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文学的影像改编
——以电影《长津湖》为例

牛 振 宇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4)

军旅作家兰晓龙的长篇小说《冬与狮》经过改编后拍成的电影《长津湖》,以影像化方式叙事结构演绎了整个长津湖战役以及第七穿插连在长津湖的战斗经过,积极构建了“文化强国”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形象。《长津湖》对小说《冬与狮》的电影改编获得成功,不仅凸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也展示出电影人借助“中国故事”的全球吸引力展示中国形象的努力,更为主旋律军旅题材文学的影视化改编提供了新的范本。

从史实中不为人熟悉的长津湖之战,到兰晓龙创作的军旅文学作品《冬与狮》,长津湖都是重要的和不可忘却的。然而,直到2021年国庆节电影《长津湖》的上映,长津湖才成为令广大国人肃然起敬的民族精神纪念地。2021年11月24日,影片《长津湖》含预售票的票房已超56.94亿,超过《战狼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冠军。一部电影商业上的成功原因很多,《长津湖》在商业上的成就更多地借助了原著小说奠定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品格,这也让军旅文学的影像改编达到了国产主旋律电影的新高峰。詹庆生认为,该片是“‘新主流’电影风格向抗美援朝题材领域的一次新拓展”[1]。王一川认为,该片是中式大片民族美学范式的定型之作,中式大片需要拓展出更加多样且更加成熟的民族影像美学风格的力作[2]。吴少伟则认为,《长津湖》“通过完整的故事叙述以及强烈的视觉冲击呈现出更多的历史细节”[3]。在影片叙事与影像呈现上共同发力,达到了历史叙述与美学表达之间的平衡。《长津湖》由小说向影像转化的成功,为军旅文学改编主旋律电影提供了积极的艺术思考和实现路径。

一、时代背景下的现实创作需求

众所周知,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其重要的功能就在于通过电影内容及其呈现方式对广大受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主流价值观涵养和引领受众的思维与实践活动。”[4]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旅文学一直是主旋律电影的一大选材。早期的《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都是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电影作品。进入21世纪,《集结号》《我的战争》《战狼》等亦均获得了良好票房,这些以军旅文学改编而成的影片在广大观众中和社交媒体上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不仅继承了传统主流电影的红色精神,同时也展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和革命话题的叙述风格和艺术内涵。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为了保卫国家安全而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也是二战结束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堪称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5]抗美援朝精神也是中国精神的组成部分。在此大背景下,主旋律电影近年来在电影市场上一路高歌猛进,《长津湖》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尽管没能展现出小说《冬与狮》中更多的“故事”细节,但是却通过画面描绘、镜头使用、人物塑造的自觉追求,体现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叙事形态和制作的成熟与自信。

小说与影视的区别在于前者用文字来表述,而后者则主要用影音手段来表现,小说表述相对抽象而影视表现比较直观。小说中,第七穿插连为了表示对牺牲战士的敬意,在统计战士编号时会把伤亡者记录上,旨在提醒人们记住和平的生活是靠无数“无名英雄”的牺牲换来的。这一情节在电影中改编为:伍千里在本子上记录了所有战士的名字,他每用红笔划掉一个,就意味着又牺牲了一名英雄。影片通过电影特有视觉效果,让观众追忆难以忘怀的峥嵘岁月,回溯生死瞬间的壮烈场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对党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高度认同。

在中国电影创作的实践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社会主义国防安全事业的保卫者,极强的视听可塑性空间就成为电影人取之不尽的一个“源泉”。实际上,作为文学原著的《冬与狮》经历了故事剧情迭代的六个版本的改编过程。毋庸置疑,正是通过不断地改编,影片《长津湖》的故事内核才得以不断地被放大,也更能体现影视剧本叙事和造型相结合的特点。

从小说文本的创作到后来的影像化改编,《长津湖》展现出极强的时代性特征,“克服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历史记忆与当下情境结合在一起,让视觉影像所展现出来的文化符号成为现实社会合法性的基础,让观众的民族自豪感与对国家的认同交织在一起,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坚实情感基础”[6]。应该说,《长津湖》在题材选取上,很好地回应了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诸多领域的打压,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渴望民族自强和文化自信的情绪。同时,传统主旋律电影的重要功能,即利用电影的元素和展示手法,对电影观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主流价值观引领和涵养观众的思维与实践活动也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二、突破小说模式的反好莱坞式叙事设置

相较于小说,电影叙事方式更强调视觉和感官。伴随着视觉媒介的发展,电影亦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利用其多元的立体文化功能,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建构和强化本国形象的作用。其中,美国好莱坞电影堪称风向标,很久以来就是东南亚国家及日韩电影的模仿对象。自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影片传入中国以来已有百年历史,在其传播过程中,“早已基本完成对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输出”[7]。因此,国产电影中好莱坞化的现象不胜枚举。近年来,为了利用电影展示国家形象,从而宣传中国传统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从历史进程中挖掘我们自己的“故事”,做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传播者成为中国电影人新的追求。“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新时代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方向须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不断探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契合点。”[8]小说《冬与狮》十分细致地描述了长津湖大战前敌我双方悬殊的作战条件,为了给《长津湖》赋予“新的生命”,影片在创作精神上在忠实于《冬与狮》基础上,通过区别于好莱坞式情景设置的方式,而挖掘了原著中“保家卫国”意义中的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精神的真实含义。

(一)女性人物形象的改写

在原著《冬与狮》中,军列驶入东北进行最后停靠,当人们得知军列上的部队即将开赴极端低温的朝鲜作战时,车站附近的百姓与民众,将自己的冬装与御寒装备一股脑地扔向七连所在的车厢。在原著中,七连指导员梅生强调了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连指导员,梅生代表了党的形象。古田会议后,我们党通过了“支部建在连之上”的决议,指导员这个角色除了辅助军事主官外,他的主要任务是让战士牢记人民军队宗旨,原著中梅生提醒连内战士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好地契合了这一点。

在电影《长津湖》中,改编者有意识地省去了上述情节,在车站的戏份中,改由艾米扮演的小女孩将手织的红色围巾扔向易烊千玺扮演的伍万里这样一个情节。导演陈凯歌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这一情节说:“这条红围巾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虽然是少年少女,但这里边不包含男女之情。”[9]小女孩作为一个客体存在的女性,如果套用好莱坞战争片的评价机制,女性是男人欲望的投射,她是男人在战争结束阶段,回归家庭后的终极奖励。小女孩身处在战争的边缘,东北大平原上的安全地带,维系着解放战争后,和平年代中国家庭的核心内构,象征着战争结束的希望。在好莱坞影视的范式中,女性需要承担失语者的角色。她们无需发声,经常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在影视段落体现中,她们从希望客体转换为欲望客体,只需要语言上的缺失和被动的性别呈现即可。而改编后的《长津湖》在凸显剧作中的女性人物时,小女孩所代表的人民群众不仅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而且也亲身参与了剧情互动,她送给伍万里的红围巾从开始的象征人民与军队心连心,到战友小山帮伍万里找回红围巾的战友情,到最后红围巾与白雪相映衬体现出的胜利的希望,红围巾代替了小女孩成为电影的一条线索。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人民军队,人民军队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电影里的男性和女性在剧情设置上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二)家国同构隐喻的爱国精神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人把自己看成是属于他们家庭的,又是属于国家的儿女。”[10]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家是作为个人生活、栖息的场所,但是,作为社会组成的最小单元,温馨的家庭生活是根植于国家的安定之中的,家是缩小了的国,国是放大了的家,家和国是一体的。和中国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精神,倾向于强调个人的权利、自由选择和独立思考。它鼓励人们追求个人目标、发展个人能力,并对集体权威和规范持怀疑态度。在好莱坞战争电影中,通常着重于个人英雄主义描写,具体表现为个人在战争环境中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家国同构”观念,在好莱坞战争电影中,家庭观念通常作为主角的精神支持来源,为战斗者提供情感上的支持、鼓励和动力,是战斗者的最后归宿,但是家庭不隶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分割。国家通常作为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者,家庭在意识形态询唤过程中属于被动承担者。而在《长津湖》中,家国同构的观念以伍千里归家开始展开,展现了不同于好莱坞战争电影的爱国精神表现。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1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的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只有遇到严重的天灾人祸,在本地实在没有出路了,人们才会被迫背井离乡,骨肉分离,而留恋故乡是所有人共同的情感,是人之本性的心理诉求。在《长津湖》镜头中,解放战争结束后,伍千里凯旋,对父母说来年春天为家中建设新房,全家都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中。但事与愿违,当伍千里正在憧憬美好生活时,美国侵朝战争爆发,伍千里主动归队,愿望与现实形成了落差。但是,编剧对这个情节的处理十分自然,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当面对侵略者对国家的侵犯时,家园这个语境的象征意义与国家的意义被画上等号。当国家岌岌可危之时,中国军人会义无反顾,主动担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关键时候还会舍小家而顾大家,保卫祖国就是守卫自己的家园。

在下篇《长津湖之水门桥》中,七连和九连在完成了下碣隅里的战斗任务之后,联手对位置十分重要的水门桥发动了猛烈的冲击。然而,敌人已经在桥上布置了一个精心策划的陷阱,马上就要与志愿军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就快到来了,战士们在寒冷的天气中排列有序,朝着祖国方向致以崇高的敬意,并且轻声呼喊“新中国万岁”。对于国内观众而言,“五星红旗”的能指性深深植根于内心之中,它代表着烈士的鲜血,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的革命历程,这样宏大的叙事场景无疑又提升了作为电影视听艺术所构建的仪式感。影像文本作为抽象化的能指符号,在构建国家共同体想象的过程中,寻找普适性的能指符号是一个重要过程,通过对能指符号的解码完成所指的意义表述传递,从而在受众眼中构建庞大的“家国共同体想象”。“影视媒介在建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征用现存的民族文化符号建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借助视听艺术的再现史实,以达到唤醒民族集体记忆和民族归属感的目的。”[12]仪式感的镜头中放置的仪式性场景,作为简单的能指符号,可以迅速在受众的头脑中,建立起所需的情感能量与思想意识,给予观众一种仪式性参与感。同时剧中人物的虚拟身份与受众的社会性身份得到呼应,从而使剧作中的历史事件与受众实现“共情”关系[13],进而实现“家国同构”的概念传递,也形成了个人与集体,民族、国家与平民百姓的统一。

可以说,从《冬与狮》到《长津湖》的横空出世,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具有辨识度的中国电影文化。

三、人物关系及人物形象塑造

在小说中,人物形象只是一种可感化的形象,而电影银幕中的人物形象,则是可见的人物形象。因之,在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里,影视剧人物对观众吸引和影响,常常来自编导者塑造的角色“美”与“丑”以及人物关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这也是影视剧制作的主要挑战。影视剧作中的人物塑造是影视改编的重要内容,在《长津湖》改编中,改编者创造性地利用“类父子”“亲兄弟”关系建构和电影的叙事技巧,通过场面调度将人民军队中特有的人物关系具象化,让观众进一步通过人物思想、感情和命运的跌宕起伏来把握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内心世界,将简单的人物形象赋予崇高的象征意义,增强了影视化改编后人物关系的艺术性和表现力,实现了对原著的升华。观众既看见了人民军队威武而又亲切的面容,又接受着他们的声波在观众耳膜上激撞,强化着影视化改编后人物形象的张力。

(一)“类父子”关系的建构

在影视作品中,父子关系是常见的话题。《长津湖》所演绎的故事线索是围绕着人民军队这个阶级性很强的战斗集体所展开的,而人民军队为一切行动听指挥而形成的上下级“命令”和“服从”关系的客观存在,如何向观众展示“和谐亲近”人民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就成为《长津湖》中创作的一个绝佳角度:师承之余亦类似于父子人物关系的建构,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指具有生理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更多的则是一种在精神分析与社会文化学上的父子意象。在影片中,七连第17位士兵,由胡军扮演的雷睢生,由于超长的军龄、极强的心理素质和丰富的战斗经验,被七连战士亲切地称之为“雷爹”或“雷公”,成为战士们的精神支柱。实际上,常年的集体生活和转战四方的经历造成了伍千里精神存在上“父亲”形象的缺位,“雷公”一方面是伍千里进入钢七连后在战斗与生活方面的老师;另一方面,在伍千里的战斗生涯中,“雷公”也确实扮演了类似于父亲的角色,处处给予呵护和指导。当伍万里作为第677名战士加入钢七连后,出于对“雷公”的绝对信任,伍千里决定将弟弟托付于“雷公”。开始“雷公”对此是拒绝的,但是当得知伍万里是伍百里和伍千里的弟弟时,“雷公”立马应允下来,类父子的关系从伍百里延续到其弟伍千里和伍万里身上,人民军队战斗精神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了观众的心目中。

在和北极熊团的对抗过程中,雷公利用手榴弹摧毁了敌军的火力源,伍千里大声呼唤道:“雷公,你是我亲爹。”雷睢生一口答应,然后开玩笑地询问:“是谁叫我呢?”这个和谐幽默的场景一方面揭示了创作者精心构建的军队内部的“类父子”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军营生活的单调和钢七连战士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让人们在观剧时为人物命运担心的同时,也产生了对这种类父子情感心领神会的愉悦效果。影片中雷睢生驾着载有标识弹的车辆,哼着家乡的沂蒙小调冲向敌阵牺牲后,伍千里、梅生、余从戎等铁汉痛哭流涕,心中充满了对凶残敌人的愤慨和为战友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类父子”的情感关系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二)亲兄弟关系的延伸

从远古神话到当代电影,人物成长的“英雄之旅”这种叙事模式始终“提供能够引领人类心灵前进的象征”[14]。在《长津湖》剧作中,作为新加入钢七连的伍万里来说,他的视点一直带领着观众透视整个故事,始终吸引观众跟随故事发展的脉络。事实上,为了突出伍万里从“懵懂少年”到“战斗英雄”的蜕变,改编者通过借助兄弟关系延伸来进一步丰富和推动了人物关系的递进。

在银屏上,观众看到的最初的伍万里是无知无畏的,怀揣着对大哥复仇的愿望、对二哥的崇拜和成为战士的梦想加入了部队。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身上顽劣的气质在入伍之初就已经暴露无遗。在战前宣誓时,面对哥哥不让其参军的命令,顶撞哥哥;在入朝的军列上,与李晨扮演的余从戎互相追逐嬉闹,被本该照顾他的雷睢生制止,被哥哥伍千里罚站。这位顽皮的青年一开始并没有适应强调规则和集体精神的部队,顽劣的个性遇上了严明的纪律,结果在各种场合都遭遇了挫折。然而,伍千里的一句话却深刻地影响了伍万里,也打动了观众:“一个蛋从外面被敲开,注定被吃掉。你要是能从里面自己啄开,没准是只鹰。”这代表着兄长对弟弟的规训与惩戒。当伍万里因为“红围巾”差点暴露时,伍千里的一声怒吼是哥哥向弟弟灌输军队的集体意识、大局意识和守护战友的意识。当伍万里在哥哥的影响下明晰“战斗团体”的观念时,“红围巾”的取舍选择发生了转变。在发动对新兴里的总攻前,伍万里发现“红围巾”时,立即将其隐藏起来,避免敌军的发现,这是伍万里作为一个新战士在战争中所产生的成长意识的集中体现。

影片中的伍万里也一直追寻着成为英雄的途径,但是他的成长主要在哥哥的影响下进行的。从最初的只想证明自己到被火车门外的壮美河山所震撼,从战友小山阵亡的痛苦走出来。在和北极熊团战斗过程中,哥哥伍千里制止他向北极熊团团长步枪射击,他明白了有的枪可以开,有的枪不可以开,明白了人民军队是为了保护祖国、守护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而战斗,需要对理性和人性的坚守,而不是肆意杀戮。哥哥伍千里作为老兵的硬汉表征在弟弟面前变成了担心弟弟安全、期望弟弟成长的柔情形象,特殊的人物形象的内外反差,进一步增强了人物叙事的张力。影片最后,面对喷火器,伍千里与冻僵的弟弟随冰雪消融缓缓滑下,哥哥用自己的死,赢得了弟弟的生,为七连留下了最后一粒战斗种子。

在剧作改编中,兄弟关系影响下的伍万里的成长过程是作为人民军队一名新兵所经历的所有过程,也隐喻着人民军队的成长与壮大。在影片中有一个情节,平河向伍千里道歉时,一旁的伍万里说:“你也是我哥。”所有的战士包括梅生、余从戎、伍千里、平河等人实际上都体现了人民军队这种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关系,是血缘兄弟关系的进一步延伸,这种兄弟到战友的情感依赖,也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精神力量来源。

(三)语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电影《长津湖》展现了群像剧的风貌和特征,而群像剧成功的前提是每个角色的独特性必须得到充分地体现。对于以军队生活为主题的军事作品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挑战,因为军事生活需要的是服从和纪律,过分的个性与军队的一致性存在冲突。尽管现代的军事作家们在此领域都竭尽全力,但整体成果却并不理想。有时候,因为军人性格的多样化缺失,作者只能持续强调某个角色的特定属性,导致这些角色显得呆板且单一;有时候,因为过分追求摆脱军事作品对文本的约束,导致创作的军人形象缺乏“军魂”。兰晓龙系列作品,从《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龙文章,到《士兵突击》中的袁朗,再到《冬与狮》中的伍千里,这些军人形象与我国观众和读者心目中传统军人形象有着显著不同。在人物形象突破常规的同时,也坚守着作为军人的原则,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军人形象通常都具备一些思考者的特质,能够从宏观的视角去探讨与时代、国家、民族、历史相关的命运。可以说,《长津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脱离了传统的脸谱化军人形象。

按照叙事学的文本分析,电影《长津湖》的台词、语境、情境融合了语用学的再现方式。“在众多的语用学定义中,有两个概念是十分基本的,一个是意义,另一个是语境。”[15]这种特殊语境下的台词能够凸显人物特征,塑造人物形象,带给观众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在兰晓龙作品中,常常使用一些富有戏剧感和哲学意味的台词,将文本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一方面是这些话语符合角色的性格,可以减少违和感,更加贴合当事人的身份;另一方面,来源于兰晓龙对于台词“单纯性”的重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求我的每一句话都要吸引观众,所以我是写台词,不是写故事。为什么会这样?四个字:‘本该如此’。”[16]言为心声,台词承载着传达作者思想的重要职责,是塑造角色的关键元素。兰晓龙甚至不需要过多地描绘角色的外在形象,仅凭台词就能塑造出一个生动的角色。这种既具备战斗精神又有深邃思想,同时善于用言语表达观念的新军人形象,与新世纪的浮躁大众心态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语言把自己有关个人和民族的思考让创作的人物形象替自己完美表达出来,这实际上是一种个人视角展现宏大叙事的完美尝试。

回到《长津湖》本身,影片中,当伍千里即将离家开拔,前往朝鲜战场时,一句“立春就回来,回来给你们盖房子!”表达了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最朴素的革命诉求:让家里过上好日子。在毛岸英央求彭德怀带他上战场时,“几十万老百姓的孩子,一道命令就上了战场,我毛岸英有什么理由不去?”突出了新中国在面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所展现的不分阶层、不分身份的奉献情怀。当毛主席在剧作中振臂高呼“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更是将这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面对强敌时,那种“气吞万里如虎”的蓬勃气势透过朴实易懂的台词完美地表现出来。人物的性格通过台词的精妙表现鲜活呈现的同时,《长津湖》中的人物群像也显得形象高大而又亲切自然。无疑,小说《冬与狮》是通过文字描述来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形象,而改编后的电影《长津湖》则通过银幕上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以有力的视觉冲击力表达了对英雄的敬意。

四、余论

在将《冬与狮》改编为《长津湖》及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之前,兰晓龙作为编剧参与制作了两部在中国战争题材领域堪称巅峰的作品,分别是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反映海湾战争前后处于快速转型阶段的人民陆军的《士兵突击》。这一系列的战争和士兵题材就构成了作者连续构建的“钢七连宇宙”。

《长津湖》的改编和拍摄,填补了兰晓龙所构建的“钢七连宇宙”中解放战争结束后到朝鲜战争这一段历史的空白。“钢七连宇宙”在商业运作上的逻辑仿效了典型的好莱坞模式,“钢七连”作为一个军旅文化IP的商业价值被拓宽。实际上,《长津湖》的上映恰逢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0周年的历史节点,原著《冬与狮》也在当年出版。在《冬与狮》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兰晓龙在文字创作阶段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剧本化改编设想,在战斗场景的描述时,剧本中就已经有远景、中景、特写的布置,甚至在原著中,可以看到兰晓龙对于画外音设置的提前考量。最终,商业价值的充分重视与影视化改编的提前预设就直接作用在票房成绩上,这也是《长津湖》影视改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要素之一。

《长津湖》作为一部主旋律战争题材电影,成为中国影史上的票房冠军,甚至一度登顶2021年全球票房冠军,创造了中国商业电影票房成绩上一个在短时间内无法被超越的巅峰。影片通过时间跨度的延长,利用上、下两集的方式,基本还原了原著《冬与狮》整体的故事脉络,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可爱的人”的形象,通过他们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描述,揭示了民族自强精神带给我们的悲壮与自豪,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汲取中华民族奋进的力量。在新时代构建“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战争题材这种具有文化宣传价值的影片,在未来我国对外传播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中一定大有可为。在不久的将来,具有鲜明中国式现代化气质的主旋律题材电影能够收获更多的国际电影认同空间。《长津湖》改编成功不仅凸显了中国电影市场“中国自己的电影”潜力,也展示了中国影视界借助“中国故事”叙事的全球吸引力,更为主旋律军旅题材文学的影视化改编提供了成功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