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企业内部风险的视角

杨 芳, 张和平, 孙晴晴, 刘禹轩

(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昆明 650504)

近年来,在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下,我国企业在节能减排[1-2]、降本增效[3-4]、管理变革[5-6]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鼓励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融入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最大化地发掘数字化转型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似乎成为破解企业绿色发展攻坚难题的“金钥匙”。然而,现有学者较少基于风险视角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影响,且在少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中,部分学者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正向促进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存在负向关系或者不显著的影响。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成为我国企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的着力点亟待进一步论证。

1 文献综述

绿色发展的初始释意是“绿色经济”,由皮尔斯提出,他倡导要注重建设与人类耐受力匹配的自然环境。而在我国,首个绿色发展研究学者为胡鞍钢[7],他主张基于绿色经济的增长方式来促进绿色发展,并强调实施绿色治理以带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共同进步。绿色发展被看作是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思想[8],其目标是推动能源效率、环境表现以及经济行为这三大元素的协调并存[9]。随着ESG(environment-social responsibility-governance,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逐渐成为当下绿色发展的焦点议题,ESG的实践成效已经成为绿色投资理念的拓展,已被全球确定为评估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10]。

目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存在一定争议。在数字化演变过程中,数据作为全新的生产元素被整合进生产系统中,这种独特且创新的生产元素赋予企业绿色发展新生动力的同时,更进一步融合资本、劳动、资源等传统生产元素,触发了传统要素的深度创新和优质重构[11]。要素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也为绿色发展提供强大驱动力。大数据技术引发了更高效的社会资源整合和环境监测能力,为绿色生产和生活等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持[12]。区块链技术能提升制造业数字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污染排放并减少治理成本[13],帮助制造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此外,宋德勇等[14]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肖静等[15]研究证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创新水准,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产生海量数据,使信息管理和利用成本大幅上升,超出组织的能力,导致信息过载而作出不当决策[16],阻碍企业绿色创新。此外,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还可能因为高管缺乏数字化管理经验、员工缺乏专业知识、信息系统部门缺乏时间和精力来推进更多新兴技术的工作[17],以及知识强度的增加导致产品价格上涨[18]等因素对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产生阻碍,不利于企业绿色发展。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绿色发展

当外部环境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时,数字化转型能使企业更具弹性。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协同发展能够助推业财融合、提高内部生产运营效率、变革管理模式以及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提高企业价值[19]。数字变革降低了企业所面临的内部风险,增强企业家信心和提高外部投资者的风险投资动机,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充足资金,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一方面,数字技术在生产、传输、消费、服务等企业运营环节被广泛地使用,而在实现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中,数字技术正逐渐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力量[20];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本身所固有的绿色特质及其能力遵循“摩尔定律”,是绿色发展得以大规模实现的技术储备。依据生态系统理论中的观点,个体或组织都力图找到并维持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以适应环境的需求。在当前大力提倡绿色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凭借数据要素作为驱动引擎,逐步向生态级发展阶段迈进。企业能够应用数字业务,不断将生态圈的创新潜能激发出来,促进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达到适应环境的目标。换句话说,数据元素已经转变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根本和战略性财富,是获取绿色发展信息的核心材料[21],主要通过产业创新为绿色发展开拓极大可能性[22]。根据循环经济发展理论,数实融合能够提高企业产能,能使政府和市场对资源进行更加合理的配置,降低企业运输费用、提高能源利用率以及促进减污降碳[23],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通过以上论述,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发展。

2.2 数字化转型、企业经营风险和绿色发展

根据知识管理原理,通过构建数字化生态平台及改进网络治理方式,使各种创新主体能通过多元化手段寻求和获取外界的知识和创新资源。实时观察产品质量以及节约能源和减少排放的流程,优化生产过程,从而削减绿色和环保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这不仅为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更高效的途径,也降低了公司内部管理的风险,进一步保障企业绿色发展进程的稳步推进。

基于生产经营视角,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数字变革作为一种尖端的变革模式,可以提升企业在“输入-产出”层面的创新能力[24]。这种变革依托数字技术,使得企业信息可视化程度提高,缓解了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不仅能够削弱企业在运营管理期间面临的资金融通风险,降低企业筹资成本[1],还能够提高管理层的决策效率,有效把握绿色消费市场的导向,增强对绿色产品的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基于管理模式视角,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使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编码化智能化,使企业能够高效利用优质信息助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和重构,以此降低企业经营风险[19],帮助企业家准确预估市场,提高投资的科学准确性,进而增强企业家信心,促使企业家加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投资,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基于支撑技术视角,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公司可以充分应用网络科技来增强数据共享,加大对绿色供应链的监督,提高资源效率,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并以此推动公司朝着环保的方向发展。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数字化转型能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来促进企业绿色发展。

2.3 数字化转型、企业财务风险和绿色发展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念,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能激发创新,从而提高研发效率,降低企业支出,进而降低财务风险。这对于提升绿色创新效果产生积极影响,能够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产运营视角,数字技术以其独特的去中心化优势,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生产模式的改变。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能使传统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财务等与数字技术所获取的交易信息、用户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相结合,不断提升公司资源管理的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增加产品带来的附加效益,提升企业的利润率[25],从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危机。企业充足的资金为绿色研发投入提供了保障。

基于管理视角,数字技术的便捷性和其“能力提升效应”具有重构企业资源和提升组织管理模式的能力[26]。依托数字技术的组织方式助力企业由传统管理架构转型为扁平化结构[27-28],这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沟通和决策流程,减少内部交易开销,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从而驱动企业为赢得绿色消费市场份额进行绿色研发投入。

基于技术视角,数字化变革有助于克服技术性挑战,并且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29]。利用数字技术,企业有能力把大批非结构和非标准数据转变为结构化、标准化的信息,提升信息的实用性的同时抓住绿色消费市场消费者偏好信息[3],生产绿色产品获取现代消费者青睐,从而提升企业经济效益[25],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助力绿色产业技术的提升[30],这样就形成了企业绿色发展的良性循环。基于此,提出假设3。

H3: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绿色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2011年之前,传统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较少。自2011年起,数字变革催生出大量网络公司参与平台策略的提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展。剔除了如下异常数据:①金融类企业样本;②数据缺失的样本;③ST和*ST等经营不善的样本。为了规避极端值可能导致的检验结果不准确,采取了缩尾策略,确保所有连续变量的值只在1%和99%的数值范围内变动,得到15 434个有效研究样本。主要从CSMAR和WIND数据库收集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数据、股份详情和公司类别等相关信息。

3.2 变量定义和模型构建

3.2.1 数字化转型的衡量

现在的大多数研究主要使用3种方法来测量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①用虚拟变量对数字化转型进行度量[3];②通过衡量无形资产中由数字技术构成的比例来评估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③采用文本分析技术从年报中抽取与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以此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评估[31-32]。用虚拟变量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够精确,甚至会导致过度识别的问题。此外,仅仅用数字技术的无形资产份额的方式可能无法准确体现企业实际的数字化应用水平。而在金融财务领域,以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数来衡量数字化转型被认定具备科学性和应用价值,能展现企业相对真实的数字化转型状况。所以,采纳吴非等[31]的方式,运用文本分析工具,从公司年度报告中抽取并统计与数字化转型有关词频数,进而精细描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同时,参照吴非等[31]提出的数字技术分类方式,将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区分为“底层技术应用”和“实践技术运用”。

3.2.2 企业绿色发展的衡量

以华证ESG综合评分作为衡量企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理由如下。

ESG概念深化并扩展了绿色投资和责任投资的理念,并已成为国际社会用来评估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准则[10]。1992年,UNEP FI(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首次倡议金融机构将ESG纳入决策过程并公开披露相关信息,以促进公平公正、信息透明的绿色金融市场。从那时起,ESG变为衡量经济实体绿色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3个核心要素。说明ESG作为评价绿色发展的综合指标在早期就具有一定的科学性。2005年,WhoCaresWins:ConnectingFinancialMarketstoaChangingWorld指出ESG的核心理念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谈经济发展。张红力等[33]在企业ESG评级的基础上,生成了企业绿色发展指数,可见ESG指标占据了绿色发展指数的大部分权重。黄世忠[34]认为ESG报告架构的指标体系设计原则深受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启发。因此ESG可以作为一种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而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绿色发展理论同根同源,绿色发展不仅延续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也是将可持续发展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在众多支持绿色发展的理论中,最关键的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因此,ESG也可以作为评估企业绿色发展的一种理论方法。

针对中国的情况,由于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商业观念以及文化背景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不同,因此其企业在环境社会信息公开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若直接套用国际现行的ESG评价体系和方式,无法准确评估中国企业在环境、社会以及治理方面的表现。因此本文选择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投资决策的实际需要,利用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信息进行计算和量化,最终考虑使用华证ESG综合评价体系作为评估企业绿色发展的标准。

3.2.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模型的构建

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构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模型如下:

ESGi,t=β0+β1Digi,t+β3Controlsi,t+

β4Yeari,t+β5Indi,t+εi,t

(1)

Mediumi,t=β0+β1Digi,t+β3Controlsi,t+

β4Yeari,t+β5Indi,t+εi,t

(2)

ESGi,t=β0+β1Digi,t+β2Mediumi,t+

β3Controlsi,t+β4Yeari,t+β5Indi,t+εi,t

(3)

式中:β0为常数项;β1～β5为回归系数;εi,t为误差项;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Medium为中介变量。

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企业绿色发展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72.954和73.230,极限值范围为36.620～91.550。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均数、中位数和最大最小值依次为1.321、1.099、0和6.301,这与吴非等[31]近年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学者报告类似。另外,企业规模、董事会人数、资产回报率、独立董事占比、公司增长性、企业成立时长、最大股权持有者的股份比例的平均数分别为22.432、2.146、0.036、0.374、0.168、2.908、0.338。97.4%的公司获得了无保留的标准审计意见,经营性现金流量的均值为0.048,6.6%的企业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其审计机构,两职合一的均值是0.228,产权性质的均值是0.446,与2019年唐雪松等[36]的研究结果类似。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4.2 基准回归分析

用模型(1)进行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在未进行相关控制变量调整的情况下,企业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的0.322 1,且存在1%的显著性水平。然而,当对相关控制变量进行调整后,回归系数下滑至0.180 1,但仍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推动效应,进而证实了假设1。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4.3 中介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35]中介检验的研究,由表4(2)列可知,数字化转型和经营风险的回归系数为-0.004 2,且在1%水平负向关联,说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经营风险。(3)列呈现出经营风险与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877 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经营风险的降低会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同时,(3)列中的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的0.177 3,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财务风险作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绿色发展的部分中介是成立的,假设2得到论证。

表4 中介检验结果

表4第(4)列显示数字化转型和企业财务风险的系数为0.440 0,在1%水平正向关联,这指出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降低财务风险。第(5)列呈现出企业财务风险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004 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财务风险的降低会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加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的0.179 3,在1%水平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财务风险来提升企业绿色发展,假设3得到论证。

4.4 稳健性检验

4.4.1 倾向得分匹配(PSM)

企业的一些特性也许会同时作用于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造成一定的影响。为避免样本偏误对结论的影响,将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作为试验组,未进行转型的企业则为对照组。基于公司的规模、资产回报率、管理层的股份比率、独立董事的比例、公司的成长潜力、企业的创办年数、董事会的规模、主要股东的股份比率、审计意见、事务所的规模,以及运营现金流利润的数据,匹配的研究样本,其中每个协变量采用1:1有换取的倾向性得分匹配法从15 434个样本中挑选出9 661个匹配的样本。利用模型(1)进行回归,表5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向的0.283 1,在1%水平显著,结果稳健。

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

4.4.2 滞后期检验

企业绿色发展可能会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后有所反应延迟。为排除这种影响,将数字化转型置后一期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联,其相关性的回归系数为0.218 1,达到1%的统计标准。这就揭示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影响并不会逐渐衰减。此发现进一步确认并证实了本文的基准回归分析的结论是稳健的。

4.4.3 安慰剂检验

可能存在导致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产生影响但未被纳入的因素。为证明这些被忽略的因素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用安慰剂检验的方法将数字化转型指标在各上市公司中打乱后随机排列,并用这些重新排序的样本使用模型(1)进行1 000次回归。如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效果是由被忽略的因素引发的,那么在重新排序后,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但表5(3)列显示的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绿色发展的回归结果已不显著,这说明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是由数字化转型引起的,结论稳健。

5 异质性分析

5.1 数字化转型、产权性质和企业绿色发展

国有企业监管严格,惩罚成本较高,严格的监管制度会抑制高管进行盈余管理操纵,降低内部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效应会更强,因此,推测国有企业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为此,将是否国有企业(SOE)与数字化转型(Dig)的交乘项(Dig×SOE)代入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6。表6显示,交乘项的系数是0.234 8,且在1%标准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产权性质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

5.2 数字化转型、地域属性和绿色发展

考虑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能够把握数字技术的运用、信息挖掘传播在绿色治理领域的优势,因此,预测位于高数字化转型水平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发展效应会更强。由表6可见,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西部地区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从经济意义的视角分析,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因为东部地区拥有大量致力于环保产业的高科技企业,它们所在的生态环境良好,投入在绿色技术创新的资源更多。相对而言,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对于绿色发展的推动力不如东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主导产业是传统制造业,行业结构相对单一,数字化的投入主要在传统制造业上,而对新兴绿色创新企业的投资较少。

6 结论与建议

绿色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理念,是为突破资源和环境的限制、变革发展模式、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而必须采取的策略。这一理念以党对经济社会发展机制的深入理解为基础,在建设美丽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基于企业内部风险视角,对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进行调查研究,探讨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发展的路径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来推动绿色发展。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地区更加明显。由以上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1)数字化转型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企业亟需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时机,加大数字技术的投资研发力度,充分利用数字变革带来的潜力和红利,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2)随着我国碳达峰及碳中和政策的实施,绿色经济正逐渐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绿色科技的创新成为企业达成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策略。因此,应以绿色创新为导向,尽快完善相关环境规制政策。政府应实施更多财政补助以增强对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的资助,缓解企业在进行绿色创新过程中的融资约束。同时,改进人力资本分配并加强产学研合作,助推企业绿色创新“质”和“量”的提升。

(3)风险管理对于企业绿色发展的效益有所影响,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提高内部控制的管理水平,减少公司信息交流过程中的不对称现象,扩大对环保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以便降低财务风险;同时,应提高科技效益和营运效率,增强多元化的经营方案以减少经营风险,从而优化内部风险管理体制,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业绩的提升,驱动企业绿色发展。

(4)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地区更加明显。所以,政府可以考虑企业产权属性和区域特性来制定差异性的支持政策。特别要增强对民营企业以及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的扶持力度,以缩小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的差异,促进企业以及社会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