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毯的商业化及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2024-04-26 08:31依达亚提·亚尼塔克
丝绸之路 2024年1期
关键词:文化交流商业化

依达亚提·亚尼塔克

[摘要] 19世纪下半叶,中亚人群上千年来编织和自用的地毯走向商业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西方人审美观的变化,以及各种博览会和博物馆、西方文学和影视、沙俄在中亚修建铁路等外部因素相关。中亚地毯的商业化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并为中亚重新融入世界体系发挥了一定作用。本研究既为窥视中亚社会文化提供一个崭新视角,也为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库咨询。

[关键词] 中亚地毯;商业化;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1-0099-08

一、引言

中亚①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节点,今天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地区之一。地毯编织是中亚传统手工艺。直到19世纪中叶,中亚人群主要为自己生活需求编织地毯,地毯图案的题材和工艺一直保持着传统风格,反映了自古以来草原游牧族群与绿洲农耕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交融。19世纪中叶之后,中亚地毯走向了商业化,地毯编织数量增加,图案题材及其工艺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类似的现象还同时出现在伊朗、高加索、中国、印度及安纳托利亚等地编织的其他东方地毯。东方地毯的商业化并不是东方国家内部文化的产物,而是与西方世界对东方地毯(包括中亚地毯)需求的增加息息相关。自19世纪中后期起,西方对中亚地毯的需求为何明显增加,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中亚地毯商业化是东方地毯商业化的一部分,东方地毯商业化方面的研究主要出现在波斯地毯相关的文献中。M.穆阿利姆(Minoo Moallem)在其著作“Persian Carpets:The N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Commodity”② (《波斯地毯:拥有跨国商品的国家》)中详细探讨了波斯地毯走向西方市场的历史。在最早专题研究中亚地毯的著作“Ковры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Конца XIX-Начала ХХ BB”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亚地毯》)中,作者莫什科娃(Valentina G. Moshkova)详细介绍了中亚人群地毯编织情况。对于博物馆里的中亚地毯进行的研究方面,不得不提到俄罗斯学者查列娃(Elena Tsareva)的两本典型著作:第一本是“Rugs & Carpe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Russian Collection”④ (《俄罗斯收藏的中亚挂毯和地毯》),作者对收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的18-20世纪编织的上百张中亚地毯进行了探析;第二本是2011年在德国出版发行的“Turkman Carpets”⑤ (《土库曼地毯》),这是一本把德国人霍夫迈斯特(Hoffmeister)收藏的16-19世纪的将近200张中亚地毯作为一手资料编写的著作。尽管中亚地毯相关研究并不少,但专门探讨中亚地毯商业化的文献并不多。

二、地毯是西方人向往的东方商品之一

东方地毯进入西方人的家庭生活之前,早已在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这一点在西方人的油画中可以体现出来。文艺复兴以来,东方地毯图像在欧洲油画中经常出现。油画中,地毯是奢侈品和贵族生活的组成部分,或东方市场上展示的异国情调物品[1]35。其出现的位置一般都在神仙、国王或贵族脚下,或出现在宫廷、教堂等对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有影响的场所。这说明东方地毯在西方文化中最早已是神圣和奢侈的代名词。根据油画中的图案题材特征,可以分辨出其编织地点。欧洲油画中描绘的地毯中,中亚地毯占有一定的分量。由此可见,中亚地毯对西方人来说并不陌生。

在16世纪、19世纪的这三幅油画中(图1),前者中出现的地毯被认为是安纳托利亚地毯,后两者中出现的地毯都被认为是中亚地毯,这说明中亚地毯在东方地毯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16世纪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宫廷中的众多油画中的东方地毯(图a)是地位和富贵的象征。19世纪的油画(图b)中出现了土库曼地毯和中国瓷器等奢侈品的图像,这说明地毯在西方是地位、富贵和财富的象征。19世纪的油画(图c)中出现了安纳托利亚地毯和乌兹别克刺绣地毯,体现了东方社会的浪漫生活[2]。

这三幅油画中,前两幅画展现地毯在西方人生活中的情景,地毯是与人的高等需求相关的东方物品。后者描绘了地毯在中亚社会中的情景,从其叙事题材来看,情景中地毯图像的出现使得中亚人的生活具有一种浪漫气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人把地毯与中亚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想象的结果。由此可见,中亚商品中,地毯在西方社会拥有其他任何商品所无与伦比的地位。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很多西方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并开始购买地毯、瓷器等奢侈品。对他们来说,这些东方商品并不只是家用的生活用品,而是展现自己地位和奢侈生活的标志。这是19世纪中后期大量中亚地毯流入西方市场的社会基础之一。

三、中亚地毯商业化开端及其主要因素

近代晚期以来的百年里,世界经历了西方和东方互动最频繁的一个时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不同文明之间的主动或被动交往明显增加。19世纪中后期之后,工业文明也冲击了欧亚大陆,这使得中亚被纳入沙俄版图。从此,中亚原来的游牧民与定居民的“流动—定居”共生体系进入了一种更复杂的结构中。不同文明的冲击加速了彼此的互动和交流,这也体现在中亚地毯的商业化方面[3]。

中亚地毯与其他东方地毯的商业化都是与西方世界息息相关。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殖民扩张等运动,西方很多国家的经济在19世纪中后期有了较好发展,人们的财富逐渐增多,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使得很多人有能力购买东方的奢侈品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位。东方奢侈品中,地毯具有一席之地。1880-1915年,东方地毯及带地毯的家具装饰在欧洲和美国成为时尚。用于裝饰家具的这些地毯主要来自俄属高加索和中亚的土库曼斯坦[4] ,这意味着中亚地毯渐渐变成了西方家庭中的一个物品。影响中亚地毯商业化的因素众多,其中,西方资本市场的扩大、西方人审美观的改变,以及各种地毯展览、博物馆,东方文学和影视等因素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

中亚地毯走向商业化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19世纪中叶起,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为自己的商品打开了国际市场。然而,这也加大了地毯等东方商品出口到西方的规模。东方地毯中,最早走向商业化道路的地毯应该是伊朗地毯。萨法维王朝时期,部分伊朗地毯销往欧洲,但因价格昂贵,没能走进普通欧洲人的生活。随着西方的崛起,19世纪中叶后期,很多欧洲家庭有能力购买东方地毯,这刺激了东方地毯的生产。于是,拥有地毯编织传统的很多东方国家自19 世纪末开始大量生产地毯。变成商品后的地毯像其他商品一样具备了几个要素,即地毯变成了物质文化对象、投资对象及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的对象[5] 。

首先,作为物质文化对象,地毯是东方文化中的一个象征性商品。当西方人听到“地毯”这个词时,他们脑海里首先出现的就是东方。其实,地毯走向商业化之前早已变成了东方标志性物质文化。其次,地毯走向商业化后变成了投资对象。很多西方企业家在编织地毯的东方国家建起了地毯作坊,这类地毯作坊在伊朗及印度较多。19世纪60年代,英国在印度各地建立了地毯作坊、艺术学校、博物馆、政府控制的地毯设计处等。这些都受伦敦科学和艺术部门的指导,很多英国人在印度投入设计等工作中[5]503。因地毯贸易鼎盛时期,中亚已被纳入沙俄管辖,中亚地区没有出现西方人投资的地毯作坊,而出现了沙俄工业部门建立的作坊。最后,作为流通和交换商品,东方地毯全面走向了欧洲和美国市场。就中亚地毯而言,布哈拉、阿富汗、印度、俄罗斯的地毯市场是中亚地毯流入伊斯坦布尔地毯市场的渠道。伊斯坦布尔是中亚地毯走向欧洲和美国的中转站。沙俄修建中亚铁路之前,中亚的地毯都用驼队来运输(图2)。随着铁路的修建,销往西方的中亚地毯数量明显增多。这一点可以从修建中亚铁路之后的欧洲和美国市场上明显增多的中亚地毯数量中看出来[4] 。

从西方的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时期来看,时间段与东方地毯的商业化开端完全吻合。东方地毯走向商业化的起点是19世纪中叶,正是英帝国等欧洲国家不断在东方殖民扩张并为自己商品打开市场的时期。虽然殖民扩张为被殖民地区带来了很多灾难,但也加速了殖民国家和被殖民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就中亚地毯的商业化而言,西方资本市场的扩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二)西方人审美观的变化

19世纪中叶之前,东方地毯只是极少数西方上层人士家庭中出现的奢侈品。但随着地毯的商业化,其渐渐走进西方普通人家庭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西方人开始用异域风情的家具来装饰住所。这一点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和美国人的家具及当时在报纸上出现的很多东方地毯相关的广告中能清晰看出。这一时期的东方地毯也变成了资本家投资和获得盈利的东方商品。因此,地毯商家们做的各种东方地毯相关的宣传也影响了西方人的审美观。

图3中,左边是用土库曼地毯装饰的沙发,右边沙发上面横放的是土库曼等中亚游牧人群在毡房中使用的毡房带[4]。当然,这时期,高加索、伊朗、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地毯也进入了西方人的生活。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人购买的东方商品中地毯的数量开始明显增加。这加速了编织地毯的东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地毯的生产方式、工艺、图案题材开始发生变化。随着需求的增加,传统的部落地毯和家庭编织的地毯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商业性的地毯作坊开始出现。这类作坊在1870年左右最早在伊朗的塔布里兹建立。然后,这种地毯作坊开始被周边地毯编织纽带地区复制[1]77。商业性质的作坊在中亚的出现比伊朗晚一些,直到沙俄时期,这类作坊才在中亚开始出现。

不断扩大的西方市场需求使得很多地毯商前往民间购买地毯和其他地毯产品。这些地毯流入布哈拉、石腊子、买时哈德、塔布里兹、地菲利斯等贸易市场进行交易。然后,用骆驼托运到伊斯坦布尔后销往欧洲和美国市场。因古旧地毯的价格昂贵,只有富有家庭或收藏家才能购买。一般的家庭购買地毯时,只考虑其颜色、材料、图案及价格等因素。地毯编织地点、图案题材的寓意等因素不在一般消费者的考虑之中。换句话说,一般消费者只在乎地毯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而西方的博物馆、收藏家们关注更多的是地毯的文化属性。因此,他们购买的地毯基本上都是部落地毯或家庭编织的地毯。这些地毯的工艺和图案题材中留下了编织地毯的部落或族群历史文化的痕迹。

(三)世界博览会和博物馆

影响东方地毯走向商业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在欧洲、美国及俄罗斯等地多次举办的博览会以及收藏东方地毯的博物馆。1851年,在维亚纳举办的国际展览会上,西方人近距离目睹了东方地毯的魅力。这一次的展览会对东方地毯的商业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后在欧洲和美国举办了多次展览会。比如1873 年、1889 年、1900 年和 1913 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东方地毯吸引了很多西方人的眼球[1]52。自1873年的展览会后,西方市场对地毯的需求开始猛增,地毯商收购了很多东方古旧地毯。当古旧地毯消失于交易市场后,很多企业家开始投资地毯编织产业,并为西方中高层消费者编织地毯[6]。

数量较多的中亚地毯最早出现在国际博览会的时间是19世纪末。据记载,1895年,在圣彼地堡举办的国际博览会上,来自中亚不同族群的地毯首次亮相。一方面,俄罗斯把中亚地毯视为创造外汇的商品的标志;另一方面,博览会也推进了中亚地毯走向俄罗斯和西方市场。虽然俄罗斯人没有使用地毯的传统,但随着俄罗斯的扩张,高加索、中亚等地区编织的地毯渐渐走进了俄罗斯人的家庭。

《俄罗斯铁路挺进中亚》的作者乔治·多布森(George Dobson)拜访土库曼斯坦的俄罗斯族官员家时也看到了墙面挂的、地面铺的昂贵土库曼地毯[7]。

西方国家的博物馆收藏的地毯也为东方地毯的商业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东方地毯深受欧洲贵族的喜爱,并开始被视为一种值得收藏的东方商品。于是,被收藏的东方地毯在欧洲博物馆展览(图4)。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方的地毯的魅力引起了詹姆斯·F·巴拉德(James F. Ballard)等美国资本家和收藏家们的注意。后来,这类私人收藏的东方地毯通过买卖流入了美国的华盛顿、纽约等地博物馆[8]。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其功能之一是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19世纪中后期起,欧洲和美国的很多博物馆到东方国家购买了很多地毯,其中大部分是部落地毯。这是因为,部落地毯对博物馆更有价值。从博物馆的功能来看,历史悠久、最保持传统的物品在博物馆发挥更好地的作用。西方人通过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学到了东方地毯的历史,并意识到了其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西方人购买东方地毯的欲望。

(四)西方文学和影视的影响

西方文学中有很多东方世界的神秘故事,其中,飞毯相关的故事对西方的小孩而言也不陌生。飞毯是西方人想象神秘东方的核心物品,坐东方的飞毯飞向自己向往的地方是很多孩子的梦想。艺术史学家大卫·肖尔(David Schorr) 将飞毯称为“童年常见的梦想”[1]54。这说明东方的地毯对西方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实用品或收藏品,而是具有特殊功能的神秘物品。西方文学中,除了《一千零一夜》中的飞毯故事外,还有很多西方人创作的飞毯故事和飞毯相关的影视作品(图5)。这都说明地毯是西方作家或导演描写东方的一个重要题材。这种不断更新的东方地毯相关的创作影响着西方人对东方地毯的认识,激发西方人获得东方地毯的欲望。于是,很多普通西方人也开始购买东方地毯来装饰房屋,这使得地毯渐渐走进更多西方人的生活。

四、中亚地毯的商业化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中亚在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繁荣时期是世界文明交会的地区,这不仅体现在中亚精神文化的表现上,还体现在中亚物质文化中。陆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贸易活动使中亚融入世界文明之中。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中亚变成了孤立的、封闭的一个地区。地毯的商业化促进了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并为中亚重新融入世界文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中亚的孤立

从19世纪30年代前往中亚的西方旅行家亚历山大· 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的笔记“Travels into Bukhara”?輥?輯?訛(《走进布哈拉》)中可以发现,当时的中亚被世界孤立了,其社会处于落后状态,工业文明没有进入中亚地区。中亚是否自古以来是封闭地区,答案是否定的。从“Lost Enlightenment”?輥?輰?訛 (《失落的启蒙》)中可知,中世纪的中亚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是哲学、文学、数学、天文学等学科高度发展的地区,这种辉煌延续到了帖木儿帝国的衰落。丝绸之路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贸易之路,也是文明、技术的传播之路。丝绸之路繁荣时期,中亚是东方与西方贸易的必经之地。因此,这时期生活在中亚的人群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他们扮演了东西方之间的商人角色;另一方面,他们变成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媒介人群。因此,中亚被视为多元文明交汇之地。中亚出土的具有东方和西方特色的物品及其多元文化都说明,历史上的中亚并不是封闭的地区。这种状况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出现时发生了变化。

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很多贸易往来转移到了海上。我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因中亚的地理位置远离海洋,故中亚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没有能发挥自己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亚城镇失去了以往的辉煌,并被外界遗忘。除此之外,中亚孤立的另一个原因是自从帖木儿帝国瓦解后,中亚地区没有出现跨中亚的国家,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及浩罕汗国都是地方性的小政权,其影响力没有超出中亚范围。再加上这些小政权没有能与外界进行大规模贸易或互动的能力和意愿。总之,近代晚期以前,中亚孤立和封闭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点——中亚失去了能与外界交换的“丝绸”。自19世纪中叶,连接中亚与西方的新“丝绸”(地毯)出现了。从而,地毯的商业化促进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为打破中亚的封闭状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连接中亚与东西方文明的媒介——中亚地毯

从中亚与俄罗斯在19世紀中叶之前的贸易情况中可以看出,棉花等原料是中亚与外界进行交易的主要物品。这些原料的贸易对俄罗斯和中亚之间的文明交流没有产生较大影响。19世纪中叶后,连接中亚与俄罗斯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一个典型商品就是中亚地毯,这是因为中世纪以来地毯在欧洲被视为是地位、财富及文明的象征。这在欧洲油画中出现的东方地毯的位置中有很好的体现,油画中的东方地毯总是出现在对西方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场所。欧洲浪漫主义风格的油画中也经常出现东方地毯。这都说明在进入工业文明的欧洲人的眼里,东方虽然是落后的,但其地毯是文明的象征。因此,很多西方人最想获得的东方商品之一就是地毯。

19世纪中叶之后,东方地毯的商业化给中亚地毯带来了发展机会。中亚对俄罗斯和西方出口地毯,西方对中亚输入合成染料及西方式的图案题材。这种互动在沙俄时期有了明显增加。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更多中亚地毯进入了俄罗斯和西方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中亚游牧文明的地毯被工业文明接受,中亚地毯变成了连接中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重要媒介。当然,在中亚重新融入世界文明方面,也有沙俄因素的影响。随着沙俄的扩张,中亚的传统游牧和农耕文明与沙俄工业文明进行了近距离互动和接触。沙俄修建的中亚铁路,以及移居中亚的欧洲移民加快了欧洲文明与中亚文明的交流和融合。这在沙俄时期之后出现的中亚地毯图案题材中有很好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地毯是在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后,有效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亚商品。

五、结语

中亚地毯走向商业化的过程可以归纳如下:首先,随着西方的崛起,很多欧洲国家开始殖民扩张,这在一方面破坏了世界原有秩序,另一方面促进了地区间的贸易往来,使得更多的西方人有条件接触和购买东方地毯(包括中亚地毯)、中国的瓷器等奢侈品;其次,随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用来自东方的地毯装饰住宅成为时髦;再次,在日趋频繁的东西文化交融过程中,欧美各国多次举办的地毯展览会及博物馆里展示的东方地毯,让很多西方人亲眼目睹了它们的魅力,使得他们产生了购买的动机;最后,近代晚期以来,西方出版物中大量关于飞毯的图书、影视作品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的审美和价值,使他们产生了获取神秘东方地毯的欲望。19世纪80年代,沙俄在中亚修建的铁路加速了中亚地毯的商业化步伐。从此,流入到欧洲和美国市场的中亚地毯明显增加。

中亞地毯的商业化始于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相对封闭的中亚以地毯为媒介与外部世界进行了互动和交往。沙俄时期,中亚地毯的商业化被纳入国家经济体系,并在东西方文化互动和交流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亚地毯凝聚了传统与现代、游牧与农耕、东方与西方等多元文明体系,是文明交往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代表性物件。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可以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促进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

[注 释]

①关于中亚的范围,学术界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说,本文中的中亚是指狭义中亚,即当今中亚五国。

②Minoo Moallem, Persian Carpets:  The N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Commodity, New York: Taylor& Francis, 2018.

③B. Г. MOШКOBA. Ковры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Конца XIX Начала ХХ BB, Ташкент: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АН”-УaССР, 1970.

④Elena Tsareva, Rugs & Carpe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Russian Collection,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Books, 1984.

⑤Elena Tsareva, Turkman Carpets, Berlin: Arnoldsche Art Publishers, 2011.

⑥图片来源:Jon Thompson, Oriental Carpets, New Delhi: Bookwise (India) PVT. Ltd, 1991, pp. 30, 36.

⑦图片来源:Rosa Belle Holt, Rugs:Oriental and Occidental Antique&Mode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30.

⑧图片来源:Rodris Roth, “Oriental Carpet Furniture: A Furnishing Fashion in the Wes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the Decorative Arts, vol. 11, no. 2(2004), pp. 25-58.

⑨图片来源:Yuka Kadoi and Ivan Szanto(eds.), The Shaping of Persian Art: Colle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rt of Islamic Iran and Central Asia,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pp. 235-236.

⑩图片来源:Minoo Moallem, Persian Carpets:The N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Commodity, New York: Taylor& Francis, 2018, p. 57, 63.

11Alexander Burnes, Travels into Bokhara,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34.

12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参考文献]

[1]Minoo Moallem. Persian Carpets: The N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Commodity [M]. New York: Taylor& Francis, 2018.

[2]John Thompson. Oriental Carpets [M]. New Delhi: Bookwise (India) PVT. Ltd, 1991:36.

[3]黄达远. 区域视角下的西北[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12.

[4]Rodris Roth. Oriental Carpet Furniture: A Furnishing Fashion in the Wes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Studies in the Decorative Arts, (2004), 11(2):25-58.

[5]Dorothy Armstrong. What is an ‘Oriental Carpet? Reimagining, Remaking, Repossessing the Patterned Pile Carpets of South, Central and West Asia Since 1840 [D].London: Royal College of Art, 2019.

[6]James. M. Gustafson. “Kerman xv. Carpet Industry”, Encyclopadia Iranica. [EB/OL]. (2019-10-04).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kerman-15-carpet industry.

[7]George Dobson. Russias Railway Advance into Central Asia[M].  London: Woodfall and Kinder, 1890: 285-286.

[8]Yuka Kadoi and Ivan Szanto(eds.). The Shaping of Persian Art: Colle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rt of Islamic Iran and Central Asia[M].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25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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