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遮蔽: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批评

2024-04-25 05:05
陇东学院学报 2024年1期
关键词:南梁甘肃红色

魏 亮 亮

(陇东学院 艺术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近年来,作为一种引领甘肃社会发展的先进文化形态——甘肃红色文化,尤其是甘肃红色基因,一直是学界关注与讨论的学术议题。尽管学界对其有不同层面的理论探索,但是,对于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批评问题,学界的探索极其有限。在当今“图像时代”[1],伴随社会化进程,甘肃红色文化明显呈现一种图像的存在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论思考,能够引发一个新的学术议题,即: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批评。有研究认为:“图像批评也可以称为‘语像批评’,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语像批评’必定会和生态批评、性别批评、流散批评等新崛起的批评流派,共同组成理论批评的多元格局。”[2]此处,“语像批评”之“语”,即语言之意思。可见,图像批评的基本意涵是:用理性化、实指性的“语言”,对感想的“图像”,进行哲理性评价。毋庸置疑,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批评,就是用图像文化(“语像文化”)的相关理论,解释甘肃红色文化存在现象中的相关问题。把甘肃红色文化引入图像文化领域,发现,甘肃红色文化的存在形态与认知逻辑整体上发生图像转向,进而发现,“存在”与“遮蔽”是探索甘肃红色文化图像批评议题的两个重要关键词。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存在,就是在文化的“存在”意义层面探讨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形态;甘肃红色文化精神的图像遮蔽,其实是对甘肃红色文化图像存在形态内涵的轮廓与进一步阐释。

一、问题的提出

甘肃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群众在甘肃创造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依据文化分类的一般认识,甘肃红色文化的基本形态有二:一是精神形态,如“南梁精神、会宁会师精神、红西路军精神、庄浪梯田精神、八步沙精神、舟曲精神、莫高精神、载人航天精神”[3-4]等;二是物质形态,如革命遗址遗迹、烈士陵园、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塔、雕像等,具体如“兰州战役遗址、华林山烈士陵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高台城战斗遗址、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红军长征胜利景园、南梁革命纪念馆、红军干部学校旧址、抗大七分校旧址”[5],等等。尽管甘肃红色文化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类型,但是,基于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精神、奉献精神、创业精神、求实精神等,是甘肃红色文化的主导形态。可见,甘肃红色文化的主体形态体现于一系列甘肃精神,这就是甘肃红色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根本特质。

需要强调的是,红色文化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革命文化。所谓“革命”,“是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等多个阶段的近百年历史实践的总体概括”[6]。当然,这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革命”。这一观点表明,中国红色文化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形态,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中国社会的一种先进文化。同样,甘肃红色文化不仅是新民民主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创造的一种文化形态,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甘肃社会的一种先进文化形态。有研究提出“甘肃的红色年轮”之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甘肃的诞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军各支长征队伍汇聚陇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甘肃的解放而斗争”“兰州战役与西北解放”“全省各级党委及人民政权的建立”“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甘肃的‘三线’建设”“真理标准讨论在甘肃”“‘两西’农业建设”“引大入秦工程建设”“‘121’雨水集流工程”“‘四抓三支撑’的总体发展思路”“‘5·12’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十二五’跨越式发展目标的提出”“科学发展、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全面实施‘3341’项目工程”[7]是“甘肃的红色年轮”。换言之,“甘肃的红色年轮”即甘肃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与脉络。这一观点更为充分地表明,甘肃红色文化是建设甘肃、指导甘肃社会发展的一种先进文化形态。这些学术研究无形中将甘肃红色文化引向甘肃社会,即:甘肃社会建设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成果蕴含甘肃红色文化,抑或说,甘肃红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甘肃的社会建设与发展。在当今图像时代,我们整体性、综合性地审视甘肃的社会建设与红色文化,可以发现,甘肃的社会建设与图像文化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甘肃红色图像文化。

所谓甘肃红色图像文化,即以图像形式存在的甘肃红色文化。此处的图像,有两层意指:一是文化的图像形态,一是文化的图像观念。前者指甘肃红色图像文化的客观性,后者指甘肃红色图像文化的理论性。甘肃红色图像文化的理论性,即甘肃红色图像文化理论,其实是一种研究方法,即用图像文化的相关理论阐释甘肃红色文化。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图像文化是甘肃红色文化的批评手段之一。运用图像文化的方法论解读甘肃红色文化,有益于阐明甘肃红色文化在“图像”“社会化进程”的文化语境中所发挥的独特价值。但事实是不尽如人意的,甘肃红色图像文化的解读容易被错综复杂的图像现象所遮蔽。因为甘肃红色图像文化既有物质形态,又有精神形态,为此,我们对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解读,既要寻找客观存在的甘肃图像文化形态,又要在客观的甘肃图像文化存在中阐明甘肃红色基因,因为甘肃红色文化的主体形态是一系列甘肃精神。因此,以下从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存在与甘肃红色文化精神的图像遮蔽两个方面,讨论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批评问题。

二、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存在

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存在,即在文化的“存在”意义层面解读甘肃红色文化的图像形态。关于文化的图像存在形态,英国罗戈夫有较为明确的论述,指出“在当今世界,除了口传和文本之外,意义还借助于视觉来传播”[8]。此处的“视觉”可以理解为“图像”,这一论断尽管是对文化传播方式的一个重要论述,它还可以看作是有关文化存在形态的一个重要论说,即除口传、文本外,图像(视觉)是文化的另一种重要存在形态。依此,可以说,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一种重要存在形态。就文化的现象性、物质性、媒体性、社会性、精神性等属性而言,图像对于甘肃红色文化存在形态的现象性、物质性、媒体性、社会性、精神性等属性与内涵均有一定的批评作用。

第一,从文化现象看,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一种存在现象。整体审视甘肃地区的红色文化,可以发现,甘肃红色文化是以一系列革命遗址遗迹、烈士陵园、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塔、雕像、党史人物故居旧居、标语石刻、红色旅游景点、红色歌谣、故事、说唱、诗词、绘画、电影、摄影、报纸、杂志、广播、红色网站、短视频等为内容或形式的文化综合体。在图像时代,这一文化综合体,即一幅壮观的图像景观,抑或说,观看性的图像文化现象。进言之,革命遗址、烈士陵园、纪念馆、雕像、绘画、电视、电影、摄影等,是较为典型的红色图像文化;红色歌谣、民歌、故事、戏剧、说唱、诗词、小说等,是一些间接性的红色图像文化。譬如,当代形态的红色歌曲,在电视、手机媒体上,已经有了“影像”的存在方式,其形态,既是一种听觉文化,又是一种图像文化。这也就是“图像对文化的解构与建构”[9]作用。这一作用,也就是图像对甘肃红色文化的批评价值。总之,在图像时代,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一种重要存在现象,对甘肃红色文化的存在有一定的批评作用。

第二,从文化的“物质”属性看,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物性”存在。海德格尔认为,“‘物性’即物之为物的可靠性”[10]。对于甘肃红色文化,尤其是物质形态的甘肃红色文化来说,可靠性是它的本质存在。正是这种可靠性的本质存在,使甘肃红色物质文化,有了较多客观属性,其“观看文化”之内涵剧增。观看性,即图像文化的基本属性,因此说,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一种“物性”存在。对于甘肃红色文化而言,红色物质文化及其“物性”的获取是甘肃红色基因的存在前提。譬如,作为精神形态的南梁精神、会宁会师精神、庄浪梯田精神等,是建立在南梁革命纪念馆文物、红军会宁会师遗迹、庄浪梯田等物质文化基础上的甘肃精神。

第三,从文化的社会属性看,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社会化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的发展与进化使甘肃红色文化成为甘肃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认为,“我国红色文化空间的发展,是一种可视化空间的再生产”,其历程包括“(一)萌芽期:以文物保存为中心(1931年至1949年);(二)勃兴期:以革命纪念为中心(1949年至1982年);(三)繁荣期: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1983年至1999年);(四)转型期:以旅游经济为中心(2000年至今)”[11]。这一研究表明,我国红色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产生了诸多与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红色文化。如萌芽时期收集、整理的革命遗物,勃兴期创建的革命纪念馆,繁荣时期创编、创作的红色刊物、图册、音像制品,转型时期创建的红色旅游景点,等等。这些红色文化,是一些较为典型的红色图像文化,可视性是其基本特征。因此说,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社会化存在。

第四,从文化的媒体现象看,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媒体化存在。媒体是甘肃红色文化发生形态转型的重要因素。有研究指出,媒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口传媒体’→‘文字媒体’→‘印刷媒体’→‘影视媒体’→‘网络媒体’等阶段”[12]。同样,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文化形态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口传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阶段。在当今信息与网络时期,甘肃红色文化的主体形态已经不是口传、文字、印刷等形态,而是影视化、网络化的电子文化,这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感性化、观看化、大众化,电脑、手机、数码摄影机等是其主要载体。在图像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可以称这类文化为图像文化。因此说,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媒体化存在。

第五,从文化的“精神”属性看,图像是解读甘肃红色文化存在形态的重要理论。图像是人类认知世界、把握世界、表征世界的工具或方式,图像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有研究强调:“图像必须是人为的,是加注了人的精神和意识的,是有一定的文化内涵的。”[13]显然,作为人为的视觉图像,是人类精神、情感与认知态度的主观体验和再造,是人类把握世界和表征世界的基本手段,也是承载人类文化的基本介质。因此说,精神性,是图像的理论品质。正是这一品质,促使其成为解读甘肃红色文化存在形态的重要理论。

简言之,从文化现象看,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存在现象;从文化的“物质”属性看,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物性”存在;从文化的社会属性看,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社会化存在;从文化的媒体现象看,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媒体化存在;从文化的“精神”属性看,图像是解读甘肃红色文化存在形态的重要理论。

三、甘肃红色基因的图像遮蔽

既然在甘肃社会形成的一系列甘肃精神是甘肃红色文化的主体形态,那么,对甘肃红色基因的提炼、阐释、践行、弘扬,应该是甘肃红色文化研究的至高目标。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图像表征、反映甘肃红色文化存在形态的同时,还遮蔽甘肃红色基因,这即本研究的另一重要议题:甘肃红色基因的图像遮蔽。对于这一议题的学理分析,需要从甘肃红色基因的存在与表征方式谈起。

甘肃红色基因,即思想性、观念性、理论性的甘肃红色文化,其存在,无疑有两种方式:一是文字(语言)的方式,一是图像的方式。因为文字与图像是人类认识、表征世界的两种主要方式。只不过文字是一种理性的认识方式,图像是感性的认识方式。基于文字与图像是人类认识、表征世界的两种主要方式,以及二者在认知方式上的不同,我们可以较为合理地认为,文字与图像均可以承载、表达思想,抑或说,承载、表达甘肃红色文化精神,只是在表征方式上有所不同,文字以逻辑、理性的认知方式表达甘肃红色文化精神,图像以面性、感性的描绘方式表达甘肃红色基因。文字拥有逻辑、理性的认知方式与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概念,有直接、同一关系,图像拥有感性的认识方式与思想或概念,有间接、非同一的关系。因此说,文字与图像均可以表征甘肃红色基因,只是图像表征甘肃红色文化精神,拥有其矛盾性,即:一方面反映、表征甘肃红色基因,另一方面遮蔽甘肃红色基因。

日本学者浜田正秀对“人类的两种不同‘精神武器’——文字与图像”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图像表征与遮蔽甘肃红色基因”问题的一个重要佐证观点。浜田正秀指出:“语言(文字)是精神的主要武器,但另有一种叫做‘形象’的精神武器。形象是现实的淡薄印象,它同语言一样,是现实的替代物。形象作为一种记忆积累起来,加以改造、加工、综合,使之有可能成为精神领域中的代理体验。形象和语言的关系,类似于生命与形式、感情与理性、体验与认识、艺术与学术的那种关系。”[14]尽管形象与图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此处的“形象”可以理解成“图像”,一是图像与文字(语言),即“文图关系”“语图关系”,已是学界的共识,在“文图关系”的理论背景与框架中,“形象”就是“图像”;二是与国外著作的中文翻译有关。浜田正秀的这一论述,一方面指出文字(语言)与图像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精神武器”,强调二者的精神属性,其精神性表明二者均可以反映、表征甘肃红色基因;另一方面指出二者的异质性,文字与概念的关系较近,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图像是知识和意义之前的东西,与概念的关系较远,图像对概念的表达是间接的,正是这种图像与概念之间的间接关系,促使图像对甘肃红色基因的反映,存在一定的遮蔽现象,这即甘肃红色基因图像遮蔽的基本意涵。其实,甘肃红色基因的图像遮蔽,是对甘肃红色文化图像存在形态内涵的轮廓与进一步阐释。

具体就甘肃红色文化的代表性精神“南梁精神”而言,学界对其的文字性表述、理论性研究较为充分,其代表性著述有《南梁精神》《南梁精神概论》等。(一)南梁精神的概念:“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理想信念、思想品德、工作与思想作风,以及体现在他们行为上的精神风貌。”[15]2(二)南梁精神的性质:“革命性与科学性,创新性与实践性,历史性与时代性,人民性与爱国性。”[15]5-13(三)南梁精神的基本内涵:“面向群众的优良作风,坚守信念的意志品格,顾全大局的党性原则,求实开拓的创造精神。”[16]可见,学界对南梁精神的论述较为明确、清晰。无疑,这与文字、语言对“南梁精神”的表达方式有直接关系。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图像文化,也在反映、表征南梁精神,但是,其反应效果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即图像对南梁精神的遮蔽现象。譬如,处于南梁地区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南梁列宁小学旧址、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团大生产纪念碑、华池县烈士陵园、悦乐革命烈士纪念塔、华池县博物馆、南梁革命纪念馆、华池县大凤川军民大生产纪念馆,以及以南梁红色文化为题材或以南梁精神为主题的各类电影、电视剧、戏剧片,如电影故事片《豹子湾战斗》《红河激浪》《北斗》《我的青春岁月》,电视连续剧《刘志丹与谢子长》、电视文献纪录片《走进陕甘边根据地》、电视系列专题片《碧血丹心——刘志丹与陕甘红军》、电视文献专题片《南梁纪事》、陇剧《情系南梁》[17]等等,均以图像的方式,讲述着南梁红色文化,表征南梁精神。但是,与语言文字相比较,它们对南梁精神的表征效果较为模糊。我们观看这些红色图像文化,感受到的是有关南梁精神的视觉形象(图像),但不能在脑海中形成清晰、明确的南梁精神的概念。因此,我们只能说,图像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甘肃红色基因。

四、结语

图像时代,甘肃红色文化呈现的图像存在现象与形态,引发了“甘肃红色文化图像批评”的学术议题。在文化的“存在”意义层面,图像是甘肃红色文化的一种存在现象,是甘肃红色文化的“物性”存在、社会化存在、媒体化存在,是解读甘肃红色文化存在形态的重要理论。图像,在表征甘肃红色文化存在形态的同时,还遮蔽甘肃红色基因。图像反映、表征甘肃红色文化精神的模糊性现象,即甘肃红色基因图像遮蔽的基本意涵。其实,对于“甘肃红色基因图像遮蔽”问题的学术讨论,是对甘肃红色文化图像存在形态内涵的进一步轮廓与阐释。图像与概念之间的间接、非同一的关系,是图像遮蔽甘肃红色基因的主要学理依据。

其实,对甘肃红色文化图像批评之“存在”与“遮蔽”问题的讨论,是对甘肃红色文化形态与精神内涵的进一步廓清与阐释。基于科学研究的“刨根问底”态度,既然图像对甘肃红色基因有遮蔽现象,那么,“解蔽”即研究甘肃红色文化图像批评问题的另一切入点,这即本研究对甘肃红色文化图像批评问题研究的另一学术启示,也即笔者对甘肃红色文化图像批评问题进一步研究的学术思考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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