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蒙要训》看敦煌地区的农业

王建 吕浩喆

［摘要］ 《开蒙要训》是现今敦煌文献中所发现较为完整的一篇有关幼童启蒙的文章，其中包括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中涉及诸多农业生产、手工业以及牲畜养殖的基本知识，对敦煌地区农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有助于培养敦煌地区农业的生力军以及贯彻以农为本的思想。因此，《开蒙要训》除在研究隋唐时期敦煌地区启蒙教育方面有着重要价值外，其在研究敦煌地区的农业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敦煌文献；《开蒙要训》；农业技术；蒙书；农业思想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1-0050-08

敦煌蒙书是在敦煌文献中较有特色的一部分文献，是中国古代出土文献中发现的最大一批“蒙书”，其数量和种类都十分可观，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蒙书中除传授人伦礼仪、生活知识之外，不可避免地涉及农业领域。笔者基于郑阿财、朱凤玉先生《敦煌蒙书研究》所收敦煌蒙书 25 种，凡 250 件写卷。

蒙书的对象主要是处于童蒙时期的幼儿，是幼儿打下知识基础、构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第一批语言文字材料。本文选取敦煌文献中较为重要且较为完整的蒙书《开蒙要训》进行论述，并对这部蒙书中十分具有特色的农学、农业作物等方面的知识作为出发点进行探讨。“开蒙”表明了此著作的编写目的和受众，即为幼儿编写的开启童蒙的著作，“要训”则表明内容的侧重点，即为训释日常生产生活较为重要的名物。《开蒙要训》用基本不重复的1400多字，以四言韵，依自然名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等内容贯联，多用俗语俗字，注重实用。郑阿财先生在论集此书的价值时谈道：“该书在教育儿童识字的同时，也灌输各种日常生活的知识，藉以启迪儿童的智慧，确实是一种切合实际生活、符合教育原理的通俗识字类启蒙教材。”［1］故此书是敦煌地区较为重要的童蒙学习的文献之一。

《开蒙要训》现共有37件写本，其中明确注明时间的有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P.2578和P.3054，分别標注时间为天成四年（929）和天福三年（939）；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所藏则有大中五年（851）、显德五年（958）、清泰二年（925）。从现有的《开蒙要训》后所标注的时间来看，至早在唐代末期，《开蒙要训》便已经在敦煌地区流传，故《开蒙要训》的撰写时间，要比大中五年的时间更早，故其中所记载的相关信息，当是唐代大中年间之前的诸多信息，因此讨论《开蒙要训》中所涉及的农业信息，是以《开蒙要训》为线索，研究敦煌地区在唐代时期的农业发展情况。

一、《开蒙要训》中的农业生产生活信息

敦煌在汉代起便成为交易重镇，但其在中西交流中扮演的角色大致是一个驿站的作用，商队西来，在敦煌作短暂停留，之后便穿过河西走廊抵达中原；商队西去，亦是在敦煌作一简单停留后走向西域各国，纵使在丝绸之路已经发展了数百年的唐代，受制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敦煌地区的经济重心还是在农业。因此，探讨敦煌地区的农业，是以一家一户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非集约化的庄园经济。

《淮南子·主术训》记载耕织的重要性：“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2］纵使敦煌地区是一个交通往来的重要商镇之一，但正如郑炳林在其《晚唐五代敦煌商业贸易市场研究》一文中谈道：“敦煌地区特产有棉花和水果，如杏、梨、葡萄等，但是物产非常贫瘠，虽然种植棉花，就其质量来说远远不如吐鲁番的棉花和棉布。种植有杏、梨、葡萄和瓜果很多，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尽管敦煌地区的瓜很出名，毕竟瓜不是用来长途贩运的商品，主要是自产自用的农产品。我们从敦煌市博物馆藏58号地志残卷记载到沙州敦煌郡贡品只有碁子，比起敦煌临近的肃州酒泉郡、甘州张掖郡、伊州伊吾郡来说都要少，足见敦煌地区当时商品还是很匮乏的。”［3］

（一）农业生产

《开蒙要训》中记载有粮食作物的信息，现摘录如下：

粳粮糯秫，禾粟穬稻。糜黍谷麦，豌豆■荞。碓硙碾磨，杵臼舂捣。麦面筛麸，鹿涩细好。颺簸糠糩，秕■箕蒿。稍穰秸■，晒曝干燥。［4］

此处不仅具体地列出粮敦煌地区种植较为普遍或常见的粮食作物名称，同时对其加工的方式做了简要的说明，前四句中出现的粳米、糯米、粟、小麦、旱稻等粮食作物，应当采用“碓硙碾磨，杵臼舂捣”的方法对其进行初加工，使麸壳和粮食分离，在莫高窟第61窟西壁中，便有踏碓图，图中有两人在屋前舂米，一人用脚踏碓，一人则往碓中添加稻米，一旁还放有簸箕等工具。“碓硙碾磨”原本是加工粮食作物所使用的四种研磨工具，在此处当为名词活用作动词，意为“使用碓、硙、碾、磨等加工粮食”。在对粮食进行研磨的初加工程序后，其中的秸秆、麸壳等杂质与粮食混在一起，在这时便需要进行“筛”的工序，原文中提到“麦面筛麸”，便是指粮食在经过筛的工序后，会去除大部分粮食中的杂质，以便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在将粮食中的秸秆、麸壳等筛出之后，还需要进行“扬”的工序，扬场是在农作物进行脱壳之后，由人手拿木制的锨或簸箕，迎着风将粮食扬起来。敦煌有谚语云：“风中扬谷，秕者登先。”这一道程序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筛除粮食中细小的麸壳和秸秆，同时也会将粮食中不够饱满的谷粒筛选出来，质量较轻的麸壳、秸秆、秕谷等随风飘得较远，而饱满的谷粒由于质量较重，依旧落在原处。扬场结束后，粮食在收割之后的一系列程序才算正式结束，之后便是将粮食晒干、收藏即可。

在对粮食加工结束后，除需要将加工好的粮食晒干之外，还需要将则良种晒干，以备明年播种之用。《齐民要术》中讲道：“取麦种，候熟可获，择穗强大者斩，束立场中之高燥处，曝使极燥。无令有白鱼，有辄扬治之。”［5］26

同時，还需要将剩余的秸秆、麸壳、秕谷等均可作为牲畜的饲料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生产生活原料，故在后文中有“稍穰秸■，晒曝干燥”等一系列工序进行阐释。

在此文其他地方更是较为细致地讲明使用农具、加工粮食作物的方法：

耧犁耕耩，锄刨垄畔。稙■稀疏，穊密稠短。亢旱焦枯，沟渠溉灌。柯柌橿柄，芟刈撩乱。削斫斩锉，揉挼押按。杈杷挑拨，扻策聚散。捶积苫持，浸渍淹烂。［4］

在此处，《开蒙要训》列举了常见的农具，有耧、犁、锄等。同时，将农具的具体用法也简单指出，耧犁用于耕地，而锄则是挖掘、除草所用。《齐民要术》：“苗出垄，则深锄。”此处是指锄地，而在他处“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5］102。此处，锄当作除草之意。

此外，《开蒙要训》对于农业中常见到的问题也作出阐释，要依据天气情况，适时对农作物进行灌溉，以达到保墒保水的目的。同时，还要及时清除农田当中的杂草，对于杂草的清除，有两种方法，较为短的杂草，使用锄头进行清理，而对于较高的，则需要用刀等锐器割除，称之为“刈”或“芟”。在对收割完的秸秆等，也要对其进行整理，如火烧或是将其堆肥等。

“浸渍淹烂”四字则是在讲授如何培育成活率高的种子，《齐民要术》中记载：“凡‘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舄用貊，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强■用蕡，轻爂用犬……郑司农云：‘用牛，以牛骨汁渍其种也，谓之粪种。”［5］37《齐民要术》在第二章中详细列举了依据不同的土壤条件，用不同动物的骨汤及其粪便混合选育良种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种子外面附上一层养料，在保证种子发芽温度的同时，使萌发出的种子更好更快地发芽，从而更加茁壮地成长，以确保一年的粮食产量。

但由于敦煌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导致了敦煌地区具有与中原社会不具备的名物存在，蔡喆老师在其《汉魏六朝诗赋中的西域名物》一文中谈道：“中国很早就从域外引入各种植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供观赏的奇花异草，一类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果树或具有医药价值的草木。”［6］故《开蒙要训》还对当时敦煌地区常见的植物、调味品等作了列举：

槐榆椿楮，桐梓拓桑。榠查椑柿，柑橘槟榔。苽桃李奈，枣杏梨棠。葱蒜韭薤，茱萸椒姜。芸薹荠蓼，葫■芬芳。蔓菁葵芥，萝卜兰香。■蒿藜藿，筍蕨荨荇。［4］

以上植物，如■、蒜等作物原产于西域诸国，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从此处来看，这些来自中亚、西域的植物已被敦煌地区的民众普遍所接受，并在日常饮食中广泛使用。除外来作物外，还有自中原进入敦煌地区的作物，诸如“薤”这一作物，除我国新疆、青海地区之外均有出产，而敦煌地区与新疆毗邻，大概率不会有这种作物的生长，故薤应当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一种作物。此外，还有槟榔、柑橘等均为中原地区传入的植物。

除其他地区传入敦煌的植物以外，《开蒙要训》还列有槐树、榆树等木材原料，也有苽、桃等水果。同时，还列举有敦煌地区常见的香料、蔬菜等作物。从《开蒙要训》所见敦煌地区的农产品还是较为丰富的，但如上文郑炳文先生所谈到的商品匮乏的原因就在于当时人们的种植理念是不同的，在《齐民要术》中记载当时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条件：“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于疆易。”［5］52此句意在说明，桑树仅仅是用作环绕自家房屋的篱笆存在，蔬菜有固定的菜畦进行种植，瓜果之类的水果等也只是作为不同地主的田地之间的界限而种植。因此，诸如桑树等可以发展纺织业的植物，由于无法集约化种植，使得其成为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植物，蔬菜、水果等扮演的角色也相似，都只是作为一种农耕经济的附属品，没有形成生产剩余，仅作为自家的食余，故也就无法将其在集市上兜售获利，从而产生经济效益。

（二）手工业生产

除了上文谈到的农作物的名称和种植的名称、方式外，《开蒙要训》对于手工业，尤其是纺织行业的生产以及衣物的不同名称亦有涉及：

縿丝抚茧，棉絮纤纑。纺褐裘装，麻葛■■。紵练单紃，布绢紬絁。绫纱缯■，罗榖锦绣。鲜纹双■，纰缦紧绉。针缕绽缀，补袟穿陋。缓续缝■，■络緛就。■裆裈袴，衫襦褾袖。襟襕领纽，腰襟新旧。帔巾帊幞，袍被裙究。缉续纑萦，女人佣作。机梭筬筀，踕胜■霍。■繀织幅，经引纺络。紫绛苏芳，绯红碧绿。绷缥绀绮，斑黄皂帛。筐麓箱柜，衣裳叠襞。鞋袜靴梨，屡履屟展。［4］

自张骞“凿空”西域起，中国所生产的技艺精湛的丝织品等产品便通过张骞所打通的商路传向西域各国，如果说上文中的农业部分是对男性生产者的部分启蒙，那此处对于纺织品以及纺织技术的介绍，则是对女性生产者提出的要求，而原文中的“女人佣作”则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证实。在修成于唐景福二年（893）莫高窟第196窟北壁绘画中，便有织机的图样，从现有的敦煌壁画所绘有织机的洞窟来看，此窟是在莫高窟发现的最早绘有织机的洞窟，而其他洞窟所绘画的织机，大都出现在五代及宋元时期。

《开蒙要训》在此处介绍了不同材料的纺织品，有麻、葛、■等。麻是唐代平民日常穿着的重要服饰材料，麻的原料是大麻，又称为火麻、汉麻、紵等。我国使用麻作为制衣材料的历史可上溯至先秦时期，《诗经·东门之池》载：“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7］从《诗经》的记载可以看出，我国对于麻布的加工以及使用是相对较早、技术也是相对成熟的。上世纪50年代吐鲁番阿斯塔那第84号墓坑所出土的唐代大麻被，便是麻布被广泛应用的最好的实物证明。葛作为服饰材料的使用时间也是较早的，但是葛这一植物的种植条件以及使用价值不如麻布，因此在魏晋以来，葛由衣裳用料，逐渐演变为头巾等饰品的材料，这与其原材料不易得以及不易加工的原因有关，故葛在《开蒙要训》中虽有提及，但也只是作为麻布的陪衬而出现。

■亦是制造衣物的一種原材料，其所作的布料又称“榻布”，《史记·货殖列传》载：“榻布皮革千石。颜师古注曰：‘粗厚之布也。其价贱，故与皮革同重耳，非白叠也。荅者，厚之貌也。”［8］也有学者认为榻布是由木棉制成的棉制品，学界说法较为不一，但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榻布是由■草作为原料制成的衣物。同时，从此处■所处的位置来看，是三种廉价衣物材料的连用。因此，纵使有由木棉制成的榻布出现，但榻布在《开蒙要训》中是指较为廉价易得的布料。

而除上述的麻、葛、■等平民所使用的衣物材料来看，也有如丝、裘、绢、绫纱、缯、■等较为昂贵的材料，这些材料大都是普通人穷极一生无法使用到的材料。纵使这些珍贵的原材料出自平民女性之手，但其最终的归属还是走向了上层。因此，这些较为珍贵的原材料在此处也仅仅只是列举，或是为社会阶层较高的富家子弟所写。

《开蒙要训》亦在此处介绍了不同形制衣物的名称，如“■裆”指的是一种无领无袖的外衣，“裈”则是指相别与无裆的套裤而言的满裆裤，“襦”则是指短衣、短袄等。襦、裙、裤等衣物由于其制作原材料的不同便有贵族与平民 之分，下文中有“针缕绽缀，补袟穿陋”一句，此句的目的在于教导女性需要及时地缝补衣物。综合这两处的语言可以看出，《开蒙要训》的主要受众不仅是童蒙时期的幼儿，更是普通百姓家中的幼儿。此后便是对衣服的不同颜色进行区分，有紫、绛、绯红、碧绿等颜色，敦煌壁画中除上述所说的几种颜色外，还出现诸如赭石、靛蓝等，更有通过人工合成的合成色。纵使这些颜色不能含纳当时出现的所有颜色，但其对幼童启蒙的意义是巨大的。

（三）牲畜养殖

牲畜在农耕、交通运输等方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故有余资之家，均会购置驴、牛、马等牲畜作为自家进行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基于牲畜在农业方面的重要性，《开蒙要训》中便写道：

驴马牛犊，肫狗猪羊。骆驼骡象，餧饲肥强。騟骝骓駮，骢■騧■。［4］

驴出现在敦煌壁画中，一般是作为运货和拉车的牲畜，在莫高窟第45窟主室南壁中，便有《胡商遇盗》一图，图中较前面的驴惊恐地注视着遇险的主人，较后方的驴则露出忧愁而紧张的神情。同时，其他壁画中也有被缚的驴、低头饮水的驴等。从《胡商遇盗》一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驴和骆驼一起承担着丝绸之路上运输货物的责任。但由于驴相对骆驼而言，载货量小、续航能力不足的问题，使得骆驼在丝绸之路上的实用意义要大于驴。

敦煌壁画中的马，则形象更加多样，莫高窟第431窟南壁绘有马夫与马，第323窟绘有张骞出使西域的马队，第332窟南壁西部则绘有佛陀涅槃后八王争舍利时骑马战斗的场面等。彼时，马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普通百姓很难使用，但也不乏有较为下等的马匹供普通民众使用。因此，在《齐民要术》以及诸多农书中，均设置有相马一节，从马的各个方面入手去讨论如何选择一匹优秀的马，而对于驴，则大都一言以蔽之，这也从一个侧面发映出马的重要性以及珍贵程度。在麦积山石窟第127窟绘有骑士像，壁画中由一全副武装的骑士骑乘在全身赤色的马匹之上呈奔跑状。在同窟亦绘有■子本生图，图中亦有奔跑的马匹。第135窟则更绘有骑兵征战搏斗图。麦积山石窟壁画中的马，与敦煌壁画中的马的绘画技法十分相似，均用墨笔勾勒轮廓，后使用单一的纯色渲染马匹的毛色。可见麦积山壁画中则是以战争、骑猎为主，而敦煌壁画中的马不仅作为运送货物的交通工具出现，同时也是重要的军事资源。

在莫高窟第11号窟北壁便绘有耕牛图，同时还绘有牦牛、野牛等。牛在敦煌壁画中一般是用作耕田，壁画中大都使用两头牛耕田。由于驯化牛的速度相较于马等较为慢，因此一般将牛用于劳作。而大象则一般以六牙白象的形象出现，由于敦煌地区较为干旱，因此在敦煌地区较不可能出现大象的身影，因此敦煌壁画中的大象大都作为普贤菩萨的坐骑出现在壁画中，而出现象耕作的场景则大都是在佛教的本生图中所绘的天竺地区农民生产生活的场景。

《开蒙要训》中对于如何饲养牲畜，仅提到“餧饲肥强”四字，而如何将牲畜饲养的肥强，则在文中未曾提及。《齐民要术》中对于如何饲养好牲畜给出了普遍意义上的论述：“服牛乘马，量其才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5］277并且贾思勰在进行总述之后，在《齐民要术》卷6中集中论述了如何挑选、饲养、治疗马、牛等牲畜。贾思勰认为，只有顺从牛马等牲畜的天性，根据时令的变化饲养他们，就一定会变得健壮。王祯在其《农桑通诀》中进一步阐释贾思勰的理论：“牛之为物，切于农用，善畜养者，勿犯寒暑，勿使太劳。固之以劳捷，顺之以凉燠。时其饥饱，以适其性情；节其作息，以养其血气。若然则皮毛润泽，肌体肥腯，力有余而老不衰，其何困苦羸瘠之有？”［9］

无论是在蒙书中抑或是农书中，作者都不惜对牲畜多着笔墨，其原因在于牲畜本身的经济价值较高，非普通人家所能易有之。因此，无论是在饲养或是在挑选方面，都需要十分中意。同时，牲畜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亦十分可观，《齐民要术》载：“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养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5］27可见，牲畜已经成为古代不可替代的农业生产主要动力，提高了耕种效力和耕种效果，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粮食生产效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整个古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开蒙要训》涉及农业知识的目的及意义

（一）以农为本

《开蒙要训》作为孩童的启蒙读物，势必要涉及一些国家所倡导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文中有历来为官方政府所推行的君臣之道、人伦关系以及劝导孩童向善去恶的内容，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农业知识以及生产生活知识，而这便于我国历代所崇尚的“农本”思想相合：“人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边境安则主位尊。人农则童，童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博深。”［10］同时，《贞观政要》中便单设《务农》一章来指出农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务农章》开篇便引用唐太宗的话道：“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11］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之下，朝野上下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发行系统化的农书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一方面普及农业基础知识，为培养农业的生力军奠定基础，而《开蒙要训》则属于后者的范畴。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北出口，自汉朝起便是汉王朝同西域诸国进行友好往来的边陲城市，同时也是中西交流的咽喉要道。故敦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既发展长短途贩运业，也有服务业等商业的发展模式，但这些行业始终没有成为敦煌地区经济的主导力量。敦煌地区的经济之本在于农业，敦煌地区的经济重心依旧在于发展农业，故《开蒙要训》中虽然涉及商业的领域，但其更多的笔墨和篇幅在于农业。

在邓文宽、马德先生主编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科技卷》中，虽未见载农业技术等文章，但在《科技卷》42篇论文中，讨论历法的文章达到22篇，历法与农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较早的官方目录中，历法类书籍隶属于农家类，后世随着历书的逐渐增加和我国目录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细化，历法类书籍才单独成为目录学书籍中的一个单独类目出现。故探讨古代历法知识，一定程度上便是在探讨我国古代的农业生产知识。在此卷首篇文章《敦煌科技文献丛谈》中，作者周丕显指出：“历日是利用天象来推算时间，从很古的时候起，我国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就在耕作和游牧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根据地球、太阳和月亮三者间的相互运动，以判别季节，记载时日，指导生产。”［12］优秀的历书，对于指导生产的作用十分巨大。故在敦煌文献中，对于历法的记载以及后世论述历法文献的文章，也在侧面反映出敦煌地区农业发展的状况。敦煌现发现的文献中已发现20余种历法类书籍，而历书的编纂，更是服务于农业这一核心。

在讲明农业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之外，《开蒙要训》亦在向学生传递勤劳质朴的美德：“扫洒庭院，料理园场。畦苑种莳，栽插端行。”［4］发展农业要倡导勤劳谨慎的精神，《汜胜之书》：“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5］26在正面论述和讲授以农为本、勤劳质朴的重要性外，《开蒙要训》还在后文通过对械斗、赌博、偷窃等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规劝儿童行本业、行正业，这也从侧面传递出要教导童蒙务正业，回归农业生产，求本务实：

劫贼剥夺，怕怖惧忙。偷盗私窃，越蓦非常。追踪逐迹，忖度思量。谋计智略，掩捉搜赃。诈伪诳惑，詃诱夸张。摴蒲摊赌，酬赛输觞。围棋握槊，戏弄披倡。牢狱囚禁，系缚殃。检验察访，勿妄诬谤。榜椊鞭棒，枷鏁杻械。判无阿党，岂枉贤良。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蒙习学，易解难忘。［4］

《开蒙要训》一方面劝诫幼童着眼农事，传授简单的农学知识，一方面又从反面指出不务正业的结果，从正反两方面共同烘托出以农为本的主题。这既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之本，也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之本。

（二）指导农业实践

《开蒙要训》已在敦煌文献中发现共37份写卷，其中更有孩童摹写的文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开蒙要训》在敦煌地区的普及程度。敦煌地区的教育普及程度在公元2世纪以后到11世纪初的1000多年间，被当地世族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资源。敦煌地区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成为世家大族的幕僚。这种文化的垄断，使得敦煌地区的受教育群体仅限于世家大族的子弟之间。因此，大多数普通人家的幼童在国家福利教育机构完成启蒙之后，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在蒙书中涉及农业的实践知识是必要的，也是其获得农业知识的途径之一。

郑阿财在总结《开蒙要训》的价值中说道：“敦煌地处西陲，隋唐时不仅是东西交通枢纽，更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唐代教育普及，敦煌地区的教育也十分发达，既有州、县等官学，也有寺学、义学等私学。即使中唐吐蕃占领敦煌之后，或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地区的教育仍然持续不辍，童蒙教育既承袭中原传统的教育内容，也具有西北边陲胡汉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质。敦煌蒙书保存实况正充分反映了此一特质。《开蒙要训》的流传则展现其时代与地域之文化特质。”［13］早在唐代初期，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便十分发达，唐高宗李渊在武德七年（624）二月便下诏：“诸州有明一经以上未仕者，咸以名闻；州县及乡皆置学。”［14］敦煌地区对于中央政府决策的贯彻与落实，使敦煌地区以州学、县学、乡学、坊学为代表的教育事业十分繁盛，在中央政府主导的教育机构之外，还有以寺学为主的私学机构不断涌现，敦煌历经唐代政府、吐蕃、归义军等不同政权的管辖，在这些政权的交错中，官学和私学的办学规模也此起彼伏，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敦煌的教育事业并没有因为政权的交替而走向衰落，虽然官学和私学所教授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是这二者所秉持的教育思想是相同的，这也就导致了在某些领域所传授的知识是相同的。《开蒙要训》所涉及的内容第一在于识字启蒙，第二在于辨别名物，而其中所涉及的向善的内容，则是佛教和儒家所共同秉持的。从有明确记载《开蒙要训》书写的时间来看，在公元851-958年这100余年的时间中，《开蒙要训》并未因不同主导政权的影响而停止传播和学习，纵世殊时异，《开蒙要训》依旧会广泛使用在敦煌地区的童蒙教育之中。

此外，以《开蒙要训》为代表的蒙书从所携带的知识内容来看，包括了種植业领域从育种到储存的一些列步骤，手工业的名物训释以及牲畜的养殖等具体的论述。同时，从普通民众接受更深层次的教育的普及度来看，以蒙书为代表的一系列较为简单的识字读本等书籍是普通民众家中的孩子所能接触到的为数不多的书籍，故这些蒙书的作者在所作的蒙书中，不遗余力地传授生产生活实践。

三、结语

《开蒙要训》是敦煌出土的20余种蒙书中较为完整的一部，其虽只有1400余字，但所涵盖的知识基本上涉及了一个普通人一生所能接触的所有领域，而农业相关领域更是占据了此文1/3的篇幅，若是算及如饮食器具、烹饪方法等内容，则将会占据一半以上篇幅的内容。可见，农业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敦煌，依旧占据着中心地位。而蒙书中所涵盖的农业生产生活知识，是幼童们在走向农田，步入社会的第一部指导性文字，在其走入农耕生活之后，会从前人的具体实践、自身的实践中进一步验证蒙书中知识的真实性和指导性，正如《开蒙要训》结束语：“童蒙习学，易解难忘。”这既是蒙书的生命力，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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