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翟菲 吴玲霞 殷子淇

摘 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刺激居民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文章以江苏省13个城市2017—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按照人均GDP水平将江苏省各市分为A、B、C三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江苏省经济增长，其正向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增长；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24）10-0020-04

DOI：10.13939/j.cnki.zgsc.2024.10.005

1 引言

普惠金融于2005年首次被提出，并被定义为一个能够为社会所有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可以克服传统金融“金融排斥”“金融抑制”“长尾现象”等缺点，以较低成本为社会各个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拉动经济普遍上涨。2016年，我国制定了首个普惠金融发展的国家级战略规划，确定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原则与目标。“十三五”期间，普惠金融在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普惠金融也随之迈上了新台阶，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利用计算机的信息和数据处理技术，促进了金融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有效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2022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强调，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文章以2017—2021年江苏省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将样本分为A、B、C三个区域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该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表现。

2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数字普惠金融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了服务对象和服务地域位置的限制［1］，实现了金融服务覆盖范围的“横向”延伸，特别是为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使得传统金融模式下的“地区排斥”“长尾现象”得以缓解，促进经济协同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数字普惠金融减少了金融机构增设实体分支机构的成本，通过数字化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的结合，创新金融产品，优化储蓄、信贷服务，简化支付手段，解决了传统金融服务成本高、效率低的缺点，提高了长尾人群对金融服务资源的可获得性，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刺激了居民消费支出。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带来便利的移动支付方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得居民支付方式从实体支付向网络支付转变，大大地降低了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显著地促进了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使居民的消费观念从“适度消费”向“提前消费”转变，其中，数字信贷的发展解决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帮助消费者实现了跨期消费。因此，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刺激消费可以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快速准确地匹配供需目标，大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提供更加方便和灵活的融资机会，降低了企业获得资金的困难，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和创新［2］，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促进了创新型企业的出现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3］。

3 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章被解释变量为取对数后的人均 GDP 即 Ln（RGDP），核心解释变量为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即（DIFI）［4］，控制变量为受教育水平（EDU）、政府行为水平（GOV）、城镇化水平（UR）、就业率（ER）。其中，受教育水平用当地教育经费支出与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值来表示，一般来说，居民受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政府行为水平用当地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政府行为水平越高，说明当地政府越作为，越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增长；城镇化水平用当地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与地区总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表示，城镇化水平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就业率使用就业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值衡量，就业率的高低，能很好地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增长情况。

文章主要采用江苏省13个市2017—2021年的面板数据，核心解释变量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余变量数据均来自江苏省统计局。

3.2 變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1中可以看出，取对数后的人均 GDP（Ln（RGDP））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0.37，均值为5.6313，标准差为0.09239，说明江苏省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均衡的现象。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差距较大，均值为280.1931，标准差为25.99214，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江苏省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从各控制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额来看，居民受教育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就业率的波动幅度较小，表明江苏省各市之间的发展没有明显差距。政府行为水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1.09，说明江苏省各市的政府行为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

3.3 实证检验

3.3.1 模型构建

文章以江苏省13个市2017—2021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具体如下所示：

LnRGDPit=α+β1DIFIit+εit（1）

LnRGDPit=α+β1DIFIit+β3EDUit+β4GOVit+εit（2）

LnRGDPit=α+β1DIFIit+β2ERit+β3EDUit+β4GOVit+β5URit+εit（3）

其中，i表示各市，t表示年份，β表示回归系数，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DIFI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EDU表示当地的受教育水平，GOV表示政府行为水平，UR表示城镇化水平，ER表示当地的就业率。

3.3.2 面板回归模型

（1）面板回归分析。文章首先对模型进行F检验，从表2可以得出结论，P值为0，说明应该拒绝混合模型。其次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P值为0.004，小于0.05，说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应该采取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模型（1），文章采用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根据模型（1）、模型（2）、模型（3）采用逐步回归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各市经济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引入控制变量前，DIFI 系数为0.00356，随着控制变量数量的增加，DIFI 系数变为0.00346，变化不大。控制变量方面，受教育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城镇化水平对人均GDP有正向作用，对所属地区的经济发展效果明显，而受教育水平对人均GDP有着显著的负作用，即受教育水平增加一个单位，就能引起人均GDP下降0.297888个单位。显然，这一结果与一般经济规律不相符。导致出现这种结果的合理解释为江苏省为教育大省，教育投入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能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加上疫情三年经济增长之力，导致教育支出的累计过量，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人才外流也是导致这一现象可能存在的原因。此外，政府行为水平和就业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驗，可能是样本异质性造成的。

（2）分区域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影响的异质性表现，文章按照人均GDP将江苏省13个市划分成A、B、C三区，进行分区域研究。其中，A区包括人均GDP相对较高的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B区包括人均GDP中等的南通、泰州、扬州，C区包括人均GDP相对较弱的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A区、B区与C区的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如表5所示。

表5为分区域后的回归结果，数据表明三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指标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都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这些地区经济的增长。DIFI每增加一个单位。A、B、C三区取对数后的人均GDP分别增加0.003341、0.003462和0.003561个单位。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江苏省三区的经济增长影响差距并不大，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的C地区作用相对显著。从全国范围来看，江苏省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科学技术发展领先，省内各市的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度均达到较高的水平，在这样的前提下，造成数字普惠金融作用力大小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C区的经济相比A、B两区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C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略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在控制变量方面，受教育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表4结果一致，区别在于A区的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Ln（RGDP）的影响较B、C两区更为显著。教育水平在三区中皆呈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支出的累计过量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和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流失导致其对经济的影响呈负相关。而政府行为水平在C区并不显著，说明C区存在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经费使用效率等缺陷，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就业率在B区的效果不显著，说明该地区就业质量不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文章选用 2017—2021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江苏省各市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各地经济增长的差异性不大，对经济相对欠发达区域的影响显著。最后，经济增长和数字普惠金融、城镇化水平、政府行为等均存在紧密的联系［5］。

4.2 对策建议

4.2.1 因地制宜，促进金融发展

针对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和方向，以适应和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较发达、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A、B区，应加强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与协调发展，积极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企业创新创业等高层次需求方面的作用，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经济欠发达、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C区，传统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应双管齐下，先优化传统金融的发展，合理布局实体网点、加快推进数字技术，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为数字普惠金融夯实基础，同时优先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减贫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4.2.2 加强监管与防范，提高安全保障

一方面，在已出台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数字普惠金融运行过程中的数字安全、交易机制、隐私保护等具体规定，确保个人信息及数据的使用达到安全标准，从而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以实现数字技术、普惠金融及经济增长的耦合。另一方面，提高风险监测水平，依法对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进行管理，完善信息披露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及时发现和取消不正当和非法的金融产品，保护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双方的权益。

4.2.3 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需要居民的积极参与，因此居民要提高自身的金融素养，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养成金融安全意识和信用习惯。一方面，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不定期的举办宣传数字普惠金融知识的活动，动态的激励居民学习金融知识，对有特定需求的人群做出针对性的深入讲解，使其得以掌握各种金融工具的使用。同时，金融平台上应及时发布普惠金融相关政策以及新闻，普及防范网络诈骗知识，公开正规投资、融资渠道，打击非法融资，保护金融用户的合法权益，为居民提供信心保障。另一方面，居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网信息平台等渠道，自主学习和了解关于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资讯、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以提高自身的金融素养，积极地响应政府的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和举措，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自身和地方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良，王洪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J］.当地经济，2023（7）：14-21.

［2］唐文进，李爽，陶云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283 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34（6）：35-49.

［3］姜松，周鑫悦.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金融论坛，2021（8）：39-49.

［4］宋露，曹洪华.数字普惠金融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113个县级面板数据［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2（4）：74-76.

［5］杜亚梅，童中文.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以江苏省13个市为例［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22（5）：9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