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重要输出地——山西革命根据地探源

齐天亮

地缘优势、干部素质、干部抽调经验这三大因素，使得山西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南下干部的重要输出地。从地缘优势来看，山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支点和战略保障地。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北方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自此以陕北为中心开始了新的革命部署。山西因紧邻陕北，成为中国共产党战略经营的要地和革命中心的坚固屏障，一直承担着战略保障任务。从干部素质来看，山西各根据地的干部大多久经战场考验。他们信念坚定，政治素质较高，工作经验极为丰富。从干部抽调实践来看，山西具有丰富的干部调配经验。

山西革命根据地干部抽调的地缘优势

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得山西成为支援全国解放的战略后方，成为解放大军南下的重要干部输出地。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提出：“山西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很重要。”必须出兵山西，經营山西。1936年1月，根据毛泽东“以发展求巩固”的指导思想，红军东征山西，试图通过东征在山西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相连，从而为红军提供给养和兵源补给。尽管此次东征未能完成在山西创建根据地的任务，但是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动员起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为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创建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甚至在东征山西之后，为使全党坚定今后继续发展的决心，毛泽东多次强调：“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可以说，自长征胜利结束之日起，紧邻陕北的山西即成为中国共产党战略经营的要地，承担着战略保障和战争补给之责。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成为战略要地，地处华北腹地的山西也成为了抗战的重要阵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按照日军的侵略计划，要想灭亡全中国，必然首先侵入华北。要想侵入华北，必然首先控制山西。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山西在抗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毛泽东多次强调：“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首先，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与四周河北、察哈尔、绥远、陕西、河南相连，便于策应和向外发展。其次，红军东征时期，山西广泛建立起党组织，宣传和领导群众抗战，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另外，共产党在山西与阎锡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上因素都决定了地处华北腹地的山西，地位至关重要。正是基于独特的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以此为依托建立了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在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组建了三个省委，分别是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冀豫晋省委、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随后，为了便于开展敌后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华北地区的党组织进行了调整，从平、津、冀选调领导干部来山西工作。

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中，山西作为战略后方，保证了人民军队兵源的补充。由于土地改革普遍深入进行，广大翻身农民的政治热情非常高，各地的参军高潮迭起。晋绥解放区扩兵参军人数在1946年7月至1949年6月共计9.67万人。太行解放区也多次掀起参军高潮，参军人数达14.43万人。太岳解放区参军人数达7万人。山西各根据地支援前线作战，为人民军队提供的物资更是难以计数。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为接管、巩固新解放地区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军南下。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解放战争中，山西奔赴东北、中南、华东、西北、西南等地支援全国新区接管建政的党政军干部达数万人。太行解放区、太岳解放区、晋绥解放区抽调随军南下的干部近两万人。这些南下干部别离故土，别离父母、妻儿，远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他们克服种种困难，闯过思想关、语言关、生死关，与当地干部一起建立人民政权，为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革命战争中山西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干部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干部的培养和储备工作。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在长征途中，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党员干部队伍人数锐减。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当即强调要发展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党员，培养大量干部以适应新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向全党强调：“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

在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在根据地培养和储备了大量干部。早在红军东征山西期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尽快建立完善山西地区的党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恢复重建了此前遭到破坏的中共山西工委，以便于系统地开展组织工作。为解决山西地区党组织恢复建立过程中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中央北方局更是通过从外省调入大批干部、开办党员干部短期训练班、从上级领导机关抽调干部下基层等办法充实干部队伍。通过这些骨干力量进一步建立新的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培养新干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党在根据地创办了各类干部学校，培养了许多忠诚可靠、英勇顽强的革命干部。这些干部不仅在敌后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为适应今后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在不影响本地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挑选一批革命信念坚定、工作能力突出的干部，尽快送去延安保留培养。《中共中央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中指出：“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为着将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该坚决地送质量好的干部。”

1948年12月，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明确要求各地：“我党必须立即训练和准备大批接管全国各大城市及工商业的干部，否则，决不能应付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此外，为了解决干部缺乏的实际困难，中共中央还要求各解放区要尽可能地从工人和职员当中，培养训练大批新干部，以便在后续接管工作中与老干部一起随军南下进行新区接管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适应解放战争和全国建政的需要，解放区加紧干部教育，通过在中等学校开设干部班、干部学校等方式大量培养和训练干部。以太岳区为例，1948年，太岳区各中学开办了8个干部班，培养招收学员440多人。晋西北地区在1945年至1949年间，建设完善了西北行政干校、西北艺校、西北军大、财贸干校、工业学校、卫生学校、西北军区通讯学校等。此外，晋绥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贺龙中学、贺昌中学、范亭中学、晋绥二中等学校同样担负着培养干部的任务。

这些在解放区中培养训练的新干部，在大军南下的征程中与老干部一起奔赴新区，参与政权接管工作。他们大多是革命意志坚定、斗争经验丰富、政治素养突出的优秀干部。他们中有的人参加过红军长征，革命经历丰富；有的人做过敌占区工作，对城市情况比较熟悉；有的人长期从事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工作。这批经党悉心培养、具有较强政治素质、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及良好组织能力的干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接管建设新区的“宝刀”，为新中国开辟出了崭新的天地。

良好的干群关系成为山西干部南下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不断在山西夯实政治根基，干群基础良好。山西也被称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更是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军民几乎是倾其所有，出人、出力、出粮、出钱支援八路军抗战。“母送子、妻送郎”成为根据地人民支援抗战的传统。解放战争时期，在山西，先后有三十多万农民参军支前，上万名干部支援新区解放。可以看到，良好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使得山西较之其他地区更容易实现干部动员，更能完成好干部抽调任务。

山西南下干部李怀德曾回忆起他的父亲义无反顾地支持他南下的经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随军南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从我的家庭来看，父母当时都已六十多岁，而且父亲是半身不遂。弟弟从太行三中毕业后，分配在太行军区，再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后来从部队上传来消息说是渡过黄河时和国民党作战已经牺牲。我有两个小孩，女孩十岁，男孩八个月，正生着病。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走还是不走？我从区公所回来，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说明县委抽调干部南下。我是个共产党员，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解放全人类。现在我们的家乡解放了，但是全国还有许多地方未解放，我们应该帮助那里的人民得到解放。这次组织抽调我南下，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咱们家的光荣，我是想去的，但是也要征得家人的同意。平心而论，我母亲和妻子是十二万分不想让我离开的。然而，我重病在身的父亲却深明大义，他用朴素的语言对全家人说：‘自古尽忠不尽孝，你是公家的人，尽忠当然应该在先。再说了，咱这地方解放了，如果其他地方不解放，那国民党反动派就还会打回来，咱们不是还要吃苦头？所以说，尽忠其实也是尽孝，你就放心走吧。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在后方，终究要好过得多。正是父亲一席话，坚定了我的思想，也打消了母亲和妻子的顾虑，而组织上也在我离开之前，帮我把妻子和生病的儿子接到县城去看了病，也算是对家人的一个安抚。然后我才义无反顾地踏上南下的征程。”

在山西，这样全力支持干部南下的家属不在少数。有一位南下干部回忆道：“在沁源，南下干部4000多人更是住在了老百姓家里，老百姓非常好的。”得益于良好的群众基础，在中共中央南下任务下达后，山西才能较快地完成南下干部的抽调工作。

山西革命根据地积累了丰富的干部抽调经验

山西积累了丰富的干部抽调实践经验。抗日战争初期，各省外调干部支援山西战略支点建设，建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后期，山西抽调干部北上，“经营东北”；解放战争中，山西抽调大量干部随刘邓、陈谢等南下大军参与建设新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后期仅以山西为中心的各根据地，就曾先后外调九批干部参与新解放区接管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开始外调大量干部进入山西，领导根据地军民全面抗战。卢沟桥事变后，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华北地区民众支援前线，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由平津移驻山西太原。北方局的领导同志和负责人也进驻山西，领导敌后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曾先后多次抽调干部赴晋，组建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中共山西工委、華北联络局等领导机关。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更是从平津等地抽调大量干部进入山西，组建了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冀豫晋省委、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这批干部到达根据地后，积极发展壮大党组织，建立干部培训学校，培养党员干部，动员根据地军民参军参战，为党的干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外调入晋的干部在抗日根据地一待就是七八年。七八年间，他们与本地干部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他们中的许多人牺牲在山西的战场上，忠魂埋骨三晋土。外来入晋的干部也激励了此后解放战争中的山西干部南下。贺龙在晋绥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上说道：“过去南方同志到北方来，为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北方人民。现在北方全部解放了，北方同志也应该到南方去干革命，解放那里的人民。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贺龙的动员讲话更加坚定了干部南下的信心和决心。

解放战争初期，为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山西地区开始陆续抽调大量干部进入新区，为解放战争后期大规模抽调干部积累了经验。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提出了战后全力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随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晋绥、晋察冀、陕甘宁、山东等解放区尽快调派部队，抽调干部进入东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绥地区抽调了三个干部团赶赴东北，太岳地区则抽调了1200多名干部北上，晋察冀抽调4000余名干部前往东北。这批干部在东北解放后，又有部分人自东北南下，与华北南下干部共同接管新区。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根据中共中央“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太岳革命根据地开展了立功竞赛，动员大量干部和民兵随军南下。太行区党委抽调了近4个地委、20个县委的干部随军南下，太岳区抽调了3000多干部随军南下。为配合陈谢大军挺进豫西，太行、太岳区亦抽调数千干部随军南下新区。其中，仅太行区就抽调了1600多名干部渡过黄河，随军开辟新区。这一时期，太行、太岳地区为抽调干部制定了诸多动员和优待政策，颁布了《远征干部家属优待暂行办法》等，使得广大干部无后顾之忧，全力南下。

在汲取此前根据地干部调配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全面部署成建制调配干部工作。山西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动员抽调干部南下。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11月至1949年6月，山西各解放区先后抽调两万名干部南下支援新区接管工作。其中，太行、太岳两个区党委抽调南下福建的干部4000多人，晋绥解放区抽调南下入川的干部6000多人，晋中区南下工作团调配3000多名干部南下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