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礼物》中的记忆书写和身份建构

王婉楹,黄 晖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Gurnah)作为生活在英国的坦桑尼亚裔作家,他以书写难民的流散痛苦与身份认同危机为己任,诉说非裔难民的集体记忆,他的长篇作品《最后的礼物》(TheLastGift,2011)叙述了移民群体的尴尬处境和痛苦的过往记忆,揭露了移民英国的非裔群体无法逃避的身份认同困境,在小说中,古尔纳以回忆和现实交互穿插的方式将阿巴斯和玛丽亚姆的过去娓娓道来,阿巴斯对自己的记忆始终沉默不语,玛丽亚姆则是有选择性地言说记忆,但她隐藏的部分又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同样可以看作是沉默的记忆,记忆的遗忘等同于身份认同的消除,阿巴斯和玛丽亚姆的无言昭示着他们的身份认同失败,同时在他们的沉默下,种族身份的记忆在代际传承中产生了断裂,第二代非裔移民汉娜和贾马尔对身份出处的无知和记忆缺失也诱发了他们的身份建构危机,主要表现为在同化和复归之间的焦虑和犹疑。最终在阿巴斯和玛丽亚姆的坦白下,他们的记忆作为“最后的礼物”唤起了两代人的回忆义务,促使四人重新思考自己的伦理身份,在过去与现在、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的记忆交互下,玛丽亚姆、汉娜与贾马尔选择弥补过去记忆的缺失,自觉肩负起传承非裔种族记忆的重任,重新建立起身份认同。

一、沉默的记忆与身份建构失败

在《最后的礼物》中,古尔纳没有采用直线前进式的顺叙方法,而是通过回忆和现实交叉的跳跃性的叙事策略讲述了阿巴斯和玛利亚姆的一生,因此记忆既是小说的叙事主题,也是叙事动力。阿巴斯从家乡桑给巴尔逃跑后,在船上做水手开启小阿飞式的游荡生活,作为在全世界到处漂荡、居无定所的非裔,除了血液,仅剩记忆是他和桑给巴尔之间的密切联系,记忆是身份建构的关键,然而阿巴斯却在离家后主动且坚定地切断了这个纽带,他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在桑给巴尔的过往,同时也极力忘记那段长期的记忆。玛利亚姆同作为流散在英国的非裔,几经辗转最终跟随阿巴斯私奔到诺维奇定居,她有选择性地对孩子们讲述自己幼年在多个寄养家庭短暂生活的记忆,而这些可知的记忆无不是美好、温暖的,她隐瞒了其中关键的部分记忆。无论是阿巴斯还是玛利亚姆,记忆不仅是他们作为流散非裔和过去或家乡的唯一联系,也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身份认同的确证,“回忆不仅位于历史和统治的中心,而且在建构个人和集体身份认同时都是秘密发挥作用的力量。”[1]对阿巴斯和玛利亚姆而言,沉默不语的记忆就意味着二人身份建构的失败。

阿巴斯竭力逃离原生家庭和家乡,对过往记忆的闭口不言就是他对自我身份的主动舍弃,然而他在满世界流散的过程中也没有寻获到身份归属感,即使最后在英国定居并建立家庭,他也始终游离于社会边缘,于是他的身份建构无疑是失败的。阿巴斯对自己的原始身份是怀有自卑情绪的,由于吝啬鬼父亲的打压、贫穷的限制和社会的歧视,他始终处于敏感不安的情绪状态中,他将他人的目光解读成审视和鄙夷,婚后和谢法里一家生活时,他怀疑谢法里的两个哥哥明里暗里都在嘲笑他,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他们差距悬殊的种族身份和阶级身份,因此自卑敏感的他变得更加尖锐,所有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他无法忍受别人的蔑视。除此之外,阿巴斯怀疑未出世的孩子是谢法里和别人淫乱的结果,而不是自己的骨肉,他单方面认为谢法里一家同意这个婚姻是因为需要有个“倒霉蛋”来承担这个意外并维护自己的名声和尊严,这更加让阿巴斯感受到了羞辱。再加上让他窒息的家庭,吝啬的父亲不仅强制要求全家人日复一日地高强度劳动,而且将阿巴斯围困在闭塞的潇小乡村中,阻碍他前往更广阔的世界接受“无用”的教育,“在受到压迫的情况下,回忆可能变成一种反抗形式。”[2]在这样充满压迫的记忆中,他选择奋起反抗,抛弃了现有的一切,果断地逃离了所处的小世界,踏上了前往世界各地的船,在漂泊过程中他既在新加坡感受过自由,也在严苛不公的种族隔离制度中再次感受到对身份的抵触和抗拒,所以阿巴斯更加不愿回忆起过去,“遗忘却等于身份认同的消灭,”[1]他沉默的同时也是对建构已久的身份的瓦解。古尔纳并没有明示谢里夫的孩子究竟是不是阿巴斯的,如果阿巴斯真的是掉入了谢法里一家设置的陷阱,他的确是可悲的;如果孩子是阿巴斯的,那他的自卑和羞耻变得更加可笑且可悲。阿巴斯作为亲生父亲的这一身份的不明确性侧面印证了阿巴斯无法自我实现身份认同、建构。

在阿巴斯沉默的记忆中,挥散不去的是他无法获得身份归属的漂泊不定感和异乡感,进而加速了其身份建构的失败。在迥然不同的异国他乡,阿巴斯无法逃避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他处处展现出了格格不入的异乡人特征,特别体现在他的生活细节中:在寒冷的月份中居民们凭借长期的实践经验穿上合适、保暖的衣物,而阿巴斯没有穿够衣服,“尽管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却还是不知道”,[3]他不会囤积衣物,总是轻装出行,因为“这样等到他需要告别这里的时候,就可以将外套一把甩开”,[3]可见即使定居多年了,阿巴斯仍然没有将自己视作所处环境中的一份子,他在此处的记忆是暂时且不稳定的,他的身份如浮萍般漂泊无根,没有顺利建构身份认同。

阿巴斯并非彻底放弃身份建构,尽管他对记忆只字不提,但他从未真正遗忘过去,所谓的沉默只是他表面作出的努力,他内心仍然渴望获得身份认同,完成牢固的身份建构。他将记忆的长久性寄托在衣物上,他将衣服穿到破为止,因为熟悉的衣服及其带来的回忆可以让他“一眼认出自己来”。[3]阿巴斯搬家时仅带几件旧物走,可见他空无一物的流浪者形象已经在他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然而搬入新空间时他主动做出一系列的调整:修缮、种植和建造,将尚未熟悉的空间改造成自认舒适的环境,这是阿巴斯作为流散者对长期坚持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固守,既说明阿巴斯的记忆不仅没有真正被遗忘。而且也服务于他想要建立起与过往记忆空间相平行的空间的尝试,通过这种尝试,他在其中试图稳固身份认同和身份建构。在他中风晕倒之际,他希望“等到有双强有力的臂膀过来将他抱起,带他回家”,[3]同时他认为自己是个“罪孽深重的游子,虚度了全然徒劳的一生后,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害了病。”[3]他对在异乡死去这件事既感到恐惧又悲伤,此时他意识到自己身份建构的失败,归乡的隐藏意识逐渐清晰,于是他开始有意愿想要回忆并诉说自己的记忆,意识到只有言说才能疗救他的记忆创伤,完成身份建构,最终他将过往记忆以录音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最后的礼物”送给玛利亚姆、汉娜和贾马尔。

不同于阿巴斯对记忆的对抗和反叛,玛丽亚姆对记忆则是有选择性地回忆和遗忘,她试图通过对部分记忆保持沉默来腾出更多接纳空间以便按照自我意愿来构建身份和展开新生活,但她隐匿的部分记忆是无法遗忘的,无法接受并与这类关键性的记忆融洽相处就意味着她的身份建构失败的必然。从出生便被父母遗弃而居无定所的玛利亚姆是个没有确切身份的孤儿,她没有可以产生记忆的固定空间场所、固定客体对象以及固定生活方式,因此她从来没有建构起过真正牢固的自我身份。尽管玛丽亚姆辗转于多个寄养家庭拥有着并不单调的记忆,但玛利亚姆总是有选择性地回忆并讲述,她只回忆美好的一面,刻意地忽略掉那些艰难、受辱、被压迫的细节,自发地塑造出一个充满困厄但温馨有爱的人生经历。她试图在过去的回忆中寻求身份建构,她把并不确定存在地米色襁褓作为关键记忆点,始终牢记这个物品来寻求身份归属感,“有时候她一摸到那襁褓,就会想到,我的母亲”,[3]玛丽亚姆会通过自己选择记忆从而进行身份建构。除此之外,玛丽亚姆只对孩子们简单提及过与费鲁兹夫妇成为一家人的温暖记忆,将自己归属为费鲁兹家庭中的一员,主动做家务实现个人价值,认为这是自己理应付出的,但她却不曾提起后来受到的屈辱和轻视以及迪尼斯的猥亵,她长久以来为身份构建做的努力在迪尼斯到来之后顷刻间付之一炬,“一想到费鲁兹和维贾伊,她就浑身一哆嗦,回回都是,哪怕过了这么多年;她舒展了一下肩膀和脖颈,然后轻轻地把这段记忆推开,”[3]但这些无法忘却的关键记忆又时刻提醒着她:她依旧是无价值、无归属的人,尽管她随阿巴斯逃离了埃克塞特,前往新的地方定居,重新选择并组织起自己的记忆以实现身份建构,但她依然无法认同自己是埃克塞特的费鲁兹一家的人,也无法立刻使自己融入当下所处环境中,所以在这种认知的断裂下,玛利亚姆也没有实现真正的身份认同。

扬·阿斯曼将记忆分成两种形式: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阿巴斯和玛利亚姆一直以来想要掩盖的记忆正是较为私人的、口头的、日常的交往记忆,这种交往记忆是以个体生平为框架并且在集体交往中形成的,“随着它的承载者而产生并消失,”[2]其典型范例是代际记忆,然而阿巴斯和玛利亚姆的沉默导致了交往记忆的退场、代际记忆的割裂,他们的子女对家庭历史一无所知,同时阿巴斯也不主张他们参加穆斯林相关的仪式活动,他们的生活并无穆斯林文化的渗透,阿巴斯不仅切断了代际记忆的延续,而且也使其一家人从巩固身份认同的文化记忆中抽离出来,如此一来,有身份建构困扰的不止是已然失败的阿巴斯和玛利亚姆这类第一代移民,还有第二代移民。

二、缺失的记忆与身份建构焦虑

家庭、社会带给阿巴斯夫妇的沉重创伤促使二者选择遗忘过往记忆,交往记忆“可被视为一个社会的短期记忆,注定存在于活着的记忆承载者身上,存在于交往对象的体验当中,涵盖了三至四代人。”[4]作为文化承载者的阿巴斯夫妇的沉默,导致了下一代非裔移民对种族身份意识的缺失,造成了汉娜和贾马尔的身份建构焦虑,由于对出身的无知,他们无法通过记忆叙事来界定并理解自己的身份,也无法深入体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尽管他们是在英国出生并成长,但是他们仍然是难以得到英国社会认同的边缘人,对此汉娜和贾马尔游离在非裔身份复归和英国化之间,两种伦理选择的博弈使他们愈发焦虑不安。

汉娜缺失的记忆致使她无法对非裔移民产生身份认同,她努力融入英国白人社会,试图在其中完成身份建构,但她在英国人面前仍然是“他者”的存在,处于悬殊的低位。汉娜对家族记忆的态度从幼时到大学时期经历了转变,幼小的汉娜面对父母缄默不语的记忆有着强烈的好奇,她认为一定要知道家庭的历史和出身的真相,而不是像阿巴斯和玛利亚姆一样沉默,这种怪异的沉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让汉娜感觉“过的是一种偷偷摸摸、耻于见光的人生。”[3]此时的汉娜表现得正如年轻的阿巴斯一样无所畏惧,永远坚信自己,她想要坦诚的记忆,想要“能够大大方方地说,这就是我。”[3]然而汉娜并没有成功地揭开记忆的秘密,本科生汉娜将自己的家庭称为“缺陷家庭”,她不再执着于记忆,而是放弃了过去的记忆,转向构建能够融入美国白人社会的身份,她在外将自己的名字改作更加“英国化”的安娜,甚至潜移默化地站在白人视角凝视非裔,对待需要帮助的黑人妇女,她表现出来的是歧视和厌烦,她已经完全将自己也是非裔移民这一记忆和身份撇除了,明显变成了阿巴斯并不期望的“英国姑娘”。汉娜这种身份建构的尝试并没有为她赢得白人的接纳,她在白人男友及其家庭面前,依然是被排挤的“他者”。男友父亲拉尔夫在第一次见面的餐桌上对非洲问题侃侃而谈,站在殖民者的角度看待非洲,彰显出不可比拟的优越感,下意识地将汉娜当作非洲群体的代表,尽管汉娜生在英国并渴望“英国化”,但还是会被迪格比追问成为英国人之前是哪里人,汉娜对男友一家的偏见没有任何反驳和争论,因为她苦心经营的身份建构并没有被她想要融入的集体所承认。

男友家庭的歧视和排挤反而加强了汉娜自身的非裔身份认同,她的身份建构呈现出复归和同化共存的矛盾状态。在搬家时,汉娜既会保留原先的旧物,也会果断丢弃旧物以容纳新物品,搬家途中总会损坏的旧物象征着不断被威胁的原生身份和磕磕碰碰的身份建构过程,在搬家机构帮忙搬运时,汉娜面对他们的介入感到十分沮丧,无论是搬家的物品还是个人身份建构,汉娜本应拥有个人选择权,但缺失的记忆和英国文化的强势话语都让汉娜陷入无助和焦虑中。汉娜表面上“英国化”的同时,她潜意识里却是背道而驰的复归意向,她频繁地做着同一个充满隐喻意义的梦,梦中“她住在房子的半边屋宇里,剩下的半边早已年久失修:顶梁塌陷,木窗咯吱作响,近乎朽烂。”[3]这一半完好一半残败的房子正如同汉娜一样,非裔移民和英国姑娘两种矛盾身份的结合体,她处于完好的一半屋宇中,另一半残败的屋宇“带着恶意,带着警觉,带着指责。”[3]梦里她心中充斥着负罪感,这种内疚促使她想要修缮残败的那一半房子,这意味着她的内心对自己“英国化”的谴责,她想要采取某种手段实现身份复归,想要修补那段缺失的记忆,然而她既不认识建筑工也不认识木工,她在父辈的沉默中无从寻找记忆的线索。

贾马尔对记忆的态度呈现出和玛利亚姆的相似性,他同样选择回忆美好的部分,耐心地聆听着父辈的记忆诉说,以此形成独特的个人经验,反思移民问题,正是如此,他的身份建构焦虑也远远轻于汉娜。贾马尔并不偏执地想要父辈坦承一切,而是将慢慢浮现的记忆碎片拼凑起来,尽管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聚焦于流散者群体上,但他缺失的记忆令他无法贴近流散者的本质。相较于汉娜,贾马尔的身份建构焦虑没有让他低落,而是促使他更加坚定地重构非裔身份,从容地构建起跨族群的双重身份认同。比起迫切再塑熟悉环境的阿巴斯,或者是需要更多自主权的汉娜,贾马尔在搬家过程中的反应彰显了他的身份适应性,贾马尔搬家时没有任何旧物,格外轻便地搬进房东已准备好的公寓,在新公寓中,他和来自不同群体的人都可以和谐相处,说明他有足够包容的接纳空间可以选择同化。同时,贾马尔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族裔群体和外部世界的冲突,邻居哈伦的叙述和父母的坦白都让他更加贴近流散者群体,也使贾马尔确认了自身的非裔身份和立场,并由此出发关注流散者群体身份认同问题。

对于第二代移民汉娜和贾马尔而言,父母言说的记忆和家庭历史是帮助流散者建构身份的基本途径,想要顺利完成新阶段的身份建构,就要先对原生身份进行解构,但汉娜和贾马尔对原生身份的知情权、其所属群体身份的一致性和关联性都被记忆的静默打断,所以二人的两难处境使其在同化和复归之间始终游移不定,滞于身份建构的焦虑中。

三、记忆交互与伦理身份建构

阿巴斯和玛利亚姆强迫自己遗忘记忆导致二人不肯承认来处又不知该何去何从,记忆的空缺致使汉娜和贾马尔在被英国社会同化或是重寻非裔身份之间犹疑不定,四人的身份建构危机皆是源自沉默的记忆,因此想要巩固群体身份认同,“这类知识要实现其在构建统一体、提供行动指南方面(即规范性的和定型性的)的推动力,就必须首先具备这三个作用:存储、调取、传达,”[2]也就是说身份建构的先决条件是记忆、回忆、言说,“回忆着的群体通过忆起过去,巩固了其认同。”[2]中风使一直以来沉默的阿巴斯更加深切地体悟到了身份建构失败的痛楚,他开始想要言说自己的记忆却无法发声,他于病榻上回想自己的一生,最终将自己的记忆通过录音带讲述给家人,录音带作为个体记忆的承载物可以不断巩固和重复记忆,达到了以个人生平为主线的交往记忆构建身份认同和群体记忆的作用。

尽管阿巴斯直至死亡都没有解除自己的身份建构危机,但他的自述鼓舞了妻子玛利亚姆直面自己的创伤记忆,进而更为积极主动地实现个人价值,重新确认自身的伦理身份。玛利亚姆向汉娜和贾马尔坦言自己被轻视、被侵犯的记忆,她的诉说代表她和过去的创伤已经和解,接受了自身的身份建构是由全部记忆成就的,而非仅凭美好的记忆。在过去种种苦难的感召下,她内在强化了作为非裔移民的伦理意识,所以她选择去难民中心做志愿服务,想要尽可能地帮助更多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她的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她借此也寻找到了个人价值。在和阿巴斯的记忆交互中,玛利亚姆意识到自己的创伤记忆并不是羞耻的、罕见的,她所遭受的一切是非裔群体所普遍经历过的,而不是她个人的不幸,通过这种苦难记忆的相似,将玛利亚姆和非裔群体凝聚起来,加强她的归属感,因此她重新确认了自身的伦理身份,在伦理意识驱使下,她不再囿于费鲁兹、维贾伊和迪尼斯带给她的痛苦记忆中,她联络到费鲁兹并回到埃克塞特与他们相认,她不再迷失寻不到出路,在家人的支持和记忆的言说下,她确证了自身身份建构。

记忆的言说不仅使阿巴斯和玛利亚姆得到了精神解脱,而且弥补了汉娜和贾马尔对出身认知的空白,二人的身份建构也经历了由摇摆到坚定的历程。作为非裔移民的后裔,大学时期的汉娜对这一伦理身份十分抵触,所以她活跃在英国本土年轻人的社交圈中,想要变成英国姑娘。但随着她和男友及其家庭交往的逐渐深入,她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受到的蔑视和偏见,同时她也越来越失落,通过她反复做的那场梦可以发现她的失落感来源于自身对家族、种族记忆的空白,她从原生种族群体剥离出来,漂泊感和不安感席卷而来,汉娜开始意识到寻获记忆、重构伦理身份的重要性。阿巴斯的死亡和坦白无疑使汉娜和贾马尔更加坚定内心,阿巴斯和玛利亚姆将个人记忆通过叙述言说进而形成家族范围内的集体记忆,“群体记忆的意思是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或者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5]在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的记忆交互中,四人逐渐形成一个记忆共同体,记忆的传播和分享伴随着情感的交流互动,汉娜、贾马尔在记忆的陈述中产生个体情感体验和伦理意识,在这种交流中二人在被英国社会同化和寻找非裔移民记忆之间不再犹豫不决,而是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伦理选择是“人的本质的选择”[6],二人选择成为情感自洽的非裔正是对自己本质身份的回归。

虽然汉娜和贾马尔选择并完成了伦理身份的复归,但他们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开始思考成为非裔集体记忆的传承者,这同样是二人回归非裔群体中责任感的体现。在帮助玛利亚姆和养父母重逢并实现身份建构后,三人计划代替已逝的阿巴斯回到故乡桑给巴尔以完成家族记忆的缝合和补充,这种记忆交互对身份建构具有重大意义,个体记忆通过言说进行交换与扩张,经由伦理意识共鸣转化成代际记忆,从而促进下一代对非裔移民这一伦理身份的认同与重建。

总之,对桑给巴尔人而言,被英国殖民统治的记忆和国内屠杀记忆是永远无法磨灭的记忆,尽管许多人以难民身份逃脱出来,但这种创伤记忆和流散经历已成为他们的身份标记。古尔纳作为流散作家,他积极确认并承担文学责任,书写个人的同时更加关注种族身份建构的问题,表达出具有强烈种族责任感的非裔作家对非裔移民流散各处后身份重建的忧惧和思考。在《最后的礼物》中,古尔纳尤为重视记忆和身份建构的密切联系,以阿巴斯和玛利亚姆的回忆展开叙述,展现了流散移民的记忆危机和身份建构危机,进而揭示了非裔移民的记忆和现实境遇的矛盾和冲突,这不仅表现在代际记忆的割裂上,也表现在第二代非裔移民在同化和复归之间挣扎的伦理选择上。面对非裔移民的记忆危机和身份建构危机时,或许只有言说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通过言说唤起个体记忆,将个体记忆转换成集体记忆,在记忆的分享与互动中,凝聚形成情感共同体,促进伦理意识的觉醒,最终完成伦理身份的认同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