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训练干预对手机成瘾医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

杜美杰, 李毅, 张宛筑

(1.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睡眠医学科, 广东 东莞 523000; 2.贵州医科大学医学 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4; 3.厦门市仙岳医院 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 广东 东莞 523000)

手机成瘾是指个体不恰当、不受控制地过度使用手机所导致的行为和情感问题,是一种冲动控制障碍,当前已经演变为一种行为成瘾[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CNNIC)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10.79亿,其中99.8%的网民使用手机上网,20～29岁年龄段人群占比14.5%[2]。大学生是该年龄段手机成瘾易感人群[3-5],多项研究证实,手机成瘾是大学生出现睡眠障碍、抑郁和焦虑等身心健康问题的诱因[6-8]。因此,在没有手机监管的大学生活中,如何改善手机成瘾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是当今成瘾领域研究的新焦点[9-12]。正念指个体对当下体验不加批判、有意识的关注和觉察[13],被认为是一种自然能力,能通过有意练习来增强[14]。正念水平对个体的负性情绪具有显著预测作用[15-16],Garland等[17]基于正念意义理论,提出通过正念干预可以有效调节个体的情绪状态,研究证明正念干预能够改善个体认知和问题行为[18-21],通过减少手机成瘾者的手机使用时间使依赖行为得到改善[22]。Chen等[23]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中介模型,验证了正念在手机成瘾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调节作用。本研究选取某医科大学在校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手机成瘾医学生为期8周的正念干预,使用问卷前后测量的方式分析正念干预训练手机成瘾医学生手机成瘾行为及其负性情绪的改善情况,探讨改善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有效途径。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1年3—4月,线下对贵州省某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手机成瘾倾向量表》问卷调查,根据纳入标准筛选出符合研究的手机成瘾大学生70名,进行电话邀约。被试纳入标准:(1)年满18周岁;(2)符合手机成瘾条件(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48);(3)未接受过系统的正念练习;(4)无精神疾病史;(5)自愿参与研究。采用随机数表法将70名手机成瘾大学生分为正念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5人;除去问卷数据缺失以及正念干预中途流失的个体,最终有效数据为正念干预组28人,对照组31人。所有被试在参加研究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过程遵循保密原则。本研究已通过贵州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2021伦审第214号)。

1.2 方法

1.2.1研究工具 (1)手机成瘾倾向量表:采用熊婕等[24]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包含16个条目,分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及心境改变4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手机成瘾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66。(2)简明心境量表:采用王建平等[25]修订的版本,共30个条目,包含5个负性维度(紧张—焦虑、抑郁—沮丧、愤怒—敌意、疲劳、困惑),其中负性维度得分相加为负性情绪总分。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57。(3)五因素正念度量表:采用由Baer&Smith等编制、国内学者邓玉琴等[26-27]修订的中文版本,用来测量个体的正念水平。量表共39个条目,包含观察、描述、有觉知的行动、不判断及不反应5个维度,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正念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98。

1.2.2干预设计 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被试随机分为正念干预组和对照组,正念干预组成员进行为期8周的正念训练干预(表1),干预全程由接受过系统正念训练的专业心理治疗师带领,每周干预2 h,每次结束后布置家庭作业,巩固练习效果,同时通过作业反馈监测被试重大负性情绪事件以排除额外干扰;正念干预组于干预前后、对照组于入组即时和入组8周结束时,进行《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简明心境量表》、《五因素正念度量表》测试。

表1 正念干预组学生正念训练干预课程内容Tab.1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course content for intervention group

1.3 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研究共纳入对照组31人,其中男性7人,女性24人,平均年龄(20.35±1.17)岁;正念干预组28人,其中男性9人,女性19人,平均年龄(20.39±1.20)岁,两组被试者间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被试者一般情况比较Tab.2 General information comparison of both groups

2.2 正念干预组被试者在干预前、对照组在入组时3个量表指标比较

正念干预组被试者在干预前、对照组在入组时手机成瘾得分、负性情绪得分以及正念水平得分等各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正念干预组被试者在干预前、对照组在入组时3个量表指标比较分]Tab.3 Three scale indexes comparison of subjects from intervention group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that of control group immediately admitted to

2.3 两组被试者8周前后手机成瘾得分及各维度上得分

干预后正念干预组在手机成瘾得分以及各维度评分与干预前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8周后对照组手机成瘾及各维度评分与8周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两组被试者8周前后手机成瘾得分及各维度评分分]Tab.4 Smart phone addition score and scores of varied dimensions of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eight weeks intervention

2.4 两组被试者8周前后负性情绪得分以及各维度评分

干预后,正念干预组负性情绪水平显著下降(P<0.01),紧张-焦虑、愤怒-敌意、疲劳和困惑维度得分也均下降(P<0.05);对照组负性情绪得分除抑郁-沮丧因子(P<0.05)外,其他项目在8周后均未观察到差异。见表5。

表5 两组被试者8周前后负性情绪得分以及各维度评分分]Tab.5 Score of negative emotion and varied dimensions of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eight weeks intervention

2.5 两组被试者8周后正念水平比较以及各维度评分

经过8周正念训练后,除描述维度外,正念干预组的正念水平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干预训练前的基线水平(P<0.01);对照组正念水平得分以及各维度较与8周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表6 两组被试8周前后正念水平以及各维度评分分]Tab.6 Scores of mindfulness and varied dimensions of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eight weeks

2.6 正念干预组干预后、对照组8周后3个量表指标比较

正念干预组在干预后手机成瘾各维度得分以及负性情绪各维度显著低于8周后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后正念干预组正念水平、观察、有觉知的行动及不反应因子得分高于8周后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7。

表7 正念干预组干预后、对照组8周后3个量表指标比较分]Tab.7 Comparison of three scale indexes of intervention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and that of control group eight weeks after

2.7 正念水平对手机成瘾医学生负性情绪变化的预测分析

经相关分析发现:医学生正念水平与负性情绪呈显负相关(r=-0.623,P<0.001)。将正念干预组干预前后正念水平的变化量作为自变量,以正念干预组负性情绪干预前后的变化量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干预后正念水平变化量对负性情绪变化量的预测作用拟合度为0.185,对回归模型检验有统计学意义(F=7.141,P<0.05)。见表8。

表8 正念干预组干预前后正念水平变化量对负性情绪变化量的线性回归分析Tab.8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indfulness change over negative emotion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in intervention group

3 讨论

手机成瘾是个体对手机的不合理的过度使用与依赖[28],是个体的一种自动化行为[29],研究证实正念干预是有效降低行为自动化水平的有效手段[30],自从正念的复发预防治疗被引入成瘾行为治疗领域后,许多学者通过正念干预手段成功改善个体的手机成瘾现象[31-32]。本研究通过对手机成瘾医学生的负性情绪进行为期8周的正念干预研究,将正念水平变化量与负性情绪变化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得出,手机成瘾医学生的正念水平变化能够预测其负性情绪变化。正念水平的提高有效降低了医学生的手机成瘾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33-34]。除此之外,研究结果发现手机成瘾医学生负性情绪在正念干预后出现了明显改善,从3条路径分析该现象:第一,手机成瘾行为的减少促进了个体负性情绪的改善。以往研究表明手机成瘾行为与大学生焦虑、抑郁、睡眠质量以及非自杀性自残显著相关[35]。Feng等[6]对450名中国医学生调查发现,医学生手机成瘾行为通过睡眠质量对个体抑郁症产生影响,通过降低医学生手机成瘾行为,改善了由于过度使用手机所造成的个体睡眠、拖延等问题,同时相对增加了个体的日常可支配时间,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产生。第二,正念训练改善个体的负性情绪状态,正念情绪模型调节理论认为正念训练是改善个体负性情绪的良好方式[36],正念通过对情绪调节的作用,在治疗个体焦虑、抑郁以及其他精神病理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37-38],本研究中通过正念训练增强医学生对于当下自身状态觉察、感受的能力,增强个体内部体验,提高了对于负性情绪的觉察以及调节能力,从而改善医学生的负性情绪。第三,正念训练通过干预个体手机成瘾行为影响负性情绪,有研究证实正念水平、手机成瘾行为和个体情绪3者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39-40],Regan等[41]通过对大学生自我报告研究发现,增加正念水平能降低个体手机成瘾行为的无聊、恐惧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中正念训练通过提升医学生正念水平改善个体的手机成瘾行为,使医学生的负性情绪得到改善。

本研究还发现正念训练未能有效降低正念干预组抑郁-沮丧因子,与此同时对照组在该因子后测上出现了显著增长。考虑可能的原因是研究开展时间正处于新冠疫情期间,长期校内封闭生活使在校大学生抑郁为主的负性情绪增加,正念干预组在疫情背景下抑郁-沮丧未有显著增长,Simonsson等[42]证实正念水平对个体情绪起保护作用机制。本研究回归分析显示,正念水平的提升可预测手机成瘾医学生负性情绪的改变。该结果表明,负性社会事件背景下,医学生心理健康状态受到影响,正念训练能够有效减少医学生负性情绪,提升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所述,通过正念干预训练能够有效改善成瘾行为与负性情绪,该结果可为手机成瘾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