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西北防御与区域联动问题研究
——兼论唐朝与吐蕃、回纥、南诏、党项的博弈

朱德军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势攻占陇右,兵锋直指关中,京畿安全岌岌可危。为阻遏其持续东侵,唐朝除构建以长安为中心的“三级圈层防御体系”(1)“三级圈层防御体系”,即中唐后,唐朝为阻遏吐蕃等对关中的进犯,在军力配置上,以京师为中心,围绕长安进行密集布防,由内而外形成由神策军—防秋兵—藩镇兵,共同构成拱卫京师的“三级圈层”防御格局,参见朱德军:《时空场域与中唐京西防秋兵的布防》,《山西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外,还责令沿边藩镇进行侧翼牵制,以减轻关中的压力,三川(2)至德二年,唐剑南道被分为东西两川,山南道开元时也分为东西两道,山南西道历史上亦属蜀地。又《资治通鉴》卷235永贞元年六月胡注云:“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故此三镇,合称“三川”。与吐蕃因地理上的邻近而成为牵制的主力。中晚唐时期的西北防御问题,因与当时屯驻关中的中央神策军、各地防秋兵、关中藩镇兵(3)关于唐代神策军研究,参见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中华书局2019年版;何先成:《唐代神策军与神策中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李宇一:《中唐期における左右神策軍に関する一考察》,《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2018年。关于唐代防秋问题,参见曾我部静雄:《唐代的防秋兵和防冬兵》,《集刊东洋学》第42、43号;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关于唐代关中藩镇研究,参见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直接相关,也和当时的唐蕃、唐回、唐诏、唐项及其双边或多边关系密切相关。已有的研究多以上述民族政权与唐朝双边关系为线索,探讨唐朝的民族问题,但极少与唐代西北防御相关联,也不曾论及沿边区域的联动问题,更不关注西北防御在中晚唐百年的变化。有鉴于此,本文以时间为序,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弥补该研究之不足。

一、中唐时期西北防御体制下的区域联动

中唐以降,吐蕃趁乱东侵,广德元年,“已尽取河陇”。(4)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44页。此后,它频繁入侵关中,一度占据长安,扶植傀儡皇帝。对此唐廷除了进行外交准备,还责令沿边藩镇对吐蕃发起牵制作战,三川藩镇在中唐时期表现尤其突出。

(一)肃代时期

上元二年,吐蕃攻陷陇右之后,截断关中与西域的通道。随后举兵东向,“渐逼京畿”。当时高适节制西川,为迟滞吐蕃的进犯,“临吐蕃南境以牵制之”,然而多“师出无功”。西川西部也为“蕃兵所陷”,代宗遂以“严武代还”。(5)《旧唐书》卷111《高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31页。

广德元年九月,吐蕃攻陷泾州,边将告急。朔方大将仆固怀恩同时反唐,纠集吐蕃等来犯关中。十月,进逼京畿,“京师震骇”。(6)《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150页。回纥上表请“助国讨贼”。(7)王溥:《唐会要》卷98《回纥》,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45页。唐朝遂确立“联回纥,抗吐蕃”(8)傅乐成:《回鹘马与朔方兵》,《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310页。的外交方略。西川出兵“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其当狗城”。十月,又拔其“盐川城”;朔方兵马使郭晞“夜斩贼营,杀千余人”。(9)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87《外臣部·征讨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588页。此役虽取得战果,但多属西川牵制之功。

永泰元年九月,仆固怀恩纠合吐蕃、回纥、党项、奴剌等,以“众二十万至醴泉、奉天”。(10)《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88页。邠宁大将白孝德不敌,“京师戒严”。(11)《新唐书》卷144《崔宁传》,第4704页。吐蕃大军直趋奉天,被朔方大将浑瑊击败。十月,西川汉州刺史崔宁西击吐蕃,连拔数城,“攘地数百里”。(12)《资治通鉴》卷224,永泰元年十月,第7186页。此后吐蕃“暂时放弃对京师的大规模进攻,将目标转为河西,并不时向关内诸州进犯,以掠夺关中的土地与人口”。(13)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大历二年九月,吐蕃兵围灵州,“游骑至潘原、宜禄”,“京师戒严”。(14)《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二年九月,第7197页。十月,朔方节度使路嗣恭与吐蕃战于灵州,“败之”,京师状况稍缓。(15)《新唐书》卷6《代宗纪》,第173页。三年,吐蕃尚赞摩等以“二万众”犯邠州,“京师戒严”。九月,灵州将白元光破吐蕃二万于灵武,郭子仪亦破其六万。神策军大将李晟兵出大震关,屠“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而还”,吐蕃被迫“释灵州之围而去”。(16)《资治通鉴》卷 224,大历三年八月至九月,第7202—7203页。十二月,西川再“破吐蕃万余众”。大历八年十月,吐蕃再犯京畿,唐军在宜禄迎战失利,吐蕃驱众掳掠而去。(17)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87《外臣部·征讨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588页。不久,吐蕃再寇灵州,陷水口,塞营田渠,唐“发河东、振武兵,合神策军击之”。(18)《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098、6092页。

大历九年,代宗为防遏吐蕃,命郭子仪屯兵京西。十年正月,西川发起攻势,破吐蕃数万人于西山,“斩首万级,捕虏数千人”。(19)《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正月,第7229页。次年,吐蕃陷陇州,据普润,“焚掠人畜”。凤翔节度使李抱玉破之于义宁,泾原节度使马璘复“败之于百里”。十一年,吐蕃入掠黎、雅等州,西川又破之,“禽(擒)大笼官论器然”。(20)《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098、6092页。

大历十二年九月,吐蕃以八万之众,据夏州长泽监,“破方渠”,朔方驰援,吐蕃退去。十月,西川“大破吐蕃于望汉城”;十一月,山南西道又破其“万余众于岷州”;十二月,西川破其“十余万众,斩首八千余级”。(21)《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九月至十二月,第7247、7249页。十三年四月,“吐蕃寇灵州”,朔方镇军“击破之”。(22)《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十三年四月,第7251页。次年,东川与山南西道镇军合击吐蕃,又“破之”。(23)《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九月,第7271页。大历之末,吐蕃连续围攻唐朝交通要冲与丝路重要节点灵、夏等州,但均被唐军击退。

从上元二年起,终肃、代二朝,吐蕃多次发兵内犯,关中形式严峻。因逼近京畿,几度“京师戒严”。广德元年,甚至占据长安,代宗出奔陕州。在反击吐蕃作战中,西川表现突出。上元二年,西川高适发兵“以牵制之”;其后,西川严武、崔宁与山南西道严震、张献恭多次对吐蕃发起侧翼反击,屡有“破军”“拔城”的记录:如广德二年,西川“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其两城。永泰元年,“连拔其数城,攘地数百里”。大历三年,破其“万余众”;十年,破其“数万于西山,斩首万级”;十一年,大破诸蛮,“斩首万级,禽(擒)酋领千人”;吐蕃寇西川边州,唐又“破之”。十二年,西川“大破吐蕃于望汉城”,败“十余万众,斩首八千余级”,山南西道则破“万余众于岷州”。

考诸上文,不难发现:代宗朝吐蕃大肆内侵,关中形势危殆,沿边藩镇发起牵制作战,且多由西川、山南西道、河东三镇承担,西川发起攻势10次,频度最高。除上元那次“师出无功”外,破吐蕃“七万余众”“万余众”“数万众”,甚至“十余万众”,或斩首“万级”“八千余级”更是不绝于书。山南西道仅1次破吐蕃“万余众”,1次合众“破之”,战绩远逊于西川;河东仅1次,战效不彰。

(二)德宗时期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后,以“陕州之耻”而深恨回纥,他试图改变既有国策,“思欲联结吐蕃以制回纥”。(24)何永成等:《隋唐五代史》(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6年版,第316页。安史之乱期间,南诏曾助唐讨逆,“万人戍河中”。(25)《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二月,第7161页。此后,南诏多次被吐蕃裹挟侵蜀。兴元元年,吐蕃征发南诏之众,分兵三路“连陷郡邑”(26)《旧唐书》卷12《德宗上》,第323页。,西川告急。德宗令李晟率“禁兵四千人”;曲环则率邠宁、凤翔藩镇兵与范阳防秋兵“五千”驰援。东川与山南西道合击吐蕃,又“破之”。此役,李晟率军攻入陇右,吐蕃、南诏大败。(27)《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月,第7271页。

建中四年正月,唐朝发生“泾师之变”,吐蕃曾助唐平乱,清水会盟后,唐朝割让陇右,双方关系缓和,但不久再度交恶。贞元二年八月,吐蕃进犯关中,掳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骚然”。(28)《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八月,第7470页。九月,吐蕃游骑逼近京畿,京师戒严。十月,神策大将李晟决定外线作战,“出师袭吐蕃摧沙堡,拔之”。(29)《册府元龟》卷359《将帅部·立功十二》,第4255页。从十一月起,吐蕃先后攻陷灵、夏等州,同华、忠武两镇奉诏入援。(30)《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十一、十二月,第7474—7475、7477页。次年,唐廷令同华、邠宁与河东 “次石州,跨河相掎角”。(31)《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095页。

贞元三年八月,宰相李泌提出“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外交战略(32)《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八月,第7501页。,其核心是结盟回纥,并使南诏附唐,以“断吐蕃之右臂”。四年春,吐蕃再犯关中,“三万骑略泾、邠、宁、庆、鄜五州之鄙”,焚毁房舍,百姓数万被执。十月,吐蕃发兵十万,纠合南诏北犯西川。当时南诏侵唐,实属胁迫,它“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韦皋遂伪造信函,“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让“东蛮转致”,以此离间,导致双方猜忌,由是“失云南之助”。吐蕃纵兵四出,西川“破之于清溪关外”;吐蕃“复以众二万”再寇,韦皋严督诸军,巂州经略使刘朝彩又“大破之”。(33)《资治通鉴》卷233,贞元四年十月,第7513、7515—7516页。

贞元五年,西川攻入吐蕃,在故巂州破其二将,“斩首二千级,生擒笼官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胜计”(34)《旧唐书》卷140《韦皋传》,第3823、3823、3824页。,擒斩吐蕃骁将,悉复巂州“旧境”。(35)《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五年十月,第7519页。

贞元八年四月,吐蕃犯灵州,唐诏“河东、振武救之(36)《资治通鉴》卷234,贞元八年四月,第7530—7531页。,令神策六军屯驻,吐蕃遂退。九月,西川破吐蕃要地维州城,“获其大将军论赞热”。十一月,山南西道“击破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积聚”。(37)王溥:《唐会要》卷97《吐蕃》,第1735、1736页。责令剑南、山南“深入穷讨,分其兵,毋令专向东方”。韦皋前后破其“堡壁五十余”,败其大将论莽热,联手南诏“俘馘三万,降首领论乞髯汤没藏悉诺硉”。(38)《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098—6099页。

贞元九年,唐朝重修盐州城,命诸镇与神策军驻屯,“又敕泾原、剑南、山南军深入吐蕃,牵桡其力,使不得犯塞”。(39)《新唐书》卷156《杜希全传》,第4908页。西川分兵进讨,“破峨和、通鹤、定廉城,踰的博岭”,围攻维州。吐蕃来援,遂“破其军”(40)《新唐书》卷158《韦皋传》,第4935页。,“由是灵、夏、河西获安”。(41)《资治通鉴》卷234,贞元九年二月,第7540页。

贞元十年六月,韦皋在西山峨和城,败吐蕃三万;出兵黎、雅等州,“斩首三千八百级。”(42)《册府元龟》卷987《外臣部·征讨六》,第11589页。十二年,韦皋攻取新城,吐蕃迎战,“巂州刺史曹高仕击却之”。十六年,他在黎、巂二州,累破吐蕃。其帅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屡遭败绩,因惧罪而“举部落来降”。(43)《旧唐书》卷140《韦皋传》,第3823、3823、3824页。

贞元十七年,吐蕃攻陷麟州,毁坏城池后,扬长而去。(44)王溥:《唐会要》卷97《吐蕃》,第1735、1736页。七月,复命人深入其境,“以分其势,纾北边患”。随后,西川兵分九路,攻克维、保、松等州。(45)《资治通鉴》卷236,贞元十七年七月,第7598页。九月,西川大破吐蕃于雅州;十月,破其“十六万,拔城七、军镇五”,斩首万余级。(46)《旧唐书》卷140《韦皋传》,第3823、3823、3824页。吐蕃连遭败绩,被迫抽兵于关中,韦皋采取诱敌深入,生擒论莽热,“虏众十万”,歼灭其半数之敌。(47)《册府元龟》卷419《将帅部·持重》,第4997页。当时河东、泾原、邠宁、泾原四镇连兵回鹘“猎其北”,而“剑南、东川、山南兵震其东”;凤翔又“当其西”;由西川、南诏深入“其境”(48)《新唐书》卷222上《南诏上》,第6278页。穷讨,故吐蕃之势稍弱。

西川节度使崔宁被征入朝,西川群龙无首,遂令东川与神策、防秋兵驰援。唐蕃关系一度缓和,因争夺西域,冲突再起。德宗采纳李泌的困蕃战略,迅速稳定关中,唐朝转守为攻。韦皋推行“争取南诏、孤立吐蕃”(49)参见王永兴:《论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策略,贞元时吐蕃屡犯关中,三川、河东发起牵制作战37次,其中西川26次、东川6次、河东3次。此时唐朝对吐蕃的反击,多由西川发起,进兵区域多为西山地区,不仅作战规模大,战绩也很辉煌。

西川的牵制作战,在击败吐蕃基础上,为削弱其战争潜力,一再深入吐蕃“穷讨”,以减轻关中的军事压力。如贞元八年,诏诸镇“深入穷讨,分其兵”,使其不得东向。九年,唐廷再敕“剑南、山南军深入吐蕃,牵桡其力,使不得犯塞”。随着西川捷报频传,关中“获安”。十七年,吐蕃入侵关中,西川复“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纾北边患”。此外,韦皋还巧施反间之法,推动南诏与吐蕃离心,以孤立吐蕃,故其“兵势始弱矣”。(50)《资治通鉴》卷233,贞元四年十月,第7516页。

这一时期的河东、东川也参与对吐蕃的牵制作战,如贞元二年,唐廷诏“马燧以河东军击吐蕃”。次年,河东与同华、邠宁“跨河相掎角”,或以史籍失载,或为战效不彰而阙载。至于东川、山南西道,唐廷在诏书中两提深入“穷讨”。

(三)宪宗时期

元和时期,吐蕃继续大肆扩张,除了与大唐兵戎相见,还先后与大食、回纥角逐中亚,故而“岁西师,故鲜盗边”。(51)《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大食”条,第6263页。四面树敌的结果,使吐蕃疲于应付,唐蕃边境波澜不惊。直到元和十三年,吐蕃一面遣使请和,一面抄掠宥州、凤翔,唐军在战争中逐渐扭转了劣势,朔方军在定远城“破吐蕃二万”,平凉又破其二万余众。十一月,夏绥军破其五万,灵武军再破吐蕃,西川“攻拔峨和、栖鸡等城”。(52)《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第5262页。

元和十四年,吐蕃节度论二摩及其两大相尚塔藏、尚绮心儿“总兵十五万围盐州”,但“积三旬不能拔”。(53)《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101页。当时其邻镇“皆奉诏备御”,东川节度使王涯提出唐军“径入贼腹”,两路破敌,奏请宪宗“不爱金帛之费”,派心腹大臣与回纥“定约”,“开怀以示之,厚利以啖之”,认为一战之后,“西戎亦衰矣”!(54)王溥:《唐会要》卷97《吐蕃》,第1738页。朔方将史敬奉发起突袭,遂“大破之”(55)《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101页。,吐蕃被迫解围而去。

元和之初,唐蕃关系大体平静,元和之末虽烽烟再起,但吐蕃已呈强弩之末。此时吐蕃侵扰唐朝基本局限于关中的西北一隅,出兵规模虽大,但唐朝的反击则更为有力,如朔方破其三万,平凉再破其三万,夏绥又破其五万。吐蕃大相甚至亲率十五万之众围攻盐州,竟然三旬而不能拔,其战力衰落的状况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唐军两路反击,加上回纥积极配合,吐蕃在未取得任何战果的情况下匆忙解围而去。韦皋病逝后,西川在军事上对吐蕃的牵制作用迅速下降,东川开始取代其地位。

二、晚唐时期西北防御体制下的多方博弈

元和末年以来,吐蕃因与大食、回纥争夺中亚失败,加上赞普达磨的禁苯、佞佛,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导致政局动荡。会昌二年,达磨遇刺身亡,随后又发生“二赞普并立”(56)参见薛宗正:《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事件,吐蕃逐渐走向衰亡。此时恰是南诏与党项勃兴之时,其时间节点基本在文宗时期。

(一)文宗时期

唐朝前期,为了抵制吐蕃向西南扩张,唐朝有意扶植南诏,“从苍山会盟,到贞元册封”,唐诏关系一波三折,天宝时发生冲突,导致南诏附蕃,但双方关系基本维持稳定。

韦皋亡故后,西川节度使“武人化”(57)参见陈乐保:《唐代宗至宪宗时期的西川节度使继任危机与终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的倾向戛然而止。宪宗又析其“六州隶东川”(58)王溥:《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第1278页。,加上西川武备不修,敌视唐朝的南诏权臣当政,唐诏关系急剧恶化。西川节度使又多贪暴不仁,且治军无方,尤以杜元颖为甚。此人完全不懂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戍卒衣食无着,遂入南诏抄掠,南诏反以衣食相诱,“由是蜀中虚实动静”(59)《资治通鉴》卷244,太和三年十一月,第7867页。尽知。西川军心离散,基本丧失了为国御边的能力。

太和三年十一月,南诏北侵西川,巂、戎二州陷落,不久再陷邛州。由于西川无力自卫,于是唐廷急命东川、山南西道、荆南等镇派军驰援。次月,又征鄂岳、忠武等镇继之。在南诏逼近成都时,唐朝以淮西大将董重质为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发太原、凤翔兵赴西川”,南诏即转寇东川,节度使郭钊以兵少力弱,竟修书结好。

太和四年正月,南诏复寇成都,唐廷诏山南西道发兵救援,节度使李绛虽兵力不足,仍“募兵千人赴之”。次年,李德裕节制西川,以“蜀兵羸疾老弱”,不堪大用,于是大募“北兵”,令其“与土兵参居,转相训习”(60)《资治通鉴》卷244,太和五年八月,第7887页。,以提高其战力。

关于唐朝的党项。贞观年间,吐蕃势力北上;高宗时,灭吐谷浑,党项为其所逼,相继内迁,唐专设“押番落使”进行管理。至德末年,“为吐蕃所诱,使为乡导寇边”,仆固怀恩诱党项入寇,以数万之众,“掠凤翔、盩厔”(6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4《四裔考十一·党项》,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623页。,为周智光所破。郭子仪忧其“阴结吐蕃为变”,建议朝廷遣使宣慰,以“芟其反谋”。他建议朝廷“严逻以绝吐蕃往来道”,后设置六胡州,由朔方节度使兼任护党项使。太和之际,党项势力渐强,“数寇掠”;开成后,随着“种落愈繁”,商人以丝绸购其羊马,“藩镇乘其利,强市之”,遂“相率为乱”。(62)《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党项传》,第6217页。再加上边帅镇抚失宜,党项在吐蕃、回鹘衰微之后,成为关中的新祸源。

文宗开成时,唐诏关系进一步恶化,西川“虐帅”克扣军饷,士卒引敌入寇,而当时该镇又防务不修,南部诸州先后陷落,南诏一度兵临成都,唐朝先后征东川、荆南、鄂岳、忠武、河东、凤翔等镇驰援。关中藩镇因掠夺畜产,而引发党项反叛,关东增援西川,关中防秋兵力大为减少,关中藩镇兵与神策军又抽兵“防冬”,唐军在关中戡乱党项的能力遭到削弱。

(二)武宗时期

作为雄霸北疆的民族政权,回纥(鹘)汗国长期与唐朝保持密切的政治关系。安史之乱期间,回纥曾“助国讨逆”,在“复京畿”“平河朔”中,其“戡难中兴之功”不容忽视。(63)《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6页。然至开成末,回鹘内讧,复“为黠戛斯所攻”,使得“部族离散”(64)《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第588页。,关中北部遂为其寇掠之地。

会昌元年八月,回鹘侵逼京北,宰相李德裕奏请下诏河东、振武诸镇“严兵保境以备之”(65)《资治通鉴》卷246,会昌元年八月,第7953页。,俟其犯边,然后武力驱除。二年二月,回鹘寇天德军,河东节度使刘沔率本镇兵迎战。当时回鹘剽掠党项与吐谷浑诸部,唐廷责令其还军,但其置之不理。八月,回鹘过天德,转掠云、朔等州,唐廷忧其“谋陷丰州”,于是征关东“六镇之师”会师太原。九月,诏诸镇出兵迎击,以银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统“河东蕃兵诣振武”。三年正月,回鹘乌介可汗率众侵逼振武,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沙陀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骑“袭其牙帐”,大破于杀胡山(66)《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正月,第7971—7912页。,乌介受伤溃逃,回鹘威胁被解除。

随着回鹘的败亡与西迁,“造成草原的空洞化”(67)参见丁载勋:《回鹘汗国灭亡原因新探》,《文史哲》2001年第6期。,使得“长期活跃于京西北的党项趁势而起,对唐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68)参见李军、何静苗:《唐大中年间宣宗经略党项政策之演进》,《西北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会昌三年八月,党项再次侵扰盐州。十一月,李德裕以“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若处置不当,或“剽掠于此,则亡逃归彼”,主张“使一镇统之”。鉴于“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故“请以皇子兼统诸道,择中朝廉干之臣为之副”。他建议以亲王任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派重臣为安抚副使。(69)《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八月,第7993页。五年十二月,党项又“攻陷邠宁、盐州界城堡”。(70)《资治通鉴》卷248,会昌五年十二月,第8021页。鉴于安抚无果,武宗决定武力讨伐,因其亡故,该计划被迫搁浅。

概言之,曾“帮助唐中央消灭敌对力量”,“解除唐西北边患”(71)刘戈:《论回纥可汗顿莫贺达干》,《西域史论丛》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的回纥(鹘),到开成、会昌时,因部族离散,屡寇唐境,京北藩镇遂成防御、驱除其主力。此后,党项又肆虐于关中西北,邠宁、灵武、盐夏等镇颇遭其害,唐廷虽不时遣使宣慰,但仍寇盗不息,后又决意讨伐,然因南诏侵蜀,关中抽兵驰援,故关中戡乱军力多限于本地藩镇,三川并未参与其中。

(三)宣懿时期

大中元年五月,吐蕃首领论恐热乘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唐诏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迎战。(72)《资治通鉴》卷248,大中元年五月,第8030页。二年正月,沙州人张议潮率众驱逐吐蕃,并遣使奉表归附,河西诸州遂重归于大唐。

大中三年元月,由于党项“屯聚隘险,劫夺行人,抄略餫路”,朝廷诏王宰节制河东“兼指挥振武、天德、灵盐、邠宁、夏绥、鄜延等州,同讨党项兵马事”,又诏“昭义、易定、河阳、宣武、沧景、陈许、郑滑、天平、平卢、兖海、浙西、宣歙等道”,赴夏州进讨党项;还责令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诸镇,若“有控临党项处”,缓急要兵,应互相配合。(73)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3页。二月,吐蕃来降,宣宗诏诸镇“出兵应接”(74)《资治通鉴》卷248,大中三年二月,第8037—8038页。,遂一举收复“三州七关”之地。

大中四年,党项又内掠邠宁,诏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合节度兵讨之”。(75)《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党项传》,第6218页。唐廷深感党项反叛多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于是“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五年四月,定远城使奏“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76)《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五年正月,第8045—8046页。六年四月,党项复扰边,十月,邠宁节度使毕諴“奏招谕党项皆降”。(77)《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六年四月、十月,第8051—8052页。疆臣虽屡奏党项“皆平”“皆降”,其实远未如此。

咸通五年正月,“南诏寇巂州”,被刺史喻士珍击败,俘千余人,唐廷下诏发右神策五千与各镇兵戍守巂州。(78)《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五年正月,第8108页。十一年正月,南诏又北犯,西川致书责问,南诏扣留唐使,进逼成都,西川告急。唐廷征“兴元六千人、凤翔四千人已至汉州”,恰好窦滂以忠武、义成、武宁三镇四千人“自导江奔汉州”。不久,山南东、西两道三千余人,遭遇南诏前锋,然“与战不利”。二月,南诏再围成都,后虽媾和,因未见唐使,而再次攻城。(79)《资治通鉴》卷252,咸通十一年正月至十四年五月,第8165页。十三年十二月,杜悰节制西川,奏减南诏子弟在西川及“与南诏贡使之数”,南诏“移牒不逊”,自此“颇扰边境”。不久,南诏王卒,宣宗亦驾崩,以礼仪之争,唐廷“不行册礼”(80)《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十三年十二月,第8078页。,南诏于是遣兵犯境。十四年五月,南诏进犯西川,“又寇黔南”(81)《资治通鉴》卷252,咸通十一年正月至十四年五月,第8165页。,因兵少不敌,弃城而逃。

宣、懿两朝,因吐蕃衰亡,唐朝收复失地,吐蕃在关中的威胁被解除,但南诏、党项的侵扰此起彼伏。针对党项的叛乱,唐廷征集关中藩镇兵、神策军与防秋兵,采取剿抚并举,依然难以奏效。中唐以后,南诏依附吐蕃,韦皋治蜀,双方关系恢复。随后“虐帅”镇蜀,导致戍兵引狼入室;李德裕继任,蛮患稍缓;杜悰节制西川,因缺乏怀柔,关系再度紧张,西川应对不力,唐廷被迫征兵驰援,使得双方长期陷于战争,关中的党项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四)僖宗时期

僖宗时期,南诏仍不时寇边。乾符元年,“南诏寇西川”,渡过大渡河,为黎州刺史黄景击败。南诏败归途中,遭遇援兵,遂“复寇”,与唐军形成对峙,双方接连发生冲突,以“西川援军不至”,蜀军遂溃。十二月,南诏乘胜攻陷黎州,入邛崃关,进攻雅州。蜀军奔返,成都惊扰,南诏提出“假道”请求,西川节度使怒斩其使,“蛮兵及新津而还”。(82)《资治通鉴》卷252,乾符元年十一至十二月,第8171—8173页。

乾符二年正月,南诏北侵雅州,当时高骈节制西川,闻讯“遣使请和”,于是引兵退去。高骈派兵追击,杀获甚众,擒斩敌酋,顺势收复邛崃关与大渡河各栅,又筑城于南诏戎州,置兵屯戍。三年三月,南诏上表求和,高骈以其屡“为边患”,“数其负累圣恩德、暴犯边境、残贼欺诈之罪”。(83)《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正月、三年三月,第8171、9183页。由于南诏“请为弟而不称臣”,唐廷斥其“骄僭无礼”,而断然拒绝。(84)《资治通鉴》卷252,乾符四年正月,第8190页。

僖宗之世,各地民变蜂起,南诏之患也愈演愈烈,唐廷被迫大量征召中央神策军、各地藩镇兵“防冬”。在唐朝灭亡之前,西川仍有大量的“长武、鄜坊、河东兵”(85)《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正月至三年三月,第8171、8175、9183页。在防冬。唐朝国力长期“虚耗”,朝廷被迫暴敛于民,在黄巢义军的冲击下,关中防御体制分崩离析,唐王朝的崩溃也就无法避免了。

结 论

中唐以降,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唐朝因“撤边备以靖中邦”,导致“吐蕃乘衅,吞噬无厌”(86)《旧唐书》卷139《陆贽传》,第3806页。,国力急剧衰退。唐朝内受藩镇之祸的困扰,外遭游牧民族的威胁,“吐蕃作为唐朝两百年的劲敌”(87)参见裴婷婷、何立慧:《吐蕃、唐朝的和战交往及对唐朝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回纥、南诏、党项则紧随其后,各方进行长期的角逐。关内与三川,地处唐朝与吐蕃交战的前沿,实系王朝的地缘安全,是唐朝“有效地防卫关中的根本”。(88)参见周尚兵:《山南道在唐代政权安全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关中与三川等地的区域联动是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的延续,构成中晚唐西北防御体系重要的一环。

从代宗上元二年,到唐僖宗乾符之末,三川藩镇、关东诸镇与关中地方的区域联动,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若就三川对吐蕃的牵制而言,无论从出兵的规模、频度,抑或战效,西川无疑为执牛耳者。更为重要的是,西川经常将战争引向吐蕃境内,“牵桡其力,使不得犯塞”,迫使吐蕃从关中撤军,或因“分其兵”,而减缓对关中的攻势,使得唐朝“京西北防守逐渐摆脱被动不堪的局面”(89)参见邵明华:《安史之乱后唐朝京西北边防线的重建和巩固》,《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对稳定关中居功甚伟。

随着吐蕃、回鹘的相继衰亡,党项作为晚唐肘腋之患的同时,南诏成为唐朝边疆的新威胁。三川与关中的区域联动发生重大变化,西川由牵制吐蕃入侵关中的主力,演变成南诏北犯的蹂躏之地。唐朝抽军驰援,关东藩镇由“防秋”关中,转为在西川等地的“防冬”。无论回鹘扰边、党项劫掠,晚唐时期都难觅三川出兵的身影。西川不仅完全丧失策应关中的能力,反而成为削弱关中防御的包袱,以致关中的党项叛乱长期未能解决。随着驰援西川,关中兵力更加薄弱,在黄巢之乱的冲击下,西北防御体系崩解,唐王朝的丧钟也随之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