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的自我身份认同主题

刘婧

摘 要：《布鲁克林的荒唐事》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保罗·奥斯特于2003年创作的小说。该小说延续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创作主题——身份认同问题。小说生动地描述了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等地的普通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主人公内森等人因为与家人感情破裂及畸形的社会环境带来的伤害陷入生存危机，导致迷失自我与对现实的逃避，生活在孤独和迷茫中，但这些人物并没有一蹶不振，通过构建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对自我进行探寻，以及彼此救赎克服了自我失落与危机，最后在不断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中走出精神困境并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

关键词：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自我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50（2024）01-0082-06

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1947—），美国当代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者。在美国文坛，他的名字常与纳散尼尔·霍桑、塞缪尔·贝克特、罗布·格里耶等文学大师相提并论。保罗·奥斯特創作的小说、传记、电影剧本等为他赢得了很多重要的奖项，如莫顿·道文·萨伯奖与都柏林文学奖等大奖。尤其是《纽约三部曲》问世后，他声名大振、享誉文坛，引起各国文学界的瞩目。近几年来，随着奥斯特作品的中译本的出现，他在我国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其影响也日趋强烈。纵观奥斯特以往的作品，身份认同问题一直贯穿他的小说创作中，始终是其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奥斯特一直关注于自我的丧失、对主体的探寻、追寻和悖谬和困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命运的偶然性等问题。”[1]9《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即为其中的一部代表作。正如小说的叙述者内森所说：“所有的人在其内心都装着几个人。他们大多数人往往从一个自我跳到另一个自我，竟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2]120小说描述了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等地的普通人因与家人感情破裂及畸形的社会环境带来的伤害陷入生存危机，从迷失自我到彼此救赎、走出自我失落与危机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温馨故事。“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主体问题，是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3]188身份认同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体现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个体对于特定文化背景、语言、艺术和传统的认同，它反映了个体对于自己所处文化环境的接纳和认同程度。社会—文化体系结构复杂，如一盘棋、一张网，在每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情景下，个人必然要与其他人及整个世界建立一种认同的关系，遵循文化编码的程序，逐渐确定个人在整个社会文化秩序中的角色。总体来说，身份认同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强调个体对自身的身体和心理体验，是以自我为核心的[4]37-38。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的政治、经济、家庭观念等发生了巨大变化，自我与自我身份受到普遍关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自我的迷惘成为一种无法规避的困惑，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犹如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很多人迷失了自我，表现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失落感。他们在迷茫中审视自我，渴望通过个人努力确认身份并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我身份认同，以获得心理安全感。本文将分析小说《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的主人公内森等人如何克服自我失落与危机，并通过构建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和积极活动等对自我进行探寻，最后在不断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中走出精神困境并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

一、自我失落与危机

奥斯特在小说《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所塑造的人物，均属失落者群体。他们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中都经历了一些无法抚平的伤痛和创伤。故事的核心人物内森是一个年近60岁的人寿保险经纪人，年轻时曾为了生计埋葬了自己的文学梦想，经历家庭生活的不愉快，婚姻的破裂、父女不和，最后又身患癌症，他的人生前途渺茫，他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故事开篇时内森便抱着这种自暴自弃的想法寻找一个地方安静地死去，于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布鲁克林。内森自认为自己的一生可悲又可笑，对过去毫无满足感可言;并认为余下的日子屈指可数，已把自己交给死神，所以不打算劳神思考什么计划。他对自己和生活持消极态度，用厌世的情绪与否定的态度看待周边的人和事，陷入了一种失去自我的状态。内森的外甥汤姆曾是他心目中出类拔萃、不同凡响、一生中会取得重大成就的人。汤姆大学毕业后，原本打算继续攻读美国文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未来在大学里当一名教授。然而，当汤姆经受了父母婚姻破裂的痛苦，承受了妹妹离家出走的绝望和无穷忧虑，23岁时失去了母亲，可谓是家里风波迭起，这一切似乎成了泡影。在汤姆经历了一系列的家庭变故后，一切都改变了。汤姆从研究生院辍学，中断攻读博士学位。在经历了学业失败、求职挫败的打击后，汤姆陷入身份危机，并开始自暴自弃。他以消极的自我封闭和苦役的方式回避理想落空的事实，拒绝规划未来。书店老板哈里有着难以启齿的过去，9年前因涉及诈骗案而坐牢。哈里同样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女儿弗洛拉精神失常。小说中的这几个主人公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坚持和追逐自己最初的梦想，他们迷失方向，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也没有主动与家人及其他人建立和睦的人际关系，疏离于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面对精神困境，茫然自失，深陷失落与危机中。

因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6，而“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5]56，自我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大环境。人的存在意义取决于社会关系的交错。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每个人都要与社会、与其他人建立认同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对人的生存意义有着深远影响。在全球时代，身份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觉醒，也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关，有论者认为身份认同是当代社会发展尤其是全球化的产物，而社会对个体的否定评价会导致自我的迷惘与危机。

目前，人类生活呈现出多层面与多维度的特性，经济全球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科技发展迅速，信息传递高效，各种新媒体形态，如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让人目不暇接。随着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悄然发生着细致而又深刻的变化，此时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开始成为问题。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失去了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保障的人们面临着更多的迷惘与困惑，常常会产生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如小说中主人公的对话，哈里抱怨说：“这世界在发臭。大家都知道这点。但我们不是在尽最大努力回避着这个世界吗？”[2]95汤姆愤然地回复道，“不，我们没有。我们正处于这个世界的中心，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一切都围着我们，每次我抬起头，好好地瞧瞧这个世界，我心里就充满了厌恶”[2]95。这一长串对社会和人生境遇的抱怨，让读者感受到小说中的这些主人公在当今美国社会中的困境与失落。他们对所在国家、对其社会制度、对政治上的腐败充满憎恨与厌恶。“他们虽然比普通人更清晰地看清了无法控制的人性悖论和无法改变的现实问题，却无力解决，束手无策。”[6]32由于对社会产生了不满及质疑，他们生活在困惑与迷茫之中，深感束缚和疏离，没有了归属感，这使得他们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个性，这使得他们走向疏离状态。但是，处于这种疏离状态下的主人公们并没有自我放弃，他们选择退居于纽约这座城市边缘——布鲁克林——来寻求自我满足的最大化，并在此状态下努力使自我从社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并使被压抑的自我得到长足的發展，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并完善自我。

二、自我探求与彼此救赎

当人们对现实生活不满，因在现实世界里不能生活下去时，他们便想要逃避现实，甚至甘愿摒弃这个社会，在精神世界里去追寻自己理想的生活，内心深处的乌托邦。小说中的主人公因与家人感情破裂及畸形的社会环境带来的伤害陷入生存困境，对社会充满了厌恶，产生了对象征着安全、和谐与幸福的“内心庇护所”[2]97的向往。正如小说主人公内森的心灵庇护所——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存活下去的时候，一个人要去的地方;汤姆所想象的理想世界是，有足够多的土地和房子，满足所有生活在那里人们需求的一个乡下什么地方;哈里的内心归宿是“生存饭店”[2]97，一个他小时候曾经幻想过的地方，不仅仅是救助战争时期儿童的安全之地，而且是一个存在于心灵深处的能够带给他安静平和的理想世界。这些小乌托邦既是主人公的避难所和精神家园，也是他们可以在心灵里访问的世界。小乌托邦的假想是主人公的一种精神探求，并在其中寻找自我、看清自己。如哈里所说：“旅馆象征着保证你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不仅是地方的地方，而且还是一个机会，一个生活在你梦想之中的机遇。”[2]97这些小乌托邦为主人公构建了一个理想世界，让他们可以从现实生活逃到理想世界中来，把自己从悲惨世界的忧患和苦恼中解脱出来，并支撑他们在艰难时候继续走下去。他们在理想世界中能被社会尊重，实现自我身份认同。

小说中，主人公内森等人离开纽约，迁至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成为他们的迁移之地，心中的理想世界和避风港。这不仅体现了深陷失落与危机中的内森等人急于逃避、归隐或出世的心境，同时体现出他们的归家之感。当内森想“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死”[2]1的时候，他本能地想到了他曾经居住过的社区——布鲁克林。开始新生活的内森在布鲁克林寻得慰藉，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他情真意切地抒发着对布鲁克林的情感——“已经逐渐爱上了我的社区，爱上了那里的一切：白色、褐色和黑色皮肤的混杂和变幻，外国口音的多声部合唱，孩子们和街道，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家庭，……多家韩国杂货店，一个留络腮胡子、身穿白色长袍、每当我们穿过街上人行横道时总向我鞠躬的印度教徒，矮子和跛子，蹒跚在人行道上的年迈养老金领取者，教堂钟声和上万条狗，不公开身份的隐居人口，还有无家可归捡破烂的人，他们推着购物车沿街走，在垃圾堆里掏摸瓶瓶罐罐”[2]180。布鲁克林是一个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地方，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们汇聚在这里，不同肤色、不同口音的人们在融合中赋予了该地区一种特殊的活力，人情味凸显，整个社区具有一种别样的魅力。内森感到在这里生活舒适、安逸自如，该社区的人情风物成为他与家人们分享的话题，分享的过程既是对自己的疗伤，也是彼此的救赎。

汤姆从研究生院辍学回到纽约开出租车谋生的时候，曾一度变得自闭内向，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驾车驶过时报广场，或是驰骋在环形公园大道上，或是穿越布鲁克林大桥的时候，他突然感到独自一人处于世界中心，感受到世界的丰富和厚实，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兴奋。“正当满月升入拱门之际，你穿越布鲁克林大桥，你所能看见的就是明亮的黄色月晕，那光圈大得甚至使你害怕。你忘了你是生活在地球上，想象自己在飞翔，出租车长上了翅膀，你竟遨游在太空之中。没有书可以书写出这样的良辰美景。”[2]28汤姆的切身经历，不仅体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失望与想逃离现实世界的渴望，而且映射出他与现实生活的和解及对乌托邦的追寻。哈里在布鲁克林开始新生活之前，有着一段荒谬、难以启齿的过去。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些经历，他从未停止过对“生存饭店”的追寻。

通过构建一个幻想中的乌托邦，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在努力为自己寻找一种归属，并以一种新的方式生活。对他们而言，只要能想象一下新的生活，似乎就能使他们变成另外一个人。正如汤姆所说：“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至少我可以试着改变我自己。”[2]102拯救自己和自己所关心的一些人是寻找自我和完善自我的一种方式。虽然布鲁克林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 ——世外桃源，但布鲁克林的确是内森等人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是他们重建自我身份的归属地。它的开放性、包容性，让那些有着不同国别、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身份、不同宗教信仰和生活经历的人们把它视为理想家园、宜居之地，在此寻求肉体和精神上的安慰，由此产生一种自我满足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自我身份的重建。

在布鲁克林，内森与汤姆意外相遇。在相遇之前，汤姆在学习、工作、生活及爱情等方面均经历了失败，沉溺在理想失落当中，整天浑浑噩噩，不去思考，对未来感到茫然，没有任何未来的规划。而在与内森相遇之后，内森一直努力试着帮助汤姆走出内向与自闭、自封的状态，帮助汤姆彻底摆脱不现实的爱情幻想。内森鼓励汤姆将目光投向并学着欣赏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美好事物。在内森的鼓励下，汤姆逐渐走向内森、向他靠拢，逐渐向内森敞开心扉，讲述了他的苦楚与挫败，同时也向内森讲述了哈里不为人知的人生经历。内森既像汤姆的父亲，又像他的好朋友，给予汤姆帮助和建议，从不干涉汤姆的隐私。和内森在一起，汤姆感受到了父亲的温暖与关怀。内森让汤姆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对家人和朋友的依赖感。汤姆对内森非常信赖，把他当成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在小说最后，他还让内森作自己孩子的教父。在内森的鼓励与帮助下，汤姆走出阴霾，收获了爱情、家庭与事业，重获自我。而汤姆对内森的心理支持和精神安慰也同样重要。与汤姆在布鲁克林的不期而遇，使内森获得重拾亲情的机会。遭遇相似、感同身受的两人，格外珍惜此份亲情。他们约定尽可能经常地多见面、多沟通。他们通过共同的爱好和对文学的热爱而建立起一种深刻的了解和信任，成为彼此心灵上的慰藉。他们一起谈论梭罗、爱伦·坡、弥尔顿、惠特曼等作家的写作趣闻，以此逃离对现实的不满与厌恶。在帮助汤姆重新构建自我的同时，内森内心深处的孤寂无依的心情和一事无成的感觉都被冲淡了，内森对自身的认知也得到提升，重拾对自我、对家庭、对生活的信心。文学不仅是内森和汤姆的心灵庇护所，与此结缘的还有汤姆的老板——二手书店的经营者哈里。虽说哈里有着一段难以启齿的过去，但他和内森、汤姆一样也有着对象征着安全、和谐与幸福的乌托邦的向往。他们三个人选择在豪华的餐厅里畅聊心事，对彼此坦诚过往，相互了解、相互慰藉，在重拾自我之路中互帮互助、相互救赎。

三、自我身份认同

在探求精神自我的历程中，内森等不断审视自我、反思自我与完善自我，并完成了自我身份认同。迁移到布鲁克林的内森起初不知道如何安顿他自己。女儿蕾切尔建议他应该参与一些事情，应该为自己做一个计划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女儿的忠告，让他思考该如何使自己的业余生活更有意义。内森尝试着让自己忙碌起来，在后花园里种花，到“公园坡地理发店”[2]4理发，到“布莱特曼阁楼”[2]4看书，去“电影天堂”[2]4店铺租录像带，去公园里散步，他开始用心生活，尝试从失去健康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去感受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好。正是这种乐观精神和积极心态的力量发挥了最佳功效， 驱除了他内心的无助感，使他重拾自信，重新找到了自己。于是，内森决定重拾当初对文学的热爱，启动他的写作计划，“把我作为人的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中所犯的所有错误、所有失败、所有窘迫、所有蠢举、所有弱点和所有无聊行为统统写进去。当我想不出我自己的故事时，我可以把我认识的人的故事写下来”[2]5，他把其作品命名为《人类愚行大全》。显而易见，他作品中的内容是具有普遍性的。内森的大学专业是英语，一直心怀攻读文学的愿望，迫于生计与家庭责任，他放弃了文学而选择推销人寿保险。书写计划让他重拾最初的文学之梦。正如汤姆对他的定论：“你是一个作家，内森。你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经过沙漠中的徘徊岁月，你最终找你真正的职业。现在你不用再为金钱而工作，你正在做这个事，这就意味着你会一直做下去。”[2]146内森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故事越写越多，越写越上瘾，灵感层出不穷，最后他甚至想“成立一个公司，出版有关被遗忘者的书，抢救即将淹没的故事、事实和文件，把它们形成连续的记叙文，一个生命的记叙文”[2]299-300。他从一个漫无目的、孤僻的老人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写作为他提供了重生的途径。这实际上是一种职业身份的认同。

通过自传性记忆书写，内森不断反思与检讨自我，不断思索对家庭关系尤其是对女儿的感情，并开始努力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并重建支离破碎的生活。他主动向女儿蕾切尔承认错误并道歉，父女俩终于解开心结并与对方和解。父女俩的重归于好意味着和睦家庭生活的重启，这个原本充满创伤和痛苦的家庭将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内森开始努力在自己有限的年华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当女儿蕾切尔陷入婚姻危机，经历情绪低谷期的时候，他建议女儿将注意力转移来缓解压力，建议女儿给予犯错的丈夫改过自新的机会。他还劝女儿珍惜感情、珍惜家庭，不要轻易离婚。除了女儿蕾切尔，外甥女奥罗拉也在内森的帮助下，彻底摆脱了作为宗教狂热分子的丈夫的魔掌，并与女儿露西团聚。当然，对于内森来说，外甥汤姆是他最关心、最惦记的家人。对于汤姆的坎坷经历，内森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积极主动帮助汤姆排除和解决生活、工作、婚姻中的忧愁及困难。即使是对一个曾经有过犯罪前科记录的书店老板哈里，内森也视如己出，决不让坑害他的流氓无赖们的阴谋得逞。这些行为不仅使他重拾亲情，也使他重新发现和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找到自我积极生活的信心和希望。这样，内森所重视的家庭身份得到了认同。

小说中，汤姆所希望的理想生活就是能顺利完成博士论文，在某大学英语系谋个教师职位，再娶个妻子生一两个孩子，他并不想向生活索取优厚待遇。这些原本是可以憧憬和期望的美好未來，但在他放弃学业的时候，他的前景及未来的规划都化为泡影，甚至为了谋生开起了出租车。但是，“汤姆不抱怨。汤姆也不为自己感到遗憾。他发现了弥补自己愚笨的方法，要是他能承受得住这个经历没有完全丧失勇气，那或许是因为他毕竟还抱有希望……他在寻找一条能获得某种机缘的路，在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之前，他没有权利把自己从桎梏中解脱出来”[2]23。就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似乎生活为他开启一道新悲观主义之门的时刻，汤姆与内森重逢。内森化解了汤姆心中的伤痛与自卑，帮他排忧解难，鼓励汤姆将目光转向生活中各种美好的事物，使越来越自闭内向的汤姆重新站起来，振作精神直面生活，最终令汤姆的事业重整旗鼓。书店老板哈里让汤姆成为他的助理，负责书店二楼的善本书和手稿业务，这不仅帮助汤姆从出租车行这个炼狱里解脱出来，将他从悲观主义中拯救出来，而且还为汤姆提供一种机缘的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小说结尾，哈里意外身亡并将自己的财产分给了汤姆。汤姆意料之外地得到了一笔不菲的财产，并在舅舅内森极力撮合下，与自己喜爱的善良聪慧的姑娘哈妮结婚生子，过上了快乐而又有意义的生活，并获得满足感和真正的幸福。失去个性陷入困境的汤姆通过积极行动逐渐摆脱精神困境，并学会肯定自己的潜能和价值。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相互的救赎，汤姆收获了爱情、家庭和事业，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积极的态度是能够让一切都变得不同的无价之宝。“当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经历过的一切时，我们就能相应地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而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将逐渐成为我们生活满意点中的一部分;而它一旦被整合到我们的生活满意点中，它反过来就会使我们更满意地对待我们现在和将来的生活。”[7]152

四、结语

小说《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保罗·奥斯特讲述主人公在迷茫中探索——由原本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绝望，到对自己和未来生活充满希望的心路成长历程的同时，实际上是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自我身份的失落、探寻及认同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小说从头到尾字里行间弥漫着希望与温情，正如小说中内森对女儿所说的，“有希望，很多希望。一起欢度未来的希望。有孩子的希望。有猫有狗的希望。有树和花的希望。有美国的希望。有英国的希望。有世界的希望”[2]233。透过对主人公内森等人的生活解析，保罗·奥斯特的小说揭示了对自我的追求能够使人积极思考，使人超越现实的世界，人们能在自我剖析、自我批评与自我反思中超越自我，实现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姜小卫.阿斯图里亚斯文学奖得主保罗·奥斯特[J].外国文学动态，2006（5）：8-11.

[2] 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M].陈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3] 周宪.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37-4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田晓宁.保罗·奥斯特作品中的疏离者形象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8.

[7] 任俊.积极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On the Theme of Self-identity in The Brooklyn Follies

Liu Jing

（College of English，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Brooklyn Follies is a novel written in 2003 by Paul Auster， a famo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 The novel centers on the theme of identity， which is Austers consistent writing theme. The novel vividly depicts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ordinary people living in Brooklyn， New York. Due to the fractured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 harm inflicted by an abnormal social environment， Nathan and other protagonists fall into an existential crisis and live in solitude and confusion， which leads to the loss of self and the escape from reality. However， they do not lose heart. They explore themselves by constructing an ideal society in their mind， overcoming self-loss and crisis through mutual redemption. In the end， they get out of the spiritual predicament and achieve self-identity through continuous self-reflection and self-transcendence.

Key words：Paul Auster; The Brooklyn Follies; self-identity

【責任编辑：赵 践    责任校对：李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