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史”知识论域与理论体系的初步探索

展 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101)

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具有独特的历史形态,含有丰富的历史因素,具有自身的历史。因而,从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及舆论学理论体系出发,全面反顾历史时期的舆论生态及其变化趋势,系统总结历史时期舆论的生成机制及其时代意义,不仅可以深化、拓展新闻史、传播史等研究领域和学术方向,而且可以探寻、总结舆论史研究的可行路径和理论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但遗憾的是,迄今学界尚缺乏系统、全面研究中国舆论的“通代史”和“断代史”,亦少有多角度、多层次的“专题史”和“问题史”。因而,如何区别并借助新闻史、传播史、新闻传播史等传统研究路数,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史理论体系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于此,学界既有研究多集中在历史时期的舆论生成、舆论活动、舆论形态、舆论制度等具体问题,而有关舆论史知识论域、理论体系等深层次、学理性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1)有关“舆论史”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陈谋亮:《关于舆论和舆论学的探讨》,《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邵燕祥:《开展“舆论史”研究》,《炎黄春秋》,1999年第9期;侯东阳:《中国舆论史研究视野的扩展》,《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4期;周根红:《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的舆论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22日。。有鉴于此,兹以中国古代舆论史为例,初步探寻“舆论史”研究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

一、内容与范畴:舆论史的知识体系

一般而言,某一独立学科领域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学科领域,根本在于其知识体系(如概念、对象、内容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又因其知识体系在特殊性中包含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就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相互连接、交叉融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同时,知识体系是一个学科的理论知识的术语表达和概念集成,而术语和概念又是人们认识世界、反映事物、表达思想的基本形式。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论述术语时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一个学科的新观点、新思想,需要创造出新术语、新概念来表达,一个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必然伴随着术语和概念的创新。

那么,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新兴学科,中国舆论史的知识体系到底如何构建?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学界既有研究已从浩瀚的史料、复杂的史事中发掘、提炼出诸多重要概念,初步形成中国舆论史应该关注的知识点和关键词,譬如邸报、歌谣、谚语、党争、结社、讲学、言官、诤谏、清议、图谶、诣阙、朝议、告示、揭帖、书奏、禁书、民意、妖言等,并已将这些概念、语词自觉转化为舆论史的当代论域,作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专题论析,一定程度上为本土化舆论理论的形成及舆论史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话语基础、文献依据和思考维度。然而,囿于不同学者、不同领域的学术理路、研究重点之差异,加之历史文献并未对舆论及其相关概念予以明确界定,这使中国舆论史的知识论域长期界限不清,并存在诸多知识盲点和问题漏点,相关知识点、关键词也因此仍显零散琐碎,并未统合为较为科学、合理的舆论史知识体系,更未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理论价值的话语体系,“从舆论史研究的内容来看……研究中国历代舆论事件或运动,这部分数量最多,而且多是新闻媒介出现以后的历史”(3)侯东阳:《中国舆论史研究视野的扩展》,《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4期。。

因此,要构建中国舆论史的知识体系,笔者认为,可以尝试结合历史学、舆论学、新闻学、传播学等知识结构和理论方法,重点研究历史时期舆论的以下九个核心要素(4)喻国明、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认为,舆论构成要素有三:现实的、有争议的公共问题;有相当多的个人对这个问题表明态度或发表意见;一致性意见对公共问题产生的某种实际效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7页)。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概括为舆论主体(人)、舆论客体(对象)和舆论主体对客体的判断(意见)三要素(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67页)。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则将舆论分为八个要素:舆论主体、舆论客体、舆论本身、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舆论的功能、舆论的质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4—309页)。刘建明等《舆论学概论》认为舆论要素是舆论结构的组成部分,可归结为四点:舆论主体,舆论是否存在,有明确的一致议题,议题见解具有一定的强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一是舆论属性。一般认为,舆论本质上是社会的整体直觉和集合意见,具有公共事务、集群心理形成的公共意识和优势意识(5)刘建明,等:《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页。;也有人认为舆论属性即舆论特性,包括公共性、倾向性、公众性和多样性(6)林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视角的系统阐释》,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53—255页。。实际上,舆论属性并非一成不变的抽象定论,而是不断衍化的具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历史时期的舆论属性,取决于舆论主体的身份特性、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也即主体的属性决定了舆论的属性。据此,历史时期的舆论可分为官方舆论、民间舆论以及由官民、公私舆论互动产生的“混合舆论”。其中,官方舆论本质上是国家利益、权力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文化政策、道德说教的别样表达。民间舆论的“真理性”“正义性”特征(7)刘建明,等:《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7、114页。,既体现了“民为重”“民为水”等民本思想的持久力量,也体现了普通民众维护自身权益、改进社会现状、谋求整体发展的舆论期许。“混合舆论”则是官民舆论互动的结果,或是一种彼此融合的和谐关系,或是一种相互博弈的冲突关系。

二是舆论主体。舆论主体是“舆论之母”(8)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若无舆论主体,就不会存在舆论,若无公众意见,也就不会出现舆论。舆论主体既指可以自主、自在发表意见的个体,也指对某些社会现象和问题有着相近意见的群体,还指由舆论个体构成的机构、组织、阶层等。在中国古代,舆论主体虽有不同,屡有变化,但大体不出“官—士—民”这一总体结构,包括皇帝、官员(尤以秦汉谏议官、唐宋台谏官、明清言官等为代表)、士人、庶民以及结社、朋党、学派等(9)展龙:《舆论史:中国历史场景中的公众意见与政治秩序》,《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其中,皇帝和官员是官方舆论主体的代表,具有舆论权威性、话语主导性特点;士人和庶民是民间舆论主体的代表,具有舆论广泛性、话语普及性特点;而结社、朋党、学派等,则是不同社会阶层基于某种共同“理想”,自然形成的群体性舆论主体,具有舆论自觉性、话语批判性特点。在一般性舆论活动中,官、士、民角色各异,地位不同。其中,舆论的普遍主体是基于民心、民意而最具广泛性、公共性的“民”,“官”和“士”作为舆论主体的活跃分子,则时常扮演着舆论领袖的角色,而官、士、民之间的“相互接触”(10)横山宁夫:《社会学概论》,毛良鸿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29页。和彼此互动,逐渐构成面临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的公众或社会共同体,进而形成具有整体意义、公共性质的舆论主体,诚如费尔巴哈所言:“观念只是通过传达、通过人与人的谈话而产生的。人们获得概念和一般理性并不是单独做到的,而只是靠你我相互做到的。”(11)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51页。

三是舆论客体。舆论是社会意义的特殊形态,包含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各种事件和事实的态度,它受制于实际现象,也决定于社会存在。舆论客体的普遍意义是舆论存在的必要条件,围绕没有公共意义的、只具有纯属个人意义的事实,舆论是不会产生的。舆论客体一般指现实社会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12)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尤其是一些最新的重大、突发性社会事件或公共事务,往往是自然存在并有争议的敏感话题,关涉公众的切身利益,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在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客体是由君主专制统治衍生、催发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无论是在统治阶级的单项利益关切中,还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多元互动关系中,由于长期缺乏鲜明的“民主”“平等”“自由”“公正”等具体要素,使得“民意”指向的舆论客体不仅具有明显的公共性、现实性特征,而且具有更加突出、复杂的矛盾性、斗争性特征,诸如土地、赋税、劳役、吏治、科选、灾变、党祸、战争等现实问题,始终是激发社会矛盾,引发政治危机的历史缘由,也始终是官民舆论关注的公共话题和客体所在。

四是舆论载体。舆论载体,也即舆论媒介或渠道。古往今来,舆论的生成与存在,始终离不开舆论载体的承载和传播,如若舆论的主体(公众)、舆论的存在形式(意见)与舆论的客体(问题)缺失了舆论载体的中介联系,舆论的公共性、集合性、发散性等本质特性就无法形成,舆论的力量、效能和价值也就难以实现。在中国传统社会,舆论传播的载体虽较为有限,但也渐趋多样,总体可分为官方舆论载体和民间舆论载体。官方舆论载体主要有诏令、奏疏、邸报、塘报、揭帖、告示、邮驿等;民间舆论载体则主要有民歌、谚语、匿名帖、书奏、诉状等。此外,历史时期的舆论载体还涉及舆论机构,如唐代的门下省、中书省下设谏议机构及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等,宋代的进奏院、谏院,明代的通政司、都察院等。

五是舆论生成。“舆论是由于社会事实而活跃起来的社会意识状况”(13)M.C.奥舍罗夫等:《社会舆论与方法》,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1页。,它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中产生的,既是社会现实的话语需要,也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舆论的形成离不开人、环境及其二者的互动,其中人的思想交流和意见互动是舆论形成的主体要素,“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流意见建立相互联系,构成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前提,从而形成社会的舆论环境”(14)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2页。;而客观的时空环境则是舆论生成的社会基础。舆论生成主要关注舆论的时代性、条件性和过程性,即以“通变”的思维,动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舆论生成、发展的历史背景、基本态势、时代特点和总体规律,重点突出舆论与政治格局、经济变迁、社会环境、文化政策、道德教化、人文思潮等现实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舆论在不同历史场景中的变化趋势、传播形式、历史特点、政治效应等重要问题,以凸显舆论变化多端、机制复杂、影响广泛、迷局众多等时代特征。

六是舆论形态。舆论形态即舆论的基本存在方式,一般认为是指舆论本身所包含的信念、态度、意见、情绪及其总和,具体包括“潜舆论(情绪)、显舆论(言语)和行为舆论”(15)宋晖,等:《舆论学实务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20页。,三者表现形式不同,表达强度各异,但在“刺激——反应”的舆论生成过程中,它们常会相互转化,强度会有增减,甚至形成情绪、言语和行为兼具的舆论形态。历史时期舆论的常见形态有诏告、诤谏、朝议、封驳、弹劾、奏疏、集议、廷议等官方舆论形态,有谚谣、上书、诣阙、乞留、讲学、民歌、上书、越诉、私报、游行、宣示、论说、揭帖等民间舆论形态。基于传播路径和利益诉求的差异,两种舆论形态时常会发生立场博弈和话语争论,进而形成更为复杂的舆论关系和更加异样的舆论形态。

七是舆论政策。舆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同历史时期,舆论政策有所不同,但总体可分为专制政策、民主政策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政策。在中国古代社会,专制政策是基于专制统治的舆论政策,旨在在利用舆论的同时,又对舆论加以规制,抑制其对政治权力或公共利益的有害因素,主要表现为压制和漠视舆论,这是专制时代舆论的主流基调。民主政策是基于民本、民意等传统观念且相对“自由”的舆论政策,主要表现为支持和利用舆论。“中间”政策则是基于平衡官民舆论、规范公私舆论的权宜性舆论政策,主要表现为引导和监督舆论。无论何种舆论政策,其根本目的无疑是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维系和谐的社会秩序,确保稳定的统治格局。

八是舆论功能。舆论只有在它发生效力时才有意义,它不仅是精神现实的范畴,而且是社会实践的范畴。舆论一旦形成,必然借助某种公共场域和公共话语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尤其是那些能够代表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见的舆论话语,时常对社会政治产生警示、矫正、批判、监督、预测、整合作用。同样,历史时期舆论的生成、发展始终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动而不断变化,呈现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复杂态势和历史意蕴。舆论对社会和人的影响,表现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或阻碍社会向前发展,按照这两种作用的正反方向,舆论可分为“正向舆论”和“负向舆论”,而正反舆论产生的作用,即是所谓的“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16)刘建明,等:《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页。。考察历史时期的舆论功能,就是考察舆论在历史演进中的正、反作用。

九是舆论思想。这是舆论形态中最敏感、最活跃、最深邃的部分。在古代中国,那些批判性、建设性、正义性舆论的生产者、主导者和传播者,往往具有修齐治平、笃信道统、无畏权势、崇尚民意的精神气质、人文气节和思想气度,其所发出的舆论呼声、提出的舆论见解,时常蕴含着匡世辅政、依经立义、知人论世、直言敢谏、尚情任气、重儒明道、改革创新的济世情怀、忧患意识和批评精神。舆论之所以是观察社会的一面镜子,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就在于舆论所表达的是舆论主体对舆论客体的观点、看法和意见,借此不仅可以揭示舆论主体深刻的思想观点、理性的价值判断和浓郁的精神情怀,而且可以从中透视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秩序、思想世界及其展示的历史图景。

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环境封闭而狭窄,舆论衍生、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僵滞态势, “传统社会的舆论通常不处于哲人们的主要视野内”(17)陈力丹: 《舆论学: 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第3页。。因此,新时代构建中国舆论史的知识体系,既要将新闻媒介出现之前的“舆论起源”纳入舆论史的研究范畴,“因为在没有新闻媒介之前,社会舆论早就存在,不研究这段历史无法了解中国舆论历史的全貌”,也要重点关注新闻媒介出现之后,舆论生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只有厘清中国舆论的历史发展,才能明确当代中国舆论的历史源流,“才能在历史的渐进、古今对比中发现舆论运动的规律和经验教训”(18)侯东阳:《中国舆论史研究视野的扩展》,《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4期。。而且,前述舆论史的九个要素之间始终存在着天然的关系和深层的关联,“舆论史的研究不仅要对史料进行收集整理,更为重要的是在史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要以时间发展为经,以舆论构成要素为纬,展现舆论本体的发展历史,揭示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的独特特征”(19)周根红:《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的舆论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22日。。中国舆论史研究只有将这些关系、关联揭示出来,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内在逻辑抽取出来,其知识体系才会更为系统全面,更加科学合理,更显丰富多彩,也才会更具历史场景,更富历史根基,更显历史生命。

二、理论与方法:舆论史的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关于学术问题的观点、思想和理论,旨在揭示一个学科自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或知识体系是其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只有以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构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才能称其为一个成熟的、健全的学科。”(20)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20年5月15日。

具体到中国舆论史的学术体系,综观学界研究成果,直接相关者相对较少,间接涉及者却相对较多。早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出版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初步将研究对象确定在舆论演变历程、历代新闻事业、舆论生成环境以及清议、歌谣等民间舆论方面,开创了中国新闻舆论史研究之先河,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舆论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架构。而后的半个多世纪,有关中国舆论史的研究陷入沉寂,成果寥寥。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史学研究革新发展的热潮中,中国舆论史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并呈现出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以新闻传播的研究视角,观照历史时期的舆论生态。这种研究路径或重于报纸、出版等舆论载体的微观研究,或重于某些政治事件、社会群体引发舆论风波的宏观叙述,大体厘清了历史时期舆论的存在形态、传播方式和历史影响。二是以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在关注历代政治人物、政治思想、政治事件、政治变革、政治秩序等话题时,论及专制政策、君臣关系、诏令奏议、监察制度、言官群体、文狱党祸、出版文化等相关舆论问题,大体勾勒出舆论生成发展的政治背景、外在动力和时代特点。但也应看到,因“‘舆论’本身即含糊不清”(21)爱德华·L.伯内斯:《舆论的结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1页。等原因,学界对中国舆论史的研究呈现出“研究有涉及,论述非对象”“一部舆论史,只是一部报业史”等研究局限。一方面,对历史时期舆论的总体趋向、政治内涵、文化意蕴、政治功能等深层问题关注不够,缺乏对舆论整体发展脉络、演进趋势的纵向呈现。另一方面,对舆论内在逻辑及与社会各因素的外在联系未予系统梳理,尤其缺乏对官民舆论及其与政治权力、国家政策复杂互动关系的多维分析,从而未能全面展现历史时期舆论的生动图景和独特风貌。与此相关,学界尚未以系统、成熟的知识体系,对中国舆论史的学术体系作出清晰、简明的表达,更难以提炼出可行、有效的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

那么,中国舆论史的学术体系到底如何构建?首先,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一样,中国舆论史研究需要把握三点:历史文献、历史解释和历史价值。毫无疑问,历史解释必须建立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之上,不可任意发挥,更不可妄加曲解,历史文献只能在历史解释中生成意义、彰显价值,如果不能有效解释历史文献,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舆论”的记载并不集中(除邸报、诏令、奏议等),叙述并不清晰,因而研究者常陷入哪些文献关乎舆论、哪些记载属于舆论的取舍困惑中,这就对深刻而富有创造性的历史解释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应如何打破文献的文本视界,以论代史、以史代论,从分散、模糊、繁复的文献记载中尽可能地解释舆论,进而推衍出完整的舆论表象,探寻出真实的舆论形态,揭示出清晰的舆论规律,总结出独特的舆论价值。培根曾言:“一个时代的历史(尤其是远离作者生活的年代)必将有记录上的大量空白和缺口,这就需要运用智慧和猜想去弥补。”(22)De Augmentis Scientiarum,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td,1905, P. 426-436.同样,要从学理层面阐释历史时期的舆论及其相关问题,也需要运用“智慧”和“猜想”,以更为宏大的学术视域将现象描述与价值阐释结合起来,将史实探讨与意义研究兼顾起来,将宏观把握与重点论述联系起来,既要探明舆论本身的属性结构、生成模式、传播形态、制度条件、社会反应等历史真相,也要查明舆论与一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在环境之间的深层关联和互动关系,更要阐明动态变化的舆论表象中所蕴含的相对稳定的道德判断、情感向度和人文价值。如此,也许可将中国舆论史研究引入由文献、阐释、价值共同构成的立体化格局。

其次,舆论史位于多学科的交叉点上,举凡历史学、舆论学、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皆与舆论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独特而新兴的研究领域,舆论史研究仍然处于一种被“耽搁”的尴尬学术境地。一方面,在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架构内,舆论史的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尚未得到必要认同和应有关注,既有研究也未能突破新闻史、传播史理论视阈而另辟蹊径,有所建树。另一方面,在传统历史学的学术范畴内,舆论史至多是一门近乎“碎片”的专门史,同样未受到应有关注和深入研究,既有研究纵然诠释了某些舆论话题,彰显了某种舆论特色,但无论是长时段、短时段的舆论史研究,还是专题性、问题式的舆论史研究,大多缺乏系统理论的建构和科学方法的总结。舆论史研究虽然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方法,但基于其独特的知识体系,研究路径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舆论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引入传播理论、信息理论、控制理论、批判理论、辩证理论等现代理论方法,坚持以典型题材与示例的分析为基础,把个案考察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历史时期舆论的传播形态、生成模式、舆论政策、舆论功能、舆论思潮等,并通过对一系列政治事件、社会问题所引发的舆论现象的解析,总结出舆论主体、客体及二者在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历史共性和一般规律,深入阐述舆论的基本概况及其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彰显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意义,并以不同时期舆论“话题”为研究视点,重新审视历代社会政治的发展逻辑和历史特质,进而揭示出舆论背后所隐藏的本质属性、时代特质和现代启示,以期为中国舆论史及当代舆论学的深入研究提供若干理论支撑,并为传统历史学、新闻学、传播学等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议题和思路。

再次,舆论史研究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历史回顾与理论思考发掘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对舆论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合理的展望性意见。这就要求中国舆论史学术体系的建构,需要探寻可行、有效的思路和方法,“对于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方法,而同一问题的解决需要许多方法的结合”(23)德罗伊森:《艺术与方法》,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99页。。这也要求中国舆论史研究必须根据不同层面的研究来界定自身研究方法的适用度,如果是一代舆论的整体研究,那就要抓住共性而舍弃一些偶然的东西;如果是典型个案或具体事例的研究,则需要结合特定历史场景,按照“专题”“专事”“专人”等模式展开研究(24)朱传誉:《中国新闻事业研究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3—54页。,尤其重点关注舆论主体的精神气质、生存境遇、政治立场乃至生平履历,也就是要更注重一些偶然或特殊因素。但无论如何,在中国舆论史研究中,只有立足舆论场域,发掘舆论文献,选取舆论素材,才能在文献——阐释——价值的叙述逻辑中,逐步总结出极具时代特色的中国舆论史学术体系。

最后,舆论作为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意识形态,它源自现实,也作用于现实。正是舆论的道德规范功能、意识整合功能、社会批判功能和社会监督功能,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舆论的“镜子”价值、“皮肤”效应和“晴雨表”功能。梁启超所谓“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25)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林语堂所谓中国新闻史只能成为公众舆论和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的中国新闻史”(26)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皆在肯定舆论的效能和力量。纵观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舆论的自觉性、集体性、公共性话题及其产生的时代效应,始终是当权者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在某些历史时期,舆论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和集体话语,不仅矫正了政治方向,整合了国家意识,而且催生了历史变革,引领了时代潮流,甚而引发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运动。历史时期舆论之所以此起彼伏,根本原因是源于现实社会的促动和政治环境的催发,官方舆论政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舆论的传播状况,民间舆论情势一定程度反映了舆论的政治生态。出乎此,当前舆论史研究的理论基点必须立足现实、关注现实和服务现实,尽力将史学的参与意识贯穿于舆论史研究的全过程,即将舆论置于特定历史场景中,作为历史全景当中的一个特写来记述,层层论证舆论的生成境域、传播形式及其具有的历史特点,全面考察舆论对政治生活、社会动态、道德风俗、文化时尚产生的重要作用,重点厘清舆论与政治权力、文化阶层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历史经验和深刻历史教训,以期为当前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提供若干重要启示和鉴戒,这不仅是研究旨趣的学术需要,也是社会现实的理论需求。

三、属性与关联:舆论史的学科体系

“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任何学科的根本属性都取决于其研究客体的特殊性。舆论史的学科体系是一个多学科交叉体系,本质上既具有人文性,也具有社科性。人文性主要体现在舆论的“历史过程”,主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舆论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和人文情怀,及其对人、社会、政治产生的价值导向、精神塑造作用,重点突出舆论的人文主义特质,所谓“志气言语发乎人,人之文也”(28)李翱:《李文公集》卷五《杂说上》,《四部丛刊初编》本。。社科性主要体现在舆论的“行为表现”,主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各种舆论活动、舆论现象所反映的不同社会现象的本质特点、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重点突出舆论的政治性、社会性和现实性,所谓“万般政务,舆论决之”(29)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1903年第5期。,“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3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4页。。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舆论”最早见于曹魏谏臣王朗的疏文中,其谓:“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也,并怀伊邑。”(31)陈寿:《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412页。唐宋以降,凡文献所见“舆论”,或为“采听舆论”“咨访舆论”“慰塞舆论”“博稽舆论”“质之舆论”“重视舆论”“参酌舆论”“合乎舆论”“审查舆论”“厌塞舆论”“有乖舆论”“悖于舆论”等语词,可见官方舆论政策;或为“舆论快然”“舆论喧然”“舆论沸腾”“舆论怅然”“舆论所期”“舆论反覆”“舆论称之”“舆论冤之”“舆论信服”“舆论纷然”“舆论所归”“舆论公评”等语词,可见公众舆论形态。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学”学科,是西方学术源流的产物,体现的是西方的知识系统和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舆论学界在补课心态的驱动下,开始在引入借鉴、模仿学习的外求之路中,在反思历史、观照现实的内修之路中,自觉探索具有中国特质的舆论学理论方法,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学科体系。在此过程中,舆论学在中国的导入、传播、创生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相融相生,也始终依赖于中国学术主体的话语自觉和话语意识,以及对本土舆论生态的话语表达和话语创新,并呈现出从简单借用西方理论体系,到逐渐创新自我话语体系的意识嬗变。时至今日,本土意义上的舆论学学科正在逐渐形成,有关舆论的理论方法、实践应用、历史形态、本质功能、运行规律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蔚为风潮。其中,作为舆论历史形态的“舆论史”到底能不能视为一门学科,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舆论史”无疑具有独特的学科属性以及构成学科的理论范畴。

很明显,一般意义上的舆论既不等于新闻,更不同于传播,舆论学也与新闻学、传播学有着鲜明的学科界限,三者之间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简单地说,新闻是对舆论信息的报道(32)鹤谷:《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东方杂志》,1905年第1期。,传播是对舆论信息的传播,传播媒介是反映舆论、形成舆论和引导舆论的工具,而舆论则含有公众发表意见、传播新闻等综合意义,借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表述,就是“舆论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新闻报道是舆论传播的主要方式”(33)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457页。。盖基于这种认知,人们惯于运用新闻传播、新闻舆论、舆论传播、新闻哲学(新闻理论)等交叉性概念(34)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8页。,围绕舆论场域、舆论生成、舆论领袖、舆论事件、舆论危机、舆论传播、舆论治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舆论调查、舆论司法等重要命题(35)郑博斐、童兵:《2013年国内舆论学理论、方法与实务研究的主题与问题》,《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8期;刘毅:《近20年我国舆论学研究进展的知识图谱分析:基于 CSSCI 数据库(1994—2013)》,《情报杂志》,2015年第5期。,开展不同角度、不同命题而又相互独立、相互关联的综合性研究。具体到舆论史研究,也大多将其视为新闻学、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开展“历史性”研究,或者视为历史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开展“专题性”研究。亦如前述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虽然书名看起来既是“新闻史”,又是“舆论史”,其中也征引了大量报刊资料,具有报刊史的书写风格,但其学科属性,实属“舆论史”范畴(36)宁树藩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译本序言中指出:“实质上,本书是讲舆论史,而非新闻史。有关新闻史的内容总体上是为服务舆论史而存在的,与后者是附从关系,没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见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王颖吉认为《中国新闻舆论史》“是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诞生的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舆论史研究的著作”,见王颖吉《中国现代舆论学历史谱系的重建:一个专业化现代学术研究领域的形成史素描(1919-1949)》,《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谢耘耕《构建中国特色舆论学学科体系》认为“林语堂《中国报刊和舆论史》是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第一部研究舆论史著作”,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10月20日。,一如作者所言,本书即要对“漫长的中国舆论史做一次回顾”(37)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内容包括舆论起源、舆论演进、舆论生态、舆论媒介、舆论事业等。又如台湾学者朱传誉的《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论述的主题虽是“民意”和“新闻自由”,但主旨则是要“写一部《中国舆论史》”(38)朱传誉:《中国新闻事业研究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4页。,在作者看来,所谓“民意”即是“舆论”,所谓“新闻自由”也指“舆论自由”(39)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湾中正书局,1974年,第47页。。因此,舆论史研究需要运用历史学、新闻学、传播学乃至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和知识,只有通过这种跨学科、交叉性、综合性研究,舆论史研究才能夯实思想基础和理论根基,才能避免单一学科研究存在的片面性和绝对性,也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时期的舆论及其相关问题。

舆论史属于舆论学的研究内容和范围,要构建完整的舆论史学科体系,就需本诸历史时期的舆论实态,探索多层面、综合性分析框架和理论维度。首先要回归历史,本诸历史长河中生成的文献、素材和现象,根植于历史场景中涌现的人物、事件和故事,围绕舆论的种类特点、演变趋势、传播机制、控制策略、政治功能等线索,揭示舆论表象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取向、内在本质及其对于社会政治所具有的深层意义,阐述舆论在国家治理、地方社会、政治事件、社会危机、文化思潮中所表现出的多重功能及局限性,探讨历史时期舆论的历史特点、一般品性,以及舆论主体在舆论行为中所表现出的精神特质、道德追求和价值理性。其次,既要借用舆论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同源”相近学科,又要采用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异质”相关学科,在交叉融合中探寻舆论史学科成立的学理基点,在甄别取舍中寻找舆论史学科应有的学科空间。在理论层面,舆论史重在阐释舆论史学科的内在关系、本质特征和基本原理,包括舆论史的学科义涵、学科性质、学科特点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等。如果说“舆论学”是研究舆论生成基础、发展规律及社会作用的科学,那么“舆论史”就是以历史形态的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历史时期舆论生成基础、发展规律及与现实因素互动关系的一门学科或学问,具体涉及舆论政治史、舆论文化史、舆论经济史、舆论生态史、舆论社会史、舆论思想史等专题性学科领域,以及与新闻史、传播史交叉而成的舆论传播史、新闻舆论史等交叉性学科领域。在学术层面,舆论史学科内涵丰富,内容广泛,就其基本框架而言,应当建立纵横结合的研究模式,即纵向探索历史时期舆论的演进轨辙、时代特点和历史意义,横向考察历史时期舆论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时代因素,尤其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在价值层面,舆论史研究应以更为宏远的学术视域,总结历史舆论中所蕴含的丰富精神理念、价值取向、人文情怀、经验教训以及与王朝盛衰、政权嬗替的密切关系,以充分彰显“舆论权力”“舆论力量”在历史现实中一以贯之的功能和价值,并以更加自觉的话语意识,传承历史时期的舆论概念、话语、形态来概括表达舆论史学科的基本范畴,努力实现舆论史研究范式在传统与现代、话语与实践的交融会通,建构具有中国本土意识的系统性、专业性的舆论史学科体系。

总之,舆论史是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不取决于它的学科性质和学科体系,而是由它不可替代的功能所决定;作为一门学科的舆论史是否具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明确的、合理的学术定位和学科性质,是否具有系统、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而在于其独特而重要的问题导向和价值功能。舆论是社会意见的公开表达和公共参与,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40)Katz, Elihu. Introduetion: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T. L. Glaasser &C. T. Salmon (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1994: xxi-xxxiv.转引自《舆论学理论、方法与实务研究》,童兵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14》,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8页。,还是一种“社会制约力量”(41)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第2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自古至今,舆论始终对政治秩序、社会共识、文化氛围等产生着至深且久的影响,是“一国前途之导向方针”(42)范祎:《〈万国公报〉第二百册之祝辞》,《万国公报》第200卷,1905年第8期。,又是“一般国民之抱怀”(43)陈固廷:《“舆论”究竟是什么》,《留东学报》,1936年第1卷第4期。。新时期舆论史研究的主旨之一,就是要以历史时期的舆论为研究对象,在通代、断代的会通观照中,在专人、专事的专题叙述中,在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多重结合中,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联系中,着力破解舆论的本质意涵,梳理舆论的进化脉络,总结舆论的多样形态,真正实现对舆论的历史性研究,最终赋予舆论史学科独立存在的学理根基和学术依据。一方面,借助舆论史独特而多样的研究路径,重返有生机、可转化的舆论传统,重新审视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舆论议题,并从舆论学角度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路径,以彰显舆论史研究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参照中寻找到传统的价值与现实的意义”(44)丁和根:《舆论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新闻大学》,2017年第5期。。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闻舆论观出发,创造性地借鉴舆论学、新闻学、传播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最新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历史时期的舆论世界,全面反思舆论史研究的学术现状,进而系统阐述舆论史研究的知识论域、学术路径和学科性质,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舆论发展规律的舆论史理论体系,以充分展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舆论学体系的主体架构和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