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档案品读： 解放太原战役中的摄影照片《战场抢救》

戎浩

解放太原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的摄影工作者与广大指战员一起，冲锋在战斗前线，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解放太原战役的历史瞬间，成为弥足珍贵的红色档案，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宣传利用价值。在太原解放75周年之际，重温袁苓、肖池拍摄的照片《战场抢救》，回顾这幅经典摄影作品的拍摄过程和背后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以此纪念所有为太原解放作出贡献的革命先烈。

驚险的拍摄

《战场抢救》拍摄于1949年4月24日清晨，解放军对太原城内顽抗之敌发起总攻之际。据照片的拍摄者之一，解放军第19兵团政治部摄影股干事肖池回忆，他先是跟随解放军一支先头部队行动，从被炮兵轰开的城门西侧城墙缺口登上太原城南的首义门，亲眼见证了战士将鲜艳的红旗插在城门楼上。进城后，战士与守敌展开巷战，肖池在某营的指挥所遇到了他的上级领导——第19兵团政治部摄影股股长袁苓。一见面，袁苓便兴奋地告诉肖池一个好消息：“刚刚收到新华社广播，南京解放了！”肖池也高兴地回应道：“太原眼看也要解放了。”正当二人沉浸在即将胜利的喜悦中时，指挥所接到报告：城内守敌为了阻止我军进攻，放火烧毁了柳巷的房屋，街区有群众遇难。指挥员果断下达命令：“救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一面作战，一面抢救群众。”行动开始后，袁苓和肖池第一时间赶赴柳巷。

柳巷是太原城内的重要商业区，历史悠久，房屋和商户众多，人员密集。我军突破城门后，从各个方向向柳巷推进。城内守敌负隅顽抗，纵火烧毁了交易所大楼，大火逐渐蔓延到整个柳巷街区。敌人占据柳巷以北的钟楼死守，从高处向柳巷射击和轰炸。在大火和枪炮的夹击下，柳巷房倒屋塌，解放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和熊熊烈火，一边战斗，一边从废墟中抢救受伤群众，同时把街道上四处逃散的老百姓带到安全地带。在这样的场景中，袁苓和肖池发现一名解放军战士正在救助一名怀抱孩童的妇女，二人立即抓拍下这感人的一幕，成就了这幅珍贵的照片《战场抢救》。

瞬间铸就的经典

《战场抢救》首次公开发表于1949年出版的《华北解放军画刊》，后被收入《摄影网》第15期、《革命战争摄影作品选集》《纪念太原解放四十周年画册》《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等图书，被许多博物馆、纪念馆展出。《战场抢救》主要表现的是解放军战士从废墟中抢救出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并搀扶着母亲向安全地带前行的画面。在他们身后左侧还有两名躲避战火的群众，也在跟随救人的解放军战士行动。

照片中的人物集中在画面左侧一角，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画面右侧一半的画幅是已经被烈火摧毁的房屋，后方的房屋虽然还未倒塌，但正被熊熊燃烧的烈火吞噬，显得岌岌可危，烘托出此时现场环境的危险。拍摄者在构图时将倒塌的房屋全部纳入画面中，一方面表现出阎锡山统治集团的反动统治对群众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破坏，一方面通过强烈的对比突出了解放军战士不惧危险，舍身保护群众安危的高大形象。

此外，拍摄者还特别注意表现出画面的空间和纵深，进一步营造了现场危机四伏的氛围。横向上，右侧的房屋已经成为废墟，左侧的屋檐也已残破不堪，看起来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画面中的人物被左右两侧高大的房屋挤压在中间的下方。纵深上，除了画面中的解放军战士和3名群众，没有出现其他人物。他们的背后只有空无一人的街道通向远方。拍摄者通过横向平面和纵深空间两个维度充分表现和渲染了解放军战士救助群众的紧迫性。

总体上看，《战场抢救》是一幅兼具新闻性、纪实性和艺术性的作品。它真实记录了解放太原战役中战场上的真实情况，抓取了解放军战士挽救人民群众于水火中的生动瞬间，同时又以精准的构图和光影控诉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通过解放军战士战场救人的形象，深刻地展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生动地表现了人民军队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主题思想，宣告了解放战争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人民。

寻找最可爱的人

1949年，《战场抢救》首次在《华北解放军画刊》发表，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30年后，《解放军画报》再次刊登了《战场抢救》。照片发表后，画报社收到了一位读者的来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就是这幅照片的当事人之一，被战士救下的妇女是他的母亲，名叫阎竹青，怀中的孩子就是他本人。来信的读者名叫王长清，1968年从山西大同机械工业学校毕业后，在河北省宣化钢铁公司工作。一天，王长清无意间看到了《解放军画报》刊登的这幅照片，便写信与画报社取得联系，希望找到照片中救出他和母亲的解放军战士。经画报社和照片拍摄者多方联系，最终证实了这幅照片中救人的解放军战士名叫胡广志，是63军188师“猛虎连”的一名班长。

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在解放太原攻城战役中，563团1连和562团6连被授予“猛虎连”荣誉称号。这两支连队都是解放军第63军188师赫赫有名的尖刀连。1连在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白洋淀一带，聚歼过血债累累的日军秀雄小队。1946年在易县血战刘家沟时，1连为全营荣获“钢铁第一营”立下汗马功劳，在高林营阻击战中被誉为“英雄防线”。6连曾在河北保定北阻击战中打退敌70余次冲锋，被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授予“钢铁阵地连”荣誉称号。围攻北平时，188师原本将这两个尖刀连作为主攻北平北门的开路先锋，后北平和平解放，63军前往山西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1949年4月初，63军加入对太原的合围，待命攻城。188师攻城的范围东起首义门，西至大南门一段。188师党委决定，由562团和563团主攻，1连和6连作为攻城尖刀连，分别从左、右两翼突破。4月23日夜，两个尖刀连推进至城墙前五六十米的战壕内隐蔽，准备攻城。4月24日拂晓，在我军炮火攻击的配合下，两个尖刀连分别从作战区域的两侧发起进攻，如猛虎下山般迅速攻克首义门，将第一面红旗插上太原城头。6时10分，1连和6连同时向指挥部报告：部队顺利登上城楼。随后主力部队入城，进行纵深战斗，直捣绥靖公署。战后，63军授予两个尖刀连“猛虎连”荣誉称号，同时授予“猛虎连”旗，各记集体大功一次。可以确定的是，救人英雄胡广志就是这两支“猛虎连”中的一员。遗憾的是，1950年，胡广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阎竹青、王长清母子再也无法向他们的救命恩人当面表达谢意。

1980年5月，肖池在太原见到了71岁的阎竹青。阎竹青仍然住在柳巷，屋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桌上摆放着《战场抢救》照片和她的全家福。她告诉肖池，她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儿媳都是工人，是名副其实的“工人之家”。阎竹青说，她一直很怀念胡广志。在听说胡广志牺牲后，她曾经托人寻找胡广志烈士的子女，希望把他们接到太原来，看看被英雄救出的群众已经过上了怎样幸福的生活。遗憾的是，阎竹青了解到，胡广志牺牲后已无家人。这也成了她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英雄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永存。1980年8月，《解放军画报》在“战争年代”专栏用两个整版，刊登了《战场抢救》，同时刊登了《今日柳巷一条街》《王长清在工作》《阎妈妈依然健在》《阎竹青母子到“猛虎连”探望亲人》4幅照片，并配发了肖池撰写的文章——《思念你，英雄的战士》。阎竹青、王长清与胡广志生前所在连队“猛虎连”一直保持着联系，英雄的精神在军民鱼水情中赓续传承。

会照相的战士

好的照片离不开优秀的作者。《战场抢救》的拍摄者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摄影股股长袁苓和摄影干事肖池。他们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主培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摄影工作者，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照相机的战士。除了《战场抢救》，太原解放中另一幅广为人知的照片《63军188师部队攻击敌“生命要塞”双塔寺》也是他们二人拍摄的。

袁苓原名张元龄，1924年生于河北省清苑县北邓村。1939年，在八路军的影响下，袁苓投身革命，在清苑县文建会负责编辑进步文艺刊物，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主张。1941年冬天，因日军“扫荡”，原本稳定的局势发生变化。袁苓随组织向外转移到冀中的安平县，投身地区文建会的工作。此时恰逢八路军部队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袁苓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此时，冀中军区第4期摄影训练班正在招生，希望选拔有较高政治觉悟、有文化的青年从事摄影工作。袁苓在老家读完了高小，属于有文化的小知识分子，得以顺利进入位于滹沱河南岸的安平县北郝村摄影训练班学习。冀中军区的摄影训练班是在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支持下设立的，由石少华发起和具体负责。石少华是冀中军区和晋察冀根据地摄影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十分注重摄影专业人才的培养。1940年6月至1942年6月，在冀中连续举办了4期摄影训练班，为党和军队培养摄影人才100多名。袁苓参加的第4期训练班是招生人数最多的一期。该期学员与工作人员共计86人，1942年2月开学，学制半年。石少华沿袭在延安教学培训时养成的习惯，将训练班称为“训练队”，亲自担任队长（班主任）兼教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还专门派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焦国珍担任训练队指导员。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训练队安排袁苓与教员梁明双、学员董青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记录和整理授课讲义。石少华每讲完一课，三个人就核对笔记，整理出授课教材，经石少华审阅后发给学员传抄和复习。这期训练队的学员都是从各军分区战斗部队、地方公安选拔的青年骨干，平均年龄在20岁上下，具有高小文化。大家学习热情高涨，白天上课，晚上在老百姓家里的油灯下抄笔记，躺在炕上还在热烈讨论。

由于条件艰苦，训练班学员真正上手实操的机会很少。在训练班上，袁苓第一次见到了照相机。那是石少华使用的徕卡相机，还有折合式的蔡司和方盒式的勃朗尼卡。袁苓回忆他学习的经历时说，他在训练班上只真正实习过一次，那时没有胶卷，用放大纸照的。洗照片就在老乡的炕头上，曝光就把窗户上的窗帘掀起来那么一闪乎。

训练班训练了3个月后，日军针对冀中展开了蓄谋已久的“五一大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次“扫荡”中，遭受了十分严重的冲击。根据冀中军区反“扫荡”安排部署，训练班全体人员分散隐蔽，与敌人周旋。袁苓与石少华结伴转移。两人虽然化装成老百姓，但由于石少华广东口音明显，容易被敌人发现，两人交流也不顺畅，一路提心吊胆，靠吃野菜和向老百姓讨饭为生。幸运的是，两人在路上遇到17团的队伍。部队中有人认识石少华，两人得以跟随部队转移，与冀中军区临时机关接上了关系。当时，冀中军区临时机关成立摄影科，石少华担任科长，袁苓为干事。

1942年底，组织安排袁苓参加驻扎在保定狼牙山附近的冀中教导团，学习政治、军事、文化，每天操练。1944年5月1日，袁苓在教导团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从教导团调出，根据上级安排前往晋察冀军区等待安排工作。在军区摄影科，袁苓第一次见到沙飞，还参观了晋察冀画报社编辑部和印刷厂。

1944年6月，袁苓被派往冀中九分区政治部担任专职摄影干事。此时，袁苓有了自己的武器——一台折合式相机。由于物资紧张，胶卷奇缺，一个胶卷要拍2至3场战斗。虽然条件艰苦，但袁苓在战斗实践中锻炼出了过硬的摄影技术，而且深刻理解了战地摄影的重要意义。抗日战争胜利后，袁苓迎来了摄影生涯的高光时期，从1946年8月大同自卫反击战开始，他先后参加了华北战场、保南、清风店、石家庄、进军察南、出击冀东、解放平津等重大战役的采访工作。靠近火线，与指战员并肩战斗，近距离拍摄是袁苓鲜明的摄影风格。他十分注重营造照片的氛围和光线对比。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他依然能够对画面构图有着十分精准的把握。1948年6月，在北平昌平县上下店子战斗中，摄影记者郝建国无意中抓拍到袁苓在战斗一线工作的身影。与所有战士一样，他身穿军装，背着手榴弹、干粮袋，手里拿着照相机，冲在一线抢拍照片。就在这次战斗中，一枚手榴弹爆炸崩起的石子伤了郝建国的右眼，伤及视神经，导致他右眼失明。由此可见，战场环境十分危险。在袁苓看来，在战斗中，摄影记者既要拍好照片，又要能躲开枪子儿，这很不容易。要想做到，就要把自己看成一个会照相的战士。战场上越胆小就越危险。战地摄影记者和战士一样，学会保护自己才是真勇敢。英勇善战，能拍到好场面，才称得上是一名优秀的战地摄影记者。

肖池是河北深泽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从事专职摄影工作，参与了晉察冀和华北解放战争中重大战役的采访和拍摄工作。太原解放后，他随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西进，参加解放大西北战斗的采访。与很多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摄影战士一样，袁苓、肖池虽然没有高学历，也没有经过系统的艺术训练，但他们凭借为中国革命奉献的精神和钻研的态度，在组织的培养下，在战斗的实践中逐步成长为卓越的摄影记者，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袁苓在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说：“你干什么就要干出成绩来，用照相机就要把照相机用好，就像战士会用枪。人家看到了，你也看见了，你得跟别人看见的不一样，比别人看得清楚，比别人看得认真，比别人看得更深入一些。”