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心到边缘：乡村塾师地位的变迁

黄行福

乡村塾师，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在他们身上凝聚着一个时代底层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征。今天，我们探讨他们职业的存在状况，对今天认识乡村教师这一群体，有着特殊的意义。

古代和近代的乡村塾师是乡村教师的先驱，在那个时代，他们是乡村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是少年儿童的启蒙者，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大责任。

明清时期是我国私塾的兴盛时期，不论乡村还是城镇，少年儿童，尤其是贫寒家庭的子弟，他们读书、识字，基本都是在私塾完成的。在农村尤其是一些偏远山区，山高皇帝远，教育基本上成了民间之事。政府所办的学校，在县城有县学，但那是贵族的子弟学校。贫寒的乡村少年，只能就读于私人办的学校——私塾，他们在那里接受最为基础的读书、识字教育。郝锦花在《新旧学制更易与乡村社会变迁》一书中说，私塾作为基层社会的主要教育组织，已然成为社区文化活动的中心。

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比较完备，为出身贫寒的子弟开启了改变命运的大门，大大刺激了他们的读书热情。于是那时候，私塾遍及各个乡村。以福建省为例，据《福建省志·教育志》记载，明清时期私塾遍设于全省各地的穷乡僻壤。例如南平宝珠山有300多户村民，村内共有私塾5所，且都是蒙馆，有一馆还兼教学医术，一馆兼教学武术。村中儿童不论男女，全部入学。闽清县“家相率而学”，罗源县“细民亦知向学”。乡村私塾教育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乡村教育的中心群体

数量庞大的私塾，必定需要一支数量庞大的教师队伍。这支数量庞大的队伍中，并非铁板一块，大家“齐步走”，而是所授生徒存在着差异，目标的差异就更为明显。总体而言，整个塾师队伍，根据他们的学历背景和专业水准，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蒙馆之师。这是比较低级的层次。走进这支队伍里的塾师，基本上都出身贫寒。他们虽然拼命读书，却没有获取功名，是科举考试中的失败者。他们生活无着落，还需要养家糊口，只好发挥自己的那么一点特长，或自己开蒙馆，或在他人所开的私塾里谋职。自己开蒙馆的塾师，学生家长给的束脩就是基本的收入，可以作为养家糊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在他人所开的私塾谋职的，东家所给，就是主要收入。

《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中有：“夜晚寻思千条路，惟有开垦几亩砚田，以笔为犁，以舌作耒，自耕自凿的过度。雨少不怕旱干，雨多不怕水溢，不特飽了八口之家，自己且还要心广体胖、手舞足蹈的快活。且更度脱多少凡人成仙作佛，次者亦见性明心。使那有利没害的钱，据那由己不由人的势，处那有荣无辱的尊。那官府衙役、大叔管家，除非他寻上我的门来算计作践，这是说不得的，却不是我寻上他的门去求他凌辱。所以千回万转，总然只是一个教书，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

细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个时代，那么一批人的出路，再也没有比当塾师更合适的了。你看，他们自由自在、旱涝保收、安适自如，所以心广体胖、手舞足蹈，是何等快活、逍遥自在！可以想象，这样的日子，是当时多少读书人的向往。好一个“秀才治生之本”！

这种对读书人而言最合适的职业，从业者自然多。虽然还存在着其他的选择，如当幕僚、医生、商人、讼师、山人或名士，但毕竟塾师这种与孩子打交道的职业，更受大多数读书人欢迎。再不然，他们就只有与农民一样，通过体力劳动解决生计问题。但这对他们而言，一是太丢身份，二是难以胜任。读书本来就是为了脱离体力劳动，读书之后，仍然以卖体力为主，连祖宗的脸面都丢光了。再者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难以胜任体力劳动。他们长期埋头苦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乏从事体力劳动的本领。所以，凭借知识谋生，最为合宜。当然，从事塾师这一行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边教授生徒，边准备科考，可以做到两不误。对大多数底层读书人而言，当塾师最为合算。

二是经馆之师。经馆之师一般都由获取相应功名的人担任。蒋纯焦在《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一书中说：“那些取得科举功名（如秀才、举人）而未能入仕的读书人，或已做官被革黜，或自行退出官场、赋闲在家者，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居于塾师队伍的上层。”对于这一部分读书人而言，他们本来就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一般而言，不愁吃穿、衣食无忧。他们的教学直接瞄准科举考试，而不是读书识字。

蒙馆之师与经馆之师，两相比较，“前一种人多在乡村设馆，收入微薄，有的还要耕种几亩薄田，且耕且教才能维持生计，或兼营他业，如占卜、行医、看风水、代写公私文书等等。后一种人无论自行设馆，还是被聘为西席，大多收入较高，衣食无忧”。

塾师是那个时代乡村的文化人。在一个以文盲占主体地位的乡村社会，那些塾师先生，手握着乡村社会文化的大权，可以驰骋于乡村这一文化的粗鄙地域。

不可否认的是，塾师们的主责肯定是教人读书识字，乃至作文。蒙馆以教读书识字为主，教的是比较初步的东西。

蔡元培在《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中说：“我六岁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本来初上学的学生，有读《三字经》的，也有读《千家诗》或先读《诗经》的，然而我没有读这些。我读了三部‘小书以后，就读‘四书。‘四书读毕，读‘五经。读‘小书‘四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了，先生才讲一点。然而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读书之外，还有识字、习字、对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义的开始。识字是用方块字教的，每一个字，不但要念出读法，也要说出意义。”很显然，这是最为基础的教育。人从懵懂时候开始识字、习字，循序渐进。对句，从简单到复杂，到作文。对蒙馆而言，一般到了对句就结束了。若要再进一步，那就是学习作文了。当然，那时的作文教学主要就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是瞄准科举这一目标而进行的。

一般的塾师，也就是蒙馆之师，作文水平并不高，要是比较高，应该就在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了。经馆之师毕竟经过了科举考试这一关，考试前，也一定经过了一定的应对性的考试作文训练，对他们而言，作文就相对熟练。一些考中的秀才尤其是考中了举人的塾师，他们的教学目标，主要就是向着科举考试而进行的。他们对考场上的那一套模式，更为了解，更为熟练。“四书五经”是他们的课本，也是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如果说蒙馆只是一个最为基础的教育阶段，那么经馆的教育则是一个提升阶段。

但在那个时代，对大多数乡村儿童而言，能够认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就达到了目的，他们不可能再进行科举之前的文章写作训练了。大多数塾师的职责，主要就在这里。而且那些长期活跃在乡间的蒙馆塾师，他们还有教学之外的大量繁杂事务。

一是应付官府。要对付这些人，需要交际手段，需要能言善辩。“对付他们发下来的分账、指令、告示、批驳、训令之类，又应懂得一些等因奉此，在文字上会敷衍，经过一些上下行文的步骤。”（郝锦花《新旧学制更易与乡村社会变迁》）在当时的乡村，这个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塾师们肩上。而实际上，塾师们也希望这样的事情由他们处理。他们可以通过此类事件的处理，得到一笔收入，提高自己的威望。此外，像呈请、水利、防灾等事务的办理，农民们甚至认为这就是塾师们的本职工作。因此，就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塾师们仿佛“把持”了此类事务，不请他们办理仿佛还不行。

二是商议村中大事。早先的乡村基本上是一村一姓或两姓，且大多都是一个姓。村内有祠堂，村内大事、族内大事，一般都在祠堂商讨、决策。这个时候，出谋划策就成了塾师的责任。即使是不同姓，塾师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谋。相对而言，塾师们见多识广，懂得怎样处置事件更合宜。若要立个字据，则更需要塾师们的帮助。在地方上，有以塾师、塾址为中心而形成一个近乎参议院雏形的说法，并不是言过其实。一个私塾或许不是直接干预地方行政，但其间接活动的力量确实也是值得惊异的。这一说法，可以反映出当时塾师们的巨大作用。

三是乡村之“礼”。在乡村，很多与文字有关的事务，必须求助于塾师们。例如给小孩取个显达、高雅的名字，就需要有文化的塾师们的帮助。给在外地的亲人写一封信，说句平安，报个喜；立一份契约，写个借据；看个好日子，拟张讣告……这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对一般百姓而言，都需要塾师们帮忙。夜晚小孩哭闹，写个“天灵灵，地灵灵……”的帖子，或过年写个“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的对联，更是塾师们的拿手好戏。实际上，久而久之，百姓们就直接将这些归入了塾师的本职工作中。塾师们，就成了乡村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大能人。

四是诉讼。诉讼即打官司。一般而言，写诉状对塾师们来说并非难事，只要多写几次，就比较熟练。如果是一个小地方，有几位塾师，那就存在着竞争了，熟练的、能耐较大的，往往成为被争抢的对象。这些人相对而言，在基本的收入之外，就可以挣一点外快。还有能耐更大一点的，就可以直接包打官司。这样，其影响就更大，其收入又相对更高了。

那个时代，乡村社会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数农民属于文盲。很自然，塾师们就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们基本上执乡村文化之“牛耳”，处于真正的文化中心地位。

塾师实际上是生活在三个场域之中：一个是教育场域，一个是科举场域，一个是民间社会生活场域。实际上，塾师们之地位，往往取决于其在教育场域之外处置相关事宜的成败。尤其是社会场域，例如善于打官司、写诉状、代写信件、在具体事务上出谋划策等等。

塾师作为活跃在那个时代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在整个社会的链条上地位不高，但在農民心中却有着至高的地位，承载着村民们的巨大期望，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文化水平也并不高。

从边缘化到消失

一种社会职业的存废，一个社会阶层的变动，与国家的政策密切相关。乡村塾师的存在，完全依赖于私塾的存在。

中国近代及以前，由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创办诸多学校来满足大多数孩子上学的愿望。官学系统主要满足官员及富家子弟的读书需求，数量庞大的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就只能望而却步。于是，私塾应运而生，满足了他们的上学需求。

1905年，“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随着科举制度的骤然结束，以科举考试为人生目标的士子们，向上攀登之路被堵死了。为了前途，为了解决饭碗问题，他们只好转向新式教育，投入新式学校，成了新式学校的教师。

“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清政府的一纸号令，让诸多私塾倒闭。那些接受过旧式教育的塾师，对中学还可以应付，而对西学则难以应对。所以，随着私塾数量的减少，他们便与私塾一起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从通都大邑到县城、乡镇的涵盖了初小、高小、中学、大学的比较完整的新式教育体系逐步形成，私塾教育逐渐式微。虽说在一些偏远的乡村，私塾还有生存的空间，但数量少，且所传授的文化知识，还是儒家经学那一套，很少涉及近代科学知识。在塾师们的文化知识结构上，经学知识占据着主导地位，西学知识基本上一片空白。

实际上，随着近代社会向前发展，随着新观念、新思想的传播，农村也不再只是传统知识一统天下，西学知识已经逐渐渗透。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随着煤油等大量日用品进入乡村，与此相关的一些知识也逐渐进入百姓头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在有关小学教师的培养、资格检定、聘任、待遇等方面出台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且在一定程度上落实执行了这些法规，乡村新式学校教师的专业素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以往那种在教师聘任上的随意与落后状况得到抑制。20世纪30年代末，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改革，乡村教师还承担了部分基层政治建设的职能。他们在农业生产改良、乡村文化风俗革新、乡村卫生环境改善、乡村自治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而这些职能，原先一般都落在乡村私塾先生身上。

此时，乡村塾师们的退出，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虽然在一些偏僻乡村，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私塾仍然存在，但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已经不占重要地位，即便是在乡村，也已经被日益边缘化。最后，塾师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个阶层就这样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傅坊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