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两个务必”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

2024-04-25 05:05韦玉虎闫成俭
陇东学院学报 2024年1期
关键词:两个务必斗争中国共产党

韦玉虎,闫成俭

(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首次提出“三个务必”,这是对“两个务必”的重大创新与理论发展。基于“两个务必”的提出背景、内涵价值等微观层面的现有研究,梳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一以贯之地继承、发扬和完善“两个务必”的宏观探索,把握“两个务必”发展脉络,总结规律,既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践行“三个务必”,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实践使然。

一、“两个务必”的提出

1949年3月5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1438-1439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现实原因和实践背景。

(一)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历史依据

“两个务必”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与历史依据。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未出土时先有节,已到凌云仍虚心”[2]的谦虚谨慎之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3]的忧患之识,“持之以恒”和“业广惟勤”的艰苦奋斗之心,积淀为人们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种文化特定的相对稳定的历史传承性和延续性,为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文化土壤。其次,对两千多年以来中华民族治乱规律的深刻总结,是“两个务必”形成的历史依据。翻开史卷,“历览前贤国与家”,无数王朝更替、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昭昭历史,显现着一条客观规律:“成由勤俭败由奢。”[4]毛泽东通过“六年孔夫子”和对《史记》《左传》等中华优秀传统经典书籍的博闻强记与研精阐微,对中国古代朝代更迭、政权兴衰、国家盛亡的历史是烂熟于心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5]的唯物辩证法是融入骨髓的,正是他双重身份的内在思考与现实促使,形成了“两个务必”这一著名论断。

(二)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现实依据

时代是思想之母。1949年春,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进,党的工作重心和历史方位进入全面转折时期,这是“两个务必”形成的现实依据。从1948年9月起,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国民党反动派主力部队,加快了全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步伐。与此同时,党也将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带动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革命转向建设。转折往往不是径情直遂的,充斥在党内的贪图享乐、安于现状及功臣自居等情绪,尖锐地摆在党的面前。党的工作重心能否平稳过渡,这场“赶考”能不能合格,党内外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基于对当时情势的清醒认识,以及对胜利后建设任务存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估计判断,“时刻摸着中国革命脉搏的毛泽东保持了高度清醒”[6]。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1438-1439“第一步”的形象概括,指明了实现党的远大目标的艰巨性和长远性,对党该如何团结带领人民稳步地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如何在这场“赶考”中不断夺取新的更伟大的胜利这样一个全新课题,提供了一条根本遵循。现存问题和当下矛盾的求解过程,对毛泽东逐渐形成这一富有前瞻性的认识起着重要作用。

(三)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实践基础

实践是理论之源。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形成“两个务必”的实践基础,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中国共产党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时在所处的客观环境中得以塑造。近代以来,国势日渐衰微,人民生活落魄,无数贤达奔走于国计民生。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因后期骄奢淫逸而致失败。地主阶级发起的洋务运动,旨在维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没落的统治,终在甲午中日一战之后走向终结。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运动,寄希望于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不过百余日便夭折。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终究未能改变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而把万千劳动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时,因为传播渠道的不健全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以致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比较、鉴别了许久,最终接受了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过的马克思主义。其次,这一时期党的政策方针的适时调整变化,磨炼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不得不自觉形成“打起百分之一百的精神”对待革命事业、“自力更生”排除万难等忧患谨慎的心态。从以工人运动为首要任务到开始关注农民诉求,从以城市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从片面进行宣传工作到开始强调军事,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揭示了两条朴素的经验:一是在制定政策方针时一定要科学谨慎,二是战略战术制定后要坚决果断执行,以积极的斗争精神不懈奋斗。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复杂的国情以及党所面临的矛盾交织的局面,促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率先自觉形成、培养了谨慎、不躁、上进的务实品格。

二、“两个务必”的历史传承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的目的与归宿。“两个务必”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实践,又指导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的实践探索。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两个务必”率先实践,使其成为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纽带。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继承该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这一优良传统,“两个务必”的精髓内核贯穿在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行动前提和重要法宝。新时代、新起点,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发展升华为“三个务必”,成为增强党的忧患意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武器。

(一)毛泽东对“两个务必”的再深化

毛泽东基于党的历史地位和工作转变的现实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大论断。建国以后,毛泽东面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更是身体力行“两个务必”,把其落实到何以勤俭建国的时代之问、何以密切党群关系的历史之问中。

首先,以“两个务必”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勤俭建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繁重艰巨的国内建设任务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依然考验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党和人民政府不仅要建设和恢复几乎为零的工业基础与被长期战火硝烟摧毁的国民经济,还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的恐吓以及政治上的孤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倡勤俭建国,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7]240正是在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呼吁下,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得以重新唤醒革命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

其次,以“两个务必”密切党群关系。进入繁华城市之前,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农村,与其说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规约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毋宁说,物资匮乏和恶劣的生存环境锻造了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在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下,何以避免因胜利而滋生骄横之气,何以避免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何以避免脱离群众的巨大危险,对缺少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课题。为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7]28并嘱咐“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7]162。毛泽东的这番论述,言近旨远,对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中国共产党人起到了重要警醒作用,谆谆教导其不能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不要畏惧将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困难。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人民的心里才会始终放着党。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务必”的传承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市场经济大前提下着手领导方式变革的同时,就“两个务必”如何更好地指导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能硬”的现实困境进行探讨。一方面,以艰苦奋斗助推四个现代化建设。面对“文革”留下的烙印和沉重影响,以及与建设先进生产力不相匹配的上层建筑,邓小平强调:“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8]260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能够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谆谆告诫,反映出一个老共产党员高贵的政治品格。另一方面,以“两个务必”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时,他们的腐朽糟粕也渗透到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沉迷享乐、追求奢侈浪费等歪风邪气侵入党的肌体,以致贪污腐败、腐化堕落等脱离群众的作风在党内蔓延。邓小平率先解放思想,告诫党:“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8]257-165可见,邓小平不仅很好地继承了“两个务必”的优良传统,更是在以“两个务必”加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发展了这一理论。

(三)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务必”的完善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中,就“两个务必”如何持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进行了伟大尝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谷。国内境况繁冗,政治风波的出现表明党的思想建设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经济上,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发生在各领域的腐败问题更加尖锐地威胁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对紧迫局势,江泽民指出:“党的性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艰苦奋斗的本色。”[9]617这就从党的核心价值上把“两个务必”提高为党的性质宗旨的主动塑造,规约了“两个务必”应该是我们党长期自觉坚持的优良作风,而不是被动应对现实困境时所采取的“急救药”。另一方面,江泽民把“两个务必”注入治党治国治军的理念,以保持内政外交国防的活力。针对宣传工作,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这是工作好坏和我们事业成败的一个很大的思想作风问题。”[10]145军队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更要抵住“糖衣炮弹”的侵蚀,始终保持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本色。“全军同志必须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军队要继续做艰苦奋斗的模范。”[10]185在风云万变的90年代,一系列复杂且未知的巨大考验决定着党的前途命运。江泽民以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品格,勉励党政军时刻怀揣谨慎之态和奋斗之心,从而把握了历史主动,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

(四)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务必”的弘扬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的发展进步、民族的自立自强、政党的生命力角度三个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两个务必’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重要性”[11]。首先,以“两个务必”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进入21世纪,我国的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然而“船到中流浪更急”,国际环境波谲云诡,国内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如何驾驭复杂局面和应对严峻形势深刻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胡锦涛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12]176并强调:“无论在成绩面前还是在困难面前,领导干部都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13]11阐明了在困难面前所持有的态度以及要采取的措施,警醒全党要有披荆斩棘、踔厉奋发的进取心,要有不满现状和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迫切感,大力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以适应新的更加复杂的执政环境。其次,以“两个务必”促进国家发展进步。与江泽民把“两个务必”侧重于党的建设不同的是,胡锦涛更加注重将“两个务必”的主体从党员干部扩展到全国全社会以形成艰苦奋斗之风气,并由此抓长抓常,以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13]562谆谆告诫,言犹在耳。可以看出,每当党风学风有松懈表现时,“两个务必”对再次鼓舞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信心和勇气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两个务必”的当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历代中国共产党人虚怀若谷、不矜不伐、发愤图强的优良作风,赋予了“两个务必”新内涵,把其升华为“三个务必”,即“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4]。这是在我们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发出的伟大警示,是对“两个务必”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三个务必”的内涵意蕴

“三个务必”有机统一,深含哲学意蕴,其中,价值论是归宿,认识论是基础,方法论是策略,三者相辅相成,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之中。“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价值之维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立场,是党的性质宗旨与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政治理想的传承与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等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优良传统的延续与弘扬。“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从纵向维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过往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文化价值在于历史精神。我们党只有全面准确明晰历史经验教训并将其升华为指导下一步具体实践的客观理论,才能在思想上变被动为主动,从而以客观真理这一“不变”应世事“万变”。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鉴戒过往教训、洞悉现下局势、明晰未来格局的反复实践中得以沉淀,其不仅是对五千多年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和党百年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凝练,更是为了面向未来,鞭策中国共产党人深自砥砺、苦干实干。“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从能动的实践出发,强调实践诉求的方法策略。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发展中,与穷凶极恶的敌人作斗争,与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与无以数计的天灾人祸作斗争。斗争,失败,再斗争,为的是人民的幸福安康和民族的复兴伟业,体现的是“敢于斗争”的强大气魄和“善于斗争”的政治智慧,争取的是从必然王国驶向自由王国的美好向往。在长期奋战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独具的斗争气质,蕴含着“敢于”和“善于”的两层含义,“敢于”强调斗争的思想底气,意指面对困难时,要有不怕邪,不信鬼的精神气质。“善于”侧重斗争的手段策略,即在斗争的过程中,要求以“智”反败为胜或以“巧”扭转乾坤。两者有机统一,相互依存。只有将“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善于斗争”的方法深度融合,才能通过斗争而达到既定目标。扩大方法技巧的作用而忽视思想勇气的意义,则将陷于“坐而论道”不能自拔,有“空谈误国”的危险;只强调实践勇气而否定策略手段,则步履维艰、难以取胜。

(二)“三个务必”是新时代新形势下对“两个务必”的理论升华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宝贵经验。“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5]“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历史演进,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坚定“赶考”意识的历史自觉。从生成逻辑来看,两者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应运而生。从内涵意蕴上看,“三个务必”作为新时代“两个务必”的创新发展,既继承了“两个务必”优良传统作风的实质精髓,又基于新的历史条件,告诫全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姿态奋进新征程。从发展脉络来看,“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前期充分的理论准备上,基于实践,面向实际,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探索和总结,显现着我们党坚持守正创新、把握历史主动的自觉担当和勇于开拓的精神状态,在“变”与“不变”之中完善了理论发展脉络,“不变的是一以贯之、常励常新的自觉和主动,变化的是内涵更新、标准更高的时代担当和历史自觉”[16]。这份自觉和主动诠释着党对所处历史方位以及自身现状的理性认知、显现着党对所面临历史任务的深刻把握和对当前国内国际环境的远瞩高瞻。

(三)“三个务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是关键,人民是根本动力,实践是唯一途径。党应怎样激发动力,如何深入实践,“三个务必”给出了答案。辩证地看,首先,党只有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一则解民之困,忧民之忧,孜孜不倦为民谋福利,勤勤恳恳为民创幸福;二则时时以民族复兴大任惕厉自省,刻刻不忘民族复兴之志,自觉对标党章规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需能力要求,以“身正”促“令行”,由此凝聚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磅礴之力。其次,党唯有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戒慎恐惧的态度,既将“敢于斗争”的强大气魄深入骨髓,又将“善于斗争”的智慧谋略发扬彻底,持之以恒艰苦奋斗,孜孜不倦不懈追求,才能在民族复兴道路上始终掌握历史主动。整体地看,“三个务必”所内蕴的党顽强不屈、自强不息、勇猛果敢、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和政治本色,对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共产党人明确了目的旨归以及何以实践的路径方略,是实现伟大梦想征程上经受各种考验、抵御各种诱惑,防范各种风险的重要法宝。新时代,要大力践行“三个务必”,这是来自同严峻形势作斗争的客观需要,是来自领导斗争的政党所必须具备的品格的内在要求。历史地看,回顾党的百年征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以谦虚谨慎的态度戒骄戒躁、自勉自励,坚持不懈顽强苦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何以可能,唯有牢记初心使命,戒骄戒躁,以中国共产党人自觉的历史担当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智慧,锲而不舍顽强奋斗,在久久为功中锤炼共产党人更加坚强、更加自觉的高贵品格。“三个务必”的重要警示内蕴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和精神特质。曾经的兴盛靠的是“三个务必”,未来的复兴也必然靠“三个务必”。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务必”一以贯之地传承、发展和创新,既确证着“两个务必”对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又显现着党坚持勇于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新形势下,“三个务必”在继承“两个务必”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更加鲜明地指出了党在新征程上进行伟大斗争的目的归宿和实践方略,是“两个务必”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必须大力践行。这就要在思想上重视“三个务必”之于党的重要性,不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组织层面切实有效建立健全践行“三个务必”的制度保障;在理论研究上拓宽践行“三个务必”的实践路径,全面准确把握“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历史演进脉络,为“三个务必”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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