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家庭的智能设备使用及管控

2024-04-09 14:57
北京社会科学 2024年2期
关键词:祖辈父辈家庭

匡 卉 郑 欣

一、引言

伴随着智能设备在农村大范围的普及,新技术、新观念、新权力与农村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秩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背景下的特殊村民,自然成了矛盾的一个汇聚点。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儿童”,是新时代的网络原住民,在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感受着数字时代对他们的呼唤。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留守”,普遍与父辈缺乏交流,多数是和媒介素养较低的留守老人共同生活,在居住地“农村”亲历着农村社会对新技术下乡时的抵抗。

在两种力量的拉扯下,留守儿童的智能设备使用问题日益凸显。使人不禁思考,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的秩序如何被认知与建构,由此指导的实践又如何作用于留守儿童的成长。目前,国内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大多围绕着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问题展开,且以量化研究为主,相对缺乏有关留守儿童家校生活的深描作为支撑,也容易忽视留守儿童自身的主体性。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实地走访的方式,深度了解并分析留守儿童家庭内的智能设备使用秩序,进而探讨新媒介技术对留守儿童家庭权力关系产生的作用。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问题

此前,留守儿童大批量聚集在农村网吧的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关注。电脑设备及入网费对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且中国农村因人口流动已现空心化。[1]留守老人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已相对固化,留守儿童由此成了农村网吧的消费主体。[2]2018年之后,随着数字农村建设与新媒体的发展应用,电脑不再是进入网络社会的必需品,留守儿童的互联网实践由进入网吧转为在家中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

学界更多的是对留守儿童的智能设备实践持担忧态度。部分学者将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城市儿童的智能设备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智能设备使用呈现出动机偏向游戏娱乐、数字技能落后和缺少外部支持等特点。[3-4]家长或者家庭的有效管教对矫治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是必要的。[5]但由于家庭关系残缺、父母关爱缺失,媒介替代性占据留守儿童生活的核心,成为“精神保姆”。网络对于留守儿童并非获取信息的渠道、了解社会的窗口,而是转移注意、获取精神慰藉和力图逃避现实的工具。[6]智能设备对留守儿童现实和精神世界的渗透已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卡达拉斯将技术成瘾比作身处“柏拉图的电子洞穴”,提出孩子需要在成人的帮助下逃离虚拟电子洞穴。[7]在国内,明确留守儿童手机功用、刚性的网络管理规制和柔性的教育培养有机结合等策略相继被提出与讨论。[8-9]

相关研究已从不同维度探讨了留守儿童智能设备实践的特征、内涵与影响,但也存在着一定局限与不足。一方面,国内已有研究多从消极儿童理论预设出发,把媒介使用看成对儿童在诸多方面产生消极影响的社会问题,并且着手识别这些影响。[10]在研究范式固化的同时,普遍存在着忽视留守儿童能动性的问题。实际上一味地责怪或者颂扬媒体,都是高估了它的力量,并且低估了儿童利用媒体来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及快乐的不同方式。[11]国际关于智能设备对儿童影响的讨论已逐步摆脱消极儿童预设,认为尽管媒介上不良内容对青少年存在着短期负面影响,但如果考察的是媒介对人的长期影响,这些证据就显得有些不合逻辑。[12]另一方面,针对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现状,国内外在研究方法上均以定量研究为主,缺乏深入访谈等资料(包括对留守家庭和校园内部权力关系、留守儿童同侪交往等结构性力量的深描)作为支撑,这也导致已有研究总体来看理论深度有待提升,所得结论存在着同质化的现象。

基于此,本文将规避消极儿童理论预设与城市中心主义带来的先验视角,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探究留守儿童家庭场域内的智能设备使用实践,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第一,留守儿童的智能设备使用秩序在家庭内部是如何被认知与搭建的?第二,为何搭建出的智能设备使用秩序却屡屡“失控”,外出的父辈、落后的祖辈如何实现对留守儿童使用智能设备的监管?第三,智能设备使用秩序在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中如何发挥作用,留守儿童家庭内部是否存在着无效监管或有意回避的可能?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正如帕金瀚所言,只有了解了儿童与媒体之间的复杂性和潜在矛盾,我们才可能对它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反应。[13]由于留守儿童的智能设备使用状况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分析材料的收集需要在充分获取留守儿童家庭及其学校信任的前提下进行。本文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者参与到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在历时10个月的接触中观察、访谈、记录留守儿童的家校实践。由此尽可能地避免城市中心主义的先验视角,更好地回归对元问题的思考,即何为留守儿童在智能设备使用中容易“失控”。

田野调查的地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Z镇与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Y镇。Z镇四境环山、三面带河,是南京郊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以六合区Z镇为代表的8个经济欠发达镇是相关部门和单位重点进行挂钩帮扶的对象。Z镇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留守儿童家庭分散在镇中心及其辖区的17个村中。Y镇同样面临着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出的问题,Y镇辖16个村民委员会,3个(社区)居委会,在全面脱贫以前,Y镇L村被称为路途最远、难度最大、问题最多、困难最深的“四最”贫困村。基于地理位置和地区发展因素,Z镇与Y镇青壮年多数选择到南京市区或上海务工,异地期间留守儿童家庭成员基本都是通过智能设备联系,辖区内存在着大批可作为研究对象的典型留守儿童家庭。

Z镇民族小学与Y镇第一中学是两地大量留守儿童学习生活的地方,从小学到中学可以尽可能全面地覆盖留守儿童家庭内孩子的年龄跨度。因此,从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课题组在Z镇民族小学、Y镇第一中学分别开展了名为“心相连·云相伴”的公益支教活动,课题组成员以支教老师的身份入场,为两校留守儿童提供长期线下和线上的支教帮扶,从而与两镇的一批留守儿童家庭建立了良好且稳定的信任关系。在田野调查初期,课题组向参与支教活动的两校留守儿童发放基本信息问卷,访谈班主任了解当地留守家庭的基本情况。田野调查中期,利用校园活动课围绕着“我们使用智能设备好还是不好”“父母过年回家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变化”等话题,组织半结构性焦点小组访谈。基于问卷与焦点小组访谈中对留守儿童家庭的初步认识,课题组成员共选取七十余位留守儿童家庭在周五晚上或周末进行家访,对留守儿童家庭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在田野调查后期,课题组成员利用假期、周末对上述留守儿童家庭进行回访,与父辈、子辈保持线上交流。此外,课题组同时接触了部分其他地区的留守家庭,以丰富样本的多样性。

本文对留守儿童家庭成员、校园老师的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的内容主要涉及为: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的基本信息、家校对留守儿童使用智能设备的态度及实践、各主体关于使用智能设备产生的冲突及妥协、留守儿童为使用智能设备采取的策略等。本文所采用的经验材料皆取自基于田野调查所形成的家庭个案深描及班主任访谈笔记,共涉及8户留守儿童家庭与3位中小学班主任。与课题组其他案例相比,这些案例在子辈智能设备使用情况、家校管控策略、家校管控效果等方面呈现出了较明显的差异化,且具有一定代表性,能够为本文提出的观点提供事实依据。经验材料中出现的年级、年龄均为受访者在接受访谈时的年级、年龄。为保护受访者,课题组在与留守儿童家庭进行日常交往和深度访谈的过程中规避使用“留守”“农民工”等标签化词汇,本文中出现的人名、校名均为化名。

四、留守儿童家庭中的智能设备失控与恐慌

在Y镇第一中学执教三十余年的班主任桂霞回忆,近十年来手机、平板渗透进留守儿童的生活,但“孩子几乎没有自制力,手机接触久了就容易失控”。“失控”一词是留守儿童家长在谈及智能设备时的高频词汇,留守儿童在家庭生活中由手机、平板引发的冲突愈演愈烈,智能设备仿佛成了留守儿童学习生活的“潘多拉魔盒”。

(一)智能设备使用的三重失控

智能设备最初是外出务工的父辈用来与子辈、祖辈通讯的工具。随着电子阅读、网络游戏的盛行,智能设备成了父辈返乡时给留守儿童带回的“来自城市”的礼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网课需要,缺少上课条件的家庭为孩子添置或借用电子产品,至此智能设备在留守儿童中普及。

谈及“失控”,无论留守儿童还是其家长均不吐不快地讲述着自身经历。总的来说,实际中存在的失控问题可分为时间、空间和内容三个维度。

首先,智能设备使用时间的失控。远在外地的父辈常是智能设备使用规则的制定者,对使用频率和时长提出的要求,这与孩子对智能设备的渴望相矛盾。不甚了解智能设备的祖辈扮演着规则的执行者,按照要求监督孩子的电子产品使用,直接面对孩子的索取和哭闹。对于父母和孩子的冲突,祖辈常发挥“安全阀”的作用,即怜爱孙辈放宽使用时长以此缓解家庭矛盾。这在父母眼中无异于溺爱,无奈自身鞭长莫及因此难免产生失控之感。正是有了祖辈的缓冲,规则对留守儿童的约束力度大打折扣,他们尝试在哭闹中将使用时长的边界不断突破,最终令祖辈意识到孩子的“失控”。

其次,智能设备使用空间的失控。为了保障教学,各中小学校园明令禁止携带手机进校,但常有孩子偷偷带手机进学校。有的班级施行没收手机策略,被没收的手机需要家长到学校领,不少留守家庭“爷爷奶奶护孩子,拿走之后没多久又到了孩子手里”,反复多次后孩子更肆无忌惮。与此同时,在空间管理上的失控广泛存于孩子在家校中的私人领域——厕所。提到网上的不良信息,不少留守儿童会想到色情网站,他们获取这类信息的途径也简单,“厕所上都写着呢”。在家中孩子则借着上厕所的名义玩手机,祖辈往往催促无果后束手无策。

张悦彤爷爷有时会在孙女打游戏时“在旁边看着”,发现“是玩盖房子、换服装的游戏”,认为“不是打打杀杀的游戏”,便没有限制。实际上,这是该小学内流行的一款名为《X校园模拟器》的游戏,内容包括逃课、黑帮斗殴、在图书馆读书久会失血、攻击税务局人员获得金钱等情节。张悦彤认为“(在游戏里)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她热衷于在游戏里进行越轨行为。(张悦彤家庭,父母外出务工,六合区,2020年12月25日)

最后,智能设备使用内容的失控。网络信息内容鱼龙混杂,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着媒介接触习惯不良、媒介认知不足、媒介使用能力不高[6]的问题。祖辈几乎无法起到“把关人”的作用,部分祖辈不能识文断字,缺少把关的基本能力和担忧意识,认识不到网络小说、游戏背后可能存在的暴力、色情等问题。这些不良信息对留守儿童的思想侵蚀是潜移默化的,教师无需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负责,课堂关于媒介素养的讲授最终流于形式。调研中出现留守儿童给游戏主播累计打赏千元、侮辱性网络语言成为日常口癖等情况,智能设备使用内容成了家庭监管的盲区。

(二)来自成人世界的数字恐慌

访谈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部分父辈、祖辈对留守儿童使用智能设备所担心的问题,在孩子眼中完全不成立,即部分成人对孩子使用智能设备的担忧与孩子的实际情况存在着错位。M小学流传着一句“名言”:想毁掉一个孩子,就给他一部手机。对智能设备不甚了解的祖辈接收到类似信息后产生诸多担忧,又苦于自身难以对孩子施加有力管教,在家访中向笔者频频倾诉。这些担忧集中在虚拟生活沉迷和不良信息诱惑两个方面。

虚拟生活沉迷是指青少年认为比起与家人朋友在现实中相处,他们更享受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由此出现日常生活中适应功能障碍的情况。[14]祖辈担心留守儿童在校园中不合群,吴启晨奶奶向笔者表示,吴启晨存在着口吃问题并且在家中长时间摆弄手机,担忧孩子在学校更加沉默。但课题组成员在支教时观察到,吴启晨尽管有言语流畅性障碍,依然积极与老师、同学互动。马志轩每天玩手机到深夜,班主任担心他沉迷于此会与现实生活脱节,然而家访发现,马志轩已会独自做饭洗衣,比同龄人更加独立。这些情况令人反思,是否在农村隔代抚养中,因为祖辈难以在数字时代提供给留守儿童足够的技术支持,导致他们为达到同龄人的智能设备操作水平,需要花更多时间进行数字探索。此外,当下农村缺乏供孩子娱乐的设施和环境,促使留守儿童在休息时间选择与智能设备为伴,或许这并非对他们现实生活的侵占,而是他们原本娱乐生活的数字迁移。

互联网空间中的不良信息令亲代深恶痛绝,尤其是单亲外出务工,独自在家带孩子的亲代更加关注网络上色情、暴力信息泛滥的问题。实际上,大多数留守儿童在接触不良信息的过程中保留着纯真底色,在成人看来属于诱惑性不良信息的内容,对孩子而言并不能构成想象中的诱惑。陈熠的母亲担心网络上暴力色情的游戏会带坏孩子,因为游戏角色衣着暴露且有打斗元素。在与陈熠的单独交流中,陈熠对此一一反驳。关于“衣着暴露”的角色,陈熠撇嘴道:“没诱惑,早就免疫了。”对于打斗元素,陈熠认为现实中要是和同学打架“不需要参考(游戏里的招式),完全是两回事”。留守儿童倾向于认为长辈们的担忧是“没必要”的,他们甚至因此感到困惑,进而产生好奇或逆反心理。

五、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与控制的博弈

智能设备的渗透令亲代措手不及,现实与想象中的留守儿童“失控”难以辨别,实际监护人对数字技术的陌生给了留守儿童更多的阐释空间,他们为更多地接触智能设备与长辈展开博弈。

(一)自我管理的显性表达与隐性抗争

几乎每位被访留守儿童都为争取智能设备的使用而与祖辈、父辈发生过冲突,他们不希望自己使用智能设备遭到限制,同时承认自身的自控能力存在着不足。矛盾之下,留守儿童的自我管理多以向外扩张智能设备使用边界的形式呈现。“别管我”成为留守儿童发起家庭冲突的口号,这是向外界的显性表达;消解和隐瞒则是留守儿童对于权威的隐性抗争。

留守儿童的显性表达具体可以分为家庭内部的热冲突和冷暴力。热冲突常以哭闹、争吵、打架的形式呈现。在孩子的认知中,祖辈、父母关于其智能设备管理中的一些行为是难以理解的,比如曹亮的母亲会将他玩智能手机的情况电话告诉父亲,曹亮描述自己与父亲是“互相往死里打”。祖辈比父辈更容易在热冲突中向孩子妥协,这助长了留守儿童发起热冲突的勇气。冷暴力也是留守儿童向外界表达不满的方式,具体表现为在家中沉默、不配合穿衣洗漱等方面,只是相比于热冲突的激烈对抗,冷暴力大多不了了之。王恒毅暑期在家中每天均长时间玩平板电脑,母亲让他交出平板时王恒毅坚持平板没有影响到自己学习,在智能设备被收走后接连多日对家人“摆脸子”。

留守儿童的隐性抗争类似家庭版“弱者的抵抗”。这不是对家庭、学校权威的公开挑战,而是常规地顺从与不着痕迹地反抗[15],消解长辈批评的严肃性和欺瞒长辈偷玩手机是常见的表现形式。

乡镇中学Y中男生私藏手机现象很普遍。手机被家长没收后,男生会去找旧手机或用自己的零花钱、压岁钱偷偷买手机。单亲留守的家长措施强硬,“我妈只要看我玩手机就砸,不管是谁的”。为了不被发现,他们把手机交给其他“风险性小”的同学代为保管来避开风头。某次同学A将手机交给同学B保管,被B的家人发现并砸碎了,结果发现该手机是C交给A保管的。(焦点小组,杨桥镇,2021年6月6日)

Y中老师在校园里发现手机就予以没收,这种惩罚并没有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反而导致“在班里用手机很有作用(面子)”。批评与惩戒的严肃性被消解,成为炫耀的资本。留守儿童家庭对手机的管控普遍不严格,他们更容易借此获得朋辈的羡慕。关于智能设备的欺瞒在留守家庭中较为常见,既有“小动作”,比如超出家庭规定时长继续玩被要求删掉的游戏等,也有“大动作”,比如陈熠背着母亲藏了一个手机,平时“等妈妈睡着了就放在插座充电,只要起得比她早,我的手机就安然无恙”,并与相熟的同学“团伙作案”为彼此掩护。

(二)家庭监管中委托的监视与削弱的执行

从留守儿童家庭监管的角度来看,家中长辈采取诸多措施与孩子“斗智斗勇”。综合来看,留守家庭在对孩子使用智能设备进行监管时,存在着委托监视和执行削弱两个典型特征。

马志轩与爷爷共同生活,但马志轩妈妈通过微信和家附近的几家快餐店、文具店、健身房、洗浴中心保持联系,当孩子在这些场所消费时,她可以远程结账并监督孩子的健康状况。其中一家快餐店负责保管孩子的平板电脑,马志轩妈妈叮嘱快餐店老板“每天给他玩半个小时”,但从该快餐店店主了解到马志轩的实际使用不止每天半个小时。(马志轩家庭,父母外出务工,六合区,2020年12月19日)

直接责任人不在身边,致使家庭监管过程带有鲜明的委托色彩,这种委托令留守儿童的家庭监管成为薄弱点。外出务工的父母不能在身边教育孩子,但他们为实现对孩子的监管进行了诸多尝试,例如将对孩子的监管委托给祖辈并与祖辈保持沟通。但访谈发现,部分父母在将孩子委托给祖辈的同时也在借助其他方式辅助监管,包括委托附近邻居代为保管孩子的智能设备、委托家中亲戚观察孩子的智能设备使用情况,更有父母采取其他可能的办法,如在家中安装可以对话的摄像头用来监督孩子的学习生活。虽然方法多样,但这些对外的委托依然不能取代父母亲力亲为的教育,实际操作中均存在着可被孩子利用的漏洞。

执行削弱是留守儿童家庭监管中的另一个特点。家庭成员在协商后形成使用智能设备的约定,作为代理人的祖辈在执行中较少能严格按照约定监督和管教。父母常认为是祖辈对孙辈的溺爱导致,抱怨祖辈将孩子“宠得不像样子”,访谈中发现很多时候祖辈依然延续20世纪抚养孩子的经验,缺乏对留守儿童进行严格家庭管理的意识,遇到问题便以“不识字”“不懂”加以推脱,主客观条件都难以担负起父母期望中的代理人职责。部分留守家庭采取“告状”的形式,即祖辈或其他受委托人将留守儿童的不良表现告知其父辈,由父辈回家进行惩罚。这种方式具有滞后性,不能很好地起到规训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留守儿童的威慑性会大打折扣。

(三)留守儿童家庭里的“沉默大象”

长辈对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的情况进行诸多揣测,留守儿童也对长辈保持缄默。外出务工的父母与留守在家的孩子通话时,话题常以“报喜不报忧”的形式围绕着日常生活、学习展开,叮嘱也如隔靴搔痒。网络不良内容成了留守家庭“房间里的大象”①,即父母和孩子对于网络上存在的不良信息心知肚明,均默契地回避这一话题,由此形成留守家庭中集体沉默的灰色地带。

留守家庭难以给孩子智能设备使用方面的指导和约束,留守儿童对于存在的难点和困惑主要靠自我探索抑或与朋辈交流来解决。关于智能设备,李琦母亲在访谈中认为“不在身边说了没用”,因此不会主动在与孩子的交流中表达自己的担忧。李琦表示自己在上网浏览信息时,遇到过色情、暴力、赌博等相关信息,猎奇心理作祟下也有主动搜索过相关信息。他一度沉迷网络游戏,经常独自或与朋友通宵打游戏,时间久了觉得身体吃不消但已“控制不了自己”,直到“没有新鲜感”便慢慢不再接触。他知道网上的赌博信息“都是骗人的”,因为他的朋友经不住诱惑进行“斗牛赌钱”,“被骗了然后跟我说,我就知道了”。可以看出,李琦难以从父辈那里获得智能设备使用经验,遇到问题不会选择向祖辈、难以接触到的父辈寻求支持,他对互联网边界的把握依靠自己及同伴产生的不良反应,进而自行探索网络使用的规范,在试错中习得掌握网络使用尺度、甄别网络不良信息的能力。

正如一般家庭中代际间羞于谈论性话题,留守家庭成员间此类回避现象尤为普遍,留守儿童在探索中习得的智能设备使用能力难以作为经验在家庭内部传递,即使对于同辈亲人也羞于开口。李琦的妹妹李怡在网络使用时同样缺乏引导,李琦基于自身经历担心妹妹“接触太久(智能手机)会看到很多不好的内容”。但他与妹妹的沟通像父辈一样,对于自己的期待、网络不良信息等话题闭口不谈,寄希望于她“自控,自己把握尺度”,认为辨别网上信息主要靠个人阅历。目前来看,李怡将走向与李琦相似的自我提升媒介素养的路径。

落后的祖辈、遥远的父辈、敏感的子辈在陌生、耻感等情感作用下,对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存在的显性问题陷入沉默。这是对各主体的对等保护,长辈纵容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失控”,实则维护了自身在留守家庭中的持重体面,留守儿童则在对长辈保持缄默的空间中搭建出个人的隐蔽角落。

六、被留守儿童家庭利用的智能设备使用秩序

留守儿童与父辈、祖辈和老师之间在智能设备的使用秩序上始终进行着博弈。那么,所谓的秩序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认识留守儿童的“失控”行为以及失控话语如何反作用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实践,成为本部分讨论的重点。

(一)为何搭建智能设备使用秩序

首先,长辈亟须在数字时代重振传统伦理权威。权威是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的权力,来自人们自发的授权,从自愿服从、认可中得到力量。[16]传统社会技术更迭缓慢,农村生活依赖阅历积累而成的经验,长辈成为不容置疑的权威。到了数字时代,留守儿童作为网络原住民,在新媒介技能的习得和适应中具备天然优势,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实现自我赋权,在网络互动中扩展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社会支持,农村传统权威陷入危机。

智能设备给留守儿童带来的赋权,在现实生活中常表现为留守儿童在与外界互动时出现的顶撞、隐瞒等行为。当祖辈的认知水平落后于媒介信息技术的迭代速度,他们关于事务的评价有时难以获得孩子的认可。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边界的博弈关乎话语权的争夺,“让孩子听话”成了祖辈、教师的最终目的,因此留守家庭中的父辈、祖辈维护智能设备使用秩序,从而制衡互联网文化入侵,保障自身权威的难以撼动。

其次,父辈、祖辈依靠“合谋共犯”黏合代际关系,打破家庭代际间的生疏与隔阂。在祖辈层面的表现是在秩序执行层面的刻意松动。多数祖辈在抚养父辈时采取放养策略,他们难以理解并严格执行对留守儿童的管控,有意无意地在智能设备使用秩序的执行层面松动。由于祖辈自身较难对留守儿童进行说服,在教育中常以“告状”的形式予以警告,借不在场的父辈完成对孩子的管教,以展示自身“统一战线”的形象,例如“我也想给你多玩一会儿,但是你爸爸不允许”。此外,祖辈会利用智能设备使用规则的打破来敦促留守儿童进行其他学习生活实践,比如“如果做到……就给你多玩一会手机”,将打破规则作为奖励,以此完成对子辈的管教。

父辈层面的表现则是在留守儿童前进行负面示范。外出务工的父辈回到家中无意与孩子交恶,他们出于工作或自身娱乐在留守儿童面前长时间把玩智能设备,并会将自己的智能设备分享给孩子玩,营造“我们一起背着爷爷奶奶玩手机”的氛围,以此打破亲子间久未谋面的隔阂,快速拉近关系。在聊到父母回家后自己生活的变化,岳彤提及熬夜变多引起其他留守儿童的共鸣,郭其宸说自己熬夜是因为游戏等级更高的父亲会在晚上带自己“上分”,此外还有点外卖、刷短视频等诸多原因。进城打工的父母比留守的孩子能更熟练地使用智能设备,他们在孩子面前关于使用智能设备的展示既是在表现自己的“城市化”,又体现出自身超出孩子智能设备使用规则之外的特权。

最后,搭建秩序助长留守儿童在朋辈群体中的逆反资本。关于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已有研究印证了“低自我控制—不良同伴交往—网络越轨”的理论模型,发现差别交往理论比自我控制理论对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解释力更强,即留守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更容易加入不良同辈群体,且这种不良群体内部的消极网络行为则会增加其从事网络越轨行为的可能性。[17]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提供的社会支持,更倾向于向同伴寻求支持。他们通过破坏智能设备的使用秩序彰显个性,获取朋辈小群体间的认可。看似沉迷手机的“校霸”张熠本身对手机使用并不成瘾,对与朋友一起打篮球的兴致更高。他对智能设备的需求主要来自同辈群体的压力,越轨少年的行为越被权威施加有力度的惩罚措施,就越能在同辈中体现面子,成为一种逆反资本并在朋辈的口口相传中得到积累。倘若不及时将小群体内的越轨行为发现并制止,这种越轨行为在朋辈群体关系网络间会产生交叉感染[18],校园使用手机现象将难以遏制。

随着年龄的增长,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对于自身行为并非浑浑噩噩,他们逐渐拥有清晰的认知和反思能力。丽雅表示,身边的同学狂热地使用手机是在“攀比”,有时在与家长、老师斗智斗勇的过程中“玩到手机的快感”要大于“玩手机的快感”,但即使意识到问题所在也难以从环境中抽离,依旧因为在家中熬夜用手机看小说与母亲争执不断。

(二)农村传统权威下的秩序潜移

学界对越轨行为的探讨可追溯到涂尔干对失范概念的阐释。越轨行为是指人们与群体规范中常见的活动、行为规则、观念、期望等出现不匹配的行动。芝加哥学派对青年越轨行为的研究普遍认为,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急剧的社会变迁,致使城市社区社会规范崩溃和社会控制削弱,继而引起青少年犯罪的集中。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中越轨行为的产生,一方面在于数字技术冲击下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解组与重构,如部分村民依靠直播带货攫取第一桶金;另一方面也有“知沟”下农村传统权威的规范弱化,提供的规范不能与留守儿童需求相适应的因素影响。

不难看出,越轨行为所违背的是群体规范的“公约”,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的行为规范大部分是家庭内部的“私约”。每个留守家庭内的智能设备使用秩序与边界各不相同,导致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对于智能设备使用的认知出现偏差,不利于对规则的维护。与此同时,即使同一家庭内部,祖辈、父辈对留守儿童的智能设备使用秩序存在着不同的执行力。有研究表明,只有当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性,惩罚才能有效降低越轨行为的产生,反之则会促进越轨行为的产生。[19]令人遗憾的是,留守家庭内智能设备的使用规则难以在代际间保持高度一致,这也是留守儿童的智能设备使用越轨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因此,农村传统社会对留守儿童“失控”行为的解读掺杂了大量主观因素,留守家庭的特殊结构也难以正确对待孩子的越轨行为。

智能设备对留守儿童的赋权,伴随着祖辈、教师等农村传统权威的相对减权。数字技术重塑了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他们比村内长辈更具有数字能动性。[20]一方面,手机的出现松动了留守儿童被过度束缚的角色身份,他们的价值认同、角色扮演有了多重选择;另一方面,智能设备改变了留守儿童与家校之间旧有的权力格局。在全新的媒介环境中,既往的知识界限、权力关系都会发生迁移与重构。[21]如果说手机与青少年有着天然的统一性与一致性[22],那么这种来势汹汹的媒介技术革命令村内的非数字原住民感到威胁与不安。

农村传统权威对手机、平板等智能设备进入留守儿童世界的否定,名义上是对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的规范与制约,更深层次的是在维护自身对留守儿童管控行为的正当性。本文参考文化潜移概念,用秩序潜移指代这一现象。文化潜移指个人或群体通过直接接触和相互作用而获得其他个人或群体的文化特征的过程。[23]秩序潜移可以理解为既定秩序在遵循和维护的过程中,其目的和意义发生不易被察觉的偏移。这是在面对智能设备带来的权力地位动摇时,家校采取的进攻策略。总的来说,家长、学校均借孩子越轨之名赋予自身管控行为的正当性,因此他们在以一种秩序潜移的方式,在话语和行动中建构智能设备的负面形象,并以此对留守儿童实施管控。

秩序潜移对留守儿童教育实践的反作用,体现于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留守儿童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其他问题,包括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问题及学业问题等。尽管留守儿童提出班里“成绩好的同学也玩手机”,父母和老师仍将学习成绩落后归因于智能设备使用。成绩好的留守儿童也有同样的苦恼,丽雅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从第一名掉到第九名”,丽雅母亲便以禁止使用手机的方式进行管教。除了学习问题,留守儿童的健康往往在祖辈、父辈口中与使用智能设备挂钩。郭其宸患上近视,奶奶采取的措施是缩短手机使用时间,忽视了郭其宸存在的阅读、书写姿态不端正的问题,甚至孩子的头疼脑热也会被归结为“手机玩多了”。可见,在智能设备使用上存在遮蔽之余,祖辈、父辈也在教育过程中借智能设备掩盖自身懈怠。

(三)留守家庭成员间的合谋沉默

秩序潜移现象存在的同时,留守家庭成员对需要正视的智能设备使用中确凿存在的问题,如智能设备使用尺度和边界、怎样甄别网络不良信息等话题闭口不提。

远在工作地的父辈鞭长莫及,作为实际监护人的祖辈常是“搞不来”“让孩子弄”的态度,这是委托祖辈抚养孩子的局限。赵玮祺爷爷奶奶“只会看看快手”,无意间打开APP不知如何退出还需要依靠赵玮祺进行“数字反哺”。四年级的赵玮祺自述使用手机全靠自学,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网课和提交作业的种种操作,至于自己是如何学会的,他也说不清楚,“试几遍就会了”。缺乏长辈引导的留守儿童面对互联网空间,不得不采用这种效率低下方式“试探”智能设备,在试错中积累经验以及发掘自身的互联网使用边界,比如李琦屡次通宵打游戏后身体不适便尽量避免通宵,通过同伴在网络赌博中被骗钱习得拒绝网赌骗局。因此,留守儿童在智能设备使用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失控”现象,他们也正是通过这些“失控”来对智能设备使用的边界进行摸索。

泽鲁巴维尔提出“合谋性沉默”概念,指代对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24]本文将“合谋沉默”的概念引入留守家庭场域,用来描述家庭成员均知晓网络空间存在着不良信息且留守儿童缺乏足够媒介素养,却依然对相关话题避而不谈的吊诡现象。

如果否认源于人类逃避痛苦的需要,那么合谋沉默的产生源于家庭成员间保护自身和对方避免耻感的需要。一方面,中国社会中的理想人格要求有品德、有修为,且传统观念中对性话题讳莫如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人的预设却是假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么发现了种种过失时该如何处置?最佳方案就是“掩盖”与“保护”[25],在最亲密的家庭场域中也是如此。在合谋沉默中,尽管家庭成员对孩子在网络上或多或少会接触到不良信息的情况心知肚明,但是众人均回避这一话题。借此,祖辈避免了被戳破自身已落后于数字技术发展浪潮的假象,维护了自身家庭传统权威的地位;父辈规避了与子辈相聚时的尴尬,远程扮演家中“顶梁柱”的形象;子辈则在长辈面前可以继续保持自身远离暴力、色情和赌博的乖巧角色。合谋沉默是一个留守家庭中的深层隐秘。

实际上,留守家庭成员并非无意地忽视家庭内的合谋沉默现象,而是主动选择悬置这一问题,以期待问题可以自行解决。这种“对沉默保持沉默”的有意识的自欺行为,被称之为超沉默,即有意识地促进无意识,然后对自己刚才实施催眠的行为失去意识。伴随着留守儿童的不断尝试,他们终将熟练地掌握智能设备,最终以付出时间、健康等为代价使这一令家庭成员尴尬的问题迎刃而解。

不难看出,合谋沉默下低效的数字探索弱化了智能设备可能带来的积极性,如能正确引导将产生巨大的正向作用。一方面,留守儿童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参与媒介实践,弥合与亲代的地域隔离和与城市儿童的数字隔离,从而获得“边缘重生”的可能性。[26]在网络媒介的支持下,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接触范围越来越大,媒介对其社会化的驯化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父母和家庭的作用,可以使留守儿童变得更独立自主。[27]另一方面,在农村留守家庭结构中,青年群体是“技术反哺”的关键环节,这种反哺有可能成为缓和亲子冲突、改革家庭结构的难得机遇。[28]农村青少年可以在媒介技术向农村社会渗透过程中掌握话语权,并以此促成农村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29]但在家庭成员的集体回避下,积极影响难以有效发挥,导致尽管在物质基础上城乡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基本持平,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无法逾越。

七、余论

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的规则秩序是制定主观且执行松散的,甚至可能规则制定者本身并不具备比孩子更高的媒介素养,试错成了留守儿童习得数字技术的主要路径。因此,留守儿童的部分“失控”行为并非越轨,留守家庭的特殊结构也使其难以在实践中正确对待越轨行为。

为什么智能设备如此令人深恶痛绝?本文提出“秩序潜移”概念,即既定秩序在遵循和维护的过程中,其目的和意义发生不易被察觉的偏移。在本文中是指,通过建构智能设备负面形象对留守儿童实施管控,赋予自身管控行为以正当性。这导致对智能设备使用的消极归因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留守儿童学习生活里的其他现实问题,纵容了祖辈、父辈在教育过程中的懈怠。

对于留守儿童使用智能设备过程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家庭内却出现“合谋沉默”现象,即家庭成员均知晓网络空间存在着不良信息且留守儿童缺乏足够媒介素养,却依然对相关话题避而不谈。合谋沉默的产生源于家庭成员间保护自身和对方回避耻感的需要,是留守家庭中的深层隐秘。这正是合谋沉默促使留守儿童以“失控”为代价,在不断试错中掌握智能设备的使用。

值得思考的是,“秩序潜移”与“合谋沉默”现象并不局限于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中。“都是手机惹的祸”之类的简单归因现象广泛存在于大众生活实践中,其现状和后果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对比非留守儿童、城市儿童而言,在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现象尤为突出且亟待改善。在微观权力理论中,规范化裁决与层级监视是现代社会的两种规训手段。在家庭这个交织亲情、耻感等因素的场域中,“秩序潜移”可视为规范化裁决在具体实践中的变种,是一种存在较高隐蔽性的规训手段;“合谋沉默”则是主体间保护与自我保护的手段,由此在层级监视中拓展出一定的反抗空间。因此,“秩序潜移”与“合谋沉默”可视作对微观权力在家庭实践维度的补充与发展。

注释:

① 英国谚语,指尽管人们无法否认该事实确凿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是依然刻意回避,故作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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