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运城盐商的社会担当

任佳琦

在古代，中国的盐产地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和内陆的盐湖。其中，山西运城的盐池是最著名的盐产地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盐业实行专卖制度，只有得到政府发放的盐引的商人才能从事产盐贩盐。运城地区的盐主要供应北方地区。运城盐商依靠本地的资源优势发展壮大，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坐商。运城盐商发家致富之后，广行善举，反哺社会，为运城的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自然灾害来袭后，他们积极承担起恢复当地经济发展的责任。除了秉承“仁”“义”的营商理念回报乡里外，他们也表现出对提升社会地位的渴求。

清代运城盐商概况

自古以来，运城盐池资源丰富。河东盐商历经多代的经营，在清朝发展到了顶峰。清代初年，清政府下令废除河东盐生产官营制，颁布了“畦归商种”的政策。所谓“畦归商种”，即将盐田的生产权交由盐商，准其世代相袭。政府向拥有畦地的商人征收盐税。这项政策使得河东商业资本进入生产领域，标志着食盐生产首次由国家垄断变为商人出资的民营资本参与活动。这些盐商后来分化出了从事生产的坐商与负责运销的运商两种。其中，部分规模大、较为独立的盐商，兼生产、运销两者。

清代中叶，运城盐池地区的盐商高达420多家。运城盐业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士农工商”的传统思想，致使当地百姓不问农事，大半“为商所在”。四大盐商家族分别是槐泉王氏、南高刘氏、运城姚氏和运城杜氏。运城盐商代表有临猗人阎天杰，孜孜不倦经营盐业数载，回乡报效故里恩情。王氏家族王世泰，平时不多言语，但在家乡旱灾严重之时，他带头倡议赈灾，捐银千两，远购粮食储存于义仓中，谢绝乡邻为他树碑立传的一番美意。盐商大户周宗贤，是运城盐池拥有两号盐畦的12锭大坐商之一。留存至今的周家大院风格古朴典雅，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盐商家族的文化底蕴。

坐商专门从事产盐。推行“畦归商种”期间，因后期资金困难，坐商聘请当地大富入股经营，聘任本地人为掌柜，商贾坐收利润，是为坐商的最初形态。运城坐商在畦地生产时沿用了垦畦浇晒法，即雇佣工人，将掺杂淡水的卤水灌入畦地里，在硝板上进行晒制，以得到品质优良的盐。坐商一开始只有畦地的土地使用权。由于部分盐商经营失败，私下买卖无主荒地的情况出现。到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坐商获得了锭票，实现了对畦地的合法化占有。

运商负责盐的运销环节。运商一般由政府招募，可以自愿退出。在政府管控下，运商根据自己的财力认领一定数量的盐引来运输和贩卖河东盐。根据年限长短，有短商和长商之分。运销的步骤为请引、按引配运、到地掣验。运商一般通过虞坂路和车辋路两条古盐道运输。他们渡过黄河，将盐运往中原的其他地区。运商还需要个人出资开设盐店。从前，商人将池盐交给店铺贩售，结果出现了店商与伙计勾结串通，私自倒卖食盐的现象，遂“将店家革除，令商人自行立店卸发，以杜积弊”。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和官吏搜刮民财，后期自愿加入的运商大大减少，经营体系濒临崩溃。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政府放松了对运商身份、财产的限制。普通百姓只要缴纳一定的税赋，就可以销售池盐。“畦归商种”的出现，使得运城池盐的产量超过了政府定额。仅运城地区四大坐商之一的槐泉王氏，在极盛时期就拥有五个盐场。这些盐商每年运输销售盐引总额能达到60万引，平均贸易额在1670万两以上。乾隆年间河东盐池累积运输销售盐引9000多万两。得益于这套产运销体系，河东盐畅销北方各省。

盐课是清代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分场课、引课、杂项三大类。场课是对食盐生产者的课税。引课是对食盐销售者的课税。杂项有铜斤、河工银、行政经费银等，是各种名目的杂款累积，是一种附加税。产盐的坐商缴纳场课，运销的运商缴纳引课。杂项作为一种附加税目，不属于国家财政之列，无需报备，因而到后期款项越发繁杂混乱。清政府在杂项上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场课、引课，给盐商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运城地区强大的盐商势力极盛之后开始出现衰微的迹象。顺治年间，官府扩大河东盐的销量，希望借此增加赋税收入。在很多地区食盐供应已经趋于饱和之时，仍然执意引商尽销。此举伤商劳民，给盐商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由于天理教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年），政府索取盐商资助军饷的集资超过了800万两白银，远远超过运城商人的承受范围。到了清朝末年，国内外大小战乱不断，加之外国商人大肆倾销，侵占市場，本地大大小小的盐商和其办理的企业相继衰败。

运城盐商崛起后的社会担当

（一）支持教育

运城的学校，有官学、社学、运学以及书院之分。运学即运城盐务专学，始建于元朝末年，最早是由盐运使奥屯茂创设，是一所以接收盐商以及盐工子弟入学为主的一般学府。

盐商在教育方面的付出，主要是承担了各个方面的经费。

一是维持运学的正常运转。运学的经费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河东盐运司公务费开支；二是购置学田，收入租金；三是盐务官员、盐商、士绅的捐助。运学最早的经费来源是河东盐运使林国相置办的第一块学田，而后河东盐运司运判王建中在其任上购置了60余亩土地作为学田。运学之所以能长盛不衰，除了这些土地的收入以外，也离不开盐商的捐助与支持。运学在元代时停办，明清时期重办，少不了盐商的捐款资助。

二是出经费资助书院。运城盐商持续资助河东书院、正学书院和宏运书院的开办，在书院改作学堂后也没有停止。其中，在河东书院的多次修缮中，盐商王恒泰、尉世隆、王费合三家相继各捐银1000两，常通裕捐银400两，葛广济、张隆泰各捐银100两，刘洪茂、侯六来各捐银75两。此外，每个盐商还要按引摊银1200余两。盐商每年还要缴纳40两银子作为修缮宏运书院的费用，盐商范天锡就曾先后给宏运书院捐银61409两。

（二）扶持慈善机构

由于盐业发达，运城地区盐商乐于资助慈善机构，为它们提供足够的经费来运转。比如，临猗人阎天杰经营盐业发迹，5年间获利丰厚。归乡后，他积极修缮当地的庙宇，救济贫苦的百姓。运城盐商资助的主要有育婴堂、养济院、养病所等机构，为其提供建设经费与维持运营的费用。

山西地区的育嬰堂始建于清朝中期，快速发展于清朝晚期。育婴堂的职责是收养弃婴或者家人没有能力继续抚养的幼儿，为他们提供暂时的栖身之所。山西比较知名的是太原和运城的育婴堂。运城的育婴堂建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由运城盐商捐助建设，建于路家港，可容纳婴幼儿百余名。山西多个州县的育婴堂由于经费短缺，很难长期维持。宣统三年（1911年），山西省内的育婴堂总共有5个，运城便有1个。这反映出当地盐业经济的繁荣以及盐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清康熙二年（1663年），各地开始修建养济院，收留孤贫者。养济院是为收留孤寡鳏独、贫苦流民设立的，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运城盐商积极资助和建设了运城地区的养济院。康熙二年，运城养济院可容纳140多人。到了嘉庆八年（1803年），“河东金应琦捐廉银七十二两，饬交安邑县发商生息，为春秋完粮之用”。由此可见，创办养济院，维持其运转，离不开盐商在经济上的支持。

光绪十五年（1889年），运城一带流行病爆发。政府在城南的宏教寺为救济患病的盐池工人创办了养病所。为了更好地管理当地事务，政府将养病所交由运城坐商继续经营。每年库发的经费不足时，由盐商补足所缺经费。养病所会用此经费对盐池工人进行不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

义仓是旧时地方上为防备荒年而设置的公益粮仓。清光绪八年（1882年），阎迺珏任河东道台，在解州建成同善义仓。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在运城老东街创建运安同善义仓。工桑园设立于1906年，用于安置游民，发展农桑，促进了社会的和平安定。习艺所创设于1906年，是收容罪犯，令其学习技艺，改过自新的场所。这些慈善组织的建设和维持都离不开盐商按时捐助善款。

（三）义赈灾民

运城本地盐商在赈灾方面主要有两点贡献。一是在“丁戊奇荒”中赈济灾民。二是设立了运城粥厂。

1875年开始，中原地区爆发了一场持续三年的严重旱灾，山西地区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因为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所以被称为“丁戊奇荒”。这场旱灾几乎席卷了整个山西大地，各地都出现了无雨、干旱、降雪稀少的情况。旱灾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粮食短缺，民生凋敝，其中“晋南被灾尤酷”。旱灾之后往往又伴有瘟疫发生，由于当地医疗卫生条件有限，运城地区饥民、病人遍地。“丁戊奇荒”发生时，“内外库储俱竭”，清政府很难通过自身财力来挽救这场灾难，还需山西各地区的商人募集筹款。据记载，山西盐商捐银总额超过了300万两。其中，运城盐商的捐款数额就占了大部分。荣河县商人王章成“在县赈捐八十金。在村倡散粟二十大石，全活甚众。又建义冢，凡死后无人葬埋者，咸出私囊，觅人掩埋之”。新绛盐商赵延珍，“丁戊大祲，邻里求助者，辄量力而予，全活甚众”。

运城盐商还出资设立粥厂，搭建粥棚，施粥给灾民。向灾民提供粮食是非常有效的赈济措施，“救荒法，如煮粥者善”。运城粥厂成立于清朝时期，每年寒冬腊月开厂施粥救济无衣无食的贫苦百姓。粥厂创办经费一部分来源于政府，还有一大部分来源于运城盐商与地方士绅捐赠。运城粥厂会在粮食收成欠佳，青黄不接的时期接济挨饿受冻的百姓，并为其置办棉衣棉裤。粥厂用捐资的办法兴办两年后，因担忧临时募捐的方法不能持久，“遂饬坐运两商每放盐1名（3万斤）捐钱1钱5分，按当时盐池年生产能力5000名计算，粥厂每年就可以得到1500两银子”。自此，运城粥厂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遇到灾年，有些富裕的盐商家族会开仓放粮，将自家储备的粮食发放给百姓，或者单独设立粥棚，施粥给百姓。例如，万荣商人潘正春每逢灾年，都会在村口支起大锅熬煮米粥，为贫民、灾民分发馒头。四大坐商之一的绛县槐泉村王氏家族，每年都会在青黄不接时，在槐泉村村外用粥饭连续救济村民三个月。不仅是本村，周边邻村的贫民也因此受益。

（四）创新生产

运城盐业的繁荣离不开运城商人追求进步，不断改进制盐技术。

一是创设凿井新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水灾导致黑河淤积，盐池的卤水需要打井取水。最初修建的滹沱，又称挞井，“口面宽广，有环绕数十丈者，下则层递缩小”。每次都需要约20人才能将水抬往盐畦，雇佣工人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光绪六年（1880年），关东场坐商李传典创新了凿井的办法。凿出的井名为樁周，也叫卤井。此井细而圆润，可以汲取地下深处的泉水。为坐商节约了凿井、维护井壁和雇工的费用。

二是完善垦畦浇晒法。“畦归商种”政策推行后，运城盐商在“垦畦浇晒法”的基础上，舍弃了自然结晶的办法，使流程更加合理和科学，达到了古代制盐工业的新高度。文献中记载：“每随二月一日畦工入地，盖庵治畦，掏沟，俟薰风一至，引水浇晒。浇者，灌之以水。晒则暴之以日也。先用桔槔挹水注于畦之首段，时以铁扒搅之，日曝味作，挹注次段。首段另注新水。次段水咸，色赤，挹移三段。俟其澄清，开门塍隅，以灌四段。段段开灌，悉以前法。”这种完备的制盐方法，大大提高了产量，同时保证了产盐质量。

对运城盐商的评价

（一）为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运城盐商资助河东运学的运营，培养从事盐务的人才，夯实了运城地区的教育基础，完善了运城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当地良好的学风。运城因此成为了河东的文化中心，教育文化水平一直在山西省内名列前茅。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盐商资助运学发展壮大后，运城本地考取进士的人增多，考生的文化素质明显提升。顺治三年（1646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运学中诞生了33名进士。顺治年间，运学出身的谢象申与谢象超兄弟，均在科举考试中中举。运学的成立，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务专学的一项创举，造就了“师道立而教化行，理明义而风俗美”的良好学风。但是，运学成立后只接收盐商、盐丁的子弟入学，要“教诸商子弟”，并非接纳所有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入学学员的范围。

运城地区较出名的三所书院，虽最初都是由盐运司倡导创办的，但后期的运转都离不开盐商的资助。晚清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开展，科举制度被废除，运城地区的教育体制逐渐向近代转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河东书院改设为河东中学堂，宏运书院改为河东初级师范学堂，解梁书院改为解州高等小学堂。这些成功向近代化转型的书院，以培育优良的社会人才为己任，成为了运城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为巩固运城在河东地区的文化中心地位作出了贡献。

（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商人的刻板印象

运城地区的盐商是典型的儒商，秉承“学而优则商”的传统。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运城盐商的行商传统，让他们不忘根本、乐善好施。运城是关公故里，当地自古就有对关公“忠”“义”精神的崇拜。这种文化传统激发了广大盐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心民间疾苦，矜贫救厄，“信义为本，禄利为末”，在当地开办慈善机构和帮助政府赈灾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教化了当地的民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百姓心中对商人重利忘义的刻板印象，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运城盐商资助慈善机构，帮助政府赈济灾民，竭尽全力在各种灾害中救死扶伤。这些善行义举，将儒家的“仁”“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丁戊奇荒”中，盐商帮助百姓恢复生产生活，出资为已无家人的百姓料理后事。在政府无力救济民众时，都是运城盐商及时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在蒲州等无法实现粮食自给的地区，许多盐商从陕西运贩粮食供给居民。此外，他们还出资修缮庙宇。咸丰七年（1857年）《重修关帝庙乐善好施碑记》中就记载有运城当地多位盐商大贾的姓名。他们的义举带动了整个运城地区向善向好发展。

然而，在运城地区也有不少盐商假借“乐善好施”之名，为自己在当地博取名利，为经商铺路。盐商虽然对慈善事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本性依然重利。比如，在光绪三年（1877年）的灾荒中，新绛县盐商王天赐看到油料短缺，便从西藏等地专购芝麻、棉籽等作物，简单加工后制成油饼、油渣。这些粗制滥造的食物被饥饿的灾民抢购一空，王天赐于荒年中大发横财。在当地方政府经费不足，国家也不拨款的情况下，当地官府往往会要求盐商分摊赈灾钱粮。可以说，部分盐商出资赈灾并不出于主观意愿。在当地书院的建设过程中，运城盐商也要被迫承担每年的修缮费用和学生的乡试盘缠。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慈善捐款、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饷筹集。这些都是运城盐商不可避免的经济重压。

（三）营造了当地良好的经商氛围

运城盐商的美德，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成为周边地区对经商宽容接纳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是“学而优则商”的盐商传统。盐商家族往往会挑选最優秀的子弟经商，次一等优秀的子弟参加科考。甚至有些盐商子弟在考取功名之后放弃官职，选择经商。运城地区重商而不轻学。当地盐商持续资助运学创立。在运学中不仅教授儒家经典，而且教授盐业生产、经营的专业知识。培养出了一批懂盐务、有知识、有能力的经商人才，提升了运城商人把握市场风向的敏锐度，切实提升了盐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优秀的盐商子弟在经商成功后，不忘乡情，反哺乡里，继续资助当地教育、慈善事业发展，从而挖掘和培养人才，以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二是重义守信的儒商风范。大部分商人奉行重利轻义的经商原则，而运城盐商则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秉持着义利并重的观念。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他们扶危济困，不忘乡恩，回报乡里。运城商人王瑶“行货而教义”，手不释卷。运城商人杨光博嗜书成瘾，每次出门必会随身携带书籍，遇到贤能之人便虚心请教。猗氏县人盐商荆百达，自幼家贫，遂习商贸，返回乡里后便修筑祠堂，教育训诫子孙，在乡邻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这些都体现了运城商人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和对仁义精神的崇尚。运城商人十分重视诚信，严格抵制各种虚假宣传、制假售假的欺诈行为。例如，盐商王天赐专门在店铺内张贴“五戒”“五唯”的商训，借此告诫店员和家族子弟要“克己修身”，养成诚信、正直、节俭、谦逊、孝顺的品格。“五戒”即戒烟，戒赌，戒嫖，戒奢，戒舌非。“五唯”即唯勤，唯俭，唯诚，唯信，唯忠顺。“五戒”“五唯”对本地的经商之风起到了净化和榜样的作用。

（四）促进了运城地区盐业的发展

运城盐业的兴盛，离不开盐商自身的努力。运城盐商在经商过程中严格约束自己，坚守从商的原则和底线。在制盐过程中，运城盐商及时发现问题，摒弃了自然风干的晾晒旧法。通过改进生产技术，保证了产盐的品质。在黑河淤堵难以获取卤水时，首创“打卤井”的方法，获取了比挞井更优质的卤水。他们进一步完善了垦畦浇晒法，根据客观规律科学制盐、产盐。运城盐场对盐工也有较高要求。随着汲卤、灌水、蒸发等生产工序的改变，生产者必须具备更全面的专业知识，分工也要更加细化和明确。因此，运城盐池逐步形成了包含畦商、工头、副工头和雇佣工人的管理体系，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产盐质量大大提高，促进了运城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结 语

盐业的发展和盐商的崛起为运城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依靠运城盐产资源发家致富的运城盐商，即使富甲一方仍不忘根本。他们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使得“垦畦浇晒法”推广开来，极大地提高了池盐产量。他们头脑灵活，发明了一套科学、系统、高效的管理体系。他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明清时期创办了养济院、同善义仓、粥厂、养病所等诸多慈善机构。他们重教兴学，为运城地区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运城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明清时期运城盐业的发展和盐商队伍的壮大对运城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且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