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赵 华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中国宗法社会的父子伦理体系中,父子关系被置于家庭结构的主轴,承担着男性世系血统的延续和财产的继承。“父为子纲”的伦理建构虽然为父子之间的代际承续提供了强大保障,但也将父子关系推向了尊与卑、主与从的不平等处境,成为20世纪初“道德革命”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和伦理变革思潮的重要生长点。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与伦理变革思潮、救亡革命运动交汇互动,既有对传统专制父亲形象的审视和对现代理想慈父的想象,也有子承父志、子报父仇的文学表达,不仅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和现代伦理建构的内容,还激荡着针砭社会时弊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热望,呈现出血缘亲情、伦理文化和国族政治相互交织的文学景观。

一、审父叙事与慈父想象

传统伦理中的“父为子纲”是要求儿子对父亲的绝对服从,意味着父权的高高在上和不可冒犯,儿子的顺从成为父亲权力与威严的明证。为了维护父亲权威的正当性和话语言说的有效性,父亲往往以专制者的身份阉割儿子的思想、控制儿子的行为,甚至主宰儿子的人生方向。父子之间的这种尊卑秩序和不平等关系,在晚清大变革时代遭到了质疑和解构。处于晚清大变局中的新小说在塑造父亲形象时,一方面将父亲作为专制权威的象征进行审视,进而批判“父为子纲”的伦理秩序,另一方面又艺术性地想象理想中的慈父形象,以期建构平等、自由的父子关系。

李伯元《中国现在记》中的朱紫桂是小说前三回的重要人物,这是一个迂腐、保守的旧文人形象和专制、顽固的父亲形象,他反对新政,盲目排外,“生平最恨的是外国人的东西”,不穿洋布、不点洋灯、不用电报,宁肯坐骡车、乘民船赶路,也不坐火车和轮船,否则便以为是失节。这种盲目仇洋排外、抱残守缺的愚昧思想不仅植根于朱紫桂的头脑之中,更可怕的是,还借助于“父亲”位置的专制和淫威同化了下一代人。守旧的朱紫桂没有“师夷长技”的眼光和思维,也没有洋为中用的气魄和智慧,而是一味拒绝接受异域现代文明的先进经验,甚至制定了荒唐的家规——“凡涉到洋鬼子的东西,一概不准用”。儿子朱少爷本曾有过求新的思想和行为,但在他的独断监管,以及打骂、罚跪、烧书等方式的不断摧残下,不仅沦落为一个没有主见和独立人格的奴隶般的顺从者,还被异化为一个愚昧无知、孱弱无能的废物。小说中的父子伦理叙事不仅批判了“父为子纲”的伦理文化,还具有针砭社会时弊和倡导现代科学的时代诉求。作者将电报作为西方现代科学的一种载体和象征。朱紫桂父子对电报的排斥,意味着中国传统旧学和西方现代新学之间的冲突,小说的巧妙之处是将这一冲突通过父子伦理叙事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并且这一冲突还会随着父子之间僵化思想的代际传承而延续下去。小说中的朱紫桂虽然会老去,但“父为子纲”的伦理秩序则使朱少爷成了又一个朱紫桂,其结果就是“腐败不堪”的社会没有新生的希望,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失去了自强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国现在记》中的父子伦理叙事具有觉世、醒世的启蒙指向和救亡图存的政治色彩。

晚清新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像朱紫桂这样因循守旧、粗暴专制的父亲形象,春颿《未来世界》中的郭中秀、苏曼殊《惨世界》中的明顽都是这一类父亲形象。与《中国现在记》不同的是,《未来世界》《惨世界》中的儿子们不再遵循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秩序,他们开始质疑父亲的权威、敢于表达自己的生命诉求,更敢于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未来世界》中的郭中秀沿袭祖上做生意、用不着“之乎者也”的固化思维,认为儿子郭殿光已经读了两年书,应该进钱铺学做生意,但郭殿光想继续进学堂读书,于是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郭中秀以父之名打骂郭殿光,并迫使其作出妥协,甚至以忤逆之名将儿子告到县衙门。郭殿光毕竟上过两年学堂,已受到了自由、独立思想的启蒙,面对父亲的强行干涉和言之凿凿的教训,郭殿光据理力争,此时,父亲郭中秀所依仗的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与儿子郭殿光所认同的“道理”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郭殿光最终成功地进入学堂,这件事也意味着父亲的专制权威遇到了解构的危机。《惨世界》中的明顽是一个愚昧、自私、专制的父亲形象,他对儿子明男德的规训是要他用心读书以博取功名富贵和事养父母,但是明男德痛恨黑暗、悲惨的现实世界,希望主动肩负起匡时济世的责任,他不仅除暴安良、扶危助困、行侠仗义,还痛斥清代皇帝是“独夫民贼”,期望通过暴力革命去另造一个土地公有、人人平等的新世界。

晚清新小说在对父亲形象的审视和对父权专制的批判中,也叙写了晚清维新变法以来的父子伦理乱象,体现了小说家们对伦理现状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前景的担忧。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姚文通、余养和均是积极接纳新学、思想比较开通的父亲形象。姚文通虽然是“拔贡”老夫子,但精通“时务掌故天算舆地”,悲叹国穷民困,提倡开通民智,他不仅教导青年要看新书和新闻纸,还引领徒弟们去夷场开阔眼界,甚至还送儿子去上海学堂攻习西文。余养和曾出使过日本,回国后也经常接待游历中国的日本人,因此被人称作“余日本”。余养和是武备学堂的总办,他不仅有较强的外交才干,也有较强的管理能力,以至于学堂的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姚文通和余养和既不保守,也没有荒唐行为,但依然与下一代有不可避免的冲突。众所周知,晚清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它毕竟是在向着自由、平等的现代文明迈进,姚文通、余养和和他们的下一代之间的文化冲突正是对这一时代特征的真实反映。

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不仅揭示“父为子纲”专制、单向的不合理性,还在对慈父的想象中表现出了建构平等、双向父子关系的努力。吴趼人《恨海》中的陈戟临就是这样的慈父形象。陈戟临出身仕宦之家,教子有方,儿子陈仲霭少年时就会像成人一样“揖让应对”。在北京城陷入战乱之际,陈戟临由于官职在身不能离京避乱,屡次让儿子脱身以求安全,但是陈仲霭执意陪在父母身边以尽儿子之责。其实,中国古代很早就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和子女对父母的孝行,《大学》曾说:“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1)王国轩:《大学·中庸》,中华书局,2016年,第15页。《管子》也说:“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2)李山:《管子》,中华书局,2016年,第70-71页。现实中的这一行为常见于古代各种地方志记载,譬如,《万历巨野县志》卷七《人物》载宋承荫说:“性孝友,父故,哀毁逾礼。”(3)黄胜江:《稀见明清曲家剧目稽考》,《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嘉庆宣城县志》卷十七《文苑》载张延世说:“幼失恃,孝事其父,父卒,哀毁几不胜丧。”(4)黄胜江:《稀见明清曲家剧目稽考》,《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但是,父子之间这种互爱的双向关系后来被“父为子纲”的教条异化为父权对子女的单向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陈仲霭的慈父想象既是晚清小说家批判父权专制思想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他们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所秉持理性态度的一种反映。吴趼人小说的慈父形象还比较多,如《劫余灰》中的陈公孺、《情变》中的秦亢之等。客观地说,吴趼人所想做的是恢复儒家“父慈子孝”的人伦秩序,他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回望中找寻文化资源,并以此作为救世之策。符霖《禽海石》揭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文化伦理的负面效果。虽然这一文化伦理给人们带来了事实上的婚姻悲剧,但小说家并没有简单地将悲剧的原因归结于父亲一个人身上,而是认为“我”和“我父亲”都是这种非人道伦理的受害者。小说用大量笔墨来描写“我父亲”对“我”的种种体贴和爱意。当“我”听到京城沦陷而担心纫芬的安危时,“我父亲”用大义开导“我”,用好言安慰“我”。当“我父亲”听到纫芬一家都已殉难的消息后,为了淡化“我”失去纫芬的悲伤,一手替“我”另聘毕家小姐为妻。当“我父亲”得知被拐骗到上海的纫芬病死在客栈时,又是他出钱料理了纫芬的后事。此时,“我父亲”这一慈爱的形象不仅以其实际行动感动了“我”,也令阅读这篇小说的读者禁不住为之动容。颐琐《黄绣球》一般被视为反映晚清妇女解放的代表作品,其中关于父子伦理的思考很少被关注。诚然,黄绣球力劝妇女放足、兴办女学堂、主张男女平等已触及当时妇女解放的许多具体问题,以至于成为“保留了当时新女性艰苦活动的真实姿态”(5)阿英:《晚清小说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但小说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黄绣球的丈夫黄通理受到了人们的忽视,他不仅是黄绣球从事妇女解放活动的启蒙者、支持者,还是一位开明通达、充满慈爱之心的父亲。在小说中,主张维新改良的黄通理,在与长子黄钟、次子黄权相处时,已经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父亲的交往方式,他不仅与儿子们平等地交流思想,鼓励儿子们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还与他们一起研究新知识、新学问。黄通理的慈父形象,解构了“父为子纲”伦理中父权的权威,并以其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与朱紫桂等父亲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综上所述,晚清新小说的“审父”叙事和对慈父想象的塑造,以其质疑、批评的态度呼应了20世纪初中国伦理变革的思潮,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晚清以前,家庭本位的差序格局是具有合法性的。但在新家国认同的意义框架下,国家利益优先于家族和个人利益。五四时期虽然关注个人,但在亡国的压力下,国家仍被优先选择。于是固守家庭伦理本位的父母在五四时期就成为被声讨和批判的对象。”(6)张梅:《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齐鲁学刊》,2023年第4期。蔡元培曾说:“教子当因其所已知而进之于所未知,以开其思想之路。”又说:“教子不可用威喝朴责,以养其自立之气。”(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04页。以上种种都是蔡元培对自己作为父亲身份的一种规约,在他的话语中,我们已能清晰地看到传统父权伦理在晚清逐渐衰落的地位,教子应当“开其思想之路”“养其自立之气”,其中既包括了父辈对子辈的殷切期望,又融进了对他们采取兼容并包的现代思想,这是晚清过渡时代所留下的时代印记,也是上述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反映于现实的另一份证明。

二、子承父志:国家思想的传承

“子承父志”是传统孝道的重要内容。它是指儿子要继承父亲的志向、事业和精神,以完成父亲的心愿、意向和使命,这种表现于对父亲敬爱和感恩的方式,强化了家庭秩序内的男性同盟,有利于家庭稳定和家业兴旺。事实上,家与国是密不可分而又有各自利益需求的两个不同实体。虽然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观念,但强烈的血缘宗法意识又常常会让家庭需求与国家利益呈现出某种背离的倾向,尤其是孝道伦理的强化更有可能使个体的“父之子”身份与“国之民”身份之间产生悖离。20世纪初,梁启超就曾指出中国的私德很发达,但是缺乏利群爱国的公德,认为“群之于人也,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蟊贼”(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14页。。在梁启超看来,国家对个体具有父母对子女一样的恩情,个体应当超越孝亲私德伦理而承担“报群报国”的责任。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对这方面有很好的展示,一方面塑造利群爱国的父亲形象,另一方面挖掘传统子承父志的话语资源,从而将孝亲之私德纳入爱国之公德的时代大潮之中。

不题撰人的《殖民伟绩》以英王专制、腐败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英国青年维廉滨为英国另造新国的故事。维廉滨的父亲是一名为国效力的海军将官,他在临终之前嘱托维廉滨“要替英国人造出一番世界”。维廉滨是个孝子,他遵从父亲的遗志去美洲垦荒,并在那里开辟出一个新的文明世界。只有四回的这篇小说,既没有复杂的情节,也没有丰满的人物形象,却承载起了对家国理念的正面表达。尤其是维廉滨父亲病中对儿子的规劝,更呈现出了晚清小说家们对子承父志的父子伦理想象。小说这样写道:

你这个身体,你不要把他当做你一个人的身体,也不要把他当做我给你的身体。就说是英国人的身体,都可以的。我这一番话,并不是叫你不要做孝子,是叫你不要只知道做一个人的孝子,把许多大事就抛却了。如今世界上有一般人讲孝字,讲到极荒谬的境界,说身体发肤,不敢毁伤,这句话不通到了极点。你想想自古来多少英雄豪杰为国作牺牲的,难道这般人都是不孝吗?譬如我做了一个海军的将官,遇到开仗的事情,总是要拼命的。若是像那样讲孝字,那就可以不打仗了。倘若世界上的人都一个一个像那样讲孝道,我恐怕世界上早就没有世界了。(9)梁启超:《新民丛报》,第4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2742页。

维廉滨的父亲言传身教,谆谆告诫儿子“不要只知道做一个人的孝子”,还要做“全国人同种人的功臣”。显然,维廉滨的父亲将孝亲的私德和利群爱国的公德统一了起来。小说以英国的异域故事影射晚清社会现实,用维廉滨父亲对儿子的谆谆告诫来表达晚清小说家对利群爱国思想的启蒙热望,从这层意义上看,维廉滨的子承父志完成了从家之子到国之民的身份转换,而这一叙事的出现也在说明晚清新小说中父子伦理叙事已经从家庭伦理的层面上升到了政治伦理的层面。侠民的小说《菲猎宾外史》也是借异域故事以醒世觉民的作品。小说叙写菲猎滨自从被西班牙人占领后,岛民们便过上了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他们不仅要在经济上供奉西人,还要受这些侵略者的强取豪夺,稍有不慎就可能有生命危险。面对西人的暴政及其奴役,菲猎滨志士展开了不屈的抗争,而亚普黎老人反抗强权的英勇故事正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陈天华的《狮子吼》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即使如此,狄同仁和狄必攘的父子故事已能呈现出小说家救亡图存、光复中华的革命思想。狄必攘的母亲早丧,父亲狄同仁是一名老生员,他虽然生活贫寒,但是却能乐人之乐、忧人之忧。狄同仁晚年读到了新书并生发出民族思想之后,便开始让狄必攘去民权村求学,并且叮嘱他要勉力为学,要替民族出力。狄同仁在病危之际给狄必攘留下了一封遗书,主要内容如下:

余抱病已非一日,所以不告汝者,恐妨汝课业耳。今恐不及与汝相见,故为书以示汝。余行年七十,亦复何恨!所惜者,幼为奴隶学问所误,于国民责任,未有分毫之尽,是以耿耿于心,不能自解。汝当思大孝在继父之志,不在平常细节。丧事粗毕,汝即可远游求学,无庸在家守制。(10)董文成,李勤学:《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9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这封遗书不仅流露出了狄同仁对他自己不能尽到国民的责任而感到的遗憾和无奈之情,而且以“大孝在继父之志”的伦理规范向狄必攘提出了必须执行的伦理诉求。小说中狄同仁和狄必攘的父子形象里面有小说家自己与其父亲陈善的影子。陈善是一个落第秀才,依靠在村里教蒙学娃养家糊口。陈天华十岁的时候,母亲不幸病逝,陈善独自一人养育儿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1896年,年近七旬的陈善迫于生计来到新化县城,二十二岁的陈天华也跟随父亲来到县里的资江书院寄住,后来转到新化实学堂。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学堂不再是谈论政事的场所,陈天华只能与其父亲畅谈国事。1904年,他开始创作小说《狮子吼》,到1905年12月投海自尽之前,他还在《先考宝卿府君事略》中记录父亲为帮助邻居而捐助半年薪俸等一些事情。光复中华是陈天华一生的使命,他以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来警醒国人本身就是践行使命的最佳诠释。作为《狮子吼》中的主要人物,狄必攘联络会党、组织革命团体、开办报馆等,几乎都是其“继父之志”的具体实践,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叙述含义,正如陈天华所说的那样:“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11)陈天华:《陈天华集》,民智书局,1928年,第96页。

新中国之废物的小说《刺客谈》,叙写的是晚清爱国志士行刺卖国官僚的英雄故事。主人公青年范朴安是刺杀昏官的一位侠客义士。范朴安的父亲为官清廉正直却不得志,临终时嘱咐他道:“做官的人,大半都是可杀的,你将来能够握大权,杀尽这班贪官污吏固然是好,否则亦要做个侠客义士,杀他几个,消我一生不平之气。”(12)赵敏俐:《中国文学研究论著汇编·古代文学卷》,第6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32-233页。范朴安谨遵父亲的教诲,广交各路英雄豪杰,并去刺杀那些贪官污吏和卖国求荣之人。从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范朴安刺杀官僚的壮举其实与晚清社会的暗杀风潮有一种同构关系。据相关学者统计,晚清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从1900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在十年期间一共发生了十九次,其中1904年三次,1905年两次(13)牛贯杰:《试论清末革命党人政治暗杀活动的文化根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晚清革命志士所倡导的暗杀行动已不仅仅是传统刺客逞强恃勇、打抱不平的仗义行侠之举,而是有明确现代政治诉求的革命行为。实施暗杀的革命志士有着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他们都是甘愿为国事而牺牲的革命英雄。《刺客谈》中范朴安父子对于暗杀行动的思想共识,也可看成是晚清社会形貌的一种客观表现,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子承父志”这一传统伦理在晚清的特殊继承。

综上所述,《殖民伟绩》《刺客谈》《狮子吼》中子承父志的故事均彰显了利群爱国精神。除以上作品之外,其他如《瓜分惨祸预言记》中黄渤的父亲黄烈、《洗耻记》中明仇牧的父亲明易民、《掌故演义》中郑经的父亲郑成功等父亲形象,也都在子辈走向利群爱国的成长之路上起到了或督促、或引导、或支持的关键作用。可以说,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在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基础上,融合了国家观念、国民责任、公德思想等现代思想资源,从而使子承父志在传统语境中的私德行为与爱国的公德行为联结在了一起,从而为现代意义上的家国同构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三、子报父仇:从家仇到国恨

在传统宗法社会,子报父仇是一条重要的伦理道德准则。《礼记·曲礼》上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也就是说,儿子不能容忍杀父之仇,为了将仇人置于死地,即使牺牲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这是作为人子所不可推卸的人生使命。在古代小说中,子报父仇也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故事模式。《搜神记》中干将莫邪的儿子为父报仇的故事已经成为复仇小说的经典蓝本,并且不断地被后世进行讲述和演绎。冷情女史的《洗耻记》叙写了明仇牧立志为父报仇的故事。汉国自从二百年前被贱牧人打败后,它的国人便成了贱牧人的奴隶,但汉国人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从未中断过,明易民率众起义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而惨遭失败,明易民也英勇牺牲。明易民的儿子明仇牧立志为父报仇,他广结豪杰,准备共谋再次起义。小说第四回写道:“小丑亡,大汉昌,天生老子来主张。双手扭转南北极,两脚踏破东西洋。白铁有灵剑吐光,杀尽胡儿复祖邦,一杯血酒洒天荒!”明易民,是明朝遗民的谐音,他的起义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行为,在此意义上,明仇牧发誓要报父仇的志向与行为,即可看作是一场血亲复仇,但更是超越血亲复仇之上的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壮举。

张肇桐的小说《自由结婚》在发表时标为政治小说,其《弁言》说:“使天下后世,知亡国之民,犹有救世之志。”(14)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2页。小说中的爱国英雄黄祸心怀“救世之志”,为父报仇构成了其为革命奔波的驱动之力。与《洗耻记》不同的是,《自由结婚》中的复仇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具体的目标,小说将“雪国耻”与“报父仇”等量齐观,并将“异族政府”“外国人”和“同族奴隶”认定为三大仇人。这种家仇与国恨的情绪深植于黄祸的内心,并随着岁月的增长而愈加浓烈。五年之后,当又一次听到了父亲就义时情形时,黄祸内心的仇恨情绪顿时便被燃了起来。作为遗腹子,黄祸并未与父亲谋过面,但子报父仇的文化心理已然使其肩负起了复仇的责任。考虑到黄祸复仇的对象是异族政府、洋人和民族败类,这就使得他的复仇行为兼有了正义的因子,小说也因此而呈现出一种崇高和悲壮的美学特征。

“报父仇”和“雪国恨”的重叠和同构在苏曼殊的小说《惨世界》中表现得更加充分。与明顽这种愚昧、自私的父亲形象不同,克德的父亲不仅伤感时势,而且拥有一副侠骨义胆。克德的父亲因收留刺杀贪官的明男德而遭到官府抓捕,他在公堂上义正辞严地控诉贪官的暴虐劣迹,后来被毒害而死。作为儿子的克德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为父报仇的使命,而母亲的期望更催化了这种复仇的情绪。小说以法兰西人子报父仇的伦理观不仅讽喻了中国人视仇人为圣主仁君的怪诞行为,而且通过异国人的嘲讽激发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如果说克德的母亲对复仇的期待尚属传统意义上的血亲复仇,那么明男德对克德的复仇激励则具有了国家公义的内涵。个人的家仇与群体的国恨、家庭伦理的私德与政治伦理的公德在此时实现了合一,从“舍一命”的个体复仇转到“起义兵”的结群反抗,成为“一举两得”地既完成“报家仇”责任,又完成“雪国恨”使命的最佳选择。

吴趼人的历史小说《痛史》叙写南宋亡国之痛,其用意是在映射晚清的现实。作者在第一回中就提醒读者:“我要将这些人的事迹记些出来,也是借古鉴今的意思。”对此,阿英曾评价说:“这真的是吴趼人对宋代当时人物的愤慨么?是在宋代的一些卖国汉奸之外,兼咒诅那些清朝的汉奸的,是对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几十年事件愤慨的总发泄、总暴露。”(15)阿英:《晚清小说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小说在揭示宋度宗昏庸无能、奸臣们卖国求荣和官吏们贪生怕死的同时,也塑造了一批有情有义、有使命感的爱国志士,他们舍生忘死,为反抗外来侵略而浴血奋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爱国义士大都经历过家破人亡的情感伤痛,往往兼负“报家仇”和“雪国恨”双重的伦理使命。譬如,比较典型的有郑虎臣、李复等人。会稽县尉郑虎臣父亲是被贾似道害死的。贾似道后来获罪,上谕说将他从扬州押解到循洲,郑虎臣为报杀父之仇主动揽下了押解他的差事。在押解的路中,郑虎臣百般折磨贾似道,最终将他推进粪缸内活活淹死。虽然郑虎臣虐杀贾似道是公报私仇,而且复仇的方式也比较残忍,但因为贾似道是一个欺君卖国的奸佞权臣,所以郑虎臣的复仇行为也就有了子报父仇和为国除害的双重合理性。作为遗腹子的李复与《自由结婚》中的黄祸一样,在出生之前就被赋予了复仇的使命。李复的父亲与蒙古兵交战失败后惨遭杀害。在遇害前,他嘱咐妻子:日后生子可取名曰“复”,即为父“复仇”之意。长大后的李复广交各路豪杰,一直寻找为父亲报仇的机会。小说在演绎慷慨悲壮的复仇故事中因势利导,将家仇转化为国恨,而且与晚清排满思潮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性。

需要提及的是,《洗耻记》《自由结婚》《惨世界》《痛史》都刊发在1903年。1903年是晚清比较重要的一个年份,因为大规模的拒俄、拒法运动都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的革命形势真可谓是风起云涌。与革命运动相呼应的是革命舆论的宣传,《苏报》不仅刊载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还在新书介绍栏中大力倡导反清革命思想。晚清小说家也为革命摇旗呐喊,《痛史》所叙的杀父之仇和亡国之恨无疑激发了国民的“政治思想”和“爱国精神”。可以看到,当家仇和国恨的复仇对象取得一致的时候,子报父仇的血亲复仇就有可能转化为救亡图存的国恨。这种家仇与国恨交融共生的现象是晚清社会现实的主要特征之一,小说家们将其引入新小说的创作之中,既是对晚清现实的一种文学反映,也为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提供了写作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