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传播为媒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邹莉 俞洪亮

【内容提要】当前，国际传播面臨“西强我弱”的不对等地位，需在多个关键方面加强努力，以重塑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与影响力。首先，在内容设置上，应系统整合中华文化的多元元素，深入挖掘其深厚底蕴，以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普遍价值；其次，在传播对象上，应形成差异化的传播策略，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群体设计相应的传播内容，以增强传播效果；此外，新时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应创新表达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现中国文化的活力与创新；同时，不断丰富传播渠道和方式，充分利用新媒体、社交平台等现代传播手段，拓宽中国文化的国际视野与影响范围，引领全球文化交流的和谐共荣。

【关键词】中国文化 对外传播 话语体系 国家形象

当前，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对我们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提出了新的使命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九大提出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对提升国家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有重大意义，如何“走出去”是焦点问题。2023年12月2日，由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重庆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与国家形象”研讨会在重庆举行，来自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6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讨论聚焦如何破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困局，反思及探索新时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多元化路径。

一、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现状与挑战

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不仅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还能推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交流。然而，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面临诸多挑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辛斌指出，国际话语权的核心是物质基础和综合国力，信息自由流通实际上是单向流动，加剧了国际秩序的不平等与不平衡。我国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体系格局中处于劣势，国家形象被西方扭曲甚至妖魔化。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戴运财指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着跨语境传播的文明、话语、语言和意识形态鸿沟挑战。中西文明体系存在冲突，各自坚守核心理念和利益。此外，中国在前沿传播手段和技术上处于相对弱势，英语语言主导了西方主流话语和学术领域。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祝朝伟认为，国内国学经典的知晓率较低，经典英译存在误读误译现象。翻译理论偏重译入理论，对外话语体系方面考量不足。传播渠道有限，主流媒体在外国社交媒体上的叙事和说教方式仍需改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徐珺认为国际上中国文化存在赤字，表现为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严重入超，对外影响力有限。

二、新形势赋予文化国际传播新要求

（一）展现民族精神魅力，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

中华文化作为国家的精神家园和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和思想道德营养孕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宝贵精神品格，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李友康强调，高校师生应肩负起时代使命，积极投身于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注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同时，高校应发挥其在文化研究与传播方面的优势，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力量。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彭萍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多次在国外掀起传播高潮，对西方思想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蕴含的价值可为当今世界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二）聚焦共同价值，做好思想内容的传播

中国国际传播的身份叙事不仅关乎于解释自身，还要着眼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与变局，以中国为方法、世界为语境。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责任将自己的故事和声音传播到全球，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文化“走出去”，一方面要坚守传统文化的根，另一方面还要把当代鲜活的文化产品、文化成果不断地推介出去。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范大祺指出，中华文化的译介应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引领，凡属带有中华特质、具有积极向上力量、能够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拓展人的精神疆域的文化，都可以向世人推介。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周桂君认为，当前急需传播的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国当代话语及地方特色文化。西南大学教授褚修伟认为官方文献中要避免译文不一致导致对外国家形象构建的不一致，否则不利于精准完整传递原文的思想内涵，也不利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调适议题设置，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

中国承担着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②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调整议题设置，变被动外宣为主动内外宣结合，既要发出自身声音，更要引领舆论，实现从被塑造到自我塑造的转变，提升国际影响力。辛斌指出，中国与美西方话语权之争，实质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较量，关乎国际舆论场的规则定义。在重要国际问题上，政府、智库和媒体应敢于设议题、引导舆论，巩固文化主体性。议题设置应多层面，既关注表面现象，也深挖深层意味。基调应开放自信且谦逊，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及改革开放成果转化为制度话语，展现制度优势，提升国际影响力。戴运财认为，未来克服表达差异和消除西方民众的误解，需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包括原创核心概念、翻新既有概念、借用通行的国际表达，以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文件中的用词等。

三、新形势赋予文化国际传播新内涵

（一）重视共情共鸣，提升中国话语说服力

文化传播过程中，因意识形态和文化隔阂可能产生“共情偏差”，聚焦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情感，可以更好地宣介中华文化的智慧和魅力，对中华文化产生正向的情感投射。通过共情共鸣的方式，引发受众的同向解读与情感共鸣，有利于降低“文化折扣”。③为了有效地宣介中国立场和中华文化的特色与主张，要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精髓和现代价值，将其与世界文化相融合，寻找共同的价值认同。范大祺认为，科学地宣介中国理念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至关重要。超越狭隘的民族情感与立场，建立新的空间意识，并注重附加事件的情绪价值，以吸引对中国更多的关注与讨论。还应将中国的国情、特色与国外受众的表述习惯和接受心理相结合，寻找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以及情感共鸣点。徐珺指出，中国文化传播需要注意把握讲好中国故事之“道”“术”，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和需求。需从陌生人视角重新观察中华文化，跳脱惯性思维审视自身文化。

（二）创新传播叙事话语，加强中华文化感召力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话语叙事策略尤为重要。判断言语交际是否有效的标准是看其能否吸引受众关注、获得认同和回应。为了打破刻板的叙事套路和话语范式，对外传播中应摒除一般性的策略伦理，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采取世界上被广泛接受与认同的方式展开价值观传播，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符号体系。重庆工商大学教授李敬认为话语体系是文化传播的核心，关乎我们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传达中国的观点和价值。我们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辛斌认为，对外传播应“接地气”，走“舆论群众路线”，锤炼讲故事的技能，让故事具体生动、富有感染力，让对方愿意听、听得懂、听得进、乐分享。还要重视话语的对话性，对话是丰富自我而不是强制或枯竭他者的过程。通过各种声音和意识之间的互动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话语和意识形态这一绵密网络中的位置。

（三）生动传译文化作品，展现中国形象亲和力

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话语体系上存在不同，包括学术、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宣传话语体系等。利用不同符号模态之间的多元互动与跨文化阐释，为不同地域与民族的受众理解与接受中国文化提供多种可能性，满足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需求。好的翻译作品能够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祝朝伟指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表明，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跨文化交际，处理中华学术话语外译时，需全面考虑文化、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因素，并构建新的翻译标准，关注翻译的动态特性和语境中语句的意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司显柱研究发现，中华学术话语翻译资源对外翻译文本质量高，但仍有改进空间，尤其是在词语义准确性和表达地道性方面。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很关键，需基于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正确理解。

四、新形势赋予文化国际传播新路径

（一）技术赋能文化国际传播

传播效果的产生是作用在受众认知层面的结果。媒介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信息传播引导受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建构方向。数字媒介深刻影响生活，改变我们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范大祺指出，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利用技術手段推动思想术语的传播对于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更好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的声音和立场。辛斌认为，媒体形塑时代，谁能够利用好大数据，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速度和效率，谁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占领舆论高地、形成国际舆论导向，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戴运财认为，新型社交媒体平台和前沿技术，要重点触及年轻群体和第一世界受众。借助融媒体传播手段，针对新兴的社交平台和智能手机用户的不同爱好，向用户提供定制的图文音视频产品，既要有传统媒体系统的、理性的、权威的阐释，也要有社交平台的碎片化、情感化、互动化的解读。

（二）战略传播赋能文化国际传播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应沿着战略传播逻辑建立多层级的传播集群矩阵，通过多层次互动打破单一渠道做外宣所带来的隔膜与距离，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理解和认可。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应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方式，强化官方、学术与民间交流。上海理工大学教授董伟认为，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发表和传播平台，有助于提高中国对外传播软实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应发挥智库作用，与有影响力人士研讨，引导政策制定。相较于美英智库，中国智库数字公共外交整体上仍处于劣势，亟需全面加强。⑤重庆工商大学副教授邹莉认为，智库发展日趋共生。国际形象受价值观、文化、情感等多因素塑造，文化乃国家软实力之核心。语言智库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作用显著，既是献策者又是引导者，还是沟通者与建构者。它助力语言文化政策制定，影响海外受众，促进国际语言治理协作，并参与全球文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

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传统的跨文化传播转向转文化传播，更强调跨区域、跨体系、跨主体的文化共生与转型洞察。构建多元传播主体协同网络将成为文化国际传播的新载体与路径，并推动不同文化在全球化中交融发展。

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商务英语教师‘语言+知识跨学科能力提升机制研究“（22SKGH194）和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人机协作的多模态商务翻译课程知识图谱构建研究”（2021WYZX21） 的阶段性成果。

邹莉系重庆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俞洪亮系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注释」

①史安斌、俞雅芸：《构建新时代国际传播的叙事体系：基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性的创新路径》，《对外传播》2023年第11期，第5页。

②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课题组（于运全、王丹等）：《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2019）》，《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0期，第94页。

③《“洋网红”传播中华文化的隐序路径》，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www.cssn. cn/xwcbx/rdjj/202303/t20230302_5600458.shtml，2023年3月3日。

④张馨予、黄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战略路径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第97页。

⑤王莉丽、谭思沩：《智库数字公共外交：概念界定与实践发展》，《智库理论与实践》2023第5期，第47页。

责编：霍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