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陇籍作家赋作文献考述

路尧

［摘要］ 赋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作品宏富，影响深远，其中陇籍赋家及其作品在中国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晋至元末，陇籍赋家见于文献者21人，赋作169篇，本文对赋家生平概略、赋作存世情况及其功用类型作了考述和分析。这些作品题材多样、体式完备，整体上反映了中古时期陇人赋作的基本面貌，对赋史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中古时期；陇籍作家；赋；文献考述

［中图分类号］ I222    ［文献標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1-0066-10

赋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数量庞大的作品，其中陇籍作家的创作也焕然可观，在辞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东汉时期，陇人梁竦、张奂、侯瑾、赵壹等人的赋作就为世所称，尤其是赵壹，堪称东汉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优秀赋家。但总体而言，陇人赋作历来受到的关注较少。本文拟就中古时期陇籍作家赋作存世文献做出整理，并略作考述。

据袁行霈先生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魏晋至明中叶为中古期（公元3-16世纪）［1］，鉴于明清时期陇籍作家赋存世数量庞大，可另文详述，故本文所谓“中古时期”特指魏晋至元末（公元3-15世纪）。

一

这里主要以《宋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晋书》《初学记》《太平御览》《历代赋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文献及有关地方志、艺文志和作家别集为依据，并参考学界近年研究成果，将中古时期陇籍作家赋作存世情况整理如后文表格。

自唐代“安史之乱”至宋末，中原政权逐渐失去对陇右大部领土的控制，今甘肃大部分区域先后或同时由吐蕃、回鹘、曹氏归义军、西夏、金等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政权掌控，汉文化式微。元帝国建立后，不舍蒙古旧制，重武轻文，对汉文化缺乏应有的重视，士人地位低下。这些原因导致从晚唐至元代覆灭，甘肃文学的发展日趋衰落，走入低谷。因此，尽管笔者遍检各类文献，整个宋元时期陇籍作家的赋作仍然阙如。

二

在统计表格中，魏晋至元末陇藉赋家共21人，作品169篇。从作品产生的时代来看，主要集中在西晋和唐代。从作家的身份构成来看，有两个家族尤其引人注目，一为北地傅氏家族，一为唐代宗室成员及其支裔。这里，以此二家族为主，兼及其他作家，对其生平及赋作作简要考述：

（一）北地傅氏家族及其赋作

北地傅氏的勃兴，始于西汉中叶的傅介子。傅介子素有勇略，汉昭帝时因出使西域，斩杀匈奴使者和楼兰王而建功，大扬汉朝声威，遂屡次升迁，封义阳侯，傅氏家族至此崛起。东汉末年，傅氏家族的另一重要人物傅燮，“性直，有高义”，以国事为己任，因军功授护军司马，曾参与平定黄巾起义。后凉州叛乱，傅燮战死阵中，谥壮节侯［2］。可以看出，这个家族是以军功起家的，但魏晋以后，傅氏子弟多以文章知名，这一家族已演变为以文学著称的陇右士族。陈寅恪先生有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3］傅氏家族的演变，正如陈氏之论。上表中傅巽等6位傅氏成员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著名文士。按《全晋文》统计，现存西晋赋家约90人，赋作近400篇，而傅玄、傅咸父子二人赋作即达97篇，若单从数量而论，在魏晋文人中，仅有曹植、陆机差可比肩。据此，傅氏家族在魏晋南北朝赋坛上的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傅巽，生卒年不详，字公悌，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人。傅介子之后。父傅睿，代郡太守；弟傅充，黄门侍郎。《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引《傅子》称其“瑰伟博达，有知人鉴。辟公府，拜尚书郎，后客荆州，以说刘琮之功，赐爵关内侯”［4］。傅巽初为刘表僚属，后归顺曹魏，在魏文帝时任侍中，卒于魏明帝太和年间。《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尚书傅巽集》二卷，并曰：“《尚书傅巽集》二卷，《录》一卷，亡。”［5］1059他书所记略同。其赋作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35，有《槐树赋》《蚊赋》《七诲》3篇，均为残篇，主要辑自《艺文类聚》和《初学记》。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人。据《晋书·傅玄传》，其祖父傅燮，东汉汉阳太守。父傅干，魏扶风太守。“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6］1317举秀才后，任郎中，参与编写《魏书》，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在任忠于职守，封鹑觚男。西晋代魏后，傅玄晋爵为鹑觚子，加驸马都尉，后拜侍中、太仆、司隶校尉等，卒于家，谥刚，后追封清泉侯。傅玄一生显贵而著述不辍，《晋书》本传载，玄著《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世”［6］1323。其作品今多散佚，有明代张溥辑本《傅鹑觚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45、46和程章灿《先唐赋辑补》［7］统计，傅玄赋存世60篇，惜残篇居多。

傅咸（239-294），字长虞，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人。傅玄之子，咸宁初，拜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职。为官直言敢谏，《晋书》本传称：“（咸）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名悟，嫉恶如仇，推贤乐善。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颍川庾纯常叹曰：‘长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6］1324《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司隶校尉《傅咸集》十七卷……亡。”［5］1062明代张溥辑有《傅中丞集》一卷（《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据《傅中丞集》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51统计，傅咸赋存世37篇。

傅纯，生卒年不详，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人。晋元帝初为太常博士，累迁散骑常侍。生平散见《晋书》卷83《袁环传》、卷102《刘聪载记》等。《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散骑常侍傅纯集》二卷，《录》一卷，亡”［6］1065。两“唐书”、郑樵《通志·艺文略》、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俱作二卷，今皆轶。张维《陇右著作录》著录傅纯“《散骑常侍傅纯集》二卷，《录》一卷”，并附有邢澍按语曰：“纯有《雉赋》，见《艺文类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128辑录傅纯轶文4篇，其中赋1篇，即《雉赋》。

傅亮（374-426），字季友，北地灵州（今甘肃庆城）人，傅咸玄孙。傅亮博涉经史，擅长文章辞令，为刘毅抚军记室参军，后迁为太尉从事中郎。刘宋建国后，荣宠无限，显赫闻达，元嘉三年（426），因参与废黜宋少帝刘义符事遭诛。傅亮文笔在当时负有盛名，刘裕时代许多重要文诰皆出其手。著有《文集》31卷、《续文章志》2卷，今均佚。存赋6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26。

傅縡，生卒年不详，字宜事，北地灵州（今甘肃庆城）人。縡年少聪警，幼诵诗赋，长有文名。梁末为王琳记室，王琳败后入陈，先后任撰史学士、司空记室参军、骠骑安成王中记室、散骑侍郎、东宫管记等职。陈后主即位，縡以文采与史才受到赏识，遂迁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被谗下狱，后上书指斥后主荒淫，被赐死。有集10卷，今佚［8］。曾著《陈书》3卷，新、旧《唐志》均著录，皆亡佚。今存《笛赋》《博山香炉赋》2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陈文》卷16，《历代赋汇》卷85。

从以上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陇籍赋家主要是傅氏家族成员。倘若将他们的作品置于整个赋史来看，其创作最显著的特点是题材取向和表现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展，具体表现在体物写志方面。建安以来的赋家体物题材已多有涉足，及至两晋，体物赋一变而为赋体文的主角，自然现象、器物、动植物等题材更广泛地进入赋家的视野。这一时期的陇人赋作中，以自然现象为题材的如傅玄《阳春赋》《大寒赋》《喜霁赋》，傅咸《喜雨赋》《患雨赋》《感凉赋》等；以器物为题材的如傅玄《笔赋》《砚赋》《琵琶赋》《圆扇赋》《相风赋》（傅咸亦有同题之作），傅咸《镜赋》《纸赋》《栉赋》《烛赋》，傅縡《笛赋》《博山香炉赋》等；以動物为题材的如傅玄《雉赋》《山鸡赋》《鹰赋》《蝉赋》，傅咸《燕赋》《斑鸠赋》《鹦鹉赋》《青蝇赋》等；取材于植物的更多，各类瓜果、花木，皆在他们笔下大量出现。此类题材领域的扩大，充实了赋家情感表达的载体，也是他们自觉开拓赋体表现空间的结果。这一现象在傅氏家族文人中表现尤为突出，同时也体现了两晋南北朝赋史的某些共同特色。

这一时期有赋作传世的作家还有李暠。李暠（351-417），字玄盛，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的建立者。《晋书》本传载：“（李暠）通涉经史，尤善文义。”［6］2257《资治通鉴》亦云：“陇西李暠好文学，有令名。”［9］赋作有《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等数十篇，多亡佚，今仅存《述志赋》1篇，见于清代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乾隆《狄道州志》、宣统《甘肃新通志》。

（二）唐代宗室成员及其支裔赋作

唐代皇族源出陇西李氏，历来以陇西为郡望。李唐王朝多位皇帝及宗室成员有诗文传世，其后世支裔能诗能文者数量更多。宗室成员虽然不能确切地说是陇右文人，但是在文化认同方面，李唐皇室是把自己划归为陇右文化群体的，历代正史对此也无异议。陇右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与生活，他们自身的文化认同也在审美意识上影响了陇右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创作群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他们的创作实践与朝廷的文化举措关联最为直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唐一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就赋作数量而言，这个群体的作品在唐代陇籍文人中占比超过50%，是一批不能忽视的辞赋作家。

李世民（599-649），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唐高祖次子，即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深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锐意经籍，鼓吹风雅，能“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相当的造诣。今存赋5篇：《临层台赋》《感旧赋》《小山赋》《小池赋》《威凤赋》，《文苑英华》《全唐文》《历代赋汇》有录，明本《唐太宗皇帝集》录《临层台赋》《感旧赋》《小池赋》3篇，其中《感旧赋》题作《感应赋》。

李恽，生卒年不详，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唐太宗第七子，初封郯王，后改封蒋王，历任州刺史、州都督等职，“上元年，有人诣阙诬告恽谋反，惶惧自杀，赠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10］2660。有《五色卿云赋》1篇存世，收录于《文苑英华》《全唐文》及《历代赋汇》。

李瓘（？-747），唐高宗孙，许王素节子。武后天授中，素节被诬杀，其子多人先后遇害，李瓘等因年幼而长禁雷州。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授卫尉卿，次年贬为鄂州別驾，累迁邠州刺史、秘书监、守太子詹事。天宝六载（747）卒，赠蜀郡大都督。有《乐九成赋》1篇存世，著录于《文苑英华》《全唐文》及《历代赋汇》。

李隆基（685-762），即唐玄宗，公元713-756年在位。李隆基是一位文人气质浓厚的帝王，他多才多艺，喜好文学，精通音乐和书法，《旧唐书》本纪称其“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10］165。《全唐诗》收其诗63首，残句4联，足见他在文学上也颇有造诣。有《喜雨赋》1篇存世，《文苑英华》《全唐文》及《历代赋汇》皆有录。

李程（766-842），字表臣，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孙”［11］4511，唐代重要的律赋作家。贞元十二年（976），擢进士第，又登宏词科，以一篇《日五色赋》闱场夺魁，《新唐书》本传称其“赋日五色，造语警拔，士流推之”［11］4511。登科后先任蓝田尉，贞元二十年（804），入朝为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再迁司勋员外郎，爵渭源县男。元和三年（808），出为随州刺史，以能政赐紫金服。李夷简镇西川，辟为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诰，历御史中丞、鄂岳观察使，还为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中书侍郎，进平原郡公。宝历二年（826），以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为河东节度使，徙河中，召拜尚书左仆射，后历宣武、河中、山南东道节度使及尚书右仆射等。卒赠太保，谥曰缪。《全唐文》存赋25篇，其中23篇为律赋。

以上赋作者身处政治中心，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文学家，他们的创作很难不受政治风气的影响，甚至反而会影响到当时的政风与文风。特殊的生活氛围和文化环境使他们的赋作明显异于普通文人，概括而言，其题材选取视野比较狭窄，其题旨追求多关涉治国理政、颂圣美时等，艺术上则平正典丽，格调雍容，但缺乏生气。在以上诸人中，赋家主要以李世民和李程为代表。李世民作为李唐王朝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早年戎马倥偬，经历较为复杂，因而其文学作品较之唐代其他帝王，境界颇为开阔。尽管如此，在其存世的几篇赋作中，《临层台赋》《小山赋》《小池赋》皆取材于宫馆园囿，从中寄寓帝王的感慨；《威凤赋》所表现的则完全是一代雄主的治国理念。李程堪称唐代律赋的重要作家，但律赋本身是科举时文，而李程又是台阁重臣，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其赋作看似题材广博，艺术上也堪称“雅正”，但其实质皆不出“颂圣”的范畴，文学价值是有限的。

（三）其他陇籍作家赋作概况

在以上两类带有明显家族色彩的赋家之外，在唐代文坛上，还有一批以诗人或散文家身份为人所熟知的陇籍作家也有部分赋作存世，他们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赋的面貌。这批作家包括吕向、李白、梁肃、权德舆、李益、李逢吉、李翱、令狐楚、独孤铉等人，他们的身份地位、文学成就、后世影响差异较大，下文分类略述之：

1.多体兼善者

此类作家如李白、权德舆、令狐楚等，他们诗、文、赋皆为擅场，其中赋家当首推李白。李白（701-762），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以浪漫主义诗人名世，赋作数量和影响力虽远不及诗，却也气韵生动，飘逸浪漫，较之一般赋家，李白仍不失为大手笔。其赋作存世者计有《大鹏赋》《拟恨赋》《惜馀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剑阁赋》《明堂赋》《大猎赋》8篇。除各种版本的李白别集外，《文苑英华》《全唐文》等亦有收录。权德舆（761-818），字载之，天水略阳（今甘肃秦安）人。权德舆以文章进身，位至台辅，能文善诗，在贞元、元和间执掌文柄，名重一时，为文宏博雅正，公侯、名士之碑铭、集纪，多出其手，时人奉为宗匠；其诗自然雅洁，不事雕饰，《唐才子传》称其“工古调乐府，极多情致”［12］，严羽《沧浪诗话》以为其诗“有绝似盛唐者”［13］。赋作今存骚体赋3篇：《伤驯鸟赋》《洞庭春溜满赋》《行舟逗远树赋》，见于清刻本《权载之文集》卷1和《全唐文》卷483，其中《伤驯鸟賦》亦见于《历代赋汇》。令狐楚（768-837），字殼士，敦煌（今甘肃敦煌）人。贞元七年（791）登进士第，历太原节度使府掌书记、节度判官。德宗召为右拾遗，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元和末以河阳怀节度使入朝为相。穆、敬、文诸朝，辗转多地，历任观察使、节度使等。令狐楚才思俊丽，能文工诗，尤以四六章奏为时所称，其赋今存《珠还合浦赋》《汉皇竹宫望拜神光赋》《还珠亭赋》3篇，其中《珠还合浦赋》为进士闱场之作，见于《历代赋汇》及今人尹占华等校笺本《令狐楚集》，后2篇《文苑英华》《全唐文》《历代赋汇》皆有载录。

2.以文名世者

梁肃、李翱可归为此类。梁肃（753-793），字宽中，又字敬之，安定乌氏（今甘肃泾川）人。德宗建中元年（780）登文辞清丽科，授校书郎。历为监察御史、右补阙、翰林学士、兼皇太子诸王侍读、史馆修撰等，卒赠礼部郎中。梁肃师从当时著名的古文家李华、独孤及，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为文“操道德为根本”，为韩愈、柳宗元、李翱所师法。《旧唐书·韩愈传》称：“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10］4195梁肃虽以古文家名重于世，赋本非所长，而一篇感时伤旧的《过旧园赋》却是广为传颂的名篇。此外，其赋作今存者还有《指佞草赋》《述初赋》《受命宝赋》等。以上4篇赋《文苑英华》《全唐文》《历代赋汇》《梁补阙集》及今人胡大浚辑本《梁肃文集》皆录。李翱（774-837），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及第，历任校书郎、国子博士、山南东道节度使等。李翱早年受知于梁肃，后从韩愈学习古文，文绩卓著，名重一时，与韩愈并称“韩李”，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骨干人物。《新唐书·文艺传》：“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11］5725-5726李翱为文，平正谨严，“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故有司亦谥曰文”［11］5282，后世称为“李文公”。今存赋作有《感知己赋》《幽怀赋》《释怀赋》3篇，皆为“有用于世”之赋，《李文公集》《全唐文》《历代赋汇》及今人郝润华校点本《李翱集》皆有载录。

3.以诗名世者

李益（746-829），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769）进士及第，曾入朔方、幽州、鄜坊、邠宁节度使幕，度过了十余年戎马生涯。后入朝，以礼部尚书致仕。李益是中唐时期的七绝翘楚，尤以边塞诗为世所称。《新唐书·文艺传》载，李益“于诗尤所长。贞元末，名与宗人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不少诗篇甚至成为画工作画的题材［11］5784。在李益今存作品中，散文未见，赋、序各仅1篇，其中赋即《诗有六义赋》。此赋见于《文苑英华》《全唐文》《历代赋汇》及今人王亦军等《李益集注》，大抵是作者进士科考试的闱场之作，文中多处套用《毛诗序》的成句，阐发儒家诗论，是一篇蹈袭陈言的文字游戏。

4.其他作家

唐代陇籍赋作者尚有吕向、李逢吉、独孤铉等人，他们的文学作品传世较少。吕向（？-742），字子回，泾州（今甘肃泾川）人，精通书法，尤工草隶，曾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重注《文选》，世称“五臣注”。吕向直言敢谏，屡次向玄宗进言，开元中献《美人赋》以讽“花鸟使”，受到玄宗嘉赏，擢为左拾遗，累迁中书舍人、工部侍郎等职。其赋作仅存《美人赋》1篇，收录于《全唐文》，《文苑英华》《历代赋汇外集》亦有载录。李逢吉（758-835），字虚舟，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举明经，又擢进士第，仕途畅达，于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和穆宗长庆二年（822）先后两度拜相，在牛李党争中属牛党成员。《新唐书》本传称其 “性忌刻，险谲多端。及得位，务偿好恶”［11］5221，屡次构陷、排挤政治对手裴度、元稹、李德裕等，文宗大和末以司徒致仕。李逢吉颇具文才，与令狐楚、刘禹锡相善，今存诗8首、文7篇、赋1篇。其中赋即律赋《进善旌赋》，见于《文苑英华》《全唐文》和《历代赋汇》。独孤铉，陇右（今甘肃）人，生平不详，《全唐文》卷722小传仅言“独孤铉，陇右人。元和中登进士第”。今存诗1首、赋3篇。赋即《凿壁偷光赋》《聚米为山赋》《碎琥珀枕赋》，《全唐文》俱存。另外，《文苑英华》录存《凿壁偷光赋》《碎琥珀枕赋》，《历代赋汇》录存《凿壁偷光赋》《聚米为山赋》。

三

《西京杂记》卷2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14］，《文苑英华》则将所收赋作分为42类，这表明赋的题材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中古时期的陇籍作家赋作，以抒情小赋居多，这里从其功用类型着眼，撮要举凡，归为以下几类：

（一）咏物赋

此类作品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110篇作品中，十之七八是咏物之作，尤以傅玄、傅咸为代表。傅氏父子二人存世赋作近百篇，大多取材于常见物什，其中自然物如瓜果、树木、花朵、泉水等，生活用品如笔、砚、纸、玉、烛、栉、镜、扇、筝、琵琶等，动物如鹰、蝉、狗、马、鹦鹉、山鸡等，甚至青蝇和蜉蝣都可铺陈成篇。其他作家如傅巽、傅纯、傅縡等，取材也大致相似。此类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征实化，大多细致入微地描绘表现对象的真实面貌，偏于摹状体物，以展示作者“博学善属文”的才能，与正始辞赋玄远而又寄托遥深的特点相去甚远。总体来说，这类赋艺术上鲜有新意，但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文物有一定价值。有唐一代，文学渐臻高峰，咏物赋出现了新的面貌，陇人赋作亦然。如李世民《小山赋》《小池赋》《威凤赋》，虽也模山范水，写景状物，但重视怀抱寄托是显而易见的。如《威凤赋》，写凤鸟“化垂鹏于北裔，训群鸟于南荒。弭乱世而方降，膺明时而自彰”，以凤凰高翥、教化群鸟譬喻王朝创业之艰，大臣佐命之力，托物写意，吟咏心怀。李白《大鹏赋》借《庄子·逍遥游》之典，以大鹏自喻，塑造了一个壮志凌云、俊逸高迈的理想形象，境界阔大，气势磅礴，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盛唐气象。其他如李程的《凤巢阿阁赋》《黄目樽赋》《匏赋》等咏物律赋，融入儒家教化，文风雅正，固然以颂圣美时为旨归，却能寓时代精神于典重博雅之中，可以看出咏物赋在唐代新的特点。

（二）言志赋

人们历来强调诗歌的言志功能，即《尚书·尧典》所谓“诗言志，歌永言”，而事实上文学作品无一不可言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15］。清代刘熙载也说：“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一以言志……”“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以赋寓之。”［16］95-96在中古陇籍作家赋作中，有不少言志之作，其中不乏名篇。如傅咸《申怀赋》：“尽乌鸟之至情，竭欢敬于膝下……庶所乞之克从，永收迹于蓬庐”，流露出出世归隐之念；李暠《述志赋》慨叹“淳风杪莽以永丧，搢绅沦胥而覆溺”，以图“洒游尘于当阳，拯凉德于已坠”，拯溺扶危、匡复晋室，可谓大志凌云，壮怀激烈；李世民《临层台赋》，面对高大华美的宫室亭台，“念作者兮为劳，愧居之而有逸”，表达了一代明君“愿既同德而同心，共流芳于王道”的仁政追求。

（三）抒情赋

刘熙载《艺概》有言：“叙物以言情谓之赋。” ［16］8可见抒情性是赋的固有特点。一般而言，咏物赋和言志赋都不免同时兼有抒情的成分，但也有一些作品主要以记录人生际遇，申纾情感诉求为主旨，可归为抒情赋。如傅咸《感别赋》的友朋离情之悲，《患雨赋》的忧虑民瘼之心，《登芒赋》的生命无常之叹；傅亮《喜雨赋》写春雨惠农，“洒丰浸于中畴，覃余润于嘉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写重阳登高，“眇天末以遥瞪，怨故乡之阻辽”，游子之思自然流露；李世民《感旧赋》写作者途径洛阳，“停舆郊郭，极眺山川”“对洛景之苍茫，听寒风之萧瑟”，感慨“少壮不留，忽焉白首”，帝王壮怀中透出英雄迟暮之感；梁肃《过旧园赋》记“安史之乱”后过新安旧居，伤衡宇摧折，林井残破，回顾兵燹造成的累累伤痕，抒发了对新安故居的深切眷恋；李翱《感知己赋》为缅怀老师梁肃而作，感念梁肃的举荐与勉励，同时感慨自己的怀才不遇。其他尚有傅咸《感凉赋》《明意赋》，傅亮《征思赋》《登龙冈赋》，李白《惜余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李翱《释怀赋》，权德舆《洞庭春溜满赋》《行舟逗远树赋》等抒情小赋，其中或感士不遇，或登高怀远，或伤春悲秋，抑或寄情山水，发抒玄思，不一而足，反映了中古时期陇籍士人的审美意趣和精神追求。

（四）讽谕赋

讽谕是辞赋的基本功能之一，一般借助文学形象或寓言故事来寄托作者讥刺批评和劝谏之意。《汉书·扬雄传》：“赋者，将以风也。”颜师古注曰：“风读曰讽，下以讽刺上也。”［17］班固《两都赋序》则言：“（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18］西汉大赋多“劝百讽一”“曲终奏雅”，虽然讽谕效果微弱，但其讽谏规劝的初衷不能抹杀。至东汉后期，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感怀讽世之作逐渐增多，有些作品感情甚为激愤，最著名者如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此赋一改以往讽谕赋婉曲含蓄的表达方式，言辞激切，一针见血地讽刺、揭露了上层统治的黑暗腐朽。汉赋的这一讽谕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及至唐代，赋的讽谕功能进一步加强，在本文所列中古时期陇籍赋家作品中，即以唐代吕向《美人赋》、梁肃《受命宝赋》、权德舆《伤驯鸟赋》诸篇为代表。《美人赋》作于玄宗开元年间，《新唐书·吕向传》载：“时帝岁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号‘花鸟使，向因奏《美人赋》以讽。”［11］5758《受命宝赋》以传国玉玺为吟咏对象，历数自秦皇以来玉玺之所归，看似咏物，实则规劝人主修君德、行善政。作者在小序中说“鼎之轻重，与玺之去留，莫不视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恃宝命在已，而慆心堙耳，渐乎危殆”；文末則告诫“若曰吾有天命，如天有日。传宝在我，昏庸自佚。则陆浑无问鼎之事，历代无奉玺之术”，将成败兴废与修德与否联系起来。《伤驯鸟赋》以寓言托谕，写坠落园中的鸲鹆幼雏被稚子捕获，“栖以笼槛，铩其羽翼”，豢养驯化，以娱宾客，使其丧失本性，成为取媚于人的宠物，最终命丧野猫之口。作者感叹，“既不能纵尔于辽廓，又不能遂尔之生成。使异类之得志，曾未极其飞鸣。则本夫养之之惠，适足以害其生生”，道出了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一般士大夫在人格坚守与宦途追求之间的矛盾心态和尴尬处境，对当道与士人皆有讽谕。

（五）颂美赋

中国古典诗学素有“美刺”传统，这一传统当然不是诗歌的专属，辞赋亦不遑多让。“刺”的问题上文已论及，就“美”的方面而言，从司马相如《上林赋》对天子园囿的繁复夸饰，到班固《两都赋》对洛阳盛况的铺张渲染，都以夸张的手法表现王朝的声势与气魄。这种高唱盛世颂歌的赋作在后世大量涌现，以至于白居易直言“赋者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19］。中古陇人辞赋中这类润色鸿业、颂扬圣德的作品也为数不少。如傅玄《元日朝会赋》《辟雍乡饮酒赋》《正都赋》等，以朝会庆典或繁华都市为描写对象，礼节隆重，场面恢弘，彰显了朝廷的无上威仪；李白《明堂赋》盛赞天子明堂之宏伟壮丽，颂扬唐玄宗“下明诏，班旧章，振穷乏，散敖仓”的美政，写出了出开元盛世的雄伟气象；令狐楚《汉皇竹宫望拜神光赋》借汉武帝在竹宫祭祀天神，颂美“今国家成功巍乎，明德依于。铺鸿猷而前王所羡，崇严祀而左史宜书”太平景象。其他如李程的《日五色赋》《凤巢阿阁赋》《众星拱北赋》等以祥瑞比附君德；《汉章帝白虎殿观诸儒讲五经赋》《汉文帝罢露台赋》等颂古喻今，寄意当朝；《迎长日赋》《黄木樽赋》《华清宫望幸赋》等，皆是以称颂天子为主要内容的庙堂文学。

另外，在本文所论赋家赋作中还有一类特殊的作品值得一提，即律赋。律赋是在六朝骈赋的基础上，为适应唐代以来科举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文体。这一文体最显著的特点是：属于命题之作，强调破题、谋篇，收束更须警策；同时，严格限韵，语句必须对偶。这种严格的程式要求，类似于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使赋变成了文人进仕谋官的敲门砖。这类赋作间或也能表现某种可取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情操，但绝大多数题旨命意不出颂祥瑞、歌功德、述典制、释格言的范围，其文学价值自然大打折扣。正如马积高先生所说：“它（律赋）是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物，现存唐律赋多是应试和准备应试之作，这自然很难产生好作品。”［20］律赋是现存唐赋中数量最多的一体，本文所录唐代赋作59篇，其中律赋31篇（包括李恽、李益、李逢吉各1篇，令狐楚2篇，李程23篇，独孤铉3篇），占比超过50%。在陇籍赋家中，李程以专攻律赋著称，其作品立意宏远，文辞雅正，属于唐代律赋中的上乘之作，其余可观者不多。

通过对中古时期陇籍赋家生平概略、赋作存世情况及其内容、体式等方面的考索与梳理，可对这一时期陇人赋作形成整体认知。每个文学家都有自己的故乡或祖籍，陇右大地是本文所列21位赋家的生命原乡和精神原乡，这些作家虽然大部分并不在故土出生、成长，陇右文化对其影响不是来自直接的地理体验，但祖籍文化与家族传统的作用仍然无法忽视，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对认识和丰富陇右地域文学与文化必然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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