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恋曲与国族诗力

李小红　毛贤娜

摘要：作为一种符号象征，黄河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表达着国民对于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文学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效载体，在言说国家认同、民族精神，表征国民的文化记忆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黄河形象的文学建构，首先，通过“黄河—母亲”的隐喻使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在启蒙、救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时期，促进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其次，黄河文化中蕴含的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民族血性精神，勤劳务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以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气度在黄河诗歌中得到了多样化的表达。最后通过“诗歌叙事—记忆—认同建构”的逻辑，黄河诗歌借黄河形塑唤起社会个体之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黄河形象的研究，不仅表现了黄河的诗歌书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关键词：黄河诗歌 国家认同 民族精神 文化记忆 民族共同

作为一种符号象征，黄河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表达着国民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自古以来，对于黄河形象的形塑，声音、图画、影像以及文学等多种不同的审美形式都参与其中，形成了多元化、多角度、立体化的黄河形象，黄河由此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建立了密切的内在联系。

诗歌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精神表达的有效载体，在言说国家认同、民族精神，表征国民的文化记忆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纵观不同时期作家的诗歌创作，黄河成为文学表达的重要主题，是作家们长久以来吟诵的对象。《诗经》中的乐歌，大部分都产生于黄河流域。从春秋开始一直到明清，黄河都是诗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意象。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黄河又承担起了启蒙、救亡以及歌颂新生的使命。不同时期关于黄河的文学书写，表达出不同维度的话语言说和审美特质。本文以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黄河书写为切入点，揭示诗歌中的黄河在形塑过程中与国家认同、民族精神以及文化记忆的关联，从而揭示黄河的文学书写在参与国家认同、表达民族精神、书写文化记忆中的思维逻辑。

一、国家认同与黄河形象建构

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是一种自然增长的信心，即相信自己保持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能力”[1]。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体现着全体成员对其身份归属与文化认知的社会意识。一个社会需要不断强化全体成员的国家认同来维护国家安定，推动国家自身的发展。长期以来，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沉积在全体中国人的心中。黄河以自然的生命之水孕育国民的成长，因此，自古以来就有“黄河—母亲”的比拟，从自然的黄河衍生至文化意义上的母亲，黄河的安危与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关。“黄河—母亲”这一符号化的文化表征，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文学创作中不断得到强化。一方面黄河作为一种自然风景，参与作家在作品中关于主题表达、题材选择、审美特质等方面的呈现；另一方面，黄河作为一个有效的话语符号，承载着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价值理念，与其他诸如长江、高原、沙漠等自然景观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2]，成为民族国家的一种象征。

从《诗经》开始，黄河一进入诗人的视野，就带有原始图腾的性质，黄河是一种关乎国家命运的神祇，“早在殷商时代，攸关王朝命运的黄河就是殷人隆重祭祀的重要神祇，兼具祖先神的性质。”[3] 因此，出现在《卫风·河广》中的黄河，呈现出了浩浩汤汤的大河风采：“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屈原《九歌·河伯》中的黄河“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从魏晋开始，黄河渐渐由神祇变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之所。嵇康在《赠兄秀才入军》中写黄河：“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出游，日夕忘归。”到了唐代，黄河形象在诗歌中得到了多维度的呈现，从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到王维的《华岳》，再到李白书写黄河的华彩篇章，奔腾壮阔的黄河与蔚为大观的盛唐气象相得益彰，这些黄河诗篇典型地反映着唐代知识分子的时代风貌和精神特质。北宋时期，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有大量关于黄河的诗篇传世，他们的诗作以咏叹河患为主，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南宋以来，面对着包括黄河在内的大片国土沦为异族之手的局面，黄河再次成为诗人们表达收复故土的渴望之情与寄托对故国思念之情的纽带，其中洋溢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感。到了明清之际，黄河两岸的风光节物、边塞征戍、修治引黄灌渠、发展农业生产的诸多方面都被写入诗歌之中，黄河形象被进一步多维度、立体化地呈现。

从上述对中国古典诗歌黄河书写的简略梳理中可以看出，“黄河—母亲”这一象征符号在古代社会中早已有之。“从历代诗歌咏赞黄河，南宋、清末诗歌赋予其国家民族意涵，到现代诗坛明确赋予其崇高神圣的中华民族象征意义，古今黄河诗之间的血脉联系由此可见一斑。”[4] 的确如此，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很多诗人对于黄河的书写，肩负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因此，他们的笔下，作为母亲之河的黄河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成为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1919年胡怀琛创作了《长江黄河》，在诗歌中他用长江、黄河比拟国家，用“浸润四千载，文化吐光芒/我祖国！我故乡！”表达出对故土和国家的强烈情感。1928年，郭沫若创作的《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中，通过北方之河与南方之江的对话，抒发诗人对国人不顾民族安危而自相残杀的愤慨，并表达出全世界無产阶级联盟创造出一个新世界的理想。陈梦家在《黄河谣》中感叹：“浩浩的黄河水永远不会止歇的/它有我们父亲的勇猛，母亲的仁慈/奔泛如像火焰静流时像睡息/它有我们父亲的威严，母亲的温丽/五千年来它这古代的声音总在提问/可忘了你们父亲的雄心，母亲的容忍？”可以看出，新诗对于黄河的书写，一开始就从古典诗歌的自然风景中脱离出来，黄河与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相联系，诗人用符号化的精神黄河对物质性的地理黄河进行文字表征。

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开始，面对大片国土沦丧的社会现实，艾青的《北方》借黄河抒情，诗歌中的黄河，是一个承受着苦难与不幸的母亲形象。他一再咏叹“我爱这悲哀的北国啊，我爱这悲哀的国土”。与艾青的悲叹不同，诗人光未然在1938年东渡黄河之后，写下了赫赫有名的《黄河大合唱》，唱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战歌。其将客观化的自然风景黄河赋予人的情感，雄奇的想象与现实图景交织，刻画出了沉雄壮观的黄河形象。20世纪30年代动荡外力的介入赋予文艺特殊的现实功用，“诗言志”的抒情传统被置换为更具意识形态内涵和情感偏向性的时代呐喊，黄河由此具有主体间性并与现实双向驱动成为国族经验的表征。魏巍的《黄河行》、石夫的《散步在黄河边》中对于黄河的书写正是对此经验的延续，诗人们在黄河的怒吼声中，听到了国家、民族觉醒的最强音，在文本话语中将具体感知经验原型化为普遍精神指义。这一时期诗歌中的黄河形象，与中华民族受苦受难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的勇敢抗争相结合，黄河在诗中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此时的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成为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有效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对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文学世界的元宇宙”成为锤炼时代文明的“试验场”，意识形态要素在民族认同的过程中愈来愈显示出重要的认知功用。因此，“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中的黄河诗歌，延续着时代赋予诗歌的独特使命，“黄河—母亲”这一象征符号得到进一步强化，黄河与社会主义建设融入一体。邵燕祥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诸多诗歌中书写社会主义建设的豪情壮志，其诗歌中有一个鲜明的“远方”意象，“远方”是铁路线，是荒凉的沙漠，也是开采石油的工地。他的《黄河》中，“黄河”与“远方”一样，被具象化处理，黄河成为将要建设的对象——“在你那激流逆转的地方，黑沉沉的夜幕笼罩的地方，将要矗起一座多大的电站，闪耀起多么耀眼的光芒”。与邵燕祥类似，叶圣陶、冯至、梁上泉以黄河为主题的诗歌，都在诗歌叙事中加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要素，“黄河”由以往历史的负载物、苦难的象征一变而为建设者之歌。诗人通过对黄河的具象化处理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国家认同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管是大陆的朦胧诗人还是台湾诗人，他们笔下的黄河重新成为国家民族的象征，但是他们涵纳的文化隐喻却大相径庭。在江河的《沉思》中，“闪出光辉”的“黄色的河流”是祖先或母亲的隐喻，赋予“我”骄傲和不屈的性格，诗人借黄河表达对一个国家在经历劫难之后浴火重生的希望。余光中的《黄河》，以“我是在下游饮长江的孩子，黄河的奶水没吮过一滴”起笔，在恋地情结的潜在指引下为黄河赋形，追溯其自然生发与历史脉络的同时，借黄河特殊的地理标识、历史表征以及文化建构等功用，将其“拓扑”为精神归宿与情感家园的指征。民族的创伤记忆和游子的思乡之情凝结于诗歌黄河之闳域，使其获得巨大的情感空间与话语度量的同时，建构起诗歌宏大的精神场域与独特的审美感受。由此可见，80年代诗歌中，诗人借助黄河这一文化意象，引领读者体察潜伏于诗歌背后的国家意识与价值信仰。

综上，“黄河—母亲—国家”这一关系的建立，其实质就是通过血缘关系来隐喻个体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从而建构个体对国家的认同。乔治·莱考夫认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5]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以孝悌为本位的家庭文化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黄河—母亲”隐喻关系的出现，意味着将现实中的母亲与儿女的血缘和情感联系迁移到了黄河与民众之间，这种通过个体的亲情构建的河与人的关系，有助于加强国民对黄河的认同。而诗歌中作为自然风景的黄河与国家形象的同构，也使黄河由空间的表征形象上升至国民共有的情感认同，在这一过程中，“黄河—母亲—国家”经过不断的书写、整合，最终定型为一种“超稳定结构”，完成由“母亲—孩子”到“国家—个人”的转义过程。

二、民族精神的黄河文学书写

“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这里的“一般的精神”就是“民族精神”。[6]“在国家内表现它自己，而且使自己被认识的普遍的原则——包括国家一切的那个形式——就是构成一国文化的那个一般原则。但是取得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存在于那个叫作国家的具体现实里的——那个确定的内容就是‘民族精神本身”[7]，“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对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思想观念、親族伦理、心理特征等内容的反映与升华”[8]。古老的黄河文化蕴含着优秀的民族精神，正如这条生生不息的河流一样，黄河文化蕴含了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血性精神，勤劳务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以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这些精神都焕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中国现当代诗歌中，黄河被形塑、建构并被赋予多元的精神意义，通过对这些诗歌的解读，我们可以体悟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价值理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我们在黄河诗歌的叙写中，可以看到黄河文化所赋予中华民族的血性、创新以及包容精神。

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民族血性精神是黄河文化的精神底蕴。几千年来，黄河既哺育中华儿女成长，也给中华儿女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历史记载：“历史上黄河大迁徙共有7次，在4230年间堤防溃决约1580次，造成巨大灾难。黄河洪水波及的范围北至天津，南到南京，泛滥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对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造成极大威胁。”[9] 几千年来，中华儿女在与黄河既相互依存，又互相搏斗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斗争精神。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大禹，为了治理黄河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正是这种孜孜不倦、坚持不懈的精神才使大禹成功治理了水患，换来了生生不息的子民繁衍、安居乐业。大禹治水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此种精神在苏金伞的《耕种》、冯至的《黄河两岸》、梁上泉的《黄河，你告诉我》以及吴烟痕的《古栈道》等诗歌中得到了充分阐释。此类诗歌中最常见的是描写严重的黄河水患造成的民不聊生的苦难场景，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与黄河巨浪滔天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表现出人类自强不息、敢于拼搏、敢于挑战的血性精神。阅读此类诗歌，读者往往会获得一种豪情满怀的审美感受。

勤劳务实、开拓进取的民族创新精神是黄河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黄河流经的区域，大多自然地理环境恶劣。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中，黄河两岸的人民深知天道酬勤的道理，形成了勤劳务实、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在当代诗歌中的典型体现就是关于黄河水利建设工程的书写。我国“自1950年在黄河下游第一次大修堤、1951年‘引黄灌溉济卫第一期工程开工、1954年组织了120余位国内外专家组成勘察队对黄河进行全面勘察、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58年黄河位山水利枢纽第一期工程开工、1959年三盛公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开工等”[10]，大规模的黄河水利建设工程在当时的诗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书写。当中国社会的时代风潮、现实境况发生巨变时，除了物质层面改变，民族精神也能够随之焕发出新的生机。在社会主义建设浪潮的推动下，当代诗人以诗歌表现治理黄河、取得伟大的国家建设成就的主题，这一主题与历史上形成的勤劳务实、开拓进取的黄河创新精神相应和，主要通过三种表现方式得以呈现：

其一，通過对治理黄河的工作场景的描绘，写出了建设者们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精神。如禾波的《大禹庙前》，诗人描绘出热气腾腾的治理黄河的场景：“如今啊/幽深的峡谷是施工现场/无数的机器在轰隆隆震响/河心里架设着勘探的竖井//丛山中到处是治河英雄的帐篷/千百个大禹正在英勇战斗/只见山在崩/水在流/地在转//他们定要战胜奔腾的洪水/决心实现黄河服务人民的理想。”“人定胜天”的人本主义精神成为建设时代的主流，黄河形象辐射出的潜在历史叙事成为国族意识形态召唤主体认知的“幻象机制”，进而在物与我的交互中绵延为本真性精神价值。

其二，通过对黄河治理规划蓝图的描写，畅想未来黄河两岸山清水秀、人民安居乐业的图景，表达诗人对黄河治理成功的信心。叶圣陶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观黄河规划欣然有作》中，通过描写黄河得到根本治理之后带来的农业、工业以及城市建设生机勃勃的景象，表达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歌颂。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从坚定的治理黄河之信念写起：“我们来呵/我们来/昆仑山惊邙山呆/展我治黄万里/先扎黄河腰中带——神门平/鬼门削/人门三声化尘埃。”紧接着以高昂的情调、奋进的姿态与绝对自信的口吻唱叹黄河治理后的繁盛之景：“走东海/去又来/讨回黄河万年债/黄河女儿容颜改/为你重整梳妆台/青天悬明镜/湖水映光彩——黄河女儿梳妆来//梳妆来呵/梳妆来/百花任你戴/春光任你采/万里锦绣任你裁/三门闸工正年少/幸福闸门为你开。”诗人不仅写出了新中国治理黄河的满腔热情和集体的伟力，还将其弥散至青春主旋律和生命内在肌理当中，人在与河的互动中拓展出形而上的价值指涉。邵燕祥在50年代创作的诗歌《黄河》中，开篇诗人即宣称自己：“黄河/我敢说了解你/像了解我的手掌/我了解你昨天和今天的道路/我了解你明天的走向。”接着，诗人直抒胸臆，写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对黄河的构想，将要在“黑沉沉夜幕笼罩的地方”，建起一座能发出万丈光芒的电站，让高压线的电杆，栽满黄河两岸的道路。这首诗歌是献给工业战线建设者们的赞歌，诗中的“黄河”与诗人其他诗歌中的“远方”一样，是确指，指的是建设者挥洒汗水、建功立业的地方。虽然此类诗歌中以大我取代了小我，有一定的模式化倾向，但是诗歌中昂扬的激情、满溢的时代特有的气息，还是颇令人振奋。梁上泉的《黄河，你告诉我》、冯至的《黄河两岸》都表现了类似的主题。

其三，诗人抚今追昔，以昔日黄河的险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与今日黄河治理的现代化的建设景观相对比，表现了诗人对于新中国的热爱与赞美之情。吴烟痕的《蚌壳》中，诗人巧妙地以一只流浪的蚌的故事起笔，诉说它过去经历的黄河决堤造成的流离失所的苦难生活，最后，诗人以三门峡水库是它的新家乡作结，表现出一种昂扬乐观的精神基调。诗歌中的蚌具有象征意义，其实指的就是旧中国的劳动人民。

这一时期诗人笔下的黄河不同于革命战争中的家国情怀的表达，而是以一种更具象化的方式，写出与时代相适应的黄河水利工程建设、人与自然灾害搏斗的主题，表现出一种“人定胜天”的壮志豪情。虽然这些诗歌有单一化、理想化的趋向，但是不能否认，它带着特定时代的青春气息和色彩，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火热的建设相一致，可以看作是新时代民族精神的一种表达。毋庸置疑，它的背后正是诗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切期望以及愿意为之献身的进取精神。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气度是黄河文化精神的外显特质。黄河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同时也以博大的胸襟，容纳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不同文化。因此，黄河流域当之无愧地成为多种文化的结合部。作为一种多元继承、多元融合、多元发展的文化，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黄河流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在中国现当代诗人笔下，黄河开放、包容的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乔良的组诗《黄种族》将黄河与黄土地、西部相联系，西部的历史，就是各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我说云游僧与盗马贼一道遥拜雪的圣山/你说丝绸商与蒙脸汉曾结伴向西/我说黥面刑徒与逃婚女在蜃气浮动时野合/你说狼烟下执戈武士与衔枚的叛兵头颅滚地/我说落魄诗人向探险家倾倒杯中苦酒/你说患天花的盲歌者到底没唱完那无头无尾的长曲/我说所有蜃景都欺骗过眼睛/你说所有沙砾都烫过赤足和马蹄/我说因此无处不见白骨/你说季风抽打新月时总留下恐怖标记/我说所有标记都指示一路方向/你说所有方向都不曾有过结局”。黄河襟连着广博的历史与文化多样性，负载地域文化独特视野与历史意味成为诗歌的中心符码，以潜隐的生命态势并置历史、当下与未来，超越时空限制，辐射出多民族文化发展的繁荣之姿。在黄河内蕴的时代氛围与精神走向中，诗人用西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人物作为诗歌意象群，在讲述黄河历史的同时呈现出民族的交流与交融的特点，这正是黄河文化博大、多元聚合的一种充分体现。

三、中国现当代黄河诗学谱系

与民族共同体建构

“每个民族都拥有它特殊的‘精神，即它思考、行动和沟通的方式，而我们必须致力于在它被掩盖或遗失的地方，去重新发现那种独一无二的精神和那种特殊的认同。”[11] 黄河文化精神作为非物质性的存在，它以一种观念的形式存在于文学、图像及影像之中，阐释这些寄存于文学、图像或影像的记忆，可以增强我们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记忆有个体和集体之分，个体记忆可能会随着身体的消亡而消逝，只有当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时，记忆才能作为一种“活的文化基因，渗透和融化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中，永远伴随人类社会的延续”[12]。中国现当代诗歌中关于黄河的文学书写，最初是一种带着诗人个性特征的个体的文学记忆，因此有关黄河形象的文学形塑，包含着多种内涵与意指。当这种具有某种“历史物质性”的个体记忆扩展至每一位中国人的代际认同时，就会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储存在黄河诗歌中的集体记忆大致可分为两种：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

关于黄河的历史记忆，在中国现当代诗歌中，典型的体现就是“以磅礴气象传达并强调了黄河儿女的共感经验。或者说，它们常常呈示着纤夫们拖着一个沉重的民族跋涉春秋穿越峡谷的共同母题，表现民众共有的喜怒哀乐和价值观念”[13]。具体而言，就是诗人们通过对中华民族某一历史现场的反顾，试图真实呈现某种历史场景，从而完成对历史记忆的询唤。严辰的长诗《中州平原》以风景书写起笔：“犹如千万支遒劲的手，枣和梨和榆槐的林丛，挺起光秃高昂的枝杆，擎撑着阴郁的长天。土地底辽阔的胸膛，袒露着苦难与凄清，没有一条河流，也不见一座山岗。唯有滞重的赭黄，把视线引到苍茫的极限。”诗人黑格尔认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这种基础“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14] 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州平原》中的风景书写，就在于通过凝重、苍茫的风景营造出真实的现场感，一个民族的受难史随之浮出诗歌表层。接着，诗人点明题旨：“这是我们祖先生息繁衍的场所——古中州的黄土层。”这里充满着血与泪的历史记忆：“大河的浊流奔腾，冲坍了‘千里金堤，多少庐舍、田亩、坟墓，消毁在洪流与毒焰。”这里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历史记忆：“庄稼汉放下犁锄，扛起大刀与红缨枪，跨上壮硕的骡马，冒着漫天飞扬的风沙，穿越过枣林梨林，尘影消失在平原的远方。”

类似的诗篇如艾青的《在北方》，也是书写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的记忆：“北方是悲哀的/而万里黄河/汹涌着混浊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泄着灾难与不幸；/而年代的风霜/刻画着/广大的北方的/贫穷与饥饿啊。”诗人将黄河波涛汹涌的景象与北方的灾难、不幸、贫穷和饥饿相关联，从而让一个民族共有的苦难记忆跃然纸上。此类关于借黄河表现民族灾变、受难历史记忆的书写，在中国现当代诗歌中不胜枚举。这些诗歌或通过营造出真实的历史场景，或书写历史真实事件，或通过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将读者拉回被遗忘的时间中，构建出亲临现场的真实感。“重新唤回的时间似乎仅仅指出了一个先验的家园和一种永恒的存在。但在事实上，它指出了另外一个尘世：叙述者过去的世界通过回忆而变得可以感知，并且通过艺术而可以与他人交流。”[15] 这种以黄河为表征符号询唤出历史记忆的书写方式，通过黄河唤起读者对于民族苦难的记忆，使黄河成为个体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媒介，从而架构起国民与民族之间认同的桥梁。读者对于黄河承载的集体记忆的认同，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的共有的历史与情感的认同。

黄河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在更多的诗歌中还体现为一种文化记忆。诗歌中的黄河，蕴含着诗人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文化意义的认知与理解，读者可以在诗人对黄河的具象化表达中，完成个人与民族的情感交流与精神共鸣。潞潞在《父亲之河》中以塑造父亲的形象起笔：“父亲/和父亲的船沉没了/他生于黄河而死于黄河/他，是我心目中第一个英雄。”在偶像崇拜的精神指涉中实现代际传承，黄河也在此过程中超越物质存在成为精神航标，在生死与皈依的深厚价值召唤主体意识的觉醒。因此“世界在很远的地方/海洋闪动着蔚蓝的波光/一群更年轻更健壮的人们/向黄河走来，并不理会风雨即将来临/他们脚步沉稳，从容不迫/他黑色的血燃烧着我的心。”黄河鼓舞生命潜能使之彰显出一种生生不息的不畏艰难、勇于承担的中华民族之精神：“民族之精蕴就是这样/经过手指、石斧和凿子代代相传。”黄河氤氲的生命能量、代际传承以及抗争意志将其自身空间化为中华民族奋斗、生存的场所，同时内化为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意志载体，作为父与子两代人的中间媒介，建构起诗歌中两代人共生性的叙述空间，从而唤醒社会成员的一种集体文化记忆，加强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以黄河为载体，表现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在海外华人的诗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余光中在《黄河》一诗中，由江河进入文化，由现实进入历史。在黄河—文化、历史—现实之间循环往复，从而使全诗呈现为三个互相交织的景深——民族的历史景深，民族的文化景深和文人的心理景深。诗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贯通古今，在黄河的历史、文化中书写自己的感悟与思考：“我是在下游饮长江的孩子/黄河的奶水没吮过一滴”，虽然未曾与黄河亲近，但是他依然深情地将黄河视为母亲，因为黄河以自己“最甘、也最苦”的“母乳”哺育中华民族“辛苦的祖先和祖先的远祖”，黄河“袒露胸脯成北方平原”继而滋养了“商、周、秦、汉”光辉灿烂的文化。余光中曾坦言自己的黄河诗“这是胎里流出来的”，“华夏子孙对黄河的感情，正如胎记一样不可磨灭”。[16] 可以看出，对黄河的情感和认同，其实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于漂泊海外的游子而言，对祖国文化的认同中，隐含着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身份认同的本质，是对“我是谁？我从何处来”等哲学命题的思考。海外游子通过诗歌中对黄河意象的建构，寻找到了一种有根有源的文化归属，“白发上头的海外遗孤”，找到了“半辈子断奶的痛楚”。“身份认同是由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形成的。主体仍然有一个内核和本质即‘真正的我，但是这个‘真我是通过和外在文化世界的不断对话以及这个世界所提供的身份来形成和改变的。”[17] 在以黄河为媒介与祖国的历史、文化对话的过程中，海外游子确立了自己的身份，加深了对祖国的思念和认同，从而参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黄河作为一种带着历史印记的符号，在长期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成为全体国民共享的根源性符号，得到了广泛的高度认同。黄河文化历经长期的社会实践而形成，其中蕴含的大一统、大融合的社会思想，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自强不息、多元融通的民族品格，成为中华儿女血脉相同的民族根脉。中国现当代诗人以黄河为书写对象，通过诗歌对黄河进行具象表征，诗歌中镌刻着的中华民族精神内质与文化意义往往能够引起国民的情感共鸣，引发他们对于历史、文化的个体记忆，通过个体记忆和情感共鸣，上升至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基于“诗歌—个体记忆—情感共名—身份认同”的逻辑，经由个体的身份认同上升至民族认同，强化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实践强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深切的历史回顾与前进的时代潮流中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共同体即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作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而存在。人们基于意志的相互选择和结合，在共同体之内生活和劳作。”[18]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更是精神共同體，在全球化潮流不断加强的今天，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黄河形象的研究，不仅表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本文系兰州大学“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公开招标课题一般项目“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时代价值”（HC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

注释：

[1] 莫雷：《20世纪心理学名家名著》，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7页。

[2] 李政亮：《风景民族主义》，《读书》，2009年，第2期。

[3] 朱彦民：《论殷卜辞中“河”的自然神属性》，《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5辑，2013年，第1期；连劭名：《商代望祭中的河与岳》，《殷都学刊》，2011年，第1期。

[4] 李朝军：《颂美、诉灾与民族意蕴——略论历代黄河诗的特色流变及文学文化价值》，《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5] [美] 乔治·莱考夫、[美] 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6]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5页。

[7] [14]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第85页。

[8] 李夏、屈健：《民族認同与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9] 王亚华、毛恩慧、徐茂森：《论黄河治理战略的历史变迁》，《环境保护》，2020年，第48期。

[10] 李惠子：《人民的黄河：20世纪50年代水利运动中的黄河图景与观念形塑》，《中国美术》，2021年，第6期。

[11]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

[12] 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3期。

[13] 杨匡汉：《一半是黄金一半是血泪（代序）》，载杨匡汉主编《黄河吟》，郑州：海燕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15] [德] 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顾静宇、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09页。

[16] 余光中：《黄河一掬》，台湾：《联合报》，2001年8月28日，第3版。

[17]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 Stuart Hall，David Held，Don Hubert et al.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Malden，Massachuseet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6：597.

[18] [德]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