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出身”:寒门子弟的情感体验研究

郝广龙,李 青

(1.成都师范学院 教育与心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2.四川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寒门子弟借助读书进入精英大学始终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取得不俗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而言,其求学生涯多经历从农村、县城、小城市再到大城市的场域转换。但求学生涯的场域转换并未消解寒门子弟“农村出身”的复杂情感体验。剖析寒门子弟阶层流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既能系统把握和深度理解其群体情绪状态,也能重塑其心灵世界以培育向上的社会心态。基于此,研究试图呈现“农村出身”身份标识在寒门子弟阶层跃迁过程中的表现样态及其特性,探讨寒门子弟超脱“农村出身”矛盾情感束缚的思路。

一、文献回顾

(一)阶层流动与主观体验的关系

群体心理学将阶层流动中主观体验理解为个体在实现阶层跨越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自我情绪体验和心理感知状态。学界将社会阶层流动对个体主观体验的影响作两种因果性解释:一种是获益性解释(beneficiarythesis),认为个体在跨越阶层的过程中生成了积极情绪体验,并自赋性地强化了脱离原生阶层的成就感和奋斗意志。如社会学家约翰·盖德索普(JohnGoldthorpe)就倡导获益性假设,认为个体社会阶层流动的历程被积极情感所充实,较少受到价值观失衡的影响。“在阶层流动历程中,个体通常锤炼并表现出吃苦耐劳、勤奋乐观、自主独立等情感品质,这些品质能帮助个体快速适应新环境并调适自我情绪”。[1]詹森·霍勒(JasonHoule)对个体社会阶层流动的心理问题发生频率的研究也表明:阶层流动并未导致高频次心理问题,频繁流动的个体甚至比深处底层或位居高位的群体感知到更少的社会压力。[2]更有研究发现:向上流动的经历会强化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而向下流动的经历则会滋生与农工阶层相似的情感体验。[3]

另一种是剥夺性解释(dissociativethesis),认为个体跨越阶层会产生消极情绪体验,并赋予阶层流动以文化失衡和情感断裂的意义。如彼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Sorokin)就认为:“阶层流动往往伴随生存压力、精神紧张、信仰崩塌和社会怨恨等体验,这种体验潜藏着行动失衡的危机”。[4]支持这种解释假设阶层流动内蕴着破坏社会结构稳定性的力量,容易将流动中的人异化为“无根化漂浮”的人。[5]萨姆·弗雷德曼(SamFriedman)则呼吁社会研究需要警惕和反思“流动性体验”的危害,站在生命哲学(Philosophyoflife)的立场理解社会流动中的情感体验。他将社会流动划分为长距和短距两种,并借助布迪厄场域理论剖析阶层流动的时空转换对个体的原生价值观和稳定心理结构的撕裂。[6]因而个体的阶层流动始终处于旧惯习束缚、新旧惯习冲突以及新惯习抉择的价值博弈中。[7]

(二)教育领域中的农村大学生问题探讨

学界对农村大学生的弱势群体定位和文化资本匮乏的探讨较为多见,[8]多站在“前期亏欠”与“后期补偿”的立场审视农村大学生问题。“前期亏欠”探讨寒门子弟在求学、就业和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弱势性,剖析寒门子弟“阶层旅行”的复杂心理;[9]“后期补偿”则探讨寒门子弟试图跨越阶层过程中的意志品质和社会资本的制度性或文化性补偿,试图通过文化资本的后期注入扭转其弱势地位。[10]

其中,持有“亏欠”定论的研究认为,农村大学生的阶层流动过程始终面临自我效能感弱、心理健康水平低和人格完整性差等心理问题,[11]并在文化适应、学业受阻和父母期望的多重压力叠加下产生身份剥夺感,既要适应同龄群体生活学习所遵循的文化模式和群体性格,也要承认“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身份距离。[12]有学者还认为,正是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制约而导致寒门子弟无法顺利融入校园生活环境,导致他们虽有身份转化的反身性倾向,却无法理性调适自我定位而被边缘化。[13]

持有“补偿”定论的研究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农村出身”的特殊经历对寒门子弟的阶层流动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如有研究表明:“农村背景的学子在家庭弱势、人格平等、人生体验、感觉平和等维度上具有独特性,会倾向于以农村出身作为平衡求学就业或社会适应的机制,理性定位自我身份并采取相应策略”。[14]余秀兰强调,固有文化资本促成了寒门子弟的阶层流动,原生家庭中常见的文化资本,如勤劳、踏实、自律等品质在其跨越阶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5]有研究指出,先赋性的道德动力和出人头地的自强心态提升了农村背景的学子解决困难的勇气与决心,特别是学业成就强化了寒门学子勇于挑战未知领域和不畏艰难的能力,这种自信最终融入学生的自我定位,进而内化为其稳定的人格特质。[16]而董永贵的研究也表明:取得较高学业成就的关键在于寒门学子脱离农村与感恩父母的动力支撑,在于摆脱命运的决心与农村生活成功经验的确证等。[17]

(三)寒门学子阶层流动过程中主观体验

对农村学子阶层流动过程中的心理体验的探讨较少,缺乏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支持,仅有的关于寒门学子流动体验的研究也多以描述性方式展开。如程猛将寒门学子在阶层流动中的情绪体验归结为文化变迁的代价,将阶层流动中表现出的回报父母、贤能主义的幻灭、单向度优越感的破灭、自我异化与自我疏离等主观体验视为描述性素材而未加详论。[18]而在其另文中,他对就读精英大学的寒门学子的“懂事”现象进行剖析,指出“爱、理解、疼惜、自立和回馈是懂事的基本内涵,懂事始终与家庭氛围、情感倾诉、与家庭环境爱恨交加相联系”,[19]认为懂事将农村学子限定在了特定的责任空间。还有研究聚焦寒门子弟阶层流动的相对剥夺感体验,提出寒门子弟从农村到城市的时空转换生成了两种相对剥夺感:个体能力属性与预期价值目标不对等的纵向剥夺感和同龄群体在学识、阅历、兴趣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别所造成的横向剥夺感。[20]汪卫平等人的实证研究则从阶层跨越距离长短和情绪体验的两面性出发,提出寒门子弟阶层流动总是伴随着“突围的成就感与远离的煎熬、投入的充实感与位置的焦虑”[21]等主观体验。

现有文献对探讨农村学子在阶层流动过程中的复杂情感体验有参考意义。情感社会学理论范式已证实,个体情感总是内嵌在宏观社会结构中,并成为承载个体生命诉求和把握特定群体心理状态的有效透镜。寒门子弟在阶层流动过程中生成出的情感体验不会停留在田野里等待挖掘,也很难获取其阶层流动过程中情感生成的即时性反馈。鉴于此,研究借鉴情感社会学范式,以成长叙事方式探究“农村出身”在其阶层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体验较为恰当。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将寒门子弟规定为那些具有农村户籍,父母一方或双方以务农为生,求学生涯早期就读于乡村学校(至少完整读完农村小学),求学过程受限而较长时间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本研究所指的精英大学是入选“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和全球排名前300的高校。

内嵌在社会结构中的寒门子弟的求学生涯绵长而坎坷,很难找到模式化的方法予以考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散布在不同结构的家庭单位、持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接受差异化的义务教育。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某种共性:农村出身、父母务农、通过高考改变发展轨迹。因而对这群人实施自我叙事研究较为合适。

(一)深度访谈法

“当人借助语言叙述的方式将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无形中描述了自己是谁”,[22]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将个人经验和生活境遇的融合而赋予了人的意义炼制的贯通性。因而寒门子弟在求学过程中的复杂情感体验,能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同时,“深度访谈的样本选择并不是依据样本代表总体的代表性选取的,而是依据样本能够获得复杂情境中较为丰富的信息而选取”。[23]

因而本研究选取了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通过高考方式就读精英大学的10位寒门子弟为访谈对象(访谈内容整理成文本后约27万字,并按照F+被试编号的方式命名,如F03就表示第三位被访者的文本信息),并将访谈时间控制在1-2个小时内,并就部分问题进行了二次访谈。需要指出的是,质性研究范式并不追求样本普遍性和结论推广度,因而访谈对象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而是强调访谈对象的鲜活性和独特性,追求样本信息的丰富度。

(二)自传社会学

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现新的“范式转向”,借助生活记录和个人传记来剖析被试的情感体验和心理转向。而后被默顿等人引入自传研究领域,并强调自我传记能够深刻而全面地回顾心路历程。[24]而后,国内外学者纷纷以自传社会学方式剖析人的情感变化。自传社会学的特点是经由被试将自我成长的情感变化用文字书写出来。这种方式既能被用于收集研究素材,也能被用于分析素材。

用于分析的11篇自传文本来源如下:一是对参与深度访谈的10位被试发出自传书写邀请而后得到积极回应,共收集到6篇可供分析的文本,其中2人提交的自传文本内容较为简略,故未列入分析。二是向精英大学20位就读学生发送自传撰写邀请,并对回收的自传文本进行评估,但其回应并不积极,只采集到7篇可供分析的文本(自传文本总计约9万字,并按照Z+被试编号的方式命名,如Z01就表示第一位被访者的自传信息)。对他们而言,撰写教育自传并非“自揭伤疤”,但也是一次心灵的冒险,通过自传将会看到别样的自我。

三、“农村出身”情感体验的表现

传统的秩序化社会格局,使得较少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成员被土地和血缘内嵌在地缘结构中,并以地缘结构衍生的社会关系维系着自我身份。他们与土地打交道,靠出售劳动力谋生,较少能够接受文化教育,更谈不上政治资源的获取和运用,也就无力摆脱农村出身的身份束缚。在现代化社会,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的父母走出乡村,进城务工,但是“农村出身”的身份标签仍然无法摆脱,始终印刻在寒门子弟突破阶层固化的成长历程中,持久而深刻。寒门子弟在城乡文化的区隔和城乡地域的时空转换中穿梭,“农村出身”的标识在其生活情境和文化场域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呈现出复杂的情感体验。

(一)被孤立的体验感

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城乡中国》中指出:“中国虽地域辽阔,但却可以分成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但也可以简单分成城里人和乡下人两个部分”。[25]农村人和城市人在二元化户籍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化的外力作用下,被人为区隔成划分公民身份等级的依据。城市人和农村人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社会群像,但被户籍制度和经济水平所限制的农村人时常会受到社会排斥,滋生被孤立的心理体验。寒门子弟在实现阶层流动的过程亦无法隔绝这种被孤立感。

我的同学中有个有钱的,他家里好像是经商的。那时候我们总喜欢一起下象棋,但是我下棋比他厉害,几乎每次都能完胜他,他输了就有些不服气。我记得有一次,我又赢了他,他很气急败坏地说:你除了下棋比我厉害,其他方面怎么跟我比?他说得比较直接,意思就是我家境、学习、长相和穿着都不如他。尽管我听了很不舒服,想反击他,但他说的是客观事实。我只能忍着,以至于我后面每次见到他,都能想起他曾经跟我说过的这番话,真的很不好受。(F02)

虽然很多排斥隐匿在文化观念和制度规定中,不易为人所察觉,但那些从农村转向城市务工或读书的寒门子弟及其父母而言,这种排斥又是真实存在的。相较于穿梭于城乡结合区域的务工人员及其子女而言,寒门子弟要进入城市中心区域,在寒门庭院和精英院校的时空穿梭中体验弥漫在空气中的阶层差异,品尝这种苦涩而却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被精英文化所孤立的感觉。

我比较抵触校内外的文艺性晚会或各类才艺表演活动。原因很简单,我从小并没有接受到诸如乐器、舞蹈或演讲等方面的辅导,放学回家了都需要做农活,哪有时间和金钱去学习这些东西。所以到大学以后,我也很难像城里的同学那样,有能力展现自己的才艺。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扮演剧务或幕后人员,感觉和舞台上神采飞扬的他们隔着一道墙,我能看见他们,却无法追赶他们。(Z04)

(二)发展偏狭的苦恼

对于寒门子弟而言,跨入大学是求学生涯的关键点,也是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交汇的关键期。[26]在这之前,他们往往被塑造成“小镇做题家”,[27]在特定的时间段和场所,和具有相似经历的人一道为争取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做准备。而在这之后,读大学就会冲散就读场所的稳定性,强化不同学生间的异质性,更容易引发“农村出身”对自我定位的价值冲突。

入学以后感觉班级氛围比较淡薄,似乎谁也不想认识谁了。以前读高中的时候,课余时间还能跟几个同学嬉闹一番,现在反而找不到能够一起玩的朋友了。没办法,只能玩手机,似乎只有手机能够提供安置精神生活的空间。不过我还是喜欢和小伙伴们玩耍,整天面对陌生的同学感觉很压抑。(F10)

在读大学前,寒门子弟的就读环境相对稳定,人际关系和社交格局也较为稳固,每个同学都能在固定的班级内维系稳定的以学习成绩优劣而生成的圈子,并根据学业成绩的表现获得相应的尊重。但进入大学后,固定化的班级格局被打破,没有固定的教室和同桌,社会交往的空间不断延伸,学生间的个体差异性不断放大,成绩再也不是评定人缘好坏和个体优秀与否的关键指标。只有涉及评奖和期末考试时成绩表现才会有显著影响。发生在体育场、音乐厅、大礼堂和舞蹈房的活动,远比成绩更能赢得尊重和认可。这意味着寒门子弟失去了赢得尊严和成就感的依仗,失去了曾经腾飞的翅膀。

读了大学才知道,你在大学里的表现都源自你之前的积累,谈吐、见识、眼界和品味,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这些只能考亮眼分数的人所能企及的。我们竭尽全力地获取分数,而那些有条件的同学却可以根据兴趣爱好学习其他东西,比如网球、乐器等等。(Z10)

但实际上,寒门子弟很难在大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角色,只能担任任务执行者,难以成为聚光灯下的“明星”。于是,他们渐渐生成了自己只适合读书的自我认知,并将这种认知转化为更专注的学业,反而导致发展不均衡。他们性情内敛羞涩,在人际交往中处于被动局面,只能在被制度化的学习情境中刻苦学习以求关注。他们很少能面容姣好,毕竟繁重的劳作和饮食上的匮乏和升学的压力摆在面前。同时,还需要面对父辈期待,在道德层面扮演“懂事的人”角色。而这种外形的不自信也会渗透到内心世界,不由自主地否定自己的价值。

(三)成绩带来的荣耀

文化资本的匮乏和对精神生活的忽视,导致寒门子弟能够获得成就感和尊重感的方式极度偏狭,只能借助高分表现来谋求群体认同。特别是在生活消费领域,寒门子弟消费经历的缺乏和消费资本的匮乏都无法像同龄城市学生那般自由消费[28]。甚至在闲暇时间,寒门子弟还需要大量社会兼职以维系基本生活开支,消费只能将他们打入尘埃。

我不太想跟他们(城里学生)一起聚餐或者看电影什么的,理由很简单,我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每次出门都要精打细算,经常被他们笑话,说我还停留在高中思维中。只有在学习上拼命,我才能找到内心的满足感,才能消除这些被排斥的不适应感。所以我们期待考试,期待评奖,因为我总能战胜他们,获得数量不多但足以满足我虚荣心的学业奖学金。(F07)

在学业成绩上的优异表现成为寒门子弟争取荣耀的关键手段。相较于其他领域(兴趣性的活动),他们长期养成的刻苦学习意志品质能够帮助他们面对枯燥的学习,获得较高的绩点,短暂地获得关注和赞赏。但学业成绩上的优异表现,已经不再是获取同龄人认可的唯一方式,体育、文艺和社团领域的表现同样重要。

(四)试图扭转底层世界的凌云志

寒门子弟并不会像布迪厄所说的那样,“一旦脱离原初阶层,就会对早年的经历和价值观予以抛弃”,[29]而是对农村充满复杂情感。他们不会忘记村庄、田野和乡间故事,他们内心仍然热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关心他们的生活,甚至有试图扭转农村发展困境的决心。

很讨厌城里人对农村基本生活设施不能满足需要的说法,总觉得我们出身农村,就无法自如而便捷地逛超市、户外锻炼和看电影等,觉得农村的很多设施还不够完善。其实这也分地方,有的农村地区建设得一点不比城里差,不知道他们的优越感来自哪里。我要是毕业了,就回老家创业,更新老家的这些设施,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这是职责所在,让家乡人过得更好。(F04)

虽然分数将他们从乡野推向城市,他们也能够在城市内生活学习。但寒门子弟仍心系家乡,那是无法割舍的安置心灵的净土。村庄、土地和劳作赋予了寒门子弟以乡土性,尽管他们试图通过阶层流动跨越城乡阻隔,但内心仍牵挂着村庄的发展。

城里人不会明白务农劳作的经历所淬炼出的勤劳踏实品质是多么重要,不论是现在的学习还是将来的就业,勤奋踏实总是会令人受用无穷。这是来自土地无声而厚重的馈赠,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对这种馈赠有所回应。对我来说,毕业后回农村地区教书,将所学所知用于改善农村教育事业,是比较可行的。尽管这样会被周围人贴上“混得不好”的标签,但我本人并不在意。(Z09)

四、“农村出身”情感体验的复杂性

寒门子弟以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方式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跨越。这种阶层流动暗含着复杂的情感体验,具体表现为:自我体验上的快乐与苦闷并存、乡村定位上的亲近与疏离共在、情感结构上的明朗与隐匿交织。

(一)自我体验:快乐与苦闷并存

对寒门子弟而言,上大学既能带来跨越阶层的自我成就感,也会因乡村生境的钳制而滋生苦闷心理。他们对自身求学经历和阶层跃迁的种种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和认可的同时,也深陷固有文化阶层特质和矛盾化的亲情关系所塑造的情感枷锁而消极烦闷。

得知被保送读研,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激动,赶紧给家里人和周围的朋友打电话报喜。我知道只有玩命学习才能改变命运,所以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强制自己背单词、考证书,不允许自己有学习外的想法。这很痛苦,但每次考试成绩发布或拿到国家奖学金的时候,我都很享受这种快感,一度觉得只要努力学习,在大城市立足也未尝不可。但这种喜悦有时候并不能被家里人理解,他们只是在听到能读研究生的时候“哦”了一声,并没有给予我预期的鼓励和肯定,感觉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对话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我甚至都在想,以后不要跟他们说太多外面的事儿,他们不懂,多挣点钱给他们就好了。(Z11)

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被学校文化所同化,意味着寒门文化特质与城市精英文化诉求间价值诉求的冲突。这种文化断裂既有可能将其塑造成乐观自信的“追梦人”,也有可能导致某些人成为“本阶层的反叛者”,还有可能成为游走在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的“矛盾体”。可见“农村出身”情感体验的复杂性。

选择考选调生是既明智又无奈的。这个决定满足了我和家里对未来职业的期待:体面、有编、属于公职、收入稳定。当下的就业形势很严峻,让我感觉到只有拿到手的编制才是硬道理。但我拼命争取到的报考资格(入党、奖学金和班干部)也只能将我推到这样的高度,而城里孩子却能够享受家庭资本的支持,在升学和就业的选择上有太多的选择权。一想到自己争取的可能是他们没怎么在意的,整个人就不好了,能考选调生的优越感瞬间被击溃了。(F03)

(二)家的定位:亲近与疏离共在

“家乡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承载着人的情感和生命意蕴,扮演着现代人寻求情感慰藉的角色定位”。[30]但对于“离家出走”的寒门学子而言,却不得不面对“选择归家或离家”、“安置肉身或心灵”的情感煎熬。寒门子弟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时空转换,但并未完成从乡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价值转换,只能在坚守乡愁和接受同化间痛苦抉择。

如果非要说家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可能就是宁静的自然环境和诗意化的田园生活了。这里能够放下城市里无孔不入的竞争意识和喧嚣浮躁的社会风气,让我短暂的放逐心灵。但城市里完善的生活设施、便捷的出行选择和优质的医疗资源以及都市化文化活力都让我只能在遥念乡愁。现实要求我在大城市里努力打拼,才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回馈曾经省吃俭用资助我读书的父母。(F05)

过年的时候,特别希望跟以前的小伙伴一起畅聊人生。但当我真的回到村里,却发现已经和他们玩不到一起了。那种熟悉而纯真的感觉不见了,我逐渐成为了他们眼中的“城里人”。但谁又能知道,我内心对这种淳朴感情的怀念和珍惜呢?虽然城市里也有很多朋友,但总感觉缺点什么,这大概就是乡愁吧。(Z02)

对他们而言,乡土社会的“脱域”和城市文明的“再嵌”,都需要承担剥离生境或无根化漂浮的代价。在“文化离农”[31]趋势下,寒门子弟对待乡村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有留恋、不舍和向往,也在逐步城市化的过程中抵触、排斥和疏远原始生境。这种传统到现代、保守到开放、熟人到陌生人、情感伦理到契约伦理的文化模式的转变,无疑延长了寒门学子阶层跃迁的心理周期,扩大了他们的乡村疏离感。

此外,寒门子弟在融入城市文明过程中,仍无法摆脱“差序”乡土社会的影响。比如,受访者在言谈举止中仍以“农村学生”为探讨求学经历的类属依据,“更倾向于寻找同为农村背景的学生搭建人际交往体系”(F01),“对同城会或老乡群等更有亲缘感和认同度”(F08)。

(三)情感结构:明朗与隐匿交织

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寒门子弟建构了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既指向被孤立的体验感、发展偏狭的苦恼,也指向成绩带来的荣耀、关切底层的凌云志,最终都根植于其前置性阶层身份——“农村出身”。

“农村出身”情感结构既有明朗乐观的一面,也有阴暗压抑的一面。对不同生活经历的寒门子弟而言,这种情感结构所衍生出的情绪情感是不同的。访谈过程中就发现,有的人特别忌讳谈及自己的农村背景,恨不得将这种“农村出身”的印记抹干净。但也有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农村背景,并将这种认知视为与自己和解和不断增强自我境界的表现。同时,寒门子弟在突破阶层束缚的不同阶段,其情感结构所衍生的情感体验也有所不同。但“农村出身”情感结构始终以明或暗的方式在寒门子弟心灵空间留下印记,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他们的观念与行为。

“农村出身”情感结构多隐匿于寒门子弟的心灵深处,处于未被激活的状态。当突发情况激活了“农村出身”身份边界时,就会将休眠的情感元素转化成显现的情感元素,进而表现为语言、行动和价值观上的变化。

他们有时候会调侃某个同学的穿衣风格,就会开玩笑说,你穿得像个农民工一样,土的掉渣。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开玩笑,但当我听到这种打趣之言时总感觉心里怪怪的,然后就会下意识地将这种玩笑转嫁到自己身上。我知道这只是个玩笑,但总会强制性的对号入座,把自己也拉到这个语境中。可能是我有个玻璃心,一碰就碎了。(Z06)

“农村出身”的情感结构也有明朗的一面。并不是所有寒门子弟都对农村背景讳莫如深,而是敢于向同龄人公开自己的农村背景。如Z03就认为:“农村出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敢不敢正视它。如果连你自己都看不起农村,那别人用异样眼光看你也很正常。”F09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她在访谈中说:“有些人说我是女汉子,力气大,吃得多,身材壮,给我贴标签,但我根本不care。我农村的怎么了,还不是比你们更自立,更有吃苦精神,真到社会上我肯定比他们更有生存能力”。

五、“农村出身”情感束缚的超越思路

“农村出身”的复杂情感体验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持续求学的历程中生成的。这种复杂情感有其消极性,但也不是无法改善。进入大学意味着按照学业表现强化自我效能感和获得外界好评的标准不再奏效。“当农家子弟丢失了成绩维系的自尊时,就需要在其他领域有所突破而重获自信”。[32]如何在“如鱼离水”的不适应性环境中调整自我定位,融入新的文化生态,重归“如鱼得水”的奋进状态,是摆在寒门子弟面前的难题。

寒门子弟摆脱“农村出身”消极情感的束缚,既需要在社会制度或文化结构层面下功夫,也需要寒门子弟持续获得自我成就感,才能超越“身份枷锁”。在社会层面,创设民主公正的阶层流动体系和接纳肯定农村文化的社会环境,让校园和社会都能接受农村文化及其价值,确保农村文化被尊重和认可,才能消解农村户籍出身的学生所产生的自卑感,才能摒弃以“农村出身”为阻碍阶层跨越的价值观,成为和谐社会的构成原子。

同时,农村户籍的学生不但要成为“读书的料”,更要立志成为“在城市生活的料”。这要求他们尽可能减少文化资本短缺、生存心态限制和阶层突破机遇稀缺的束缚,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不断积累成就感和自信心,突破“农村出身”的情感枷锁,以积极乐观、主动上进的心态完成这场阶层旅行。

“农村出身”的寒门子弟在求学生涯中的情感变化,有助于揭示其在城乡文化与时空转化过程中的心理体验,透视社会转型价值诉求的微观情境。但“农村出身”并非阶层跃迁的情感枷锁,而是激励寒门学子奋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