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互渗：列维-布留尔的人类学遗产及其当代意义

陈 晋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上，“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名字。一方面，这位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思想家在生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声望，远超出哲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范畴，风头可谓一时无两。然而另一方面，在列维-布留尔去世以后，学界似乎急于摆脱他的影响，以至于在20世纪中叶到下半叶的主流学术话语中，研究者纷纷将其塑造成现代人类学的“过时人物”，甚至是某种“反面教材”。(1)根据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列维-布留尔的声望已经“跌入了谷底”。参见：Mary Douglas，“Raisonnements circulaires.Retour nostalgique à Lévy-Bruhl”，Gradhiva：revue d’histoire et d’archives de l’anthropologie，n°30-31，2001，pp.1-14.正如英国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及其煌煌巨著《金枝》在20世纪初遭遇到的一系列严厉批评那样，类似的巨大落差引人深思。(2)例如，维特根斯坦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弗雷泽远比他所研究的大多数野蛮人更加野蛮。”Ludwig Wittgenstein，The Mythology in Our Language：Remarks on Frazer’s Golden Bough，translated by Stephan Palmié，edited by Giovanni da Col and Stephan Palmié，Chicago：HAU Books，2018，p.44.

在国内学界，列维-布留尔的影响和地位尤为特别。长期以来，学界读者对其工作的认识局限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81年的《原始思维》，这也是迄今为止列维-布留尔著作的唯一简体中文译本。(3)民国时期的少量译著涉及列维-布留尔早期的哲学与伦理学著作，如[法]L.Lévy-Bruhl：《风俗科学与伦理学》，黎东方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该书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很长时间内构成学界了解、讨论和研究列维-布留尔思想的重要入口。在“译后记”部分，译者丁由明确说明此书译自俄文版的《原始思维》，并根据列维-布留尔两本著作的英文版“How Natives Think”(1926年)和“Primitive Mentality”(1923年)校订而成，因此采用了俄文版的编排方式并保留部分编者注释。考虑到英文版的目录更加详细，丁氏又用英文版目录取代了俄文版目录。(4)[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00-501页。进一步，在中文版的“附录”部分，苏联学者坦陈对列维-布留尔的两本著作进行了编译，分别是出版于1910年的《低级社会中的心智功能》(“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es”)和1922年的《原始心智》(“La Mentalité primitive”)。因为前者是列维-布留尔有关原始人思维方式最早的著作，故保留较为完整，只删去了部分重复性较大的例子，此外又从《原始心智》中选取了三章，放在《低级社会中的精神功能》最后一章之前。(5)俄文版编译者之一尼科尔斯基提到，该编选方式曾获得列维-布留尔本人的认可。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79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国际人类学界对列维-布留尔的思想不断生发出新的兴趣。尤其是在法国本土，陆续出现了一批系统整理、挖掘和阐述其研究的著述。(6)例如：Dominique Merllié，“Présentation le cas Lévy-Bruhl”，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1989，t.179，n° 4，pp.419-448.Frédéric Keck，“Causalité mentale et perception de l’invisible.Le concept de participation chez Lévy-Bruhl”，Revue philosophique，2005，130，pp.303-322.Frédéric Keck，Lévy-Bruhl entre philosophie et anthropologie，Paris：CNRS éditions，2008.Stanislas Deprez，Lévy-Bruhl et la rationalisation du monde，Renn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2010.学者从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因果律与逻辑、世界的理性化等各种角度，重新讨论其当代意义，大有将列维-布留尔带回人类学“正史”之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内学界至今缺乏对列氏工作的系统性介绍，已有的论文大多数限于中文或英文的个别译著，无法一窥其思想全貌，结果导致一定程度上脱离学术与时代语境。(7)如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的“原始情结”——从〈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到〈原始人的挑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5期；王政：《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与中国风俗》，《文化遗产》2011年第2期。近年来，也有研究者讨论列维-布留尔的研究与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为首的法国年鉴学派、英国人类学等之间的联系，然而对列氏工作本身的关注不多或不够深入，构成了一定的遗憾。(8)陈涛：《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争执：涂尔干的道德科学》，《社会》2017年第6期；张亚辉，李菲菲：《原逻辑与物的能动性——以〈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为例的讨论》，《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本文从列维-布留尔本人及相关的著作入手，试图还原其所属时代的智识图景，从而更为丰富和立体地呈现这位法国思想家的研究。通过梳理列维-布留尔的研究过程，以及他与同时期其他学者的交流、合作和论战，笔者希望展现其核心理论观点所形成的学术脉络。文章的第二部分结合历史文献，介绍列维-布留尔从哲学到人类学的转变契机，指出其核心出发点在于不同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可理解性”。第三部分涉及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的研究过程及前后思想变化，特别聚焦于隐秘、经验和互渗等概念的形成背景与意义。结语部分结合当代人类学的发展，讨论我们能够从列维-布留尔的研究中看出人类学有何种新的可能。

二、理解差异：从哲学到人类学

列维-布留尔出生于1857年，出身犹太家庭，其父母来自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地区，后搬到巴黎。他的父亲是普通的中产阶级，母亲则来自于一个瑞士的珠宝商家族(“列维-布留尔”中的“布留尔[Bruhl]”即来自母姓)，生活较为宽裕。列维-布留尔是哲学家出身，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类似，他先是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在中学教书，然后在巴黎大学攻读哲学，于1884年获博士学位。1908年，列维-布留尔正式在索邦获得现代哲学史教职，这意味着他的前半生基本上是在中学教授哲学中度过。(9)Note biographique，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1957，T.147，pp.404-406.事实上，他的博士论文(《责任的观念》《莱布尼茨以来的德国》)，以及早期出版的著作(如《法国现代哲学史》《奥古斯丁·孔德的哲学》《道德与风俗科学》等)，在选题上和人类学并无直接关联。然而到了1910年，时年已53岁的列维-布留尔出人意料地发表了《初级社会中的心智功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原始思维、逻辑/前逻辑等领域的持续研究，彻底改变了这位法国学者的人生轨迹。

关于列维-布留尔的身份和影响力，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留意：

首先，列维-布留尔于1917年入选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成为“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院士，后担任该学院院长。这意味着他有至少20年以上占据着法国学界的权威位置。现有研究显示，列维-布留尔在建立学术机构、积累和利用资源方面长期扮演着类似“教父”的角色。(10)Hirsch Thomas，“Un‘Flammarion’pour l’anthropologie？Lévy-Bruhl，le terrain，l’ethnologie”，Genèses，2013/1(n°90)，pp.105-132.例如，在法国现代人类学发展史上起过关键作用的“民族学研究所”(Institut d’ethnologie)，是在他和莫斯(Marcel Mauss)、保罗·里维(Paul Rivet)三人的直接支持下成立的。该机构短时间内培养了上千名专业的、在世界各地从事田野调查的民族学家，推动了学术的快速发展。(11)后因机构合并，民族学研究所成为法国“人类博物馆(Musée de l’Homme)”的一部分。参见https：//www.museedelhomme.fr/fr/musee/musee-dethnographie-musee-lhomme-3717，2021年5月31日。列维-布留尔曾以各种形式帮助学术同行或后辈，包括直接出钱资助、写推荐信、寻找工作机会等，并定期在家里宴请涂尔干、莫斯等学界重要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列维-布留尔是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网络的中心之一。

其次，与“摇椅上的人类学家”这一刻板印象相反，列维-布留尔实际上到访过许多国家，也和所谓的“原始社会”有过实地接触。得益于法国外交部的资助，他从1919年开始到去世前4年即1935年，持续作为法国文化和学术研究的权威代表在世界各地讲学。列维-布留尔最先访问的是美国哈佛大学。1920年，他从美国返回法国，途经中国、日本、菲律宾、爪哇等地。1922—1935年期间，他几乎每年都出访，其中既包括比利时、英国、荷兰、瑞士、德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也包括突尼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特别是在1922年夏，列维-布留尔参加了在巴西举行的美洲研究者代表大会，返程途经巴拉圭、玻利维亚、阿根廷、秘鲁和智利。1928年，列维-布留尔到访中美洲，先后去往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地，并做“希腊和拉丁文明”“法国社会学”等专题讲座。(12)“Note biographique”，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tranger，1957，T.147，pp.404-406.列维-布留尔对环球旅行经历的思考，部分反映在他陆续发表的时评和书信当中。(13)例如：L.Lévy-Bruhl，“L’ébranlement du monde jaune”，Revue de Paris，XXVII，n°5，1920，pp.871-894.更关键的是，随着个人眼界的丰富和频繁的国际交流(比如1935年在维也纳结识著名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列维-布留尔后期的思考产生了重要的变化。(14)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最后，除了研究上的成就和声望，列维-布留尔的影响力远超出学术界。时任法国社会党主席、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是列维-布留尔的毕生挚友。为了支持饶勒斯创立的著名报刊《人道报》(L’Humanité)，列维-布留尔个人出资，赞助了三分之一的出版费用。他在公共政治领域相当活跃，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著名的“德雷福斯案”(Affaire Dreyfus)。事件主角德雷福斯上尉因犹太裔身份，被误判叛国罪、剥夺军衔并流放至魔鬼岛，激起了法国社会旷日持久的冲突和激烈争论。列维-布留尔和饶勒斯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德雷福斯本人正是列维-布留尔的表亲，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因此，当反犹主义在欧洲抬头盛行时，这位学者有着深刻的切肤之痛。(15)参见Frédéric Keck：“Les hommes peuvent-ils‘être’des oiseaux？”， Terrain[En ligne]，Questions，mis en ligne le 21 octobre 2020，consultéle 13 septembre 2021.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terrain/20696.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列维-布留尔从一位典型的法国中学和大学的哲学教授，成长为在全世界范围和公共领域都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学术权威。这一转变过程显然与他后半生所着力研究的议题有关。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距今整整一百年的一次会议的记录中，领略到列维-布留尔本人关于研究动机和目标的陈述，其清晰地展现了这位大师从哲学家到人类学家的心路历程。

工程实施规模化管理后，灌溉时农民只需在田间接1～2节软带即可，省去梯级灌溉提水设备搬运、铺设管路等费时、费工的工序，避免了管路接头漏水、阻水和接头断开等现象，灌溉时既省时、省力、又省钱，节省出的时间可以从事其他工作。灌溉工程建成后，明显缩短灌溉时间，保证作物各生长期的适时灌溉，果品可增产15%以上；对于一些输水距离较远、灌溉困难的地块，果农以往都很少进行灌溉，铺设管路后，灌溉得到了保证，果品增产可达50%以上，效益更加可观。灌溉工程提高了灌溉水利用率，每亩每年节水31.5 m3，在节水的同时每亩每年节省柴油2.74 L。

1923年2月15日，法国哲学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就列维-布留尔刚刚出版的《原始思维》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会，由作者本人作报告，时任学会会长哈维尔·雷恩(Xavier Léon)主持。参与讨论者包括阿什本勋爵(Lord Ashbourne)、哲学家古斯塔夫·柏罗(Gustave Belot)、雷蒙·雷诺阿(Raymond Lenoir)、路易·韦伯(Louis Weber)、社会学家保罗·福克奈(Paul Fauconnet)和莫斯，等等。(16)Lucien Lévy-Bruhl，Communication sur La mentalité primitiv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XXIII，n°2，avril 1923，pp.17-48.在会议上，列维-布留尔面对同行，详细介绍了最近出版的两本书(即《低级社会中的心智功能》和《原始思维》)的研究缘起和目标，以及未来的研究计划。随后，包括莫斯在内的参会者围绕其工作，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褒扬、批评和质疑(哲学家艾提安·吉尔森[Étienne Gilson]通过致函形式参与)，列维-布留尔一一回应。

学界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列维-布留尔的研究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史记》。(17)例如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的“原始情结”——从〈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到〈原始人的挑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5期。实际上，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列氏谈到了中国文明对他的影响：

沙畹先生是位令人敬佩的学者，其英年早逝让大家扼腕不已。曾有一天，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一位中国史家的作品的法译文，共有三卷，而当时他尚在北京。出于好奇，我很想阅读这些作品，我知道沙畹的翻译是无可挑剔的，可以让我完全把握原文的思路。然而我反复阅读却徒劳无功，我不能明白作者的思想是如何贯穿起来的，于是我很想知道中国人的逻辑是否与我们的逻辑相合。如果确有不同，那么在我看来，明确这种差异、分析这种差异并找出其中的原因具有至关重要的哲学意义。(18)Lucien Lévy-Bruhl，Communication sur La mentalité primitiv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XXIII，n°2，avril 1923，pp.20-21。

关于列维-布留尔究竟阅读的是《史记》的哪些部分，以及他与汉学家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的交往细节等等，已有研究者专门撰文，此处不再赘述。(19)基于笔者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汲喆教授的讨论。一个相关的事实是，沙畹最初翻译的是《史记》的《封禅书》，因此列维-布留尔很可能是从此处着手，试图理解“中国人的逻辑”。他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到，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还阅读了其他汉学家的著作，但依然徒劳无功。列维-布留尔由此得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必定和西方不同。

他接下来的想法更加惊人：

要想捕捉我在中国思维中寻找的东西，首先必须掌握这门语言，自己能阅读材料并且能察觉其中的细微区别，以及和当地的学者交谈。我要研究的思维越是和西方不同，我越是不能信任相应的翻译。至于学习中文，无论是我的年龄还是时间都不允许。……研究亚述、埃及和印度思维，对我来说存在一样的困难。但是，我不能转而研究所谓的原始社会吗？我发现有两个优势：首先，相关的档案对我来说是直接可理解的，记述所用的语言不构成像中文、埃及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那样的屏障；其次，研究埃及、中亚和远东涉及许多难以忽视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在美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原住民社会中并不存在，因为后者在漫长的若干世纪中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和更高级的文明有过接触。很明显，如果存在一个不同于我们的逻辑，我最有可能在原始社会中发现它，也最容易在原始社会中分析它。(20)Lucien Lévy-Bruhl，Communication sur La mentalité primitiv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XXIII，n°2，avril 1923，p.21.

以上陈述的特殊之处在于，列维-布留尔没有片刻怀疑过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本体论问题：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的思维方式，既普遍存在于中国、埃及和亚述，也必然存在于非洲、美洲和世界的其他角落。他关心的问题纯粹是研究方法或者说“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层面的，即如何最大限度地绕过语言和历史的屏障，直接面对和处理相应的材料。(21)类似思路同样存在于涂尔干对澳大利亚土著的研究中，参见[法]涂尔干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页。进一步，有关当代人类学的翻译转向及其与本体论转向的区别，参见李晋著：《从语言看本体论转向及其中国回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对他来说，原始社会本身没有文字，更谈不上历史，现有的记录大多数由西方人写就，包括传教士、探险家和殖民地官员，当然也包括人类学家，这些材料足以帮助他充分理解这些土著的思考方式。如前所述，列维-布留尔的乐观不是没有原因的，通过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法国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协助，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得以在世界各地展开，这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素材。

列维-布留尔的想法不出意外地遭到了同行的质疑。在他的报告结束后，莫斯率先发言。在他看来，列维-布留尔的研究固然意义重大，却完全忽略了历史：作者没有充分开展人类学和历史学意义上的比较研究，因此无法解释原始思维如何过渡到现代思维，更无法解释所谓的“原始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总之，他认为列维-布留尔的成果远远称不上是某种“完整的、大写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 complète)”——在莫斯的设想中，这种人类学的目标是取代整个哲学。(22)Lucien Lévy-Bruhl，Communication sur La mentalité primitiv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XXIII，n°2，avril 1923，p.25.

如果说莫斯等人的批评和评论已经足够犀利且富有野心，那么其实在此之前，列维-布留尔已经就他自己所设想的“完整的、大写的人类学”，做出了一个令人出乎意料的表述：

暂时假设我们有办法和邻近的一颗星球交流，这颗星球上居住着和我们一样有理性思考能力和交流能力的生物，又和我们有少许差别，他们的制度和心智都跟我们不一样，然而是可理解的：对于人的科学来说，我们对此的认识该带来多大的好处！在此基础上使用比较研究方法，又会带来怎样的启发！这难道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吗？——我们目前还没到这一步。(26)Lucien Lévy-Bruhl，Communication sur La mentalité primitiv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XXIII，n°2，avril 1923，p.23.

由此观之，列维-布留尔的企图心即使不比涂尔干、莫斯等人更加宏大，但也绝对不会更小。从中国、印度和埃及文明，到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原始社会”，再到外星居民，这位法国思想家所试图分析、总结和归纳的，恐怕已经不仅是全人类的思维模式，而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在这里，再一次地说，列维-布留尔真正关心的是差异而且只是差异。一旦认定其研究对象，剩下的就只是时间和方法问题。

三、隐秘思维、经验和互渗

尽管在1923年的讨论会上，几乎所有参会者都或多或少地对他的研究计划提出了疑问，列维-布留尔也礼貌地感谢了所有人的批评，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在接下来的15年里，这位勤奋的学者一口气写了四本书，加上原先的两本，共同构成一个宏大的体系：1910年的《低等社会的心智功能》、1922年的《原始思维》、1927年的《原始人的灵魂》(L’meprimitive)、1931年的《原始思维中的超自然和自然》(Lesurnatureletlanaturedanslamentalitéprimitive)、1935年的《原始神话》(Lamythologieprimitive)和1938年的《隐秘经验与原始人的象征》(L’expériencemystiqueetlessymboleschezlesprimitifs)。这些著作涉及的具体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路、方法和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列维-布留尔从各个方面不断地重复验证最初的研究假设，每一次都加入大量的二手材料。例如在《原始人的灵魂》中，他试图讨论原始社会中“个体性”(individualité)的构成。在考察了来自新几内亚、澳大利亚、非洲和北极等地区的民族志材料后，列维-布留尔认为在这些社会中，事实上不存在西方文化中的“生命”“灵魂”“个人”等观念。毋宁说，当地人拥有的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前观念”(prénotion)，比如作为人类、动物或植物的身份常常混融在一起，并且可以互换。(27)Lucien Lévy-Bruhl，L’me primitiv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3，p.1.

列维-布留尔的辛苦没有白费。一方面，得益于学术权威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他在法国国内获得了大量拥趸。许多读者来自艺术、哲学、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等领域。另一方面，列维-布留尔的国际声望也使得他的著作被不断译介成其他语言、快速传播。在“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运动中，列维-布留尔的观点和论述被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等引用，“隐秘思维”“互渗”等关键词得以与艺术家的创造力、心理障碍、精神疾病等现象联系在一起。《原始人的灵魂》1965年在英国再版，为其撰写前言的正是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连德国的现象学大师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都在阅读列维-布留尔的著作后致信后者，热情地表示受到震撼和启发。(28)参见Dermot Moran &Lukas Steinacher：“Husserl’s Letter to Lévy-Bruhl：Introduction”，The New Yearbook for Phenomenology and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8(1)，2008，pp.325-347.

与列维-布留尔生前发表的作品相比，常常被学界忽略的是在他死后十年、由后人整理出版的一本小书《笔记》(Carnets)，其内容是列维-布留尔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1938年1月到1939年2月)陆续写下的研究札记。这一文本的独特意义在于，在六卷本的巨著完成之后，列维-布留尔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方面，他依然坚信自己最初的某些论断是正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位思想家开始怀疑，所谓的“原始思维”实际上存在于一切人类的精神活动之中。

1938年8月29日，列维-布留尔坦率地写下：

如果全面看一下我1910年到1938年围绕互渗所写的内容，我觉得我的思想演变是很明显的。起初，我假定有一种跟我们的思维不同的原始思维，如果不是在结构上不同，至少也是在功能上不同。但是我发现，不仅难以解释我们身上这两种思维的关系，也难以解释“原始人”身上这两种思维的关系。总之，我只是将这两种思维并置，既未解释它们的共存，也未说明它们的关系。我从未很好地维护这种立场，长远来看，该立场也无法坚持。……换言之，让我们明白无误地更正我在1910年误以为正确的内容：并不存在和另一种思维截然不同的、独有两大特点的(即隐秘的和前逻辑的)原始思维。的确有一种在“原始人”那里更显著、也更易观察到的隐秘思维，但这种思维存在于一切人类精神当中。(29)Lucien Lévy-Bruhl，Les carnets de Lucien Lévy-Bruh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49，p.82.斜体为作者所加。

值得一提的是，列维-布留尔晚期的思想变化和他对国际学界的认识不断更新有关。例如在《笔记》中，他引用并讨论了爱因斯坦关于物理、现实和认识论的文章，尤其是其著名的论断“世界永恒的不可理解性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Das ewig Unbegreifliche an der Welt ist ihre Begreiflichkeit)。列维-布留尔认为，将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科学和理性视角下的“可理解的世界”，与隐秘思维中的“不可理解的世界”之间进行对比，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30)Lucien Lévy-Bruhl，Les carnets de Lucien Lévy-Bruh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49，pp.48-49.在其他地方，列维-布留尔还援用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并且遗憾精神分析在当时仅限于讨论个体，没有涉及集体的思维模式。(31)Lucien Lévy-Bruhl，Les carnets de Lucien Lévy-Bruh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49，p.67.他还对伦哈特(Maurice Leenhardt)有关新喀里多尼亚的书稿做了详细评论，认为其研究有助于推进已有的对神话思维的讨论。(32)Lucien Lévy-Bruhl，Les carnets de Lucien Lévy-Bruh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49，pp.49-50.尽管在有限的时间内，列维-布留尔未形成更加系统的思考，但是这些看似细碎的拓展却使得他有关人类思维模式的讨论愈发意义深远。可惜的是，在试图超越自己、不断修正论点的过程中，“新的时代”远未到来，大师已与世长辞。(33)根据友人的回忆，列维-布留尔孜孜不倦地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1939年在巴黎家中去世前三天，他仍然在写书、整理笔记，甚至连最后一次跟朋友聊天时也在讲他的工作。参见Maxime Leroy，Les Dernières Heures de Lucien Lévy-Bruhl，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vol.147，1957，pp.430-431.

回顾列维-布留尔的研究历程，不难发现如下趋势：“低级”“原始”“前逻辑”等语词的重要性和出现频率逐渐降低，而“隐秘”“互渗”等概念则相应地提升，以至于在《笔记》中，列维-布留尔花费了整整一年的宝贵时间，反复推敲、琢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和相互联系。

关于“原始”和“前逻辑”，涂尔干、莫斯等人事实上很早就对列维-布留尔的提法表达过异议。例如在1909年8月4日涂尔干致列维-布留尔的私人信件中，这位社会学大师直言不讳地指出，《低级社会中的心智功能》这一标题有某种科学上的缺陷(inconvénients scientifiques)，无论是“原始”还是“前逻辑思维”(mentalité prélogique)之类的表述，都不妥当。(34)Dominique Merllié，Correspondance d’Émile Durkheim avec Lucien Lévy-Bruhl，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55-2，2017，pp.105-168.有关涂尔干与列维-布留尔关于“原始思维”的分歧，参见Dominique Merllié，Durkheim，Lévy-Bruhl et la‘pensée primitive’：quel différend，L’Année Sociologique，62-2，2012，pp.429-446.至于列维-布留尔本人，在1923年的研讨会上他已经承认，选择“前逻辑”纯粹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其意义并不是“反逻辑(antilogique)”，更不是“无逻辑(alogique)”，而是与西方现代思维中的逻辑有所不同，例如对矛盾律的漠视。(35)Lucien Lévy-Bruhl，Communication sur La mentalité primitiv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XXIII，n°2，avril 1923，p.20.《笔记》中多次出现“放弃前逻辑”“不再使用‘前逻辑’”等口气坚决的语句，在不得已使用该语词时，作者都加上了引号。

更重要的是，列维-布留尔坚定地反对英国古典人类学的进化论观点，其中也包括他前半生致力研究的孔德。泰勒、弗雷泽、斯宾塞等人无一例外地将原始社会中的文化风俗看作是人类心智发展初级阶段的表现形式，西方文明代表最高阶段，但无论处于哪个阶段，人类的心理基础归根结底都是一致的(psychic unity)。深受进化论影响的孔德也提出了人类发展的三阶段说。(36)事实上，奉孔德为社会学创始人的涂尔干在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这正是他与列维-布留尔的重要分歧之一。参见[法]涂尔干著：《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117页。而列维-布留尔的雄心在于，他坚信并致力于证明人类存在多种思维模式，“原始社会”不等同于简单社会，也不一定朝向更高级、复杂的社会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且本源性的。列维-布留尔不但批评了进化论人类学者的片面观点，更质疑他们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当时的调查者要么是浮光掠影、短暂停留，要么是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获得真正有用的信息。相比之下，“如今的研究者接受了正确的方法训练，能够深入和确凿地进入当地。”(37)Lucien Lévy-Bruhl，Les carnets de Lucien Lévy-Bruh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49，p.128.

在《低级社会中的心智功能》一书中，这位学者如是解释他的理解：

集体表象在低级社会的精神活动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其普遍特性，我想说，这种精神活动是隐秘的。由于没有更好的说法，我使用这个词……，是指狭义上的“隐秘”，即对感官无法感知，但却真实存在的某些力量、影响和行动的信仰。(38)Lucien Lévy-Bruhl，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es，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1，p.30.笔者自译。强调处为原作者所加。

在这里普遍引起注意和讨论的，是列维-布留尔对集体表象的强调。诚然，隐秘思维存在于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之中。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何这些集体表象不能被人们分辨或觉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列维-布留尔诉诸“经验”(expérience)。他认为，经验形塑着人们的思维习惯。例如，借助语言所凝练、体现的以往经验，我们得以形成清晰、明确的概念，并以此进行推断。在此基础上获得的新经验又进一步加强了上述概念和推断过程——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实证经验”(expérience positive)。如果概念是不清晰、流动的，更接近图像的体验，无法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由此获得的经验就是“神话式的”(mythique)。而这正是原始人集体表象的隐秘性来源。他进一步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获得的其实都是神话式的经验，实证经验反而是较少的。(39)Lucien Lévy-Bruhl，Les carnets de Lucien Lévy-Bruh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49，pp.14-15.在这里，列维-布留尔对实证经验与神话经验的区分，很难令人不联想到他对孔德的复杂看法。众所周知，这位“实证精神”的鼓吹者、提倡“进步与秩序”的哲学家，在现实生活中却两次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处于自杀边缘。由是观之，列维-布留尔显然走上了一条和孔德及其继承者们大不相同的道路。正如《笔记》一书新版的编者，法国学者卡尔森迪(Bruno Karsenti)所说，在列维-布留尔看来，个体与物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一直存在于人类的经验之中，集体表象只不过是对这些联系的再现。(40)Bruno Karsenti，Présentation，Les carnets de Lucien Lévy-Bruh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8，i-xxxvii.在此意义上，正是互渗构成了集体表象，也是涂尔干眼中的社会化身的基础。

在这里，或许值得展开一段具体的民族志材料，也是列维-布留尔在《笔记》中反复提到的案例，即“格鲁伯事件”(fait Grubb)。格鲁伯(Wilfrid Barbrooke Grubb，1865—1930)是苏格兰的传教士，曾多次前往巴拉圭、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等地的印第安人地区。根据记录，一位印第安人认为格鲁伯偷了其菜园里的蔬菜，向他索要赔偿；格鲁伯辩称，事发时他正身处150英里之外，因此不可能偷盗。然而印第安人坚持认为传教士就是小偷，因为其梦见了格鲁伯偷菜的全过程。列维-布留尔认为，这一事件体现了当地人和西方人之间的根本差别。在印第安人看来，梦的经验和现实生活的经验同样重要，即便这些经验可能彼此不兼容：

格鲁伯没能理解的是，对印第安人来说，这种不可能性——不在场证明的决定性力量——并不存在。格鲁伯当时在150英里之外。印第安人承认这一点。但他也承认，在同一天，格鲁伯进入了自己村子的菜园，这同样是事实。他怎么能承认格拉布同时出现在相距150英里的两个地方呢？……他们之间存在着格鲁伯不曾料想的差异，即在他眼中，不可能的事情肯定不是真的，而在印第安人的眼中，感觉是真实的事情就是真的，无论是否可能。梦所揭示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能压倒这种确定性。(41)Lucien Lévy-Bruhl，Les carnets de Lucien Lévy-Bruh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49，p.11.

对于晚期的列维-布留尔而言，互渗的问题与隐秘经验、原始思维紧密相关，比任何其他议题都更重要。在《笔记》中，他不出意料地放弃了“互渗律”(loi de participation)的说法(与逻辑律相对)，改称互渗为某种“事实”(fait)。(42)Lucien Lévy-Bruhl，Les carnets de Lucien Lévy-Bruh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49，p.52.与此同时，他更加细致地考察互渗的方式、内容和意义，甚至提出“存在即互渗”(tre，exister，c’est participer)的激进说法。

需要澄清的是，“互渗”(participation)一词的常见中文翻译是“参与”。但哲学家出身的列维-布留尔对该词语的使用显然另有深意。在哲学史上，这一概念可追溯到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所讨论的，存在(être)对理念(idée)的“分有”(participation，希腊语写作methexis)。柏拉图把分有跟“摹仿”(mimesis)并列，解释古希腊的戏剧体验：观众在观看舞台上的表演时，也在试图理解、感受演员，成为表演的一部分，从而参与/分有了戏剧。另一个更直接的思想来源，则是17世纪的法国神学家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后者使用这一概念来说明一种特殊的因果论。这一论点表达了对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因果论的批评，旨在建构一种基于道德的世界观。列维-布留尔借用此说，旨在表明在人类思维中不同事物、不同的因果关系可以相互分有的特征，以及自然与社会秩序可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有研究者认为，通过提出互渗的概念，列维-布留尔得以与涂尔干、柏格森(Henri Bergson)鼎足而三，形成了有关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特殊看法，并且影响到了在他身后崛起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两大流派。(43)Frédéric Keck，Causalité mentale et perception de l’invisible.Le concept de participation chez Lévy-Bruhl，Revue philosophique，Tome 130，2005，pp.303-322.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强调人类经验中普遍存在的隐秘面向及其对外在环境的参与性，这正是列维-布留尔留给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四、结 语

尽管没有正式获得其下一代法国人类学“掌门人”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认可(其认可的对象更多的是莫斯)，(44)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针锋相对地提出：“和列维-布律尔的意见相反，野性的思维是通过理解作用(l’entendement)而非通过感情作用(l’affectivité)来进行的。所借助的方法是区分和对立，而非混合和互渗。”参见[法]列维-斯特劳斯著：《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07页。但列维-布留尔的影响正在逐步恢复。美国学者坦拜亚(Stanley J.Tambiah)早在1990年就提出，互渗与因果(causation)作为两种互补的“看待世界的方式”(orientation to the world)实际上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45)Stanley J.Tambiah，Magic，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the Scope of Rationality，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05-110.与之类似的是，道格拉斯将列维-布留尔笔下的现代思维和原始思维，进一步拓展为两种逻辑(分析和类比)之间的区别、补充和对立。(46)Mary Douglas，Raisonnements circulaires.Retour nostalgique à Lévy-Bruhl，Gradhiva ：revue d’histoire et d’archives de l’anthropologie，n°30-31，2001，pp.1-14.她还特别强调了类比思维与语言学关注的“并行”(parallelism)现象以及由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实践理性”(raison pratique)之间的关系。

在亲属人类学领域，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晚年将亲属制度定义为“主体间互渗的复合体”(manifold of intersubjective participations)。在他看来，亲属网络中“存在的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例如夫妻、兄弟、姐妹、父母/子女等)这一核心特征，有力地延续和回应了列维-布留尔关于互渗经验中“二重性”(duality)的思考。(47)Marshall Sahlins，What Kinship Is and Is No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pp.20-34.皮纳-卡布拉尔(João de Pina-Cabral)则将互渗与人类学家长期关注的超越性经验(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相结合。他认为列维-布留尔至少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除了萨林斯和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强调的人的相互性以外，还包括具身化的认知方式与信仰的长期保持。(48)João de Pina-Cabral，“World：An anthropological examination (part 2)”，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2014，4：3，pp.149-184.

21世纪初至今，一批人类学家提倡“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这意味着“比较形而上学”(comparative metaphysics)(49)Pierre Charbonnier，Gildas Salmon and Peter Skafish eds，Comparative Metaphysics：Ontology after Anthropology，London：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6.、“对称化”(symmetrization)等提法进入学科视野，也因此带来了大量以“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为目标的经验研究。(50)刘珩：《重塑问题空间：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与民族志在场》，《思想战线》2021年第3期。加拿大人类学家库恩(Eduardo Kohn)的著作《森林如何思考：迈向超越人的人类学》，标题即是对列维-布留尔的致敬。(51)Eduardo Kohn，How forests think：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p.227.事实上，当研究者开始讨论人的主体性与其他物种(森林、树木、动物等)的主体性如何相互渗透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单纯的、人类学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或社会世界，而是不同类型的世界的排列组合，以及这些世界对地球这一生态系统的共同“分有”。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所指出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大分割”(grand partage)是西方现代社会基于自然主义本体论观念所造成的后果。(52)Philippe Descola，Par-delà nature et culture，Paris：Gallimard，2005，pp.114-165.列维-布留尔声称，“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收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到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53)[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0页。他或许是在提醒，人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一只猴子、一只鹦鹉、一条鱼、一棵树或者一朵花。在此意义上，互渗的概念突破了西方人类学长期持有的“社会中心论”(sociocentrism)和“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ism)框架，有助于拓宽研究者所设想的“在‘原始人’那里更显著、也更易观察到的隐秘思维”，在某些本体论人类学者的笔下，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某种当地人的形而上学。(54)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Métaphysiques cannibales.Lignes d’anthropologie post-structural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9.类似做法既引起了学界和公众界的热烈讨论，也招致了不少批评。

总言之，本文介绍了列维-布留尔人类学思想的形成和演变，旨在强调这位大师在20世纪初所作研究的独特意义。通过回顾其研究历程，不难发现“人类思维模式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构成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他诉诸当时海量的民族志材料和自身扎实的哲学训练，从而提炼出“互渗”的形而上学概念，并将其与人类生活中的隐秘经验相结合。在当代人类学方方面面的发展中，依然可以看到列维-布留尔的显著影响。我们今天重提这位学者，显然不是为了回到他所在的时代，而是需要系统地理解和评估其代表的学术思潮。期待未来学界出现更多相关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