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模式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的联合调节作用

李春浩, 谭燕子, 杨尊尊

(1.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武汉 430073; 3.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企业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时代下的新常态,国际化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平台,获得创新优势[1]。企业通过所有权优势嵌入全球创新网络,获取海外创新资源[2],依靠资源效应扩大企业经营边界,不仅创造超额收益[3],能够降低融资成本以及增强创新能力[4],而且海外市场拓宽有利于利用各地新知识、整合新研究、挖掘新产品,引导企业技术重组,提升创新能力[5],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6]。此外,研发国际化有利于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获取创新知识和技术学习,协调整合全球研究网络实现资源共享,提升企业创新绩效[7]。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建设帮助企业整合内部资源,强化对外数字经济合作,提升东道国数字化转型意愿[8]。因此,国际化为企业提供了更广泛的市场和更多的增长机会,强化企业网络效应的发挥,获得各种创新知识、资源,并基于已有的资源,将数字化应用到企业研发中[2]。

专业化知识能够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挖掘知识潜力[9],帮助企业对本地市场信息和嵌入性知识进行识别、获取、吸收与运用,快速建立国际竞争优势[10]。知识基础好,吸收能力则强,有利于积累更加丰富的创新资源和经验,增强整体的创新能力[11],帮助新兴经济体在海外研发扩张过程中更快提升知识的获取,更快开发出“世界性新技术”[12]。同时,知识搜寻为企业在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快速选择外部创新知识源并有效获取带来便利[13]。但过量的知识搜索也会增加企业外来知识学习的成本,其过高的知识异质性将抑制知识整合[14],降低了知识整合的可靠性,从而对创新带来阻碍。

以往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①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国际化深度、国际竞争优势等的影响机理,而对国际化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鲜少提及;②有较多研究探讨国际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仅有部分研究探讨国际化程度、国际化战略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但较少涉及国际化模式对数字技术的影响,更缺乏内在机制的探讨。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企业国际化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丰富实践,引入知识基础、知识搜索视角,探究数字技术应用中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为丰富国际化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可能的贡献是:①进一步拓展国际化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机制视角,基于企业视角,探索股权模式的国际化下,知识基础与知识搜索如何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应用;②进一步丰富现有文献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讨论,通过阐述和实证检验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对国际化模式和数字技术应用的联合调节作用。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

企业国际化是指跨越国界到不同市场或者地区进行经营活动的举措[15]。国际化经营能够让企业吸收先进技术与经验,如通过海外人才引进与海外研发的路径,获得前沿技术,提高研发能力[16],从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股权模式意味着更高的国际化趋向,为企业知识获取、开发和使用国际市场知识带来便利,促进企业决策水平的提升[17],有利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战略决策。首先,通过股权式国际化,企业能够快速获取资产、技术等竞争优势[18],获得与制度完善的东道国接触的机会,进一步利用机构优势提升技术能力,给外国子公司获取更多先进技术的机会,拓展公司的创新网络,从中提高母公司创新绩效[19]。其次,股权模式国际化推进了数字技术应用,“一带一路”建设促使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有利于企业强化对外数字经济合作,对东道国人才引进、数字化转型意愿带来积极影响[8]。最后,“数字化经济战略联盟”的成立,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资金、人力、合作等资源,来自全球的竞争倒逼企业增强创新能力[8],以提升数字应用水平,从而帮助企业获得跨国投资的长期利润。因此,企业更有实力承担数字技术应用所需的成本。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股权模式对数字技术应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 知识基础的调节作用

知识基础被定义为企业在所涉及的领域中拥有的各类知识元素(包括技术、专利、经验和管理流程等) 的总和[10]。知识基础越高,越有利于强化股权模式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知识管理理论认为,专业化知识基础帮助企业在特定技术领域内获得技术优势,掌握前沿、复杂和系统知识,帮助形成模块化知识[20]。①企业利用自身技术、资本等所有权优势在海外布局研发机构和子公司、引进外资等获取战略性资产并嵌入全球创新网络,获取海外创新资源,促进企业技术升级[2];②技术创新对现有知识元素进行组合利用,为企业带来(技术)知识产出[21],提升竞争优势;③企业通过内部知识投资或建立外部创新联盟的方式从外部获取、利用和整合相关知识(如数字技术),挖掘内部技术有效整合知识元素并以此形成新的独特的企业能力,构成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22];④企业原有的知识基础有助于制造企业在服务创新过程中获取和整合大量来自企业外部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术[23],基于已有的知识基础,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化行为在海外市场寻求和培育知识资产,为数字化技术带来提升。因此,知识基础越强,越有利于强化企业国际化与数字技术应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知识基础对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1.3 知识搜索的调节作用

知识搜索被定义为组织为发现创新机会或解决问题而进行的多渠道知识搜寻、整合与利用的活动集合[24]。知识搜寻运用不当,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首先,过多外部知识搜索,一方面不仅会导致企业产生路径依赖,不利于企业内部研发活动,降低企业知识整合能力,阻碍企业技术创新,还可能导致企业投入过多,对企业整体实力提升反而不明显,绩效产出的增量递减,加大整合新知识的成本和难度,降低技术可靠性从而损害创新效率[25];另一方面过高的知识搜索使企业变革跟不上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更新速度,推高企业经营风险造成资源浪费,给企业创新造成阻碍[26]。其次,知识搜索(如变革式搜索)中的多样性知识分散决策者的注意力,企业可能采用折中策略来应对管理注意力不足,导致企业回避新颖性产品创新[27]。过度的变革式搜索还面临较高风险和成本,可能导致新产品的特征功能与需求不匹配,进而影响新产品质量[28]。最后,为了减少知识搜索的消极影响,企业选择忽略新知识的价值,导致知识更新停滞不前,从而阻碍产品、技术以及顾客需求的创新,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进程[29]。因此,知识搜索过高,可能不利于数字技术应用,弱化股权模式的积极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知识搜索对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1.4 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的联合调节作用

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体现了组织内部情景特征,在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作用机制中,既需要知识基础所形成的企业数字技术应用需要吸收能力,也需要知识搜索所带来的企业知识搜索所需要的异质性资源保障,两者共同影响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基于假设H1、H2、H3可知,知识基础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和知识搜索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综合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在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之间起联合调节作用。

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2 样本与变量测量

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浙江省产业数字化指数居全国第一。制造业历来是浙江省的立省之本、强省之基,通过数字化转型逐渐走向新智造,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的“金名片”。因此,本研究数据调研对象主要为浙江省内制造性企业,包括通用设备类、计算机通信类、医药类等,涉及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数据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获得。问卷内容主要依据已有文献进行设计,通过专家讨论、企业高管预先审核和组织答题,并多次修改完成确定。由于国际化企业相对较少,且获取较为困难,在政府部门的协助下,由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填写问卷,共回收391份问卷,去掉尚无国际化企业的问卷,此次研究获得有效问卷213份,占54.48%。问卷主要采用Likert-6点设计,1～6表示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或从不总是)。

(1)数字技术应用。根据李春浩等[30]的研究,请被调研者评述公司在以下生产活动中多大程度上使用了数字技术,主要包含4个条目,如激光、水刀切割、3D打印等高精密技术等。

(2)国际化模式。根据已有研究,将国际化模式分为两类,一是股权模式,包括兼并、中外合资、建立国外子公司、战略联盟4类总和;二是非股权模式,包括自营出口、通过外贸公司出口、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出口、OEM 4类总和。

(3)知识基础。主要采用4个条目测量,我们从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处获得市场知识、我们从不同的细分市场获得知识、我们的研发团队具备很多领域的知识、我们在所在行业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对所在行业理解十分彻底、我们对所在行业技术状况很了解。

(4)知识搜索。借鉴叶江峰等[31]的研究,主要采用3个条目测量,请被调研者评述过去3年间,贵公司在下述获取外部市场知识方面的表现如何:我们公司持续地从客户那里获得信息、我们公司持续地从竞争对手行为中获得信息、我们公司持续地从供应商那里获得信息。

(5)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营业收入、所有制类型、所属行业类型、国际化经验、国外网络。企业规模采用公司全职职工的对数测量;营业收入采用企业实现销售收入的对数测量;所有制类型采用公司的所有制类型的测量;所属行业类型采用公司主营业务所属行业测量;国际化经验采用2021减去进入国际的年份,并取对数;国外网络采用3个条目测量,请被调研者评述过去3年,公司与国外合作伙伴的关系如何:我们公司在国外建立了新的网络关系、我们公司与国外市场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我们公司的高管与国外客户建立了私人关系。

3 实证检验

3.1 描述性统计

采用SPSS26.0和Process4.0插件程序对数据进行分析,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相关性分析显示,其中非股权模式与股权模式、知识基础、知识搜索、数字技术应用不存在相关性;股权模式与知识基础、知识搜索、数字技术应用均显著正相关;知识基础与知识搜索、数字技术应用均显著正相关;知识搜索和数字技术应用均显著正相关。任意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6,受多重共线性威胁较小。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及区别效度

3.2 信效度检验

对于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man单因素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变异在总变异量的比重为31.638%,小于40%,说明不存在单一因子解释大部分变异情况。国外社会网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导向、知识搜寻的KMO(Kaiser-Meyer-Olkin)值均在0.7以上,且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均显著,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大于0.86,且组合信度(CR)大于0.9,表明各变量内部一致性高,可靠性较好;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8,且平均萃取方差(AVE)均大于0.7,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见表2。在表1中,对角线上AVE的平方根均大于非对角线上的相关系数,表明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 Cronbach’s α、组合信度与平均变异量抽取值

3.3 假设检验

3.3.1 主效应及单调节作用检验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假设加以检验,结果见表3。模型3显示,股权模式对数字技术(β=0.289,P<0.001)和的影响显著为正,假设H1得证;模型4、模型5显示,知识基础(β=0.158,P<0.05)和知识搜索(β=0.19,P<0.01)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可见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体现了企业的知识管理能力,有助于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了验证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的调节作用,对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进行中心化处理,以消除共线性问题。根据模型7可知,知识基础显著正向调节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β=0.333,P<0.01),而知识搜索显著负向调节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β=-0.242,P<0.05)。模型2显示,非股权模式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不显著,且经过验证,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对非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后续未再检验。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3.3.2 联合调节作用检验

为了验证联合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加入控制变量,利用PROCESS4.0中的M1和M2两种模型,通过Bootstrap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模型8显示,股权模式与知识基础的交互项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99,P<0.05);模型9显示,股权模式与知识搜索的交互项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有显著负向影响(β=-0.411,P<0.05)。同时,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存在联合调节作用,显著性为P<0.01。

表4 联合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表5显示,在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高低不同水平下,股权模式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知识基础低、知识搜索低时和知识基础低、知识搜索高时,置信区间均包含0,不显著;知识基础高、知识搜索低时,置信区间为[0.673,2.298],不包含0,显著,即(β=1.485,P<0.001);知识基础高、知识搜索高时,置信区间为[0.305,0.867],不包含0,显著,即(β=0.586,P<0.001)。由此可见,不同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水平下的股权模式对数字技术应用影响的差异性显著,而且知识基础高、知识搜索低时,以及知识基础高、知识搜索高时,均有利于强化股权模式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正向影响,且后者作用更强。由此表明,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对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起联合调节作用,假设H4得证。同时,知识基础体现了企业的吸收能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搜索到的知识的吸收、转化和应用,越有助于企业数字技术的应用。此时,知识搜索越高,越有利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当知识基础较弱时,知识搜索越高,可能无法对搜索的知识的有效利用,如表4知识基础中等水平,而知识搜索较低和中等水平时,均有利于股权模式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但知识搜索高等水平时则不显著。

表5 联合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为了更好地展示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以及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的调节作用,利用回归系数,绘制不同知识基础水平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变化,不同知识搜索水平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变化,以及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高低不同水平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变化,具体如图2～图4所示。

图2 知识基础的调节效应

图3 知识搜索的调节效应

图4 联合调节效应

4 结论和启示

4.1 研究结论

数字技术应用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新动能,但现有研究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内在因素及其内在机制还较少涉及。本研究以浙江省制造型企业为调研对象,基于213份有效问卷分析发现:股权模式的国际化对数字技术应用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基础显著正向调节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知识搜索显著负向调节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在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之间起联合调节作用,而且知识基础高、知识搜索低时,以及知识基础高、知识搜索高时,均有利于强化股权模式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正向影响,且后者作用更强。

4.2 研究启示

通过此次研究,得到以下启示:①股权模式国际化有利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通过跨国合资、并购等方式,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和市场,共享技术资源和创新成果,实现互利共赢。企业要积极拥抱开放合作的态势,寻找与本公司相适应的进入模式助推企业国际化,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掘合作机遇,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繁荣与自身发展。②发挥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在国际化和数字技术应用中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作用,整合企业内外部信息,丰富知识内涵,帮助企业获得新的知识资源并有效地应用于数字技术应用实践当中。一方面,知识基础为企业利用和适应数字技术提供了重要的框架。全面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加深知识储备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并把握机遇,帮助企业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在国际化过程中,利用兼并、中外合资、建立国外子公司、战略联盟等国际化模式,借鉴和利用他国经验,学习先进技术,汲取新知识、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并与自身发展现状相结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合理利用知识搜索避免过度搜索。根据企业实力和需求,有针对性搜寻来自各地有价值信息丰富企业知识库,吸收、引进有利企业技术创新、长期发展的信息资源,形成数据网络,为企业探索更开阔的领域提供理论支撑。

4.3 不足和展望

主要探讨了股权模式这一国际化模式对数字技术应用影响的情境依赖条件,但对股权模式影响数字技术应用的具体路径还未涉及,未来可以对此加以探讨。非股权模式的国际化模式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未得到证实,可能存在间接的路径,或者情境依赖条件,未来可对此加以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