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回目叙事功能略论

摘要：分回立目是章回小说的主要文体标识。回目的发展演变一定程度上隐藏了章回小说的文体发展线索，体现作者对小说叙事艺术的理解和创新。作为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儒林外史》的回目不仅在外在形态上体现了对偶和诗性这两大中国传统美学理想，还具备了预叙、讽刺等多种叙事功能。作者通过对回目的安排与组合控制小说叙事节奏，使故事单元之间遥相呼应，传达出孝与礼的核心思想主题。

关键词：儒林外史;回目;叙事功能;节奏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4）01-0039-（07）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1.008

作为一部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儒林外史》凭借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目前学界在对《儒林外史》的文本研究和叙事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而对与其相关的众多副文本研究尚不充分。回目作为章回小说的副文本和主要文体标识，其生成和发展深受话本小说、杂剧等文体影响，并体现着中国传统美学理想和古代小说叙事思想。通过考察这一独具民族特色的副文本形式，能够以宏观视野理解《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深化对其文本和思想的解读，发掘副文本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副文本理论与章回小说回目的演进

根据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副文本（paratext）理论，正文本与众多副文本之间形成了具有互动性的过渡场域，为作者与接受者的交流提供新的媒介，它们一方面多角度地影响着接受者的阅读和理解，另一方面，在与接受者的交流互动过程中，作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对副文本进行改造和完善［1］。“回目”正是我国古代章回小说中独具特色的副文本之一。

作为章回小说最具标志性的文体特征，回目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随意散乱到工整文雅的过程。话本小说是章回小说的早期形态，对其分回、分节之体例，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分类说明》中指出：“然书标回数，固是后来刻书人所为，而自昔说唱，中间即有休歇。讲史固非多次莫办，小说亦不能限于一场，如宋明旧本虽只是一篇，施之说唱，则非一时所能尽也。”［2］宋刊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凡十七节，各有标题，如“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第十六”［3］等，以地域空间的名称和情节概述作为本节标题，虽简单直白，但已经初步起到了总括内容的作用。再如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其每页上半的图中有标题，下半正文中还用阴文对“诗曰”以及重点段落进行提示，如《三国志平话》中有“三战吕布”“曹豹献徐州”“西上秋风五丈原”［4］等数十处阴文，但皆是不规则单句，仅用作说明故事大概和提示重点。可见话本小说的题目与故事分节直接影响到了章回小说回目体制的生成。

元杂剧的题目与正名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回目的对仗和诗化走向。此二者一般位于剧末，多是音律和谐的对偶句，如《汉宫秋》的题目、正名分别为“沉黑江明妃青塚恨”和“破幽梦孤雁汉宫秋”［5］；《梧桐雨》的题目、正名分别为“安禄山反叛兵戈举，陈玄礼拆散鸾凰侣”和“杨贵妃晓日荔枝香，唐明皇秋夜梧桐雨”［6］，用以总括内容，形式上对偶工整，这与后来章回小说成熟后的双目体制特点基本一致。

初创期的章回小说中，分回设目的意识已经较为清晰。如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凡24卷240则，题目皆为七字句；万历世德堂刊本《三遂平妖传》凡4卷20回，题目七至九字皆有。从形式看，回目间字数有异，也不讲究统一的语法格式，卷首皆有全书目录；从内容看，回目与正文尚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仅作为总括内容、分割文本的标志。两个“单目”组成“双目”的“回”是在《三国志演义》演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到了《水浒传》问世时，偶句对仗的回目已成通用模式，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等个别回目则已经初显诗化端倪。

清初以降，随着通俗文学进一步文人化、读者审美期待提高以及书坊主的推崇，章回小说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加工回目。首先，此时章回小说之回目对形式美的追求到达了一个极致。《林兰香》的回目已皆是整饬的七言对句，如第三十二回“温柔乡里疏良朋 冷淡场中显淑女”［7］。其次，此时的小说回目承担了更多叙述功能，不仅用来概括故事，还能表情达意，关涉主题，前者如《春柳莺》第五回“先生羞认梅花扇 翰林泪读杨柳词”［8］，后者如《玉支玑小传》第九回“无心罗雀罗得了一网全收 有意钓鱼钓不着兩头齐跳”［9］。此外，有的小说还将典故引入回目，如庚辰本《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10］，贴合作品内容，极具艺术匠心，正如俞平伯先生论《红楼梦》之回目时所言：“即以回目言之，笔墨寥寥每含深意，其暗示读者正如画龙点睛破壁飞去也，岂仅综括事实已耶。”［11］可见此时的小说回目已然将叙事与诗性融合在了一起，体现了独具中国古典美学的小说艺术特点。《儒林外史》作为章回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其回目对于研究章回小说文体演变以及古代小说叙事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据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刊本（简称卧本）［12］展开分析。

二、《儒林外史全传目录》与回目自身形态

据现存文献记载，明清章回小说无论版本，大多于卷首将全部回目整理在一起，或称“目次”，如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或称“总目”，如万历龚绍山刊本《隋唐两朝志传》；或称“目录”，如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卧本《儒林外史》开篇的“闲斋老人序”后亦有一“儒林外史全传目录”，于正文开始前，将全书回目进行了集中展示。如此，每一回故事的梗概都被预叙出来，可谓“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对出版者和阅读者而言，全书目录的设置是具有很强指导意义的。

此时的章回小说已渐成供文人品读的案头文学，逐渐雅化的读者审美不断刺激着作者对回目艺术进行改进和创新。这首先即要求回目于外在形式上具有整齐对仗的艺术美感。通过目录总览小说全部回目，可以发现其句式主要有五种，具体情况见表1。

首先，从自身形态上看，卧本《儒林外史》的回目具有三个特点。

孙乐宇：《儒林外史》回目叙事功能略论

第一，由七言或八言的对句组成，具有工整稳定的形式美。与早期叙事文学的回目相比，“双目”不仅内在地将每一回分为两个故事，使每一回获得了更多的叙事空间，还为两个看似无关的情节间的过渡和脱卸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使叙述更加流畅。此外，回目中的要素以人物和事件为主，有的还带有地点。若以第三十七回为中心将全书分为两部分，还能发现前半部的回目中多有具体的人物姓名，而后半部的回目多以身份等泛称代替，例如“孝子”“公子”“将军”“盐商”“烈妇”“翰林”“中书”等。

第二，相邻回目中的人物要素常常重复出现。例如第十三回至十五回，回目中的人物皆为蘧跣夫和马纯上。对此，作者将身份、本名和家中排行等交替使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重复对回目艺术性的损害，即在第十三回“蘧跣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之中皆用本名，使“蘧跣夫”与“马纯上”相对，到了第十四回则以身份相对，写作“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再如集中描写匡超人的第十六至第二十回，分别用“童生”“孝子”“秀才”“匡二”“匡超人”命名回目，从而避免重复之失。

第三，受诗学传统影响，“双目”形式使作家开始注重上下两句对仗形成的“建筑美”和词语搭配形成的“音乐美”。如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和第二十三回“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无论人物还是事件都能做到对仗工整，双目间韵律的平仄交替也会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但做到“两全其美”的回目仍然是少数，语言的韵律协调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其次，在内容方面，回目不仅要能精炼、准确地概括本回故事，为读者提供导读作用，还要设置悬念，达到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目的。吴敬梓在撰写回目时，往往对本回出现的人物和故事进行高度概括，尤其是发生激烈冲突的情节，如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其中，“真才”是何人？胡屠户为何“行凶”？“行凶”又如何能“闹捷报”？这些都是吸引读者之处。但有些回目似乎为了吸引眼球而忽略了与正文内容的对应，如第十八回回目下半句“访朋友书店会潘三”，此事实际发生在次回，又如第二十二回回目没有叙述占了该回近半篇幅的牛浦欺辱其外舅事，而只涉及“玉圃联宗”和“雪斋留客”两个次要事件。

对于《儒林外史》回目存在的这些问题，清代评点者已有发现，同治十三年的齐省堂刊本《增订儒林外史》的例言第一则即云：“原书分为五十六回。其回名往往有事在后而目在前者，……是册代为改正，总以本回事迹，联为对偶，名姓去其重复，字面易其肤泛”，从而“使阅者开卷之始，标新领异，大觉改观。”［13］由此也可看出，当时对小说回目的要求已经十分明确。同时也可以说，《儒林外史》的回目形态体现的是章回小说回目由粗疏到精制的过渡性特征，反映了作者不断提高的文体规范意识和审美意识。

三、《儒林外史》回目的叙事功能

除常规的预叙功能外，《儒林外史》的回目还有着评价和暗示、讽刺与反讽的非常规叙事功能，这是回目与正文进一步有机结合，以及小说叙事艺术提高的标志之一，体现了文人的艺术匠心，渗透着作者本人的思想和情感寄托。以下分而述之。

第一，回目作为情节之总括，其最常规且最主要的叙事功能无疑是预叙。正如知新主人周桂笙引其友语云：“每谓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盖以中国小说，往往开宗明义，先定宗旨，或叙明主人翁来历，使阅者不必遍读其书，已能料其事迹之半。”［14］所谓“开宗明义”往往首先通过回目实现，即概括本回内容，填补读者的阅读期待。不仅如此，高明的叙述者还会藉此设下悬念，或制造情节反转，提高小说叙事艺术性的同时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儒林外史》回目在预叙功能方面实有其特殊之处。

首先，预叙人物身份。例如第十七回“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作者在回目中直接将赵雪斋身份告知读者，并预设了一个悬念：医生如何高踞诗坛。于是此回正文不必过多交代其身份和来历，只需“背了一个药箱”和“看病去了”二句便能轻松道破，从而将叙述重点放在能够充分体现人物性格特点的对话和行动上面。

其次，同一人物名称的变化暗示其命运走向。例如自第二至八回，对王惠的称呼从“孝廉”变成“员外”，再变为“观察”，其经历也随之产生了从“村学”到“立朝”，再到“窮途”的变化，由此便能知晓王惠的大致经历。再如第二十五至二十六回，回目中“倪廷玺”变成了“鲍廷玺”，可知倪廷玺应是被过继给了鲍家，这才改姓为鲍。

第二，《儒林外史》的回目还具备评价和暗示功能。如第二回对周进的描述是“暮年登上第”；第十三回、十四回对马纯上的评价是“仗义疏财”和“良友”。第五十四回“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则尤具典型性。“病”和“呆”二字使原本的叙述对象——“佳人”和“名士”产生滑稽感，而当这两种人物与事件“青楼算命”和“妓馆献诗”连用后，便令回目产生了不同寻常的讽刺效果；去掉此二字后并不会影响回目原本的预叙功能，意味却减去许多。

有些回目并非是直截了当地进行评价，而是通过人物行为的对比进行暗示。例如第二十六回“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将鲍廷玺“丧父”与“娶妻”的行为对举，并与“升官哭友”的向鼎形成比较，于是叙述者对鲍廷玺“不孝”的谴责之意不言自明。与此相类，第二十一回使为“求名”而“冒姓字”的牛浦郎和因“念亲戚”而“卧病”的卜老形成对比，讽刺了牛浦郎一心求名的行为。而四十四回和四十五回的“把酒问葬事”和“讲堪舆回家葬亲”则是通过殡葬观的转变喻指余明经孝道观的转变。这三例都在回目中对人物预先进行了暗示性评价。《儒林外史》回目的评价功能对晚清谴责小说影响颇深，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回回目为“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15］等，均承袭了《儒林外史》回目的叙事风格。

第三，在评价和暗示功能与小说自身的讽刺题材进一步融合后，许多回目产生了讽刺和反讽的叙事效果。如第三回中的“真才”范进、第五回中“疾终正寝”的严监生、第十一回中杨执中向娄家公子推荐的“贤士”权勿用等，这些都是作者通过回目预告出来的对有关人物的正面评价，丝毫不含贬义。但进入到回中正文时，读者才能发现实际情况似乎恰恰相反：谓之“真才”的范进考了二十余次才终于在具有相似经历的周进手上进了学；严监生是因为害怕浪费灯油，在“偏房”赵氏挑去一茎灯草后，“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被杨执中盛赞为“贤士”的权勿用实际上是个“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县考的覆试也不曾取”的江湖骗子。在回目中预先获得提示的读者在细读文本后，对各阶层儒林人物进行了再认识，并在这些戏剧性的反讽中品味到作者含蓄微妙、或讽或扬的深意。

四、回目与叙述节奏的控制

米克·巴尔将衡量“时距”的尺度以及它们在文本叙述过程中的组合和变化情况统称为“节奏”［16］。叙述节奏“以其美妙的消长起伏令我们惊喜，使我们倍感新鲜、满怀期冀”［17］，通过文本造成的心理感受变化产生不同的叙述效果，体现着小说内部要素有序而可感的变化过程，对文本呈现、读者接受以及作者创作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论有一个极具民族特色、名为“势”的重要理论范畴，与节奏的概念几乎一致，指在音乐、绘画、书法、诗歌、文章等艺术形式中，存在着一种通过制造“位置差异”的方法调整客体原本的演变趋向，从而影响读者心理和情绪的艺术机制，例如音乐中音调之强与弱、绘画中用墨之浓与淡、文章中文法之疏与密等，在小说评点中也有“舒气杀势”“极冷极热”等观点，用以形容故事叙述节奏的张驰之法。叙述节奏的变化状况主要通过速度和力度两方面衡量，而作者精心结撰的回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此二者的变化。

第一，作者通过改变节奏速度控制叙述进程和文本容量，速度越慢，文本信息密度越大，故事情节就越详细。《儒林外史》横跨百年的历时性叙事往往弱化时间线索而强化人物的空间活动，再通过人物活动轨迹的改变连接起不同的叙事空间。对此，其结构研究中有着“连环短篇”之类的观点。文本的“间架”往往首先体现在回目中，通过对比人物或其他要素的变化，我们能够将全书分割为若干故事单元，并大致把握每一个单元的内容总量，从而发现叙述节奏的速度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从整体上看，《儒林外史》的叙述节奏速度表现为首尾快而中间慢的“橄榄”模式。开篇即通过“楔子”一回直接转入故事主体，以成化末年为始紧锣密鼓地为一代名士展开叙述。结尾二回则分别进行了两次时间跳跃：一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此时南京的一代名士“销磨尽了”，于是借四位市井奇人“述往思来”；二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以官方名义进行“奉旨承祭”和“下诏旌贤”。前者可谓名士之“余响”，后者则正式为叙事作结。这种叙述方式与姜夔所论诗歌结构之“首尾匀停，腰腹肥满”有着相似之处，亦与详于经历而略于生死的纪传体史传文学结构相通，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学独特的创作与审美传统。

其次，在局部的故事组合和接榫方面，《儒林外史》形成了二重套盒结构：两回左右篇幅组成一个传记，数个人物传记组成一个故事单元，这与《水浒传》中的“武十回”“林十回”相似。另外，从回目可以发现各故事单元的转关多在一回过半处，而且速度由快转慢，前一个单元迅速结束，后一个单元缓缓拉开帷幕，即“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例如“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和“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两回，上半句皆通过使人物“离开”的方式加速至故事结局，下半句用一个次要人物引出核心人物，经过铺垫后才正式开始叙述新故事单元。

再次，小说在叙述核心事件前往往采取减速处理，通过层层铺垫凸显其重要程度，并在核心事件结束后进行快速收束。如“三湖之会”历来被视作小说的三处高潮，其开始前皆用两三回的篇幅将与会者聚集在主事者周围：如“莺脰湖”会开始前是以“娄公子”为中心聚集起来的“蘧公孙”“杨司训”及其所荐“贤士”；西湖“诗会”开始前通过“匡秀才”的视角聚集起“赵医生”这一伙“名士”；“莫愁湖”会开始前历述“鲍廷玺”“季苇萧”“萧金铉”“诸葛佑”等人事迹，并将他们共同引向“杜慎卿”。紧接着，在临近湖会举办前都进行节奏提速，并以一事迅速收束此故事单元，如“大宴莺脰湖”接以“侠客虚设人头会”，娄公子发现被欺骗后闭门整理家务；西湖“诗会”接以匡超人“书店会潘三”，开始一番新际遇；“高会莫愁湖”后杜慎卿进京，众人齐至“天长县同访豪杰”，开始“杜少卿”和“南京修礼”的故事单元。

第二，作者通过控制小说叙述节奏力度强弱的动态演变，造成情节的起伏跌宕，从而吸引读者注意力方向并影响其心理情感变化。节奏力度以所引起的读者心理情绪变化为衡量标准，情绪“波峰和波底的落差高低就是一个能够衡量小说节奏力度大小的参数”，而“小说节奏的力度感就在因文势起落而造成的心理张驰交替中得以传达”［18］。《儒林外史》回目对力度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是上半部的整体构思。《儒林外史》篇幅较长、人物众多，不会在开篇即迅速起势，直接进入核心故事，而是先以一“楔子”作铺垫，开篇首叙“暮年登第”的周进和范进，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屠户”“和尚”“乡绅”“监生”“秀才”等一系列社会中下层人物，用八回的篇幅预设社会空间背景：科举之道已经深入民心，使节奏力度初显波澜。接下来分别叙述以娄府、胡府为中心的两伙假名士，力度在“莺脰湖”与“西湖”两次湖会处明显增强，整体上完成两组由弱到强的转换，树立起反面群像的同时，也与即将登场的真名士们形成了对照。自二十五回开始，通过鲍文卿将叙述视角转向全书的核心地域空间——南京，为情節序列的最高潮蓄势：先叙述围绕在杜慎卿周围的南京名士，到“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完成第三组力度转换，接续前文的同时又引出杜慎卿的表弟杜少卿，然后经“同访豪杰”“朋友议礼”“名流访友”而将南京众名士聚集在杜少卿周围，再叙“天子招贤”却“辞爵还乡”的庄征君和“降生”之“真儒”虞育德二位主祭，至此修礼所需人物全部就绪，在三十七回迎来全书最高潮——“祭先圣南京修礼”，上半部众多“闹剧”造成的讽刺氛围因祭泰伯祠而一扫而光，滑稽而功利的儒林群丑为严肃庄重的南京名士所代替，文势也随之达到顶点。

其二，使用不同方法对局部故事进行力度调节，使小说文势跌宕起伏。第一种类似评点之“犯中求避法”，抓住情节、人物等方面的特殊性，在故事的重复中求变化。如第三回和第七回，同是学道拔人，前者谓之“拔真才”，后者则称“报师恩”。而且故事的后续也有所不同：前者经范进转向“屠户”“乡绅”等中下层人物，后者经荀玫转向“观察”“公子”“翰林”等官场人物。如此一来，既实现了故事空间的自然转换，又在两次同而不同的叙述中控制了力度，使读者不因重复而降低阅读兴趣。第二种类似评点之“弄引獭尾法”，节奏力度有张必有弛，有起必有落，欲造势则“弄引”，欲泄势则“獭尾”。“祭泰伯祠”乃文势最高处，故而先用“迟衡山朋友议礼”与“议礼乐名流访友”两件与礼乐相关的事引导文势缓步上升，如同天将雨而先闻雷，此即“弄引法”；“南京修礼”后用八回篇幅转叙西蜀、苗疆事，文势急转而下，但因八个章回的情节紧凑密集，节奏力度在减弱过程中又呈现出波动状，即在文势整体回落的大趋势下有着数次小幅度回升，因此直至四十六回“三山门贤人饯别”、四十八回“泰伯祠遗贤感旧”才将“祭泰伯祠”一事引发的高亢文势消泄，而此时距离情节高潮已经相隔十个章回，此即“獭尾法”。第三种类似评点之“叙事养题法”，通过控制故事进程制造悬念。根据情节是否共时能够再分为两种，一种是暂停原本故事时间，直接插入一段故事，如祭泰伯祠前先用“常熟县真儒降生”补充主祭虞育德的来历；“五河县势利熏心”和“方盐商大闹节孝祠”中间插入“虞秀才重修元武阁”事。另一种是故事时间进程不发生改变，插入另一空间发生的故事，如叙写沈琼枝故事过程中插入“话旧秦淮河”事；在余明经“把酒问葬事”中插入其弟“代兄受过”事。这两种方法都用在原本正在进行的故事发展过程中，中断故事、造成悬念的同时又因主要人物依然“在场”而不打断叙述，起到了转换节奏力度和积蓄文势的作用，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第四种类似评点之“层峦叠翠法”，通过相似故事或故事模式的叠加叙述积累文势，使叙述节奏力度随之而上、步步紧追。如四十九至五十二回所叙凤鸣岐事，从“真义气代友求名”到“壮士高兴试官刑”，再到“会厅堂英雄讨债”，运用三个具有同类情感指向且程度逐渐提高的故事增强叙述的节奏力度，使文势连续三次上升，对主要角色凤鸣岐的称呼也从“义气”改为“壮士”，而后直呼“英雄”，完成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最后，叙述节奏在波动和转换过程中还表现出“一山穿云、数峰并峙”的形态，使小说的中心思想主题遥相呼应。如上所述，三十七回“祭先圣南京修礼”是作者苦心经营的核心故事，此时众名士齐聚南京泰伯祠，举行庄重的祭礼仪式，显示出儒家传统礼乐制度之于读书人的重要程度，表达了作者希望以此改造“儒林”的思想，此为“一山穿云”。十五回到二十回写匡超人的故事，而与他相关的从“童生”到“孝子”再到“高兴”的情节发展轨迹一方面向前可与楔子中的理想儒士、“名流”王冕形成对比，另一方面由于祭葬是儒家孝道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向后可与三十七、三十八回“西蜀寻亲”的“郭孝子”事以及四十四、四十五回“问葬事”的“余明经”事相对照，此为“数峰并峙”。作者通过叙述这些因人物相异的“孝道—科举”观念以及促使他们思想发生转变的故事，说明“文行出处”和“礼乐孝道”对儒家知识分子和社会民风的重要性，共同指向小说的核心主题——科举制度下的孝与礼。

综合以上，作为古代章回小说中最具民族特色的副文本之一，回目不仅体现着崇尚对偶和诗意的传统美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小说家的叙事策略。通过阅读回目，读者在掌握文本大意的同时，也能根据其叙述节奏的变化，深入了解作者的構思过程，把握小说叙述重点。相反，作者也能通过回目的设置和内容展示来影响读者的阅读与情感体验。此时的回目已然成为主文本之外又一个作者与读者沟通的媒介和场域。这些无疑显示了章回小说回目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整理、分析驳杂的副文本对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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