长中形成一个互利、平衡、发展的整体。[32]增强基础教育适应性要求以共生性思维为关照，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教育内容、教学过程中渗透共生理念，以促进个体的生命成长和全面发展。

（三）创生之基：以坚定中国特色教育自信为支撑点

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好的，我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是有优势的”。[33]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是贯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鲜明特征。在教育强国背景下，基础教育变革需要立足于我国教育现实，以国情和文化为背景，在变革中坚定中国特色教育自信，构建中国特色基础教育话语体系。坚定中国特色教育自信，进一步增强基础教育发展自信，主要表现为“四个自信”。

第一，坚定基础教育道路自信。新时期以来，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基础教育变革的过程中，需要始终坚定其道路自信。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根植于深厚的历史积淀，需要从传统教育思想中寻求教育变革的“答案”，以更好地回答“时代之问”；其二，教育道路自信来源于教育发展的实践经验，因此，基础教育变革应该重视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的变化，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三，“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始终贯穿于基础教育变革的全过程，其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底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基础教育变革中要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第二，坚定基础教育理论自信。基础教育理论是对基础教育发展起指导和规约作用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其对基础教育变革具有隐性的、全面的、持久的影响。基础教育理论源于基础教育领域的真实问题，又反作用于教育实践，在解决教育问题、总结教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理论的内涵，以保持教育理论的生命力。21世纪以来，世界教育变革正在超越400年来的知识本位实践范式和泛智教育的理论范式，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教育学理论体系，重构基础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开辟的新领域、新赛道。[34]我国基础教育理论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服务于中国式基础教育变革，在理论建构和创新的过程中，要聚焦教育现实、关注本源文化，坚持基础教育理论自信，彰显中国基础教育的话语权。

第三，坚定基础教育制度自信。我国基础教育制度以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为方向，以建设教育强国为使命，形成了完备的制度体系，发挥着强大而卓越的制度优越性。一是基础教育制度的人民性。基础教育制度的设计和优化更关注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旨在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二是基础教育制度的创新性。基础教育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教育发展规律相结合的产物，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探索中，它变革了教育传统中与时代不相适应的部分，萃取了更契合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基因。三是基础教育制度的开放性。教育制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与外界能量、信息交换过程中，既促使自身不断完善，又彰显了我国教育的话语权。教育强国背景下的基础变革需要坚定基础教育制度自信，进一步发挥教育制度的优越性，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坚定基础教育文化自信。没有理想信念层面的文化自信，教育改革便难以触及内心深处的精神基因，也难以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坐标和文化使命上解决国家情怀的“落地”问题。[35]因而，基础教育变革在文化层面所表现出的力量是最根本、最持久的力量。对于基础教育变革而言，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坚定基础教育文化自信要求将基础教育变革与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提取文化基因作为支撑，为基础教育变革提供底气；另一方面，坚定基础教育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盲目排外，而是要求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基于我国基础教育现实，借鉴国外基础教育变革的优秀经验，借力以激发我国基础教育变革的活力，这也正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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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tages， Missions and Pathways for the Reform in Fundament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SUN Jieyu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1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is a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marking the opening of a new era of education. Basic educ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al country， and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is inevitably the inner essence and the only 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education country， which should be understood and grasped from the three logical directions of advantages， missions and pathways.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education provides direction guidance， generating power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promotes the healthy growth of young people and childre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ducation powerhouse. By systematically grasping the direction of value， the degree of thinking， and the foundation of cre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focus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stering moral characters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taking the enhancement of the adaptability of basic education as the entry point， and taking the firm confidence in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support point，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will better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all levels and types of education， and ultimately lay the foundation and em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Key words：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basic education reform； fostering moral characters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educational confidence

（責任编辑：刘向辉）

*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研究”（VAA230006）

** 通信作者：孙杰远，广西师范大学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