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许与中国早期公共考古的探索

摘要：郑师许是一位民国时期的史学家，主要研究古文字学、中西交通史领域，此外他也活跃于考古学界，在考古著作翻译、器物研究等领域颇有建树。本文拟以郑师许被学界忽视的公共考古实践为考察对象，探索他对我国早期公共考古发展的贡献。

关键词：郑师许；公共考古；考古学普及；乡村

郑师许①（1897—1953年），东莞人，原名郑沛霖（图1），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东南大学），历任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山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校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古文字学、中西交通史。他在1936年回粤后曾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要开设明清史课，晚年致力于基础教育事业，在广东地区开办中学，惠及家乡。其主要著述有《中国文化史》《中国金石学概论》《四部书斋文录》《铜鼓考略》《古文字学通论》等。

在过往的考古学研究中，提到郑师许，一般集中于他对海外考古学著作与知识的翻译、介绍以及铜鼓研究等方面，很少提到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他对我国早期公共考古事业的贡献。推测其原因有三：一是郑师许涉足的研究领域颇多，考古学只是其中之一，更不必说公共考古这一分支；其次，郑师许从未参与过田野发掘，这与当时中国考古学的主流相悖，其文章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此外，在郑师许治学生涯后半段，他已然转向中西交通史研究，其考古学与公共考古研究基本停滞，鲜有成果。

一、郑师许的治学经历

郑师许的公共考古实践与他自身的治学经历密不可分。幼年时期，郑师许的父亲送他入东莞县（今东莞市）木石居的翰香小学读书，在此他受老师徐亦良的教诲而喜爱读书作文[1]，这或许是他日后写作文章的起点。之后，他在徐亦良老师的鼓励下考入县立中学，抓住了他这一生的教育转机。

郑师许的青年时代是思想与教育的大转变时代，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使得他可以在学校同时学习旧学与新学。正是在高小求学期间，他读完了《诗》《書》《礼》《乐》《易》，又学习了英文、代数、博物等科目，并且已经开始尝试撰写文章投稿，会使用英文读写[2]。总之，这段“新旧”并行的经历锻炼了郑师许的学习能力，为他日后融汇中西的治学方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0年，郑师许公费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此读书期间，他受业于柳诒徵、陈钟凡等名家，对古文字学、考古学等领域均有兴趣，曾撰文回忆柳诒徵收藏甲骨并与他讨论的往事[3]。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当时一代学人为振兴中华而努力，积极学习西洋科学的治学思想与态度。这种氛围也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时代的郑师许[4]。这段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经历提供了良师益友以及优良的学习环境，他的学术视野得到了质的飞跃，扩展到国内外多个学术领域。

1927年，郑师许因政治原因到上海避难，他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也集中在1927—1936年这段旅沪期间。此阶段他在上海各高校任教，准备筹办上海博物馆（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并兼任上海市博物馆筹办委员会委员和艺术部主任[5]，有机会在教育一线开展工作，更可以直接接触到文物与公众。除教学之外，他还积极从事各种学术活动，例如 1933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郑师许便是发起人之一[6]。旅沪期间，郑师许虽然忙于博物馆与学校的工作，但是也不忘读书、著述，可以说这十年是郑师许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郑师许写作、翻译的文章大概占据他全部公开发表作品的三分之二[7]。

1936年秋，郑师许受广州省立勷勤大学（今华南师范大学）陆嗣曾校长之邀，回校担任教育学院教授，主要讲授中国文化史、中西交通史等课程。此后，他的研究领域转向中西交通史方面，治学足迹基本局限于两广地区。

二、郑师许的公共考古研究

郑师许的公共考古研究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外考古学著作与信息的译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与胡肇椿合译的日译本《考古学研究法》（图2）[8]，本书确立了中国考古学中追溯类型学的标准文本[9]。据其子女回忆，郑师许在三十余岁时始自学日语，家中藏有日文书籍众多，这为他的研究与工作提供了极大参考[4]。胡肇椿、郑师许的合译首先在1935年连载发表于《学术世界》第1卷第2—7期，题目即《考古学研究法》（包括《考古学研究法译者序》）[10]。该书完全是对滨田耕作日译版的转译，附有滨田耕作日译版的序言及例言，并保留了蒙特柳斯原版498幅插图。虽然目前学术界影响更大的是滕固所译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版本，但无论是出版时间、内容完整度，还是术语与形式，对现代考古学的影响而言，胡肇椿、郑师许版都更胜一筹[11]。

除却《考古学研究法》之外，郑师许也翻译了众多考古学者的文章并介绍他国的考古发展概况，包括《孟德鲁斯与考古学研究法》[12]《日本考古学界最近之概况》[13]《印度考古学发达史》[14]《论吾国急宜提倡博物馆事业》[15]等，其中，某些文章或许启发了其后来的公共考古实践。例如在《考古学与乡村政治》一文中，郑师许就明确以日本、德国、朝鲜等国为例，学习他们的史迹保存法设立、文物基础调查、考古学通识教育等做法——“我国全国各省县史迹亦应急作基础调查，一一记账，以便讲求保管之法”[16]。另外，在面向公众的公共考古报刊方面研究中，郑以发表6篇文章在51位作者中居于第5位[17]，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便是考古学通俗著作的策划与实践。郑师许认为，学术需要努力做一种通俗运动，将许多专门术语和学识，改为通俗易懂的技术和常识，这便是从“古董”到“科学”的途径了[18]。因此，早在考古学社成立之时，郑师许已提出编辑“通俗考古学丛书”的计划，着眼于在一般读者中普及考古学知识：“如果通俗方面，使其专门化使真的普及于大众，自然大众里面有十分之几会感到极浓厚的兴趣，而渐趋向专门。于这种学问不特没有损害，且能起到提高的目的。”[19]在上海市博物馆工作期间，他应胡肇椿编辑“上海市博物馆丛书”之邀，出版了《漆器考》[20]（图3）、《铜鼓考略》[21]等多种博物馆收藏的著述，部分实现了他的通俗考古学著作计划。

胡肇椿出于保护我国考古学文化及出土文物的原因，曾呼吁要通过开办考古学展览会、出版著作与开展演讲等方式宣传考古学相关信息[22]。因此，他与郑师许在考古领域内某些方面的理念契合，这也是他二人在翻译文章、编辑著作时的合作基础。据郑师许回忆，“本年春间，胡肇椿君来，因我旧日译有孟德鲁斯 Oscar Montelius《考古学研究法》的译稿，还没完成，因怂恿共同合译……当时我便有一个提议，何不大家再联合几个朋友，共编一种通俗考古学丛书。他也极为赞成……未几，便见北平的几位同志发起了金石学会，有编辑各种丛书的拟议。九月十四日接到北平寄来的通告，云已由“金石学会”改名“考古学社”。这是我个人拟‘通俗考古学丛书的动机。”[19]

郑师许在策划通俗考古学著作丛书时，有意识地选择面向社会大众的考古学知识与信息，因此，丛书包括考古学讲话、考古学发掘法、考古学研究法、古器物的整理和陈列、考古学书目、考古学辞典、在外华人考古记、考古闲话、安阳发掘小史共九个分目[19]。从上述分目可以明确，郑师许在策划伊始就尽量规避丛书的金石学倾向，特意设计“闲话”“小史”“考古记”等适合社会大众阅读的分目，只是该丛书计划未能在考古学社实现。

胡肇椿约于1934年前后受邀迁沪，先是任上海市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后升任馆长。博物馆建成后，他策划出版了“上海市博物馆丛书”②，该丛书分博物馆学、历史、艺术和考古4类，为此他发动馆内的陈端志、徐蔚南、郑师许等著书立说，充实丛书的内容[11]。该套丛书将博物馆、考古学知识与馆藏文物介绍给社会大众，完成了博物馆的一次“公共化”尝试。郑师许也正是在这一契机下，完成了自身公共考古之通俗丛书的设想。

三、结语

1936年，北方局势不稳，郑师许受陆嗣曾之邀携家眷由上海返回广东，自此在两广地区辗转活动，直至在中山大学任职后才拥有了较为稳定的治学环境。或许受此地的学术环境与治学传统影响，此时的郑师许将研究重点转向了中西交通史领域，与考古学和公共考古渐行渐远。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郑师许因脑出血病逝于广州，他这一生的学术生涯画上了句号。

郑师许是最早系统地介绍海外考古学相关信息的学者之一，他在这一方面的考古知识与信息普及不只面向社會大众，甚至还囊括了国内的考古学者，这一点优于同时期从事考古普及的其他同僚。在郑师许中众多与考古相关的著述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考古学研究法》，但若从公共考古角度来看却是《考古学与乡村政治》一文。该文比当时我国考古学界侧重考古文物展示与知识普及的公共考古实践在思想上更胜一筹，已经上升到政治与法治建设层面。此外，该文触及了中国公共考古最基础、最重要的层面——乡村。乡村作为当时中国最广大同时也是最脆弱的文物天地，迫切需要官方介入立法保护，辅以教育手段以及增强当地居民保护文物、爱重史迹的意识。正如郑师许在文中所言：“此种基础的调查，必能唤起其所在地人对史迹保存的必要注意力，于其爱护乡土的精神必然提高无疑。”[16]时至今日，除却田野发掘之外，作为中国考古“摇篮”的乡村，与考古仍有很大距离，破坏遗迹、盗掘文物之风还在，郑师许在该文中反映的公共考古思想仍旧有可思索之处。

虽然郑师许本人未提出“公共考古”这一理念，但他确实用行动推动了我国早期公共考古事业的探索与发展。徐坚评价郑师许为同时代罕见的关注考古学普及等公共考古问题的考古学人之一[23]，只可惜学界内与他有同样志向的人寥寥无几且他未将考古普及、文物保护的实践转化为确切的公共考古理念，就离开了考古学领域。此后我国公共考古事业后继乏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未能成功发展起来。

作者简介

于梦涵，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考古。

参考文献

[1]郑师许.我的老师徐亦良先生[J].青年界，1935（1）：10-12.

[2]郑师许.读经与讲求新学[J].青年界，1935（1）：23-25.

[3]查晓英.现代考古学背景下的考古学社[J].考古，2022（9）：110-120.

[4]郑永用，郑永芳，郑永乐.勤奋治学、教书育人—纪念郑师许先生诞辰100周年[M]//虎门风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99-224.

[5]上海市政府公报.上海市政府令第一二五二号至第一二五四号[N].1936：168.

[6]社务纪要[J].考古学社社刊，1934（1）：71.

[7]张倡.郑师许与中西交通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

[8]蒙特柳斯.考古学研究法[M].郑师许，胡肇椿，译.上海：世界书店，1936.

[9]张强禄.抗战之前的广州考古[J].广州文博，2016（1）：386-400.

[10]郑师许.考古学研究法译者序[J].学术世界，1935（7）：56-58.

[11]贾利民.胡肇椿—中国考古学、博物馆学的重要开创者[J].大众考古，2023（3）：36-40.

[12]郑师许.孟德鲁斯与考古学研究法[J].大陆杂志，1933（8）：19-23.

[13]郑师许.日本考古学界最近之概况[J].考古学社社刊，1935（1）：5-24.

[14]郑师许.印度考古学发达史[J].考古学社社刊，1935（2）：133-153.

[15]郑师许.论吾国急宜提倡博物馆事业[Z].学术世界，1936.

[16]郑师许.考古学与乡村政治[J].考古学社社刊，1936（2）：1-5.

[17]李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报刊公众考古理念发端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1.

[18]刘焱鸿.从“边裔”到“乡邦”—黄花考古学院研究旨趣及其影响[J].嘉应学院学报，2014（6）：85-90.

[19]郑师许.通俗考古学丛书编辑计画[J].考古学社社刊，1934（1）：17-28.

[20]郑师许.漆器考[M].上海：中华书局，1936.

[21]郑师许.铜鼓考略[M].上海：中华书局，1936.

[22]胡肇椿.考古学研究热潮中现在考古学者应取之态度与方法[J].考古学杂志，1932（创刊号）：9-21.

[23]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63-169.

注释

①“师许”是他为自己所取的名号，“许”即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师许”意为“向许慎学习”，反映他立志学习《说文解字》及研究文字学的志愿。见：张倡：《郑师许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7.

②目前见诸出版的“上海市博物馆丛书”第一辑共计10种：甲类包括《博物馆学通论》《古物之修复与保存》和《地方博物馆实施法》，乙类包括《顾绣考》和《上海棉布》，丙类包括《铜鼓考略》《漆器考》和《古玉概说》，丁一类包括《考古学研究法》和《考古发掘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