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师就是一场勤苦的修行

郝忠勇

青葱少年初登场

我1984年初中毕业后考入了诸城师范。在当时的农村，“中师生”就是准国家干部了，能吃上国家粮，有铁饭碗。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缺口很大，急需大批中小学教师。招收“中师生”的政策前后持续了十多年。“中师生”是时代的产物，是唱着“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意气风发迈入新时代的一批人。

在当时的中考选拔中，第一批次录取进入“中师”，第二批次才进入高中。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师生”，就入学门槛来看，不亚于现在的名牌大学。此言不虚。我们接受的是正规的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相当全面，除了有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专业课程，还有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甚至普通话、书法和劳动，每周都安排了一定的课时。师范的学习生活，愉快而充实。回顾“中师”学习的时光，那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一个农村孩子进入师范，看所有的事物都觉得新鲜。音乐器材室里有整屋子的乐器，琳琅满目，学生可以随便借用。一到课外活动时间，整个校园丝竹盈耳，各种社团都在开展活动。我对那些乐器充满了莫名的好奇和喜欢，恨不得都把玩一下，学一学。但是分身乏术，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师”的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师，在外行人看来，哪还用得着这么多东西。但这一番旁学杂收，的确为教师的职业基本功增色不少。即使一些粗浅的“把戏”没有直接用于工作，也会滋养人的心灵，让精神生活不再苍白贫瘠。这要用后来的半生经历，回头来审视和评判才公允。

初为人师去农村

1987年“中师”毕业后，我走上了工作岗位。我先是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初中教了两年语文。乡村教师绝大部分是民办教师，就连同龄人中，公办教师也只是少数。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年轻新人还是比较受照顾和重视的。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甚至家长与老师之间的关系，都单纯而友好。刚入职的我，接触到的是农村最淳朴、最基层的教育生态。学校周边是广袤的原野，校园里有大片的生产园地。暑假过后，师生一起热火朝天地除草。遇到雨雪天气，老教师会在吃饭的时候从床底下翻出一瓶“景芝黄皮”，招呼大家围坐在一起。我们于是就着从伙房打来的一份菜，用仅有的一只小酒盅轮流喝酒，其乐融融。

乡村工作经历是我初为人师的珍贵记忆。那时正是有理想、有干劲的年龄，熬夜备课，周末加班赶印试卷，是家常便饭。没有人逼着我这么做，完全自觉自愿。领导、同事看我还可以，不嫌我稚嫩，推荐我上过一回全乡的公开课。这股劲很大，让我着实激动了好一阵子。

当一辈子老师，总得有一段乡村任教的经历。我也曾羡慕那些家里有关系的同伴，他们可以留在城里。但现在我认为，没有乡村工作经历的教师，其职业生涯是不完整的。在通常的认知里，到农村当老师是吃苦受罪，别的不说，找对象就很受影响。近些年，情况才开始好转，乡村教育开始受到重视。国家对乡村教师政策有倾斜，晋升高级职称的条件都比城里更宽松，再让他们上城里，他们也不干。

1989年8月，我调到城北学校。这是城乡接合部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建校才两三年时间。参与办学的一些企业，像外贸公司、肉联厂、土产公司、造纸厂等，都正是红火的时候。学校没有食堂，单身教师就近去肉联厂食堂打饭，有时能吃到大块带肉的排骨，很是过瘾。

办学条件这么好，职工子弟难免有一些不良习气，学校抓得也不松不紧，教学质量一直没什么起色。我刚去时，毕业班原先的语文老师考入机关单位，我就接过了语文教学的任务。一年后，我带的班语文成绩好得出奇，实现了升重点高中零的突破。这破天荒的成绩，让学校领导也颇感意外，觉得放心，就让我连续教了几届毕业班，并担任班主任。在其后的几年里，我算是不负众望，重点高中升学率连年攀升。当时的同事们，已习惯了学校升学率在全市垫底的状况，毕竟，城乡接合部的一所学校，城不城乡不乡的，每个年级就一个班的规模，能出多大的门面？初出茅庐的我竟然教出如此好的成绩，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991年，我首次被推荐参评县“教学新秀”，接着被评为县“教学能手”，1995年又被评为县“优秀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我养成了动笔的习惯，零星地写了一些小短文，投出去一两次后，侥幸被采用。文章虽是刊发在地市级的一家教育教学小报上，但也很能激发我的写作热情。市教研员臧志运老师来学校视导，多次指名要听我的课，我受其指点，获益颇多。犹记得与臧老师促膝长谈的情景，特别是我拿自己写的东西呈给他看时，竟得到赞赏。他鼓励我要继续写下去。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瞎摸乱闯，往往荒废时日，会走很多弯路。有人指点提携则不同，长者短短的几句话，足能温暖人心，点燃一个青年心中无限的热情和斗志。参加潍坊市电教优质课评比后，我成为县学科带头人、兼职教研员，并于1996年被评为潍坊市“教学能手”，这也是我从教十年取得的最好成绩。

我是幸运的，在生活上、工作上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关心，在业务成长上遇到了热心前辈的指导和帮助。在成长的每个节点上，那些肯援手提携或者推我一把的人，都是我人生的贵人。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切身感受，后来我从事教研员工作，就特别珍惜与老师的每次交流。即使是小规模的座谈，我都不敢掉以轻心，碰头如见大宾，做事如承大祭，郑重其事地组织好每一次活动。说不定，自己也是哪位青年教师成长中的关键人物呢。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开始喧嚣起来，人心思变，全国刮起了一股下海风潮。有好多同事跳槽了，听说有人还挣了大钱。有一段时间，我也心猿意马——当老师实在没什么出息，收入太低，饿不死，也撑不着，一眼看得见将来；一辈子跟孩子打交道，走不出校园的圈圈，眼界境界都會把人困死。经过一番纠结，揽镜自照，反复思量，我觉得自己实在不像干大事的料，最终还是放下了。

向外求发展没有门路，还是练内功吧。当时我爱人在密州路学校工作，学校条件更好一些，在全市率先配置了微机室，有时兴的“四机一幕”进课堂，晚上教师培训都使用电脑。我每晚接送妻子去学电脑，在陪伴旁听中，竟顺便学会了操作，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

随着时间推移，从教日久，我越发感到自己学历不高，迫切需要提高学历水平。1990年，我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班。当时也有五年制本科，我没考上，只能读三年制的专科。我一直认为自己很笨，没有其他人聪明伶俐。这也让我认识到，既然不能投机取巧，那就只能下点笨功夫。三年后，我获得专科学历，但专科学历非我所愿。于是，1994年我又考取山东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班，于1997年取得本科学历。在1990年到1997年的七年间，寒暑假我不是在函授学习，就是在赶往函授学习的路上。这是个一边工作一邊学习提高的过程，让我有机会当面聆听高校老师的教诲。虽然是给函授生上课，但他们并不含糊，特别是一些中青年教师，像山东师范大学的杨守森、李掖平、季广茂和山东大学的姜宝昌、耿建华等，或温文尔雅，或激情澎湃，或口若悬河，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已经走出校门的我，能重新回到课堂，我倍感珍惜。这段函授学习的经历，让我系统地接受了汉语言文学教育，弥补了高等教育的短板。后来有人问我哪里毕业、上的什么学，我总是含糊地说，咱“山师”也上了、“山大”也上了。虽不敢有十分的底气，但也不算吹牛吧。

而立之年做教研

1998年8月，我调到了诸城市教研室，任初中语文教研员。诸城市教研室当时被誉为全国教研系统的一面旗帜，被称为诸城教育的参谋部，历任领导都很重视教研工作。正因如此，诸城在潍坊市有过高考十连冠的辉煌成绩。时任教研室的主管领导，同时兼着山东省青年语文教师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的职务，语文教学研究做得风生水起，把省内一大批青年才俊都团结在“青语会”旗帜之下，并由此走向全国语文教育舞台。当时，全国有“青语会”，各省都有省“青语会”，山东青语会以盛产青年名师一时风头无两，而省青语会秘书处就设在诸城教研室。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有机会接触省、市语文教研前辈和优秀青年老师，并深度参与研究会部分事务性工作，如协助组织会议、筹办活动、参与编辑《中学语文教学板书设计精编》《中学语文导语艺术精编》《吴心田教育论集》等图书。耳濡目染，我也从中学到了一些扎实的案头功夫。

进入教研室后，我一直在探寻破解写作教学难题的路径。在此之前，我多年追随教研室的李怿、臧志运两位前辈，进行过初中作文序列化的实践研究，编写过《初中作文教与学》等教辅材料，但总觉得这还不是我理想中的结果。1998年，我辗转收到了一封教师来信，信是百尺河初中管炳圣老师寄来的。管老师热衷日记写作，一直带领学生坚持写日记，他在信中提出设立日记节的倡议。日记节虽然没有立即设立，推行日记写作却成为我们尝试改革写作教学的起点。当时我们刚刚接触到朱永新老师新教育“师生共写随笔”的思想，先进的理念如同透进黑屋子里的一线曙光，跟我们的苦苦追寻一拍即合，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方向。

当时的语文课程标准对初中生写作的要求是：“写作要有真情实感，力求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受、体验和思考；多角度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能抓住事物特征，有自己的感受和认识，表达力求有创意；作文每学年一般不少于14次，其他练笔不少于1万字，45分钟能完成不少于500字的习作。”达成此目标的方便之门，首选日记。写日记门槛低，易上手。以每则日记一二百字算，一年写作量就是2—7万字，可轻松达到“每年不少于1万字”的要求。这让人颇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从此我们信心坚定，一发不可收，沿着推动初中生日记写作教学这条道，一做就是二十余年。

我们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要学会写作，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写”。写作素养，只能在写作实践中养成。朱光潜先生在《写作练习》中提到：“要彻底了解文学，要尽量欣赏文学，你必须自己动手练习创作。创作固然不是一件易事，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像一切有价值的活动，它需要辛苦学习才能做得好……这事有如下围棋，一段一段地前进，工夫没有到时，慢说想跳越一段，就是想多争一颗子也不行。”

在这二十余年间，我们涌现出不少反响良好的典型。诸城市百尺河初中的日记节，为师生搭建了日记交流和展示平台，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引起了全国日记人的关注。一批全国日记教育专家学者，如段存章、寇广生、程韶荣等，都曾前来讲学指导。日记节包括丰富的节目展演：日记比赛、日记展览、交流会、专家报告会、表演日记情景剧、唱日记歌、演出诸城大鼓等。这是一台日记成果的全方位展示大戏，是日记人的狂欢节，整个校园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目前，该校日记节已经连续举办了21届。每一届日记节，都是师生美好的集体记忆。

日记教学的模范人物管炳圣老师，退休后在自家小院建起“银杏日记收藏馆”。其个人收藏之丰富，在全省首屈一指，参观者络绎不绝，其本人也被评为“齐鲁书香之家”、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长期的日记教学实践，产生了广泛且持久的影响。我们的语文老师在指导学生日记写作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个人的成长。白玉红、刘先开、李建秀等一大批骨干教师，撰写了数量可观的随笔和论文，发表在各级专业报刊上，并出版了多部个人专著。我们的日记教学经验，被《青少年日记》《山东教育》等媒体报道。我在全国新教育“萤火虫”读书种子培训会议做过经验介绍，2022年还被中国共产党员日记博物馆评为第四届“中国日记十大杰出人物”。

在教研员岗位上时间久了，我对基层教研员的角色自然有一些反思。教研员在一般老师眼里，好像是领导；而在机关行政领导眼里，只是普通职工。你像领导，但是不能以领导的架势去面对老师；是普通职工，自我要求上又不能与一般的老师混同。这是一个集教研、科研、管理、指导与服务于一身的角色。发现、培养优秀青年教师，关注、引领教师的专业成长，是教研员不变的职责。教研员应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情怀。站在舞台中央亮光里的，是光鲜亮丽的老师，教研员则是站在幕后欣赏和鼓掌的那个人。

我初做教研员的时候，面对的一群人，其中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自己有年轻人该有的谦逊和敬畏。现在，面对的多是“90后”的一群，且“00后”新人也呼之欲出了。我想，现在总可以直起腰来，以长辈的身段跟他们对话吧。但突然发现，你好好跟他们说话，他们有的还爱搭不理，或者跟你虚与委蛇。你认为的好事，只是你认为的，并不入他们的眼。时代变了，人的思想也变了，说教都吃力，就更别想端起架子训诫了……怪不得古人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呢。混迹于一个年龄跨度较大的群体后，你就会醒悟，根本没有一个方子可以包打天下，得调动全部的手眼身法步来应对这波新生力量。这也给教研员提出了一个新要求——要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

教研员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在田间地头转悠的老农，心里眼里就是打理好自家的责任田。深耕于课堂，天天与老师和学生打交道，看得多了，就有了自己的一些思考，随手记录下来，长长短短的，竟积累了26万字。2019年6月，我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语文教研笔记》。拿到书后，虽然手上感觉沉甸甸的，但是心里没有一点想象中的惊喜。区区二十余万字，是半生摸爬滚打、跌跌撞撞的真实写照。自己干了点什么，以文字的形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五十岁后再出发

作为一名教研人员，我竟于心不甘。我觉得自己再勤奋一点，可以做得更好。凡接触课堂、接触教师、接触学生，甚至走进学校，其实已经开始了教研工作，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和研究当中。教研员是最接地气的研究者，从事的是田野调查与教学实践的活动，干的是双脚沾满露水、双手沾满泥土的活计。每年工作的大半时间游走于校园，纠缠于课堂，周旋于各种会议、培训和座谈中……每次活动，每个节点，都可以形成随笔、札记，都是生成文字的绝佳来源。

我当时产生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自己肯吃苦，再卖力一点，每周写一篇教学随笔，以一年半为期，18个月，以每月4周算，至少72周，每篇文章两三千字，坚持下来，就能写到20万字左右。这样的目标，能不能够完成呢？

理论上是这样，但难在持之以恒。如果没有监督，就很容易疲惫、懈怠，以至放弃。“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即使有好的素材，不去写，梦想就是空想。

2019年3月，我申请了个人微信公众号，用这个办法提醒自己，及时写作，定时发布。写出来分享到朋友圈，不避美丑地公之于众，接受围观和批评。写得好呢，自己也有自得激励之心；写得不好呢，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也能警示自己——写好下一篇。当人有了使命感并驱使自己去完成任务的时候，就会有种迫不及待地追寻灵感的热情；一旦开动思考的机器，那些沉寂的司空见惯、平淡无奇，也会时时迸出耀眼的火花。有时文章仓促赶着发布，疏于修改，还会夹带很多错误。这也说明了这些文章是逐字逐字码出来的，是热腾腾新鲜出炉的。

很高兴有许多同道看了我的文章后点了赞，当然，不点赞，也不会影响我继续坚持。我需要的只是一种无形的自律。毕竟不是写畅销书，要受读者或市场的左右——读者急着争着要读，作者要迎合读者的品位。我选择的是一条艰苦冷清的小路。这条路注定不会有太多的喧嚣和热闹，因为下的是笨功夫，走的是长途。于是，我就心平气和地、慢慢地一一写来。

截至2020年国庆节，我撰写的文字，聚沙成塔，已有80余篇，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主要是以教学随笔的形式，展示本人从事基层语文教研实践的思考和收获，每篇都是两三千字，内容涉及课堂观察、教师培养、课例研究、读书感悟等方面。其中有零星篇章发表在《语言文字报》《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建设》《教师博览》等报刊上。2021年9月，书稿最终结集为《语文教研手记》出版。

清人張潮在《幽梦影》中说：“昔人欲以十年读书，十年游山，十年检藏。予谓检藏尽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载足矣。”我的理解是，在人生最好的年纪，十年时光好好地读书学习，十年时光好好地工作生活，所谓二三载的沉潜总结，不过是二十年累积的报偿兑现而已。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当老师是一条充满挑战却又妙趣横生的路。一路走来，不光有崎岖坎坷，也有越过泥泞后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2019年，我在50岁知天命的时候，被评为正高级教师。美好的结果往往出于相互的成全，感谢语文教研员这个岗位，感谢生命中遇到的领导、师友、同伴和学生，是他们给予我一路走下去的力量，为我提供了一片足够我深入实践检验并能收获的美丽田野。

有的人像狮子，向往的是一片广阔的平原；而我更像兔子，陶醉于洞口的几棵胡萝卜。有的人跑成了一条狼，狼有肉吃；而我则站成了一棵树，树能扎下深深的根。今后的岁月里，我愿不断精进，继续老老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

（作者单位：山东省诸城市教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