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德赓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史学贡献

方美美, 张 涛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柴德赓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古籍目录学、考据学、清代学术史等领域卓有建树,主要著作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清代学术史讲义》等。柴德赓早年侧重于考据之学,新中国成立后推崇和服膺唯物史观,其学术研究从传统考据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嬗变典型地体现了诸多民国学者在新旧政权交替下治史思路的变化。以往学者对柴德赓的这一转变已有所关注(1)张承宗:《柴德赓与他的老师陈垣》,《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2—65页。,但是对柴德赓为何要转变思想,又是如何完成史学研究转型,并将唯物史观运用于治史和教学之中等问题,尚未作出讨论,有必要进行系统考察。

一、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柴德赓的思想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柴德赓践行爱国主义,他在高中时期曾满怀报国之情加入中国国民党,但后来发现国民党官员和商人、汉奸勾结,又看到杭县党部在选举时结党营私,互相排挤,遂对国民党统治大失所望,对自己当初加入国民党而深感后悔(2)柴德赓:《关于政治历史问题》(手稿),1958年,柴德赓的长孙柴念东收藏(简称紫念东收藏)。。1929年7月,柴德赓北上求学,曾说:“一方面当时我对自己喜爱的专业历史有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我觉得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没有意思……因此,我在大学一、二年级时,我坚持了自己的主张,不参加一切政治活动。”(3)柴德赓:《个人资料》(手稿),柴念东收藏。不过,大三下学期即1931年,柴德赓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与其夫人陈璧子和一些革命青年的影响分不开。陈璧子是湖南湘潭人,曾参加湖南大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马日事变”发生后,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陈璧子被迫逃往浙江杭州,与原来的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脱党,但她并未中断参加革命活动。陈璧子到杭州后与柴德赓相识相恋,1931年到北平读书,与柴德赓结为伉俪。“璧子同志在北平读书的几个同学都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他们经常参加集会,夜间出去写标语。有时遇到特务盯梢,就设法逃到德赓家中隐蔽,也经常在德赓家吃饭,有的同志一住就是两三个月……德赓对国民党很厌恶,特别是对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他把拯救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有志革命的青年人身上”(4)俞履德:《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柴德赓》,《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在他们的影响下,柴德赓“民族思想又炽热起来”(5)柴德赓:《个人资料》(手稿),柴念东收藏。。

1937年,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北平迅速沦陷。柴德赓时刻关注着形势发展,内心极度盼望着政府能够收复北平。然没过多久,北平组建了日伪政府。在敌伪时期,柴德赓坚守民族气节,不与日伪政府及汉奸共事。1944年,柴德赓得知汉奸曹汝霖将要担任辅仁大学的校董后,决意离开辅仁大学。后经过千辛万苦抵达洛阳。此时中原战争战况极恶,人心惶惑。面对日军进犯、猖狂轰炸的情景,柴德赓有感而发,作《洛阳述怀》,悲痛“山河失屏障”,更可恨贪官悍将“畏敌如畏虎”(6)柴德赓:《洛阳述怀》,《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尤其在洛阳“目睹中原崩溃,一泻千里,官吏贪污,武将怕死,心中悲愤之至”(7)柴德赓:《个人资料》(手稿),柴念东收藏。。1944年5月中原大战溃败,洛阳失守。柴德赓对国民党的抗战有深刻的感受,大有国破家亡之感,遂欲经由西安到延安。他到西安后经过多方打探,没有找到去延安的途径,后经长途跋涉来到白沙,任教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1946年9月,柴德赓返回辅仁大学,中共地下党员朱彤、郑楠等时常到柴德赓家讨论时事,柴德赓“逐渐明白毛主席所领导的是革命的党”(8)柴德赓:《个人资料》(手稿),柴念东收藏。。他嘱托朱彤代买有价值的好书,朱彤记得买过“米丁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9)朱彤:《深切怀念柴德赓、陈璧子两位好老师》,《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9页。。可以看出,柴德赓对中国共产党有所认识后,进而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这时柴德赓没有走出书房参与革命实践,但支持革命活动。“他多次掩护地下工作同志的活动……任弼时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也曾在他家里刻钢板油印。后来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朱彤同志,1948年在北平地下工作处于危险时,也受到柴先生夫妇的保护,并在第二天化了装,由他们夫妇亲自护送上火车”(10)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青峰永在——柴德赓先生传略》,《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页。。刘乃和的弟弟刘乃崇被列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逮捕黑名单,柴德赓冒险收留20多天,刘乃崇顺利脱险奔赴革命圣地。在柴德赓追悼会上,刘乃和、刘乃崇姐弟一起送上挽诗,诗中“避秦投止担忧患”就是说的这段经历。北平解放前夕,柴德赓向陈垣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对知识分子、对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11)朱彤:《深切怀念柴德赓、陈璧子两位好老师》,《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9页。。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柴德赓走出书房,迎接解放军入城。同年10月,柴德赓将自己的日记命名为《新生集》,以满腔热忱欢庆新政权的建立。

柴德赓虽然在北平解放前就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也读过一些相关著作,但“有些道理还不懂”(12)柴德赓:《个人资料》(手稿),柴念东收藏。,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尚在发轫期。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发展为中国史学的主流”(13)瞿林东、邹兆辰、张剑平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4页。。随着政治和学术的变迁,柴德赓积极地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运用唯物史观的思想体系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从而促使自己的研究转型。从现存的柴德赓日记及其发言汇报、个人资料来看,柴德赓在北平解放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笔者翻阅柴德赓的日记,得知柴德赓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斯大林全集》《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其中,柴德赓格外注重对毛泽东论著的学习。他在北平解放后,“首先学习东北版《毛泽东选集》”(14)柴德赓:《个人资料》(手稿),柴念东收藏。。东北版是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发行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这是东北地区出版最早的一部《毛选》,它是在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初版《毛选》五卷本的基础上稍加增删而成的”(15)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1944.7—1991.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48页。。柴德赓尤为珍视这套书。有一次,他一时未找到此书,心急如焚。他在日记中写道:“发现《毛泽东选集》失踪,百思不得其下落,为之闷损。”(16)《柴德赓日记》(手稿),1950年5月9日,柴念东收藏。另外,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学习《毛泽东选集》”“阅《毛泽东选集》,写心得”的记录。柴德赓制定了明确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计划,“两年重点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选集》,每周六小时,并保证学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规定条件,五年学完《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列宁文选》(两卷本),深入学习政治经济学。做读书笔记”(17)柴德赓:《个人跃进计划》(手稿),1959年,柴念东收藏。。显而易见,柴德赓在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和时间。

第二,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柴德赓主要通过学术讲座、座谈会、讨论会等多种途径来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其中,听专家的学术讲座是重要方式之一。如1949年7月23日听南汉宸关于人民银行问题的报告,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密切相关。是年还聆听了范文澜“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演讲、何戊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报告、艾思奇“辩证唯物论”的报告。1950年2月24日听何干之“中国革命历史特点”的讲座,等等。柴德赓学习的内容基本囊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为侧重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社会革命道路与策略等历史理论。同时,柴德赓还参与时事政策的学习。比如,他在1949年8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参与第三条路线、“左倾”冒险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等问题的集体讨论。1949年8月28日,他参与讨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及国际形势。1954年,柴德赓还多次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讨论会,他在《学习〈宪法草案〉的体会》中写道:“这个《宪法草案》的公布,对全世界,尤其对亚洲各被奴役、被压迫国家人民在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上树立起光辉的榜样,这一光辉的照耀,意味着无限深厚的力量,无疑地将要在改变世界的面貌上起巨大的作用。”(18)柴德赓:《学习〈宪法草案〉的体会》(手稿),1954年5月,柴念东收藏。总之,柴德赓政治学习的内容以基本理论和时事政策为主。基本理论的学习使得柴德赓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更为全面系统,而时政学习则激励了他的爱国意识,提高了政治认识。

第三,踊跃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柴德赓参加北京市中南区土改参观团,所见所闻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将参观的感想和收获撰成《从土改参观中我认识了地主阶级》,结合实地参观情况分析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地主阶级的顽抗和消灭”(19)柴德赓:《 从土改参观中我认识了地主阶级》(手稿),1951年4月,柴念东收藏。,对阶级斗争有了初步体会。朝鲜战争期间,柴德赓参加了北京市抗美援朝大会,在九三学社座谈会上愤怒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1953年,柴德赓参加了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亲自见到战绩,当面听战斗英雄讲战斗故事,受到莫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20)柴德赓:《个人资料》(手稿),柴念东收藏。。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柴德赓倍受感动和鼓舞,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柴德赓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一直秉持着真诚的态度。其一,学习态度认真。柴德赓用心对待各项学习活动,他在日记中对讲座、座谈会、讨论会等所学习的内容几乎都有详细记载,有时还会记下自学心得,比如他在1950年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质是物质存在不可缺少的东西,与事物共存在的。丧失了质就不是原来的物。量受质的约束,一定的生产方式容纳一定的生产力。”(21)《柴德赓日记》(手稿),1950年1月24日,柴念东收藏。可见,柴德赓对政治理论学习决不是敷衍应付、停于形式。为了融入新的学术氛围,柴德赓积极参加一些学术项目。他负责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辛亥革命》,参与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历史概要》“隋唐五代宋元”部分的编写。无论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还是《中国历史概要》都是由中国史学会组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项目。其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柴德赓在1949年“就有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1956年,柴德赓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强调指出:“一旦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从每一件事情中都生动地说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把旧社会彻底改造,把落后的、贫穷的中国变成独立、富强、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愿为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22)柴德赓:《入党申请书》(手稿),1956年5月,苏州大学博物馆收藏。表明自己笃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入党的决心、愿望。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党组织最终没有接纳他,但他并没有气馁。相反,他加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反思自己存在的问题,这在他的一份《自我检查》中可以得到直接的证明。柴德赓在《自我检查》中指出自己有退却思想、信心不足、时间分配不合理三个问题。基于这些不足,柴德赓提出了相应的办法解决,比如,“坚决改变自己的立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有什么思想问题,向党汇报请示”;“重视时事政策的学习,每周有一定时间阅读政治理论书籍”;“每一季度,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一次,来检查自己的立场”(23)柴德赓:《自我检查》(手稿),1958年6月,柴念东收藏。。1959年,他的老师陈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发表《教育工作六十年》。柴德赓读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他随即撰写了《我的老师——陈垣先生》表达敬仰和祝贺,再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柴德赓始终相信党,他“是苏州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游斗的人,当时闹得满城风雨”,“但他能够泰然处之,认为事情总会水落石出,深信党和政府最终一定会按政策办事”(24)柴邦衡:《柴德赓与苏州》,《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7—238页。。这是何等坚定的信念!

总之,柴德赓在青年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但在其彻底看清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后,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并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柴德赓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国家前途悲观愤慨,把共产党视为国家的出路所在,这是其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此外,他的夫人陈璧子以及周围的进步青年对他也有影响,促使他接受进步思想,主动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北平解放后,得益于参加政治学习、社会实践活动,并且配合自我检讨等方式,建立了相对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否认这一过程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他把这些因素化作学习的动力,积极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

二、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

新中国成立前夕,柴德赓就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很快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将唯物史观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从而促使自己的学术进入一个新境界。

历史解释是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因其视野和指导理论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认识。柴德赓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反对以唯心主义来解释历史,批判主观、片面地解释历史。他说:“解释历史最忌先有成见,及由成见以误会史事,甚至曲解史事,等而下之。”他举《春秋尊王发微》和《读史管见》二书为例,认为这两本著作“主观更甚”,和指鹿为马无异。又举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清代史学家为例,认为他们在考证上有所成就,但只是“想从现象说明现象”(25)柴德赓:《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1页。。柴德赓反复举例阐述以往史学家凭主观意识解释历史的过错,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从前历史学家解释历史,都是偏向唯心论的。”(26)柴德赓:《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2页。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发展。他强调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做法。

这种进步在柴德赓的史学研究中,突出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重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否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各种唯心史观的一个重大分野,也是树立正确历史观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核心问题。”(27)李太淼 :《关于历史观的五个基本问题辨析》,《学术界》,2020年第7 期。柴德赓承认并注重历史发展规律在历史解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认为,以往用唯心史观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历史观,“最初的历史解释,对于人类社会的变化,皆归于鬼神,这是神话的解释。及知识渐高,对于人类社会的变化,归于上帝之力,这是天道的解释”,神话、天道的解释都没有触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所以他说:“从来历史的记述,差不多几乎不知道物质生产的方法,影响一切社会生活,因此也不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各个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方式中,会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如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是一种,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封建制度下又是一种。”(28)柴德赓:《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2页。寥寥数语,点明了各个制度下社会意识不同主要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差异。

柴德赓还强调要认识到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认为,历史不是静态停滞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单一的史料很难证明历史事实本身,而不同的史料对于相同的历史事件、人物、制度等要素的记载可能会有不同,比如唐代府兵的数目,不少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务求从几个数目里找到一个最准确的数目,这种方法也许有对的地方,但也容易掉入以静止眼光看问题的陷阱之中。他进而指出,实际上,历史上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时在变、时时在改,有原则的改,有局部的改”,不能把史料中关于某一人物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记载推而广之,以为当时各地都是如此,这会忽略史料本身的差异。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我们“用唯物论、辩证法来研究历史、来解释历史”(29)柴德赓:《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3页。。柴德赓意在表达两层含义:一是用发展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将历史事物和现象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这样才能弄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二是解释历史要注重历史的联系性,不能简单将历史割裂来看,也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应该用联系的观点解释历史。

第二,注重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柴德赓强调要站在阶级的角度来分析历史问题,这与他参加土改运动及其他实践斗争有关。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柴德赓欣然接受并领悟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要旨,从而对以往的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是某一阶级的人,没有一个不为其本阶级利益打算的。”由此指出:“在封建主义的时代,凡是一切法令、政策,都是便利贵族、官僚、地主,凡是反对贵族、官僚、地主,便是反叛。”(30)柴德赓:《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3页。他以“八议”为例作了简要说明,“八议”最早源于《周礼》,《周礼·秋官·小司寇》:“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31)《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年,第873—874页。“辟”即“法”的意思。曹魏《新律》将“八议”正式载于律文。《唐律》规定,凡是属于“八议”优待范围内的封建贵族官僚,死罪应根据其犯罪情节和身份,“先奏请议,议定奏裁;流罪以下,减一等”(32)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中国政法出版社,2013年,第15页。。“八议”之法规定了贵族官僚享有不同于平民的法律特权,明确袒护贵族官僚阶级,这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太不合理(33)柴德赓:《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4页。。然而,还有更不合理的,隋朝定下十恶之条,“从此以后,一切律文上的所包括不了的,都可以十恶补充,定极严酷的刑罚”,柴德赓感慨道:“这些条文真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地位的好武器。”(34)柴德赓:《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4页。中国古代法律由于受到阶级属性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立法和执行等多个方面明显有利于贵族、官僚、地主等阶级。其实,不仅仅是法律条文,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都是基于本阶级的利益,其利益观念都是主观的、自私的,是惟有向我者(35)柴德赓:《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4页。。在柴德赓看来,若想看透利益冲突的本质和所有观念的根源,“惟一的把握是从阶级立场去分析”(36)柴德赓:《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5页。,这也是他阐释中国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主要路径。

柴德赓立足于阶级来探讨历史,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阐述宫廷政变、农民起义政权性质。比如,柴德赓指出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共发生了四次宫廷政变,“临湖之变,李世民杀兄弟;武周革命,武后杀唐子孙;张柬之等拥中宗复辟;相王李隆基诛韦后。这些宫廷之变,虽有纷扰,乃统治阶级内部政权之转移,于经济基础不生大变动”(37)柴德赓:《中国通史讲稿(江苏师范学院)》,《柴德赓手稿集》第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第397—398页。。这些宫廷政变对经济关系没有产生影响,并且仍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再如,农民战争所建立的政权性质问题是农民战争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如对朱元璋元末农民起义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本身属于地主阶级,他在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属于封建专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刚开始建立的是农民政权,后来转化为封建统治政权,柴德赓持这一观点。柴德赓以朱元璋在北伐中发布的《谕中原檄》为切入点,从阶级立场对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成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作了详细说明。他指出“这篇檄文中几次称红巾军起义为妖人,这是元朝统治者侮辱农民起义的名词”。朱元璋本是红巾军系,却反说起义的群众为“妖人”,此时已背叛了原来的阶级,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他要建立的不是农民政权,而是地主政权,因此他只强调民族矛盾,根本不提阶级矛盾了”(38)柴德赓:《元末农民大起义和明代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柴德赓手稿集》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第30页。。姑且不论朱元璋是否存在蜕化变质,柴德赓这种分析方法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其二,从阶级立场分析古代史家思想的本质。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以模仿《春秋》相标榜,“最突出的一点,是尊王思想”。欧阳修为什么有强烈的尊王思想?柴德赓作了精辟的阐释。他指出欧阳修既是地主阶级的学者,又是宋朝高级官吏,了解宋朝统治者的需要。鉴于五代藩镇割据、武臣擅权之祸,宋朝政府对武将权力严格限制。欧阳修对五代人物进行褒贬,“就是直接为宋朝统治服务,也是为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进行维护。这是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典型”(39)柴德赓:《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79—180页。。欧阳修的阶级属性就已经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故而他的尊王思想显然是要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又如,柴德赓指出章学诚以拥护封建统治为唯一职志,具体表现为提倡拥护“时王”;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等;批评反清遗民,“只许遗民们忠厚悱恻”,不许有所怨恨、讥谤(40)柴德赓:《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34—336页。。章学诚的这些论调实属鼓吹顺民思想,“对当时唯一的好处,是加强了清朝的统治,为清朝镇压反抗者制造理论根据”(41)柴德赓:《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37页。。而究其根源在于他是“封建社会的文士,他著的书必然代表地主阶级的立场观点”。柴德赓用阶级分析方法揭示了章学诚思想的本质。不可忽视的是,柴德赓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指出“阶级烙印,是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所不能免的”(42)柴德赓:《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33页。,体现了他在阶级认识上的客观性,也恰恰说明了欧阳修、章学诚等史家作为封建社会的地主阶层,他们为封建制度服务是无法避免的。

综上所述,柴德赓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解释历史,承认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认识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制约着社会思想、政治观点等。他还强调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探讨历史。此外,柴德赓主张用唯物辩证法评论历史,指出评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肯定优点,也要批判缺点,才算是全面分析”(43)柴德赓:《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史学丛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39—340页。,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等等。柴德赓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取得了诸多建树,但也存在某些理论理解不深刻、使用简单化等不足,这也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教学

柴德赓还是颇有影响的历史教育家。北平解放后,柴德赓历任辅仁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主任。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主张在历史教学中贯彻马克思主义教育,为新中国历史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全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都比较薄弱,师生理论素养亟待加强。面对严峻的情况,党和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44)《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1949年12月30日)》,《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年)》,高等教育部办公厅,1958年,第6页。。同时,“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45)《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1950年7月28日政务院第43次政务会议通过)》,《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年)》,高等教育部办公厅,1958年,第59页。。柴德赓响应国家在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要求,承担起辅仁大学历史系《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的教学工作。《新民主主义论》课程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化”两部分内容。“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讲述“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历史特点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到了现阶段政治经济的方向和实施”。“新民主主义文化”由引言、清算反动的旧文化、文化为劳动人民服务、文化为发展生产服务等构成。从课程结构来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讲述,是“容易见效的也是最适当的”。因为“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产物,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什么样的社会性质决定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决定什么样的文化”(46)柴德赓:《新民主主义文化》,《柴德赓手稿集》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第143—144页。。可见,柴德赓根据唯物史观原理对课程结构作了统筹安排。从课程内容来看,教育部在1950年发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简称《通报》),仔细介绍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内容重点,应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七个方面(47)《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年)》,高等教育部办公厅,1958年,第77页。。柴德赓的课程内容对《通报》中的教学重点都有详细讲述。柴德赓通过这门课程力图提高学生的政治认识,让学生明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核心课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有助于加强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修养。

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柴德赓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主持历史系的教学工作。1954年4月12日教育部颁发了《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48)周良书:《从北师大马克思主义教学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北京党史》,2011年第3期。,柴德赓着重关注了师范学院暂行历史系教学计划,并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名义发表了《对师范学院暂行历史系教学计划的一些看法》。对于历史系政治理论科目的教学计划,柴德赓指出:“一般系的政治理论科目是中国革命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三门。历史、教育、中文三系另外加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门。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一课,一般的教学时间是一百八十六小时,而历史、教育、中文三系则是二〇四小时。”为什么这三个系的政治科目要更多,课程时间更长?他解释说:“这是决定于这三个系的性质任务的。”(49)柴德赓:《对师范学院暂行历史系教学计划的一些看法》,《人民教育》, 1954年第4期。这里,柴德赓提到了两个决定性因素:性质和任务。就历史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了科学性(客观性)和人文性两个原则,真正体现了历史学的本质”(50)黄牧航:《中学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命题重要概念辨析》,《历史教学》,2020年第 15 期。。历史学的本质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契合。从历史教学的任务来说,“历史教学的任务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系统的历史知识教育学生,使学生明白社会发展的规律,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加强学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51)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柴德赓手稿集》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250—251页。。历史教学本身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至于如何安排这四门课程的讲授次序,柴德赓认为应该按照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来安排,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要放在最后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内容和核心要义”(52)关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红旗文稿》,2019年第1期。,这门课程对于历史学习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不过,这门课程理论性比较强,富有哲理性,“一年级同学接受有困难,好在二年级学习联共党史四章二节时,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有扼要的讲述,等到四年级让同学们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以后,再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收效较大”(53)柴德赓:《对师范学院暂行历史系教学计划的一些看法》,《人民教育》 ,1954年第4期。。柴德赓遵从循序渐进的原则,依据课程安排分析了这门课程放在后面讲授的缘由。由此可知,柴德赓认同加强对历史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对于如何进行教学安排,使政治理论科目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他有着充分切实的认识。

柴德赓说:“历史科学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科学,我们必需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讲授历史。”(54)柴德赓:《对师范学院暂行历史系教学计划的一些看法》,《人民教育》 ,1954年第4期。这里,柴德赓明确提出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对此,柴德赓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在历史课堂中运用唯物史观来恰当分析历史知识。所谓“分析”,柴德赓作了详细说明,它“不是脱离历史事实来进行,不是用一般的生硬的说教的方法来进行,不是凭教师主观愿望来进行,而是经历史事件的讲述中来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劳动创造历史,说明历史人物在一定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柴德赓所讲的“分析”是指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历史知识的讲授过程中,而“不是凭空加一节政治尾巴”,避免出现“生搬硬套”或者“信口开河”。具体而言,“有些人为作不必要的分析,一讲到雅典的地理环境对雅典的影响,立刻批判一回地理环境决定论,讲到唐代天宝年间人口的增加,马上批判人口论”,还有人说王莽改革和社会主义差不多,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总算有些工业。针对这些问题,柴德赓认为在历史教学中“应该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事件”(55)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柴德赓手稿集》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第254—255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意特定的历史条件,搞清楚某一历史问题的具体内涵,不然很容易流入公式化。

第二,教师要有较高的科学思维和思想水平。在历史教学中贯彻马克思主义,教师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柴德赓曾说:“历史课不仅是历史知识的传授,又是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的环节。”(56)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柴德赓手稿集》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第251页。教师在历史课堂中承担着传授历史知识和提高学生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双重责任,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柴德赓重视教师专业知识的学习,他在担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时,“就时常勉励青年教师要认真读书,打好扎实的基础”,他还“积极联系有关院校,送青年教师出去进修。他外出开会时把青年教师带去参加学术活动与听课,从各方面培养提高青年教师的水平”(57)何保罗,何荣昌:《追念柴德赓先生:在江苏省纪念六位史学家大会上的发言》,《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193页。。柴德赓提倡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认为这是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他邀请了尚钺、韩儒林、翦伯赞、邓广铭等多位史学名家“来院作学术报告与座谈交流”(58)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青峰永在:柴德赓先生传略》,《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这些都促进了教师科研水平与教学能力的提高。

柴德赓特别强调要加强历史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说:“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教育实践,来证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是我们科学业务的一部分。”进而指出,学习马列主义必须刻苦钻研,要有一定学习时间作保证,还要有迫切要求学习的积极性,要考虑如何与教育实践相结合。他还提出要重视时政学习。他指出:“学习历史为的是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我们不能做知古而不知今的书呆子,我们不可想像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漠不关心,而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习时事政策,还要亲身参加到政治斗争中去。我们学习理论,学习时事政策的过程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59)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柴德赓手稿集》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第267—268页。这段话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但目的是为了强调时政学习与理论学习相结合,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第三,在历史教学中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坚信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柴德赓认为“以往的历史观点根本是唯心论的,近三十年来……一类人又极力宣传反动透顶的实用主义,他们否认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客观真理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老师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对唯心论进行了不少批判,但还是有些唯心思想相当普遍地残存在当时的历史教学中。比如,有些老师“特别强调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连秦桧这样人都被歌颂着,故意把创造历史的是劳动人民这一点歪曲了”。他们侧重讲述“帝王将相的历史,不善于宣扬劳动人民的历史”,并且“讲述历史到阶级斗争很尖锐的时候……还免不了客观主义的倾向……特别是讲历史人物,常常夸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喜欢将古比今”。对此,柴德赓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柴德赓对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特别关注,但他在强调劳动人民的作用时并没有否认历史上的伟人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忽视历史中伟人的作用,但他们的作用是必须和群众活动联系,和阶级的斗争的进程联系。”(60)柴德赓:《历史教学的任务:在政协苏州一届一次会议上发言》(手稿),1955年11月,苏州市档案馆收藏。柴德赓辩证地看待历史上伟人的作用,没有陷入片面论。

总之,在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习后,柴德赓顺应时代背景下新的理论阐释体系的需要,积极探索将马克思主义贯穿于历史教学中,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较为深入的认识。历史教学主要通过课堂来传授知识,柴德赓认为要在课堂中灵活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知识,而不是生搬硬套。要达到这一要求,教师要有高度的专业素养,既要教研结合,提高科研水平,又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时事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素养。另外,还要注意对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柴德赓思想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